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对历史知识价值的质疑，还是对历史研究必要性的反对，都可以归为一种“反历史思想”的范畴。中西传统中都存在反历史思想，但是其影响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反历史思想始终没有导致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更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史学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反，西方反历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史学传统的中断，西方史学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压制。
无论是对历史知识价值的质疑，还是对历史研究必要性的反对，都可以归为一种“反历史思想”的范畴。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西方与中国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成果最为丰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史学取得重要成绩的过程中，中西方历史上都产生过某种形式的反历史思想。
西方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反历史思想是贯穿西方整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不仅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冲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历史本身。
（一）古希腊时期的反历史思想
西方史学产生于古典时期。在此阶段，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历史学家完成了《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历史作品，奠定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正是通过他们的历史写作实践，尽可能真实地保存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成为当时历史学家遵从的基本规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对历史和史学的重视并存的，是一种对历史和史学价值的质疑甚至否定。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抬高哲学而贬低历史学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对历史的重视与对“真理”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他们青睐的是“真理”，而按照他们的知识论，这种“真理”是不可能从历史这种具体而瞬息万变的研究对象中获得的。正因如此，古希腊人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从哲学、诗学的研究中得出真理，而对历史则整体上持一种贬低甚至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古典时期的反历史思想虽然没有以明确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它深刻地隐含在本质主义知识论的背后，并且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随时可能以更加直观的形态展现出来。毫无疑问，在这种浓厚的本质主义知识论氛围中能够产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成果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史学，堪称奇迹。
（二）18、19世纪的反历史思想
继古典时期之后，西方进入中世纪这样一个以宗教神学为所有学科和学术领域指导思想的特殊时代，历史学同哲学等所有人文学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教神学的奴婢和应声虫。历史学在西方真正得到重视，是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降的事情。
然而，时代的需求为传统的知识论赋予了新的契机，源自古希腊时期的反历史思想由此得以接续和发展。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对“终极的真理”念兹在兹的叔本华。遵循古希腊知识论的传统，叔本华认为，终极的真理必须是无时间性的和普遍性的，由于历史学的对象是时间性和特殊性，因此它属于次一等的学科。在叔本华看来，历史学越是想详细地描述个别事件的特点，就越降格为一种描写。
与18世纪不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国际战争之后，稳定性成为19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主题。正因如此，强调“历史意识”“历史感”成为鲜明的时代底色，历史学迎来发展的高峰期，19世纪随之成为“历史学的世纪”。尽管如此，仍有尼采这样的著名哲学家承继上起古希腊时期晚至18世纪叔本华等人的反历史思想，并且将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尼采关于反历史思想的阐释是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展开的。在尼采看来，历史之所以是人类背负的“遗产”，是因为“过量的历史”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多个方面产生危害。如历史感让人们在历史的力量面前卑躬屈膝，像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会导致年轻人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满意；对历史的迷恋还会导致人们盲目自大、自以为是；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
既然“过量的历史”是一种疾病，那么有没有诊治这种疾病的“解药”呢？尼采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让历史之疾药到病除，尼采祭出了他的两大法宝，即所谓“非历史”和“超历史”。尼采所宣扬的“非历史”和“超历史”，对于历史学和历史研究而言，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反对和清除。究其根本，就是借解除历史重负的名义，彻底否定历史和历史学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尼采不愧为古希腊反历史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不仅衷心地为古希腊人没有过分沉迷于历史而感到庆幸，更为古希腊人培育出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反历史思想而欢欣鼓舞。
（三）20世纪以来的反历史思想
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文明附带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得西方人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发生动摇，进而对19世纪带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科学”光环的历史学范式提出疑问。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不少思想家继承尼采关于历史的基本主张，成为反历史思想在新世纪的鼓吹者。需要指出的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继承了西方传统的反历史思想，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后现代主义之所以称历史为“重负”，正是为了突出强调历史的负面作用。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号称是在分析历史研究的叙事原理，实质上则将历史视为一种负面因素加以消除或解构；它的用意与其说是阐明历史学的元问题，倒不如说是给历史学致命一击。
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从先秦时期直至宋代，反历史思想在法家、道家的理论乃至政治家的理论与实践中以多种形式活跃，这表明历史学的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历史思想的沉寂。历史学与反历史思想之间不仅仅呈现为一般意义上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并存乃至互生关系。
（一）变法者的反历史思想
不晚于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已形成诸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类的历史镜鉴思想。然而，到东周时期，以反对“法古”“循古”“慕往”为主旨的反历史思想开始在以法家为代表的变法者中频繁出现。
法家的反历史思想不是为了理论探讨或学术求知，而是服务于变法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阐发反历史思想的过程中，变法者没有限于纯粹的逻辑推理，而是充分利用了历史的资源。以历史证据、历史思维为工具，进而推导出反历史的结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好表明反历史思想滋生的复杂性。
秦汉之后，法家的主张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霸王道杂用”“外儒内法”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已然无存。然而，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之需时，对历史的质疑和贬抑仍是变法者的重要思想倾向。整体而言，有宋一代史学繁荣昌盛，涌现出像司马光、李焘、李心传等史学大家以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名著。但到北宋后期，反历史思想在王安石身上以“尊经卑史”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反历史思想者质疑乃至否定历史的价值，但他们本身的是非功过最终仍要接受历史的评判。
在史学发达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中，几乎没有一个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能如其所想的那样自外于历史的制约和评价，这的确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二）道家的反历史思想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同时具备“重视历史”与“反历史”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倾向。老子、庄子对历史事实的确相当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借用历史服务现实的意识。
尽管如此，“出于史官”的道家并未成为历史教训、历史遗产的坚守者，相反，在道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乃是反历史思想。换言之，道家并没有将重心和兴趣点停留在历史这种变动不居的存在上，而是旨在超越变动不居的存在，概括出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一般性结论。道家反复申论的“道”“德”“大”“无为”等哲学范畴，从根本上而言都是非历史的，或者可以说是反历史的。这颇似前述古希腊时期的知识论，即以确定性、永恒性的对象为真理的来源，否认变动性、偶然性的对象成为真理来源的可能性。
究竟以追求永恒性、普遍性为目的，还是以考索变动性、特殊性为目的，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恐怕正是这种对一般性、永恒性的形上之学的关注，抵消了道家对具体性、变化性的历史现象的兴趣。
中西反历史思想的差异
中西反历史思想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不管基于何种理由或依据，也不论能否得到认同，它们都质疑历史记载、历史编纂、历史研究乃至历史思考的价值，反对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值得关注的是隐藏于这些共同点背后的种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成因和影响两方面。
（一）成因不尽相同
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主要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需求刺激下产生的，在变法者看来，对历史的过分拘泥必然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产生，尽管与社会转型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主要是西方知识论的产物。
西方古典时期虽然很早就产生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流的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始终没有取得与哲学、艺术学、逻辑学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根深蒂固的西方知识论传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历史思想不无关系。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直到17、18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后，这种对历史知识一味贬低的偏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尽管维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努力为历史学争取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地位和尊严，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反历史思想之所以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盛行并延续至今，如果我们看到西方知识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反历史思想成因方面的不同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知识论与社会变革都对中西方反历史思想的产生发挥了作用，只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二者在各自环境下的表现程度不同。
首先，尽管我们断言中国的反历史思想主要是现实社会变革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它与中国人的认识论毫无关系。中国古人其实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然”同“历史”作为存在物的不同——用西方哲学家的表述，前者是“永远如是的东西”，后者是“一度如是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没有像西方人一样对这种区别进行更加哲学化的讨论。其次，我们说西方的反历史思想主要依据知识论，但并不是说它与社会变革毫无关系。贝克尔就认为，18世纪之所以盛行反历史思想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变革现实。
（二）影响不同
在中西方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具体来说，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并未真正动摇历史学、历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西方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则对西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尽管反历史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史学实践、历史意识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这种冲击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第一，反历史思想始终未能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主流的始终是强烈的历史意识。第二，反历史思想始终未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造成根本性破坏，中国史学的传统未曾因此而中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东周至秦朝反历史思想的洗礼和冲击，中国史学到西汉时期，无论是历史编纂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反历史思想对西方史学实践则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情形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讨论。
第一，在反历史思想的助推下，史学始终是西方社会“二流的学问”。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一方面试图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和智慧，另一方面又对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持深度怀疑的态度。关于历史的这种矛盾看法导致史学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或是被当作哲学或伦理的经验实例，或是作为服务于中世纪政治目的的简朴工具，这种现象直到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神意史观”的出现才有所改变。至近代，西方学界对历史的兴趣才再度高涨，史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即使是在历史学最受重视的时期，西方对历史学的重视程度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比。历史意识在中西方的长短相形，实与两种文化的类型和特质紧密相关。
第二，在反历史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呈现出鲜明的断裂性特点。古希腊时期虽然产生了重要的史学家以及史学著作，但反历史思想却使得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未能传承下去。一方面，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以知识论为依据，否认历史学本身的价值，从而使这门学科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因此面临中断的危险。另一方面，“修辞学吸引了历史学家，而哲学使他们偏离了历史。最后，史学被迫以不足的手段来对付过去，因而注定对政治压力非常敏感，不再能够深入思考过去”。正因如此，由希罗多德所创立的古希腊历史学虽然得到了修昔底德的深化，但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却明显出现了衰退征兆。
通过以上的讨论，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有很大不同，但在中西传统中都出现过某种程度的反历史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历史思想是任何一种具有重视历史传统的文明必然伴生的产物。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与知识论是催生反历史思想的两大主要因素，但二者在中西方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中西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反历史思想始终没有导致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更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史学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反，西方反历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史学传统的中断，西方史学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压制。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