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旨在规范各国货币金融行为，加强各国货币政策协调，避免以邻为壑的汇率战，促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然而，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构建一个反映世界多极化、体现全球南方诉求、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提高国际金融稳定性、增加世界经济确定性的必由之路。

美元体系越来越脆弱的多重原因。特里芬难题埋下美元体系可能崩溃的种子。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发现，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元无法同时满足提供全球流动性和稳定币值的双重职能。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21万亿美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表明，美国经济严重失衡，需求过旺供给不足，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综合经济竞争力下降。一旦美国经济增长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美元币值稳定就会失去基础支撑，人们就会抛弃美元，导致美元体系崩溃。

激进货币政策加剧国际金融风险。美元的霸权地位，加上华尔街的金融支配权，赋予美联储很大的影响力。美联储每一次加息或降息的货币政策调整，都会牵动资本流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新冠疫情以来，美联储先是加码量化宽松，美元泛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创40多年来最高纪录。随后在短短1年多连续9次加息，一路推高美元指数，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产生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欧盟陷入经济衰退，德国甚至出现负增长；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债务负担激增，货币大幅贬值，爆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多年积累的经济成果付之东流。

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动摇美国政府信用。2017年，美国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实行大规模减税，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赤字增加。2024年各级政府综合赤字占比7.88%，远高于3%的合理水平。发债是弥补赤字的有效途径，据美国国会最新数据，美国国债规模达36.2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远超60%的合理水平。如此规模巨大的债务，加剧了市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标普和惠誉等著名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美国政府信用评级。政府信用是主权货币的基石，美国政府信用下降必然动摇美元币值稳定，进一步加剧美元体系脆弱性。

外部竞争与去美元化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欧盟经济高度一体化，区域内贸易投资基本上使用欧元结算，欧元在全球支付和官方储备的占比超过20%。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元是美元的有力竞争者。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也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自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超过4.6%，成为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被越来越多国家纳入官方储备。在中国周边、亚洲和“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使用比例更高。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将其剔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封杀俄罗斯的国际清算结算，并冻结俄罗斯的政府资产。美国将美元武器化，令许多国家担心金融安全，促使那些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加速去美元化进程。金砖国家、东盟国家都制定了降低美元依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泰国、阿联酋、沙特等国还构建了全新的国际支付平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甩开美国控制的SWIFT系统，使用双边货币进行支付结算。

潜在风险分析。加剧全球金融震荡，容易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危机。当前，美元体系的运行主要依靠美国贸易赤字提供全球流动性，其中一部分沉淀为美元储备。特里芬难题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换言之，一旦美国的赤字、债务问题恶化，打击市场对美元的信心，美元信用体系的动摇可能导致类似20世纪70年代疯狂的美元投机风潮，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在全球化、金融数字化的今天，汇率风险会迅速跨越市场和国界，引发货币、信贷、债券和股票市场波动，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交叉传染。新兴市场国家更是首当其冲，容易叠加“羊群效应”和板块效应，爆发区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更大。

打击贸易和投资信心，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选择使用什么货币进行国际支付，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贸易地位和综合实力投票。美元体系演变进程中的国际货币多元化，客观反映了国际分工和产业链重构。然而，从美元体系转向多元化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国之间、主要货币之间的博弈会加剧汇率波动，增加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例如，过去十年，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都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联合国关于2030年解决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可能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迫使国际关系调整，加剧国际贸易碎片化。美元体系不仅是美国获得铸币税和全球金融控制权的手段，也是美国千方百计维护的核心利益。为了缓解特里芬难题，巩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必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迫使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关系调整。例如，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关税，减少进口来降低贸易顺差；限制技术出口来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强迫各国选边站队、实行友岸外包来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威胁进行经济制裁来阻止南方国家去美元化。这些措施突出了“美国优先”实质，可能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加剧国际贸易碎片化，扭曲国际合作和竞争格局。

国际社会应对策略。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美国GDP 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为26.4%，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接近60%，表明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远高于其经济地位。鉴于美元独大、力不配位是造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各国政府应该致力于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在贸易投资及储备中更多使用非美元国际货币。国际投资者应优化多元投资组合策略，不仅要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还要综合考虑黄金、其他商品和数字资产，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

强化双边贸易本币使用，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2023年，美国贸易额在全球占比为10.8%，但美元全球支付占比46.6%；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美元结算的比例超过90%。打破各国长期形成的美元路径依赖，推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是关键。各国可通过双边贸易协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同时，建立双边货币直接兑换市场，避免使用美元进行汇率套算，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和交易成本，增强本国经济稳定性。

加强货币政策协调，推动区域金融合作。根据有效政策组合原理，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实现经济外部平衡方面更有效。各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不同。应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例如完善央行之间的沟通机制，加强与美联储、欧央行和主要国家央行的沟通交流，相向而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努力减轻货币政策溢出的负面影响。顺应经济区域化潮流，深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发挥好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峰会等国际经贸合作平台的政策沟通作用，发挥好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积极运用数字货币技术，大力推广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推动资源出口国、初级品国和制成品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提高全球南方在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