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史料热”的学科大背景下，加之新世纪新诗研究范式转变等问题的加持，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新范式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日益成为新世纪新诗研究的重要方式。新诗史料研究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其实践主要涵盖文本之内、文本之外、史料自身三种研究向度，涉及文献校读法、外部研究法、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史料研究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但其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故应以“新诗史料学”学科建设为契机，带动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新诗研究；史料化转向；新诗史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提出，精准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甚至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新诗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参与到了“史料学转向”这一潮流当中。由于诗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样式和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故而在转向的过程中展现出沉重、迟缓的样态，且很少被学者所关注，仅有特殊案例零散夹杂在相关研究中。目前，史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对新诗史料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站在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在当代文化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新世纪新诗研究饱受诟病、面临重重困境而急需转型之际，对新诗研究作全面而细致的审视，及时把握其研究趋势，重新对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这一话题进行系统而审慎的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自主与遇合：一场回应式的“新发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近年来不断被学者所提及，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建设也被提上议程，相关著作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以“新诗史料”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进行检索，所能检索到的论文只有刘福春《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李润霞《〈中国新诗总系〉的编选原则与史料问题》等寥寥数篇。此外，关于新诗史料研究的专著至今尚未问世。可见，学术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考察范围，或曰研究对象，用力并不均衡，新诗史料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新诗史料研究一直未能以独立的研究课题展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进程有关，现代学科建设需要有一个从整体向局部蔓延的过程；二是由诗歌文体的特性及悠久的诗学传统所决定。就历史而言，诗歌研究自成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特殊性与滞后性。广义的新诗研究，包括新诗批评与新诗史研究，亦即俗话所说的搞批评与搞史料两种路向。长期以来，诗学研究以批评见长，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涌入，为新诗批评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与可能。新诗批评也以对现象追踪的鲜活性与思维阐释的灵动性而备受推崇，成为诗歌研究的主要范式，推动了诗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复苏。此际，所谓诗歌史料研究，主要是指对诗歌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侧重于基础层面的实践工作，故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史料研究并未展开。另外，不少学者对“史料转向”的说法存在质疑，认为史料研究自古有之，所谓的史料化转向只是对旧话题的重述与凸显。因此，这种旧习的研究范式与惯性的审美认知导致新诗研究对史料化转向的回应有一个相对迟缓的过程。新诗史料化转向的迹象直到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显露，日益成为一个自足的学术话题。
“转向”意味着学术研究范式的改变。这一趋向的改变，既源于时代与文化转型等外部因素，同时也是新诗研究内部自我发展与演变更迭的结果。首先，时代的频繁变更为新诗史料研究的转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域。一是时间累积带来的压力。随着时代的推延，新诗史料不断生长。二是现代文化转型下的学术变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其中也包含了不同时代对于文学研究的不同需求。“因为文学史往往并非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实的简单汇聚，而是根据特定的元话语理论（包括文学史观）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秩序”，198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求新求变的时代。随着1980年代“诗托邦”的结束，高蹈激情的时代语境也随之被冷静、理性的社会氛围所取代，众多学者纷纷转向了更为科学、客观、理性的史料研究领域。其次，众多新诗研究者大都在高校工作，因此高校的科研体制与学术要求也成为影响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校学术规范作为学术生产的重要保障，确实起到了让学术活动制度化、学术研究标准化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时刻警惕其对学术生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随着学院机制的发展、学术评介方式的改变，迫使热衷于时评的学者向注重历史感的学院派批评转变，甚至导致部分诗歌批评家直接转向了诗歌史研究。
诗歌研究本身有其内在发展理路。然而，诗歌研究具有极强的时代依附性，不同时代会在研究议题、话语方式、研究风格、审美趋向等方面展现出不同特征。如果我们将这些时代特征顺势串联，便会得到一张诗歌研究范式演变的时代图谱，从整体脉络中预见新趋势。重新打量新诗研究走过的路程，便会发现，随着红色时代的结束，诗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代的新诗研究呈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由破坏到建设的特点，诗歌研究的空间得以拓展，诗歌研究的功能得以修复。1990年代的新诗研究延续了1980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主题，仍然体现出注重思潮流派、内部审美研究的倾向，但是时代语境的变化、诗歌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诗歌写作的某种“断裂”使得1990年代的诗歌研究又体现出新的特质：
第一，研究者历史观念的转变。研究者由线性思维逐渐向问题式、立体化的思维方式转变，言说方式也逐渐精细化，由宏观概述不断向历史细节开掘。第二，由批评到建构。关于新诗的现代化研究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但是相关著作到1990年代之后才大量出现。如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等等，此时新诗研究已超越单纯的批评，转向更为系统的理论建构。第三，研究范式由批评向学术转变。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诗歌研究也由充满锐气的时评逐渐让位于内敛严谨的学术探讨，问题意识与学术规范不断凸显。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条由“批评”到“学术”的暗线，这一迹象在1990年代便凸显征兆，但是因为新诗研究长期以来所独有的批评传统（诗评靠的是个人的才气，素养说长期盛行）而未被充分重视。新世纪以来，这一趋向逐渐被专家学者所认识，并对“学术化”的路径提出构想。程光炜曾对“历史化”研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重视历史材料；第二，强化问题意识。尽管众多学者对这一趋向的命名不尽相同，但无意中均强调了史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加之，学术范式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对于新诗研究而言，史料研究才刚刚开始，远未成熟。
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是对新诗研究范式变化的一种形象描述，指向范式转变的“史料化”倾向，强调其过程性、实践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这一宏观潮流的一种面向，两者极为相似，但略有不同。相比而言，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其研究范式转变过程相对迟缓，目前对于新诗史料学的研究尚未展开，对新诗史料边界的拓展研究并不充分。综观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主要涵盖以下三种向度：其一，强化新诗研究中的史料意识，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强调史料使用的自觉意识。史料作为研究的重要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研究应从史料的阅读开始，从中提炼出相关问题，进而通过材料的组织进行阐释并解决问题。第二，史料本身即是研究目的。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实践与运用成为新诗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录索引、资料汇编等成为学术研究成果之一。第三，新诗研究空间的拓展，注重对新诗外部因素的研究，外部社会环境、文学制度和新诗的生产、传播与出版已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数据与事件：“史料化转向”迹象考察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分析（2000—2023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示范性的作用，以及集中展示各个学科发展前沿之功能，因此通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分析，可以精准显示各个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研究焦点，并以此预测今后几年各学科发展的走向与趋势。笔者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据库”为依据，采集了2000—2023年“中国文学”诗歌类国家基金立项数据，通过对各项数据的对比分析，窥视近些年诗歌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统揽表1与图1数据信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诗歌史料类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在波动中增长。由表1与图1可知，随着诗歌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整体的发展，诗歌史料类相关立项也在逐步增长，到2010年实现了阶段性突破，呈飞速发展态势。但细观图1可知，诗歌史料类立项与诗歌研究并未保持同步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未出现诗歌史料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2003年到2009年虽突破0的界点，但数量也非常有限，到2010年增长速度才明显加快。由此可知，诗歌史料类相关立项起步相对滞后，但是后期在诗歌类整体立项中所占比重稳步增加，甚至增长速度高于诗歌类整体立项的增长速度。
第二，以古典诗歌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主，新诗史料研究相对滞后。统揽20余年诗歌史料类立项状况可知，诗歌史料类立项共172项，其中古典诗歌史料项目为134项，占绝大多数，其他38项中一半以上为近代或民国时期的诗歌研究，新诗史料研究数量极少。这或许与史料学的学科属性相关。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相对成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综观这些古典诗歌史料研究，大体可分为四类：考证研究、版本研究、辑校研究、选
本总集研究，与文献学的治学方法基本吻合。而新诗史料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文学流派、文学论争、副文本、期刊等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三，史料类研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立项的热点。各类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量与史料类立项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但细查表1中两者之间的占比关系便可发现，重点项目与重大项目史料类研究所占比重最高，约占一半以上。其次为西部项目，史料类项目约占该项总数的1/4。由此可见，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与西部项目都比较重视诗歌史料类研究的发展，在立项申请方面对于史料类研究多有侧重，与诗歌本体研究相比，诗歌史料类申报的成功比例更高。
第四，热点事件透视。以吴思敬为代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近年来在诗歌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2005年，其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诗歌史资料选辑”，是较早且具有一定规模与影响力的诗歌史料类课题；2017年，其申请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共分为六卷，现已基本竣工。
近年来，有大批学者陆续参与到了史料研究转向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如王泽龙2016年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王学东2014年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星星》诗刊与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研究”；巫洪亮2015年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资料整理与研究（1949—1966）”；李润霞2021年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诗歌编年史（2000—2020）”等。
由此反观近年来诗歌批评文章的数量大幅度下滑，这与诗歌批评的困境与诗歌写作本身的质量以及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但转向本身至少反映出目前新诗研究现状的一种面向。虽不能预言新诗研究未来的发展态势，但至少可以说明新诗研究正在经历着研究转向的阵痛，新诗史料研究能否成为推动新诗研究再次腾飞的起点，这还要看接下来几年新诗研究的具体发展实践。
（二）各期刊对诗歌史料研究关注度考察
学术期刊是当代学术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学术成果推向公众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具有导向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以下简称“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是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公认的国家级权威性转载刊物，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引擎和风向标，通过对其转载情况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呈现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最新
动态。笔者统计了2000—2023年新诗论文的转载情况，作如是观：
第一，从转载概况及阶段看。由表2可知，2000—202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共转载诗歌研究文章836篇。其中，诗歌史料类文章197篇，约占23.56%。从整体占比而言，诗歌史料研究在诗歌整体研究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额。而每年的诗歌史料研究占比情况则更为直观地呈现了其发展态势，其中2005年与2014年特别值得关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长趋势。以2005年为界，前5年共发表诗歌研究文章216篇，其中史料研究文章仅有15篇，占比6.9%，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诗集、期刊及史料工作评述，诗歌史料研究尚未深入展开。2005年之后，诗歌史料研究占比稳步增长，平均占比29.95%。2014年之后，更是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15年占比高达48.72%，占据了诗歌研究的半壁江山。研究内容也全面扩展，涉及日记、书信、年谱、公案、考据、版本、辑录、选本、文学制度、文学传播等方面。
第二，从来源期刊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诗歌史料类文章主要来源于以下期刊：《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现代中文学刊》《南方文坛》等，按照刊物的办刊理念及特色可将其细分为三类予以考察：
其一，以史料研究为特色的期刊。《新文学史料》是以史料研究见长的文学期刊，2000—2023年，该刊被转载的诗歌史料类文章共计28篇，其中2005年之前仅有2篇，2005—2023年间有26篇，成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诗史料研究最主要的来源期刊之一。
据笔者统计，1978—2010年，该刊共发表诗歌文献737篇。其中，1990—2000年间共计239篇，年均21.7篇；2001—2010年间共计265篇，年均26.5篇。每年新诗史料文献约占期刊总文献数目的1/4，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新诗史料研究呈稳步增长。《新文学史料》中的新诗史料研究不仅篇数多，且研究范围广：（1）诗人专题研究，如对郭沫若、冯雪峰、胡风、刘延陵、俞平伯、刘半农、胡适、彭燕郊、穆旦、牛汉、曾卓、何其芳等诗人的研究文章。随着期刊的关注范围延伸，诗人研究关注的范围也逐渐由五四时期及1930、1940年代向当代延伸。专题研究的形式既有回忆性文章，也有大量口头采访。（2）期刊、社团研究，如《三十年代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月刊》《新见中国诗歌会的一期〈新诗歌〉》等，这些对期刊、社团的研究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与细节，有助于还原历史现场。（3）日记、书信研究，如胡风与路翎的来往书信、郭小川书信等。（4）传记、年表、评传研究，如袁可嘉自传、孙大雨评传、林庚创作年表等。（5）研究资料的整理与挖掘，如《郭沫若文学研究的昨天与今天》《卞之琳〈尺八〉一诗的内蕴》等。
围绕《新文学史料》逐渐聚集了一批具有实证精神和史料意识的学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诗史料研究学术圈。据笔者统计，1990—2010年，晓风发表17篇文章，鲁煤发表11篇文章，易彬发表8篇文章。这些学者不仅发表的文章数量多，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例如晓风的胡风研究、易彬对诗人穆旦和彭燕郊的研究等等。在这些学者中不但有历史的亲历者或事件当事人家属，而且逐渐涌现出一批对史料拥有高度热情的青年学者。近年来，易彬、付祥喜、霍俊明、姜涛等青年学者以扎实的史料功夫、开阔的视野与全新的视角在新诗研究领域开疆辟土，不断拓展新诗研究的学术空间。
其二，国家顶级期刊中的专题研究。《文学评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对其的转载集中展现了研究焦点与学术前沿。2000—2023年，上述两个期刊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诗歌研究文章分别为39篇、65篇。其中，诗歌史料研究分别为10篇、26篇，在这两个期刊的被转载总量中占据了不少比重，而且被转载文章中还有许多是以专题形式的整体转载，说明近年来诗歌史料研究逐步得到各期刊及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其在新世纪之初就刊登了大量新诗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如《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多》《日本诗人写给丁玲的诗》《谢冰莹与〈黄河〉月刊》《“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郁达夫诗出自唐诗考》《早期新诗的“阅读问题”》《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等，并且在2004年第3期从理论层面对史料研究的诸多问题作了探究，集中推出了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等前沿文章。2007年第2期，该刊作了改版，将版面划分为“文献史料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与作品研究”等几大板块，而且“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常驻板块以专题形式凸显出其独特的位置与价值。在此期间，刊发了对穆旦、刘大白、臧克家、阮章竞、徐玉诺、戴望舒、张志民、何其芳、刘梦苇等诗人的研究专题。例如，2011年第5期、2020年第4期两次刊载穆旦研究专题，内容涉及诗选、佚作、汇校、期刊等方面。其以珍贵的史料、新颖的视角填补了新诗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推动了新诗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其三，各期刊中的零散研究。对照来源期刊，可以发现，新诗史料的研究文章并不仅限于以史料研究为专长的期刊，而是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状态，如《现代中文学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创作与评论》等期刊，近年来相继刊登了大量新诗史料研究文章，上述各期刊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累计转载100多篇。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的高引用率论文及被其他文摘同时转载的诗歌研究文章（如《穆旦的晚期风格》《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形式变革》等），其中的史料研究文章寥寥无几，学术界还是更多地关注诗歌本体以及诗歌史等相关问题研究。这也说明，如何解决“史料与批评”“史料与文学”“史料与历史”之间的矛盾，仍是今后新诗史料研究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诗歌研究方向博士毕业论文选题（2000—2023年）
统揽2000—2023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诗歌研究方向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可以得到以下关键词：发生学、接受、传播、影响、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宗教、文化、音乐、美术、女性、纯诗、大众化、意象、话语、九叶派、新月派、七月派、第三代、穆旦、郭沫若、何其芳、冯至、郑敏、理论、诗论……如将这些关键词作归纳整理，可以用五个词概括这20余年来诗歌研究选题方向：本体论、作家论、思潮流派研究、理论研究、诗歌史研究。从选题的数量来说，作家论占据的篇数最多，其次是思潮流派研究和诗歌本体论研究，从传播学、发生学的角度研究诗歌史已成为一大趋势。诗歌研究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十分丰富，所运用的方法和理论多种多样。华中师范大学魏雪枫曾以《中国新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1984—2014）》为题对此问题作过详细论述，兹不赘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诗歌研究以十年为界，前后分为两个阶段，虽然这两个阶段在选题的大方向上没有大的变动，但还是呈现出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一，研究对象的变化。前十年对于新诗研究的选题大多集中在五四时期和1930、1940年代，少数延伸到抗战时期。以2009年、2010年为界，研究课题逐渐向当代诗歌过渡，逐渐出现对“十七年”“新世纪”“中间代”“第三代”“90年代以来”相关新诗问题的研究。相应地，对于诗人或者群体的研究也逐渐由现代向当代转移，对于前期热点诗人的研究减少，出现了众多对当代热点诗人的研究，例如韩东、翟永明、杨键、白桦等。诗歌思潮研究也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因而出现了诗歌叙事性研究和互文性研究这一类新的研究课题，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
第二，选题的细化。诗歌本体研究一直是诗歌研究选题的热点。前一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诗歌意象和诗歌话语。随着研究的深入，话题逐渐向细微处开掘，近些年对“体式”“节奏”“视觉”“音乐”“时间”“空间”“物性”“生态”等诗歌元素的研究逐渐增多，诗歌本体研究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具体化、细分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新诗选题出现了一些新质性课题，其中一些课题获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 《“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姜涛，2002年）、《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霍俊明，2006年）、 《中国现代大众传媒与现代新诗》（王澜，2008年）、《还原·想象·阐释：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王永，2008年）、《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张玲丽，2008年)、《新月考论》（付祥喜，2009年）、《诗歌总集编选与古今诗歌文化语境变迁》（张羽，2012年）、《寻找民间：〈今天〉知识分子研究(1978—2012》(陈昶，2013年）、《〈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钱继云，2014年）、《“黄皮书”与1968—1973年北京地下诗歌研究》（刘健，2015年）等。这些论文选题或聚焦于诗集、期刊，或专注于挖掘传记等文献资料，体现出较强的史料意识，亦成为近年来博士毕业论文选题的新动向。
三、问题与方案：新诗史料学的建构与设想
众所周知，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不仅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自然是诸多因素合力而成的，但就其本质而言，是新诗学科内部发展与建设的必然。新诗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要维系自身的学术品质就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研究范式与主题。加之新世纪以来，新诗研究处于一个看似无比混杂的时代，单一固化的研究范式以及探索已失去了对复杂问题发言的话语权效力，新诗研究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瓶颈期。如何打破新诗研究的困境，让其重焕光彩，成为新诗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和深入思考的课题。
近年来，学术界同人对新诗研究的整体状况评价不高，甚至有的新诗研究者也纷纷表示当下的研究止步不前，缺乏有效话题。不少研究者依循唇亡齿寒的逻辑将责任推卸给诗歌写作，认为诗歌作品的质量不高。当然，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作为研究者更为重要的是要对自身工作作出深刻反省。一直以来，新诗研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自成体系，形成了一套自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就整体现状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以流派研究为框架，以语言、形式、观念问题为核心，以中西融合的现代追求为理想的讨论模式，已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主导性的‘范式’”。这套模式对于归纳复杂历史图景不失为简单有效的途径，但同时也在无形中禁锢了研究者的视野，阻断了新诗与外部环境对话沟通的可能，导致长期以来新诗研究相对封闭，积累了诸多问题。
一方面，导致“量的重复”。虽说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但视角单一、方法陈旧，加之观点雷同、材料重复，造成选题“拥挤”，新诗研究难以向更加纵深、开阔的领域拓展。另一方面，导致“质的下降”，研究范式程式化。“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自己的‘衰退期’，这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与上世纪、年代相比，似乎专业化诗歌批评的‘壮年期’己经结束，诗歌批评面对着不同以往的自内而外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症候。”这种症候主要体现在：第一，不敢讲真话，诗歌批评很多时候成为一种圈子文化和内部博取名利的工具；第二，套用理论，不重视诗歌文本分析，迷失在对一系列理论的阐释上，致使诗歌批评成为理论的附庸；第三，过度阐释，过分强调诗人的直觉和印象，评价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与尺度，致使诗歌批评失去学术公信力。
新诗史料研究的出现，可谓很好地弥合了这两方面的不足与裂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如前文所述，新诗史料化研究主要包含三种研究向度，无论哪种向度都将史料放置到首要位置。史料在新诗研究中的应用，涉及文本之内、文本之外以及史料自身三种方式，分别对应文献史料校读法、外部研究、文献学方法三种研究方法。校读是在传统文献学对校法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强调史料在文本阐释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新诗外部研究是指向诗歌文本之外的研究，主要包括报纸期刊、文学制度、出版媒介、副文本研究等。这两种方法对史料处理的方式虽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要达成对文本的研究与阐释。传统文献学方法则不同，它指向史料自身，将史料的收集、整理、辑佚、校勘、考证等作为研究目的。
新诗史料研究的多种路径与方法，为当下沉闷的新诗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丰富了新诗研究的层次，拓展了新诗研究的空间，彰显了新诗研究的品质与生命力，可谓是新诗研究的“新发动”。关于校读法，以解志熙的诠释及应用最为典型。近年来，他在新诗校读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工作，出版了《考文叙事录》《文本的隐与显》等多部文献校读论著，颇为引人注目。例如，他对于穆旦《隐现》一诗的研究将大量的史料融入文本阐释，在版本的校对与诗人生平史料的参照中挖掘出文本深藏的微言大义，改写了以往将《隐现》简单作为政治抗议诗的结论。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新诗研究对资料的忽视或缺乏，导致很多问题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缺乏史的视野以及对创作、传播、接受等外部环境的解读，新诗史料的补入，往往会带来新的视野与契机，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
新诗的外部研究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广阔空间。文学的外部研究是近十年研究的热点，诞生了多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催生了诸多优秀学者，成为引领某一领域的翘楚，诸如金宏宇的版本研究、张均的文学制度研究、黄发有的期刊研究等等。但是，新诗的外部研究工作的开展还不够充分，对于报纸、期刊等外部资料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近年来，易彬、付祥喜、姜涛、张元珂等中青年学者逐步转入这一领域，以大刀阔斧的姿态深耕开拓，初见成果，但还有足够的空间期待有志之士予以开掘。刘福春在新诗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谓是“新诗史料第一人”。近年来，四川大学设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二级学科，并设立研究生招生点，以此为新诗史料研究注入新生力量。
新诗史料研究是新诗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必须予以重视。但是对史料研究的限度与问题也必须给予客观的评判及认识。武新军在《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此作过详细探讨，他认为史料研究对史料的阐释与提炼能力不足，缺乏整合能力与问题意识；付祥喜则提出史料研究的“窄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史料搜集整理以资料替代史料、选题偏重理论研究且雷同重复严重、研究方法偏式排斥文学批评；斯炎伟则呼吁警惕史料研究的“知识化”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应培养史料研究的理论思维。三者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同时指出了“史料与批评”“历史化与文学性”“史料工作与历史化”之间的平衡与辨析问题，这是目前新诗研究面临的最基本的难题。此外，就史料研究成果本身而言，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新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急需进一步展开，这几年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于百年来新诗的发展与史料的积累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数字化史料成为一种新型史料，数量庞大、质量良莠不齐，给史料的整理与甄别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一来需要加快电子史料的数据库建设，及时保存瞬息万变的史料；二来需要加强史料的考辨工作，将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与数据信息研究方法相结合，根据新时代史料的特点，建设新诗史料学。
刘勇认为，“史料数量的成熟与史料学研究体系的滞后导致了史料学建构的失衡”，并指出“怎样把今天已经拥有的资料建构为一个合理的新文学史料体系，怎样拥有新文学史料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是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而新诗史料学的建设现状尤其滞后与困难。为此，张立群在《〈中国新诗总论〉与新诗史料学的历史建构》中率先提出“新诗史料学”的建构设想，并提出明确的建构思路：“新诗史料学的建构在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廓清新诗史料的源流与发展、确定新诗史料的形态与构成、阐释新诗史料的实践与应用，进而总结若干理论原则。”这一方案，涵盖了新诗史料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在具体实际操作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意新诗史料研究的拓展问题，突出诗歌史料的独特性。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新诗史料类型的拓展，如诗人传记史料、诗歌民刊史料、地下写作诗歌史料、网络诗歌史料、回忆录等“活态”史料等等，这些与当代诗歌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和史料形态均应成为今后收集、整理的重点。此外，就史料研究的空间而言，除了大陆内地诗歌史料，还应及时补充港澳台、海外华文以及西方汉学界诗歌史料，进一步填补诗歌史料研究的空白。二是方法论的创新。既要继承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又要注意多元跨学科研究方式的整合，借鉴中西史料学的双重经验，实现现代科研方式的融合；既要注重史料的运用，又要借鉴诗歌批评的优良传统，实现批评与史料的平衡。关于这一点，解志熙的批评性校读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其次，充分利用和运用现代技术，建立诗歌史料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料的共享。同时，搭建诗歌史料研究平台，加强高校、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各大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市面上涌现了众多大型诗歌数据库，如“搜韵—诗词门户网站”“中国诗歌”“中华诗词”“书香诗”等等。这些诗词数据库强大的搜索功能与快捷的拷贝方式，大大方便了大众的阅读和传播，同时也为诗歌研究带来了新的便利与研究手段。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或可尝试用大数据来处理海量的诗歌史料数据，并透视数据背后的文学史意义，进而反思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努力的方向。因此，诗歌数据库的建设与完善，是实现加速新诗史料研究的重要方式与方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拓展数据容量，在古诗文库之外增加现当代诗歌文库，建立综合型大型诗歌数据库；在诗歌作品之外，增加诗歌评论、诗歌相关资料的数据建设。二是加快期刊、报纸的数据转录工作，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期刊、报纸由于存放条件、纸质破损等客观原因，此项工作刻不容缓。
总之，新诗研究的“史料化转向”作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已成为当下新诗研究的重要范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方法论意义。但其作为一项初具规模的新型范式，尚未完成历史转型，各项具体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展开。这对于新诗研究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殷切希望各位同人共勉，共同开创新诗研究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