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无论是王朝政府，还是官僚贵族、寻常百姓之家，祭礼早已化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传统。曾国藩曾将祭祖列入治家八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考”，即指祭祀祖先。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个“考”字，体现着个人、家庭、家族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礼仪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每逢冬至、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人们就会在神圣的氛围中虔诚地奉献酒食、币帛，追忆祖先，缅怀家族历史，也规训着现世族人。

中国人祭祖与西方人信仰宗教不同，它不仅是仪式，更是礼的表达。中国人在祭祖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对祖先的崇拜、感恩、怀念等多种复杂情感诉求，也通过跪拜、奉献，确认了自己的孝子孝孙身份，开始承担起一份延续家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祖先既是家的来源，亦是家的归属。“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祭礼是对祖先的祭祀，亦是个人对生活价值的探求，我们通过祭祖的方式把过去、未来，个人、家庭联系起来，品味生活的酸甜，追寻生活的意义。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的时候，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都非常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离奇的事情。后来，经过漫长时间的探索，人们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灵魂。史前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赋予其神秘的力量。他们认为灵魂是独立的，它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偷偷地离开身体，到别的地方去活动，当人死了以后就会永远地离开身体，再也不回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亡人的肉身会慢慢腐烂消失，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存在，永远不会消亡。那么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当时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禳祓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祈求祝福。正如胡适所说，“看殷墟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以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如果说殷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重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那么，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周代重礼，《仪礼》一书对当时的祭祖礼仪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当时祭礼程序繁复，前期准备包括筮日、筮尸、宿尸、宿宾、视濯、视牲和请期。正祭当天要杀牲、阴厌、飨尸之迎尸、妥尸、尸饭、飨尸之三献、加礼、送尸、馂、阳厌、礼毕宾出，撤馔。从筮日开始到祭礼当天，一次祭祖礼仪要耗时数天才能完成，足见周人对祖先祭祀礼仪的高度重视。

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正如清代孙希旦所说：“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祭祖礼仪的施行有利于孝道思想的传播和发扬。

虽然孝道思想与祭祖礼仪很早就发生了联系，但最终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建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 “以孝治天下”，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以孝为谥、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思想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按照孔子的思想，在家庭伦理层面，孝首先是“养”，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孝。在“养”的基础上，父母殁则葬，葬后祭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只有养、丧、祭三方面都做到了孝，才是真正的“善事父母者”。汉儒继承了孔子重孝的思想，并通过《孝经》《仪礼》《礼记》等礼仪著述大力倡导将“养”“丧”“祭”作为展现孝行的重要方式。《大戴礼记》云：“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重孝是汉代社会重要的伦理文化取向。在汉代皇帝中，东汉明帝尤重孝道，他开创的“上陵礼”，直接导致了东汉民间墓祭的兴盛。中元二年（57）三月刘秀葬于原陵，次年春正月明帝刘庄率领公卿百官前往祭祀。《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此后，上陵之礼形成定制，直到东汉季世灵帝时仍是如此。蔡邕在建宁五年（172）正月以司徒掾的身份随灵帝祭原陵，“到陵，见其仪，慨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在蔡邕看来，明帝本意是彰显“天下事亡如事存之义”，以使天下人皆效法。王充在《论衡·四讳》中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事实上，受皇室上陵礼的影响，东汉民间墓祭盛行。虽然皇室墓祭与民间墓祭的外在表现形式有诸多不同之处，礼仪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始终如一，即表达子孙对祖先的孝。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礼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僭越现象的出现。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礼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子《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其中，朱熹尤重祭礼。朱熹认为“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报本返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同时，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于是他要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将这个问题继续推进，并且付诸文字，形成可以被直接运用于生活的理论主张。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朱熹提出了祭祖以祠、祭主诚敬、节略浮文、祭物随宜的四条基本原则，建议人们按照这四条原则执行即可，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朱熹对祭礼发展的贡献还不仅如此，他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祭祖是一件神圣、庄严的礼仪活动，一切事项必须审慎对待。首先是确定祭礼时间。清代徽州吴氏家族就严格按照朱子《家礼》的要求，冬至一阳之始，祭始祖；立春生物之始，祭先祖；四时仲月因时而祭，祭四世祖先；季秋成物之始，祭祢。另有忌日之祭和三月墓祭。

自宋代以来，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就成为中国人祭祖的首要选择。一座气势恢宏的宗族祠堂，不仅是后人祭祖以隆孝的空间场所，更是彰显家族社会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红楼梦》中写道：宁府西边另有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旁还有一副长联，写道：“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上面悬一九龙金匾，上写 “星辉辅弼”，乃是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写道“慎终追远”。旁边一副对联，“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

中国人相信“祖先不歆非类”，只有家族男性成员才拥有参与祭祀的权利，女性成员和其他外姓人绝不能参加祭祖。同时，参与祭祖还具有强制性，若无特殊原因，必须参加祭祖，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如有无故不到茔拜扫者，加罚，罚金作公用，决不徇情”。在祭祖之时，族人需按照辈分逐次排列。《红楼梦》中写贾家祭祖时，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

子孙们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尊崇之情，在祭祀之前要诚心斋戒。斋戒期通常为三天，在这三天里，人们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不吊丧、不听乐，凡凶秽之事，都不能参加。除了自身的准备外，还要准备丰富的祭器和祭品。鲁迅说在他的家乡，每到年底，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就可称为“福礼”了。

到了祭祖这一天，族长率领全体族人在祠堂整肃待礼，按照朱子《家礼》的程序进行。主要仪节包括参神、降神、初献、亚献、三献、辞神、撤馔。核心部分是初献、亚献和终献的三献礼，通过三次献祭将准备的祭品依次献给祖先享用。南怀瑾曾回忆儿时在家乡祭祖：“我个人很小就代表出来祭祖，那个场面真把人吓死了！那个时候才十二三岁，穿着长袍马褂，好多人，好痛苦呀！一个台子又一个台子，再走两三步，中间又一个台子，再两三步路边又一个台子。上边都摆着祭品，人山人海站的很多。详细的情形时间久了，有些细节也记不清了。……那个主祭者很难当，一边四个人，现在叫司仪，过去叫赞礼，共八个。开始时不是喊典礼开始、主席就位，而是喊主事者各执其事，主祭者就位，像唱歌一样，拉着嗓子。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听赞礼的一叫，我头都晕了！像上了法场一样，步子都不敢走错。穿着长袍，一步一步走，然后跪在地上，而且还要用手把长袍拦一下，接着赞礼叫上——香。人家把香交给我，我就拜揖；再喊跪——我就跪下；拜——就要叩头，三跪九叩，这是初祭。然后再献这样、献那样，就位以前还要盥洗。旁边一个盆子盛了水，要擦手擦脸，像伊斯兰教一样，现在还保持这一种规矩。”南怀瑾从一个孩童的视角有趣地描述了20世纪前期一场隆重而神圣的家族祭祖仪式，仪式自身的神圣性，加之繁琐的仪式环节，确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备感压力，也记忆深刻。温州南氏家族的祭祀仪式至今传承，每年农历三月初十，南家人齐聚乐清白石镇，行祭祖大典，同时当地人还在这里进行农具产品交易，形成了地方庙会。

祭祖仪式的最后一个程序是颁胙，即将祭祖仪式中使用的肉类、面食、蔬果等祭品均发给参与此次祭祀的子孙。嘏词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孙，来汝孝孙，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永年，勿替引之。”颁胙是祖先和子孙的一次互动，祖先通过带有福气的胙食，把自己对族人的爱和福佑传递出去，让子孙在食物的芬香中感受爱，接受福佑。

中国社会自古重视血缘亲情，祭祖以隆孝是我们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我们利用传统节日、冠婚丧祭等特定时间，集合全家、全族之人，举行隆重的祭祖礼仪，培植后人的孝道观念与感恩情怀，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也可以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重要伦理依托与仪式保障。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