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汲古阁藏书之富、版本之珍、刻印图书之精，都是为世所称的。徐遵汤《和古人诗序》说：“自来藏书与著书蔚为两家，至吾社子晋而合。”有关毛晋的生平交游及汲古阁藏书的内容、版本、刻书情况，文献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九四七年，钱大成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毛子晋年谱稿》（下文简称《年谱》），依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下文简称《小传》），毛褒等所撰《先府君行实》（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附录，下文简称《行实》），钱谦益《毛子晋六十寿序》（下文简称《寿序》）、《隐湖毛君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等材料，对其生平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二〇一〇年，日本学者三浦理一郎出版了《毛晋交游研究》，又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毛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保护着汲古阁珍贵的藏书和称甲一方的资产，平安躲过了明清易代的战火？作为读书人，他信奉怎样的思想？对此，以往的讨论并不清晰，似乎还有进一步探寻的必要。

一

毛晋（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九）本名凤苞，字子九；后更名晋，字子晋，号潜在，晚号隐湖，别署汲古阁主人、笃素居士。江苏常熟人。他的曾祖毛玺迁居常熟后，以耕读传家。祖父毛圣以“力田起家”。其父毛清非常能干，钱谦益《墓志》说他精于农事，善于经营，又急公好义，乡望甚崇，因为赈灾、修堤有功，深得时任常熟县令杨涟的赏识和感戴。毛晋懂事后，父亲对他的教育极为重视，“广延名人硕儒，纵其子游学以成其名”，并令其执经同乡钱谦益门下。用钱谦益的话说：“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旨。”（《墓志》，《有学集》卷三十一）又说“忆子晋抠衣升堂，年方英妙”（《寿序》，《有学集》卷二十三）。可见所谓“壮从余游”，其实是在毛晋刚成人的时候。

徐遵汤称毛晋为人“素心侠骨”（《和古人诗序》），钱谦益在其《寿序》里感叹说：“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无成。海内知交，凋谢遒尽，及门之士，晨星相望，亦有弃我如遗迹者。唯毛子子晋，契阔相从，不以老髦舍我。”又在《墓志》里盖棺论定地说：“子晋为人，孝友恭谨，迟重不泄。交知满天下……与人交，不翕翕热。抚王德操之孤，恤吴去尘、沈壁甫之亡，皆有始终。”所谓“迟重不泄”，是说他口风很严，不传播是非，比较有城府；而“不翕翕热”，则是说他的热情不是表现在脸上，而是在行动中。这些品行，在陈瑚的记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在《和陶挽歌词哭毛子晋》诗序中说：“予与子晋缔交，在己丑之秋七月……子晋遂招予移家湖上，时余贫病，见子晋逸气云生，精神满腹，窃自念托生死、全妻孥，谁复有如子晋者？故不远百里而相依。子晋乃授粲授廛，和陶《移居》诗见赠，殆又如梁鸿之于皋伯通焉。”己丑为顺治六年（一六四九），陈瑚一见毛晋，就有托生死的打算，可见其为人。陈瑚还说他“生平无疾言遽色，凝然不动，人不能窥其喜愠”（《小传》）。这和钱谦益说的“迟重不泄”“不翕翕热”是一个意思。

继承了祖、父两代的精明，毛晋同样善于经营，“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区别树艺，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屑，规书处置自具分刌，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投一札者，辄举笔属和，裁答如流”（《小传》）。他喜结交，能急人之难。顺治二年（一六四五）“七月十三日，清兵至常熟，屠杀淫虏至惨酷。就先生避兵者数十家。先生与之宴饮赋诗如平时，皆赖以济”（《年谱》）。由于毛家是有名的财主，要想在乱世保平安，就得广交朋友，少结冤家。故其“居乡党，好行其德，笃于亲戚故旧。……建黄泾诸桥一十八里，无褰涉之苦；岁大饥，则赈谷代粥，周邻里之不火者”（《小传》）。他热心公务、乐于助人，既是乐善好施的品性使然，又未尝不是一种自我保全之策。陈瑚说：“子晋固有巨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比复社领袖张采会做人，明末席卷江南的奴变，在他那里未见波澜，而张采则惨受摧辱（《研堂见闻杂录》）。他所雇佣的大量刻工，在刻书之余，还起到了保护家园的作用。徐康《前尘梦影录》说：“当其时盗贼蜂起，毛氏赖工多保其家。”毛家不但没有遭遇奴变的冲击，也未受到军队的骚扰。据《行实》记载，清朝新任的官员到常熟后，写信召见毛晋。他的朋友杨彝听说，非常担心：“是意不善，子晋且破家矣。”毛晋硬着头皮去拜谒，“及见，但问书史，握手劳苦，不及他事”。他能平安度过这场危机，与平时广结善缘肯定是有关的。

毛晋的智慧，主要体现在经营世务、管理家庭与图书出版方面。尽管钱谦益《墓志》说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陈瑚《和今人诗卷序》说他作诗“体备众妙，美非一伦，可以网罗囊括乎前人”，又说：“以子晋之才之学，俾其生全盛之世，上下驰骋于诸先生之林，相与作为雅颂，赞宣太平之盛德，奏之清庙而用之朝廷，不亦休乎？”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从他存世的诗作看，以唱和赠答为主，整体平平，数量不多。虽然父亲对他有过成龙之望，并为他读书成名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但他“屡试南闱不得志”，最后只能弃儒从商，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获得了历史的认可。

受江南文化风气影响，毛晋少时即爱藏书、刻书，据陈瑚《小传》记载，他自“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有人好意提醒他父亲，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的行为。但因毛晋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疼爱有加，他母亲认为即使因刻书而败业，也比赌博毁家强，所以不但不反对，还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予以支持。毛晋没有辜负父母的心意，刻书仿照宋本，不但版式、字体漂亮，而且校对精良，深受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汲古阁藏书、刻书的辉煌历史。

二

毛清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使毛家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毛晋更是由于刻书业的成功名传海内，交游遍及全国。顾梦麟在《和友人诗卷序》中引用毛晋的话说：“吾之友而其人自达官高流至闲客野衲有显晦，其地自滇蜀关陇至闽楚吴越有远近。”前一句讲友朋身份的多样，后一句讲分布地域的广阔。这些友朋往来，既因为毛晋的好客，也与汲古阁藏书、刻书的名气有关。陈瑚说“子晋先生名满天下”，绝非虚誉。

陈瑚曾经坐馆毛家，“得时时登其阁而览其书”（《汲古阁制艺序》），他对汲古阁藏书之富、版本之佳，有这样的记述：

登其阁者，如入龙宫鲛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讫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小传》）

毛晋日坐阁下，校雠四部之书，次第刊刻发行。“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小传》）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嘉定侯岐曾因长兄守城殉难，新政权对其做出了籍没、追租的处罚，为了不让财产白白落入虎狼之手，也为了打发时日，就曾“报复性”地购买了大批毛氏之书（《侯岐曾日记》顺治四年正月底）。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毛晋重视图书的品质，重视商业信誉，重视与人的关系，也重视对风险的防范。特别是在明清易代的大动荡中，他小心翼翼维持着与新政权的关系，也谨慎地处理着与遗民和反清人士的关系。在他的《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及《野外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时代动荡的影子，这与陈瑚《确庵文稿》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有人举《野外诗》中的《题崇祯历》为证，说他有强烈的故国之思，但这样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该诗题下注云：“泪书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帝自尽的日子，诗中只表达了对崇祯的同情。对清兵在江南的杀戮，对江南民众遭受的灾难，他几乎都回避了。他笔下经常书写的是与高人隐士在山林之中悠闲的聚会，只偶尔发表点对时局的感慨。如《冬日泊赤石矶野庵水次》：“弹铗悲歌气未平，孤舟一系石头城。长江雪暗迷帆影，古殿风高涩漏声。草野频年皆俭岁，朝廷今日正多兵。山僧不识人间事，惟说梅枝岭上生。”但更多出现的却是“偶寻兰渚流觞句，漫咏柴桑种豆歌”“不妨酩酊同渔叟，偃卧舷边覆短蓑”（《上巳集问渔庄赋得风俗犹传晋永和》），“呼友剧谈无俗调，拥书连屋有良缘”（《仲木来居池上寄之》其二）这样的句子。他经常被人提起的义举是刊刻过《忠义集》《宋遗民录》《西台恸哭记》《月泉吟社》与《河汾》《谷音》等书，但这都是崇祯朝的事儿。入清后，未再见有类似主题的出版行为。

毛晋这样做当然是基于避祸的考虑，这似乎是当时常熟文人的一个普遍特征。如钱谦益即曾在南京率众迎降。毛晋的好友杨彝，有名于复社。陈子龙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侯岐曾女婿顾天逵的帮助下，秘密逃到常熟塘市，想找机会辗转出海。他们借夜色的掩护敲开了杨彝的家门，欲求收留，杨彝怕受牵连没敢接纳。钱谦益、杨彝、毛晋等人的这种处世态度，与其周边昆山、太仓和嘉定的许多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来毛晋向佛，与钱谦益一起修持，并刊刻佛、道经典，既有商业目的，也应该与他后期内心的追求有关。与他往来的许多僧人，都是易代之后出家避世的读书人，他们之间除了佛法交流，能不谈及时事吗？《侯岐曾日记》记录了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二月初四，“予勉作寿毛子晋诗，送翼王、子玉虞山一棹”。这段时间侯氏家人为了买书而往返于常熟与嘉定之间，侯岐曾带病作诗为毛晋祝寿，可见两人交情不浅。但在毛晋存世的作品中，根本看不到他们来往的痕迹。这肯定与侯岐曾两个月后因受陈子龙牵连被杀有关。毛晋小心地掩盖了和这些不被新政权接受的人物之间的来往。相比之下，他的好友陈瑚似乎就完全无所顾忌，诗文中对明朝亡国有非常直露的情感表达。奇怪的是，毛晋为其刻印《确庵文稿》的时候，似乎并不对此担心。吴伟业在给他六十岁的寿词《木兰花慢》中说“卧荒江投老遗民，兵后海田耕”（《以介编》），即委婉地提到了他入清后的避世心态。

三

毛晋一生倾力从事搜书、藏书和刻书事业，家中雇佣的刻工高峰时多达数百人，藏版超过十万块（杨绍和：《楹书偶录》引毛扆跋语）。其中给他带来显著声誉的是翻刻了宋本《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等书。陈瑚说：“虞山之阳，星桥之偏，望之岿然而杰出者曰汲古阁。昆湖毛氏藏书处也。阁之下梓工数百人，翻宋刻《十三经》《十七史》以行世。当世学士大夫、博闻强记之家，无不思购而读之。以故子晋先生名满天下云。”（《小传》）这两部书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毛晋翻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深受钱谦益称赞，其给该书撰序云：“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然而，“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驯至明末，其弊已甚。何以矫枉？“凤苞之校刻也，表遗经也，尊圣制也，砥俗学也。……遡经传之源流，订俗学之舛驳，使世之儒者，孙志博闻，先河后海，无离经而讲道，无师今而非古。”（《初学集》卷二十八）钱谦益特别表彰了是书之刻对发扬经学本义的重要性。此序成于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从其表达的意思看，毛晋似乎有反理学的倾向。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毛晋又翻刻了《十七史》，钱谦益再为之序，着重论述了经、史的关系，认为：“经犹权也，史则衡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经不通史，史不通经，误用其偏诐搜琐之学术，足以杀天下，是以古人慎之。”在《墓志》中，钱谦益又对毛晋的出版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子晋奋起为儒，通明好古，……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

这些表述都让人感到毛晋有尊汉学而轻宋学的思想。

其实，毛晋既是专业的藏书人，也是职业的出版人。他追求的是对经史子集诸书从版本上正本清源，精校精刻。当别人对他刻书重宋本的行为提出质疑时，“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小传》）。毛晋爱书、懂书，世所公认，但他擅长的只是版本目录之学，除了《隐湖题跋》，未见他在经史研究方面有何表现。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收藏家、编辑家兼出版家，但并非文史学者。

四

毛晋终究是个商人，只是他经营的商品是图书，文化底蕴比较深厚。钱谦益族子钱保孙称“毛子晋邑中富人也”，“子晋尚以财自豪”（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他重视自我修为，追求精神充实，也享受财富带来的人生之乐。对内，“其治家也有法，旦望则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见师长，月以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义，彬彬如也”。对外，“应接宾朋，等杀井井”（《小传》）。

嘉德公司最近拍卖的一批毛晋手书册页，给我们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从册页的书写情况看，应该是毛晋平日读书，偶有会心处，郑重抄录而成，都是堪作座右铭的文字。册页的内容共十七条，分别摘录了唐人陆贽和宋明理学家及王学诸人的言论，其中陆贽一条、程颐一条、胡宏一条、朱熹三条、黄榦一条、陈献章两条、王守仁两条、罗汝芳五条。说是读书偶得，是因为这批东西并非成于一时，而是分次书写，各有起讫，不论工草程度、行款格式都不统一；说是郑重记录，是因为书写比较认真，有些页子后面还钤有“毛晋之印”“汲古阁”等印章，或有“毛晋”“子晋”“毛晋书于汲古阁”“晋于汲古阁拜草”“毛晋拜草”等落款。

这批册页涉及的人物，除了陆贽是唐代名相，其他都是宋明理学和王学的代表；内容包括个人方面的性命修悟、知敬知畏、为善去恶和治国方面的重封建、重德政和重教化等相关论述。比如第一条系摘录罗汝芳《一贯编》中谈“乐”的文字，第二条抄录了陈献章的《忍字赞》等。可见，作为富甲一方的文化商人，毛晋在读书、刻书的同时，很注意个人修行，因此服膺宋明理学提倡的修身功夫。陈瑚说他“生平无疾言遽色，凝然不动，人不能窥其喜愠”（《小传》），很能说明这一点。而钱谦益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和《墓志》中，所塑造的那个貌似反对理学的毛晋形象，看起来并不真实。王守仁提倡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明代中后期的影响非常普遍。清初江南的抵抗，有很多都是服膺王学的读书人组织起来的。他们把自幼接受的忠孝节义这套价值观，在天崩地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行”了起来，靠的就是平日修省的功夫。所以方苞曾说：“阳明之门，如龙溪、心斋，有过行畸言，而未闻其变诈以趋权势也。再传以后，或流于禅寂，而未闻其贪鄙以毁廉隅也。”（《重建阳明祠堂记》）册页中有两则摘录的是王守仁论敬畏的文字。毛晋的谨慎处世，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生逢乱世，毛晋经营着一大摊家业，管理着两千多人，还要应对各方宾客，参与地方事务，这既考验应变的能力，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精明如他，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也不能不感到心力交瘁。据陈瑚回忆说，毛晋去世前“二三年来，稼屡不登，赋繁役重，日不暇给，微观子晋，虽理烦治剧，酬应如故，而精悍之气亦少衰矣。或相对而蹙额，或当飨而愁叹，时时有之”（《和陶挽歌词哭毛子晋》序）。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曾说：“时代比人强。”生不逢时，即使圣人降世，也难免捉襟见肘之叹。

毛晋摘录的这些文字多与修身有关，这正是他的内心需要。如第一条云：“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活之为言生也，快之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即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布于品汇之心元。……”在繁剧的事务中，毛晋确实需要精神上的放松。陈瑚说他“变革以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无矫矫之迹，而有渊明、乐天之风。与耆儒故老、黄冠缁衲十数辈为‘佳日社’，又为‘尚齿社’，烹葵剪鞠，朝夕唱和以为乐。间或临眺山水，当其得意处，则留连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摩榻数纸然后去。尝雨后与予探乌目诸泉，穷日之力，予饥且疲矣，回顾子晋，方行步如飞，登顿险绝，乐而忘返，其兴会如此”（《小传》）。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亦有类似的记载，他们都讲述了他在友朋唱和、山水游历中自我陶醉的情景。围绕怎样才是快乐的问题，宋儒朱熹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非是着意放开一条路而欲其乐也。”（《答或人》）朱熹认为快乐的本质是“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罗汝芳则说是“无滞碍”，毛晋的朋友金俊明在《野外诗卷序》中认为是“适意”——“今夫生人之乐，亦贵适意而已。……若夫泉石花鸟之奇，烟霞风月之变，友生书卷之契，今古风迹之存，感慨集其中，真乐亦出其中。斯固觞咏所由兴，幽赏与之无斁者也。”这段话，对毛晋的行为做了恰到好处的解释，但又未必不是在与毛晋的交谈中听来的。观乎册页所录的第一条，足知毛晋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很关注。

可以看出，毛晋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其实代表了晚明读书人对性命问题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动荡，逼着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做出思考，并在前贤的思想成果中，寻求个人的精神支撑。而所谓汉、宋学术之争的形成，则还要再等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