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论域之一，更是当代新闻学研究亟待回应的课题之一。新闻传播伦理价值偏离至善至美的严酷现实，对新闻实践主体产生了异化作用，从而凸显出新闻实践理性的燕巢幕上。纯粹新闻理论研究僭越新闻实践研究，导致二者之间不能自洽与互助，是目前“新闻理论不能指导新闻实践”的根源所在。因此，必须从新闻研究中省察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实现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研究转向，才能使新闻学研究实现“有的放矢”的建构主义意蕴。
一、引言
关于理性概念的思考几乎贯穿了人类的思想历程。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loges)视作“规律”和“理性”的同义词。苏格拉底的“德性”侧重人的心灵与个人理性，他认为“一个人是有德性的，当且并仅当且他是有知识的”。这一表述又恰恰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就是知识”相得益彰。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讨论灵魂的不朽时认为，理性是“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是获得绝对的正义、美和善的必由之路。在当代社会，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它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
从内涵上来讲，理性分为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是人为自身制定自由行动的行为规则的能力，主要涉及人关于世界和自身关系“应当如何”以及人“该怎么做”的观念解疑与处理，“它是人类观念处理与驾驭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理论理性（或别称为思辨理性）则是分殊于实践理性、以认识整体外部世界和终极存在等超验性对象为目标的理性，就是试图“不依靠经验而独立去求得一切知识”的理性，其目的是溯源穷流事物的“本来面目”，探赜索隐事物本来“是如何”。
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与合力是新闻研究的价值主旨之一，新闻研究的基本作用应该为：描述新闻现象、阐读新闻行为、改善新闻实践等。描写与陈述新闻行为与现象是回答“新闻是什么（whatisnews）”的智识诘问；阐释与解读新闻何其所为的是解决“新闻应该是什么（whatshouldbenews）”以及“何以如此（whyso）”的价值追思；改进与完善新闻实践则是回应“新闻应该怎么做（howshouldnewsbedone）”的行为检视。“应然”与“如何做”属于实践理性。“是然”属于理论理性。
当前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实践“脱节”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新闻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实践主体，几近演变为新闻领域历久弥显的症候。新闻理论工作者“善意”的理论灌输，频遭媒体人的众口交攻；而新闻业界“不学无术”之风与“新闻无学”之念所招致的行为失规与伦理失范现象愈演愈烈，也每每招致前者的笔诛墨伐。长久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在理论的层面一直在回应“是然”的现象，而面对复杂的新闻实践，学术研究越来越不能仅仅把自身框限在“是什么”的认知需求上。所以，当前的中国新闻研究亟待由对新闻理论理性的探赜索隐置换到对实践理性的擘肌分理上；由偏重“是然”的认知与理解，拓展与晋升至对“应然”与“如何做”的全面研精覃思，实现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逻辑自洽与辩证统一，从而提升新闻研究水准，擢升新闻实践质量，使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二者“脱节”的现象得以有效遏制。
二、新闻研究的二维理性及其关联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任何理论，包括辩证法理论在内，都无法凌驾于生活实践之上去获得关于“绝对”和“存在本身”的最高知识。新闻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智力活动与智识行为，它是新闻实践理性和新闻理论理性的统一。在理论理性的论域中，新闻研究者只在新闻“是什么”的视界里踯躅顾盼，仅对瞬息万变、斑斓多姿的新闻现象存在的客观实况、外显特征、内在结构、本质内涵和发展逻辑等方面进行阐释；而对新闻“应如何报道”和“怎么传播”的实践理性等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在观念、理念、信念的指引下，科学、理性地建构新闻（传播与报道）框架，并积极主动地预演、预设与预判新闻实践效果，此当为时下新闻研究之一大不幸和遗憾。目前，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之间相互脱嵌与彼此龃龉的现状，将“新闻实践理性”探讨不充分的问题凸显在国人面前。这就要求广大新闻学人在对新闻理论理性穷究的同时，更应该扑心扑力建构新闻实践理性，践行新闻研究满足新闻实践的职责担当，并以此为起点与落脚点，不断拓展新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理性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是哲学的对象或理想，而在于它是人生的需要。哲学家孜孜以求实现理性，不是因为理性能帮助我们构成一个绝对的哲学体系，而是因为理性的力量在人类的行为中提供指导。”在新闻学理论研究中，理性之作用与功能在于认识和建构“新闻是何”与“新闻该如何”。新闻实践理性，以新闻现象、问题与活动为开掘起点，形塑与建构预设中的、富于实践主体所追求的真善美价值意蕴的新闻实务或新闻活动。新闻理论理性则从新闻事实出发，呈现、状描与陈述新闻“是什么”，厘定与框限“何为新闻”的“认知（perception）”与“知识（knowledge）”。新闻实践理性说明新闻“何如此”以及“如何做”。新闻理论理性概述新闻现象“实然”。前者是“应何”，后者是“是何”。后者的旨趣在于了解“真知（genuineknowledge）”，前者的要义寓于理性地框限与创新新闻行为与结果，最终使命是指导新闻实务，发挥“效用最大化”作用。新闻学研究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务必兼容并备的一项整体研究。新闻研究不可一直徘徊在“是什么”的认知状态，而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与规避“该如何”和“何为之”的问题。身处鲜活的复杂新闻事实场域，面对新闻实践的价值诘问，再多抽象的、一般的、统配的概念与真知都不能圆满应答“为何”“该如何”的“做”的迷思（myth）。
人们的新闻生活大致呈现出两种范畴：新闻认知活动和新闻实践活动。一般认为，这两种活动均有理性渗透其中且左右着新闻活动的发展前路，它们可分别被视作新闻理论理性和新闻实践理性，均属同一理性的两个层面。“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践理性的重要性是大于认知理性的，因为实践理性直接关涉到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意义问题，它决定着我们行动的方向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行动。”
当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的深入持久开展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渐转向，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新闻观、新闻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业已迈向一个新台阶。全球传媒格局的大转变和中国新闻业态的不断迭代，日渐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媒介生态背景，“在此背景下审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闻理论与实践发展，会发现存在新闻发展滞后于国家发展、新闻理论滞后于新闻实践、中国理论滞后于西方理论的问题”。要解决诸多此类“滞后”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就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中土、紧扣时代，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探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化语境下新闻实践所面临的新现象、新困境、新矛盾、新问题，找到学理性、规律性的破局之道。
目前，新闻研究者最迫在眉睫的使命不是反复地告知新闻实践者“什么是新闻”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好新闻”、使“新闻理论作用于新闻实践的可能”成为一种“必然”的问题。鉴于此，中国新闻研究应至少具有以下三种效能：一是描陈中国特色的新闻现象与事实；二是解释中国特色的新闻行为与规范；三是改善社会主义中国新闻实践。目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描述新闻现象、回答新闻（报刊）“是什么（tobewhatitis）”的问题，解得比较好（譬如“报刊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尤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譬如“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譬如“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规律”）的厘定。对这些属于描述新闻现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与认识不可谓不充足、不深刻，但解释新闻为什么要（坚持党性原则、搞正面宣传为主）如此，回答中国特色新闻业“应是何（tobewhatitshouldbe）”以及“何如此（whyitisso）”“应该怎么做（howtodo）”等方面的研究，却要么熟视无睹、人云亦云，要么浅尝辄止，语焉不详。
“是什么”是“解释世界”的议题，“应如何”或“如何做”是“改变世界”的议题。“如何做”的价值体现在令“新闻事实”直面“新闻实践”，“新闻应该如何”则是“新闻怎么做好”的合法性、自洽性意义供给。因此，新闻实践理性可谓新闻研究的终极聚焦与价值要义。
三、新闻研究中“实践理性”的形式意象
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论学说根基上提出了交往理性，同时提出了实践理性三分法，即实用性理性、伦理理性、道德理性。此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诸如“五要素（目的、手段、对象、过程、结果）说”，“四要素（人、手段、对象、结果）说”，或“三要素（目的、手段、结果）说”，但普遍的共识是“实践是由物质因素（工具手段）、精神因素（目标价值）、组织管理因素（过程运作）所组成的三维结构”。我们可以将实践理性大致分为过程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三种理性形式。过程理性表征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秩序性、程序性、顺序性与规范性观念。“过程理性在行动中体现，能否在行动中获得生存性体验，能否在行动中获得快乐，能否在行动中感觉美妙，都同行动过程有关，都同过程管理有关”。马克斯·韦伯通过考察现代化演进过程后指出，现代化就是走向合理性的历程。依据韦伯的见地，合理性的过程可以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两个方面来理解。“形式的合理性首先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以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确定的目的，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常常与效率、可计算性、有序性等联系在一起，它既具体化为现代的企业制度、科层组织等，又表现为以具体的因果机制的追寻，来取代巫术、神话及形而上的思辨。实质的合理性更多地与价值的确认相联系，并表现为与普遍价值目标的一致。”从韦伯的“合理性”理念不难看出：形式的理性具有工具的性质，指向的是工具理性；而实质的理性则具有价值的向度，指向的是价值理性。
从已有的学术传统来看，新闻研究也表征为过程、工具与价值等三个理性向度。在不同的向度上，实践理性展现了新闻研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性旨向。
（一）过程理性
新闻研究游走在两个过程之中，即在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不断游走和来回穿梭。
在实践理性层面，新闻研究是一个建构意义的过程，即新闻研究工作者与研究对象（新闻现象与规律）交互相辅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生产。在理论理性向度，新闻研究从事的是一种呈现客观现实的活动，即认识新闻现象、反映新闻事实、揭示新闻传播规律。
在实践理性向度，新闻研究的旨趣表现为对新闻实践主体和新闻实践对象相交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建构，进而促就新闻研究者发掘新闻价值与背后的意义世界，最后丰富、发展与完善新闻理论，重构新闻价值。而在理论理性向度，新闻研究的鹄的是了解新闻现象与事实，追寻新闻主观认识和外在新闻客体的相一致，寻得具有通约性价值意蕴的普遍共识，此般得到的结论常见的表现形式为普遍性概念、抽象性判断与描述性理论，整个过程经常忽视或无视生动鲜活的、具体可感的新闻情状，难以发现与深拓本然生活世界的多元价值要义和新闻事实背后的多样价值诉求，对现实新闻活动很难发挥出价值领航和行动向导的作用。
新闻负载着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也深嵌于新闻世界。新闻蕴涵着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价值的身影。此等均是人类生活经验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凝结，因而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潜身七彩新闻生活之中，面对鲜活新闻场景，发现新闻真相，发掘新闻问题，展示新闻世界的本来面貌，掇菁撷华其中的新闻真意，方为新闻研究的根本归旨。新闻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寻觅脱嵌现实世界的、一劳永逸的一套绝对知识图谱，而在于获得对新闻现象多样化的、创新性的诠释，探索如何把新闻报道与传播做得更好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必行性。
当前，在网络媒体海量信息的裹挟中，现代性走向“自反”与自我异化，对话成了时代主题。在一个对话的时代，各种文化主题互镜、聚合、相融，必然推动哲学的方式由独白转向对话，由单纯主体性转向互主体性。新闻研究只有面向鲜活的新闻生活世界，共享的新闻意义方可在新闻参与者的对话中形成。因为，唯其对话才能使“对话双方实现自我超越，跨越阻障，让通过比较对话呈现出来的哲学活动回归哲学溯真的本性”。新闻是一种群体性文化现象，“对话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社会制度和一种群体性文化的前提”，任何新闻研究者都无法无视或规避无所不在的“他者（others）”，新闻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做新闻世界里的冷峻旁视者和自我私语者，应做主动与他者、与新闻当事者、与新闻世界和新闻实践活动保持密切交互的参与者、对话者。
在巴赫金的叙事体系中，对话是一种追寻、创制和开拓人的意义世界的过程，意义是个人与自己、同事、文本和历史对话的结果。真正的对话是一种真正“转身”性的对话，这种转身不单指身体的转向，更重要的是对话意识的转向，是“我—你”的对话，是把对话的对方当作一个平等对象的对话。“对话”凸显新闻研究的实践理性，无论从出发点或是落脚点来看，都不是寻求认识、理解、诠释与宰制新闻的普世法则，不是急着构建新闻学理论话语体系，而是为了解疑具体的新闻实践现实问题，确立“具象性”的新闻实践方位，凝结“独特性”的新闻实践智识。
（二）工具理性
在现代科学主义思潮裹挟与浸淫下，新闻研究日益沦落为发现“富于效能的”新闻传播手段的高能（high-octane）利器。此为科学主义工具理性逻辑，表述为：
大前提：人们想实现一种预期
小前提：人们知道只有依靠这样的路径和工具，才能促成这样预期
结论：人们应据此做出所需的行动
以此逻辑推演，新闻研究的旨趣，无外乎找到可以为新闻传播与新闻业务带来最佳绩效的“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thread）”。至于这种做法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是否符合道德良知，并不是其必然关怀。譬如，为了让新闻工作者能多刊发新闻，新闻研究需要去发现那些能提高记者们的新闻采写编评等新闻效率的“奇技淫巧”，于是乎，采取有闻必录的方法、侵扰隐私的方法、偷拍偷录的方法、夸张煽情的方法、物质刺激的方法、升职晋级的方法、人格贬损的方法、肉体受罚的方法，甚至以美色诱惑的方法，在价值的层面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本质区别。新闻唯工具主义论者一向把报道的“效率”、传播的“效能”视作自身职业诉求的最大价值尺度，而“应不应该报道与传播”则被排挤出理性思考之域。这种基于科学主义拘束下的新闻研究，只倾力于如何获取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闻采写技术路线与新闻传播致效手段。这样的研究把大量时间与精力运用到“纯粹客观”的叙事与描绘上，喜欢阐解因果勾连与互动，但避而不言由之可能带来的各种结果。这种新闻研究取向罕有价值考量，缺乏人文情怀，没有对研究对象的人道主义遐想，没有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间的坦诚告白，将新闻事实、新闻报道视同自然现象或事实本身，最终只能是新闻报道与新闻传播的“人性”光点被“物性”暗点所吞噬。
新闻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的新闻业历来强调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新闻行为中的新闻手段与技术选用不但牵连新闻实然状态，并且还触及新闻应然问题，涵涉新闻价值意蕴，人们在遴选新闻诸种方式方法时应考虑它们是否有违人本主义，是否统合人道精神，是否符合人性诉求。人既是新闻实践的主体，又是新闻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传播新闻的一切方式方法、手段技巧务必发乎人道，合乎人性。无论是新闻工作者或新闻研究者，在新闻实践活动过程中选择与利用新闻实践工具和手段之时，必须考虑这些工具手段是否具有价值合理性与正当性。哈贝马斯就曾警示到：理性决不能“等同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那样的后果“毋宁说是理性的摧毁，社会的非理性化”。
任何类型的人类实践实际上是由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过程理性等多种实践理性协调作用的结果，其中，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与之最为切合的实践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想的（理性）状态就是以一种理性为主导，其他或配合或制衡，形成平衡与和谐的关系。
（三）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类的一种善的精神追求。研究新闻实践理性，其归旨在于思考怎样改进与完善新闻实践，就是在知新闻“是”的基础上求新闻之“真”，在求新闻“真”的基础上诉求其“善”，致力于对现实的新闻实践行为给予价值引导与真善美规制。欲想强调与彰显新闻实践理性，一定要立足于实践的视角与切入点对新闻研究活动进行理性研判与反思性辨析；同时需要，不仅有科学、扎实的理论建构，还要有操作性强的实践指南。例如，在百年中国特色新闻观念构建和演化过程中，不仅仅是提出或创制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仅笼统地宣称“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党报要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党媒姓党”、“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新闻批评要“开、管、好”、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等，更重要的是给予这些命题以周详、操作性强的学理阐释与理性澄明，并考虑如何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进而彰显新闻研究的实践性要义，给现实的新闻传播活动贡献行动导向和行事原则，这也正是当前新闻研究亟待向实践理性方向致力的意义所在。新闻研究若只囿于理论理性探寻，仅仅围绕抽象“是然”层面画圈圈打转转，不难料到这样的结局：新闻真善美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将无法完全履践和兑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实践的前瞻性、规制性、引领性与指导性，亦如镜花水月、不舞之鹤，难堪大任。
新闻研究是一种理性的心智活动，应关注人之理想和人之合理需要，应对新闻活动和新闻实践进行合理性辩护与合法性阐释。换句话说，就是要在阐释新闻行为进程中就该行为进行合理性辩白和反思，在优化新闻实践中进行合法性阐释与明辨。新闻合理性的焦点与关切点是人的新闻理想和新闻需要，这意味着研究应聚焦于关注新闻如何才能更符合人性和人道，包括阐扬人性化新闻目的的合理性，阐明什么样的新闻内容传播才能真正对人的至善至美与人类美好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论证政治家办报、群众办报、倾向性报道、典型报道、正面宣传为主等新闻传播方法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并反思新闻传播中的“非人道”问题。
观照人的新闻理想和合理的新闻需求，让新闻研究本质上体现出新闻生活世界的至善至美愿景，其不但涉及新闻“应当做什么”与“应当如何做得更好”，而且更促使新闻学研究者对新闻实践活动是否顺应与符合社会公益、是否维护或违背社会规范等作出价值预估，还要对是否合乎人道作出详述，更要对新闻研究主题是否符合人道精神作出伦理研判，对新闻研究结果的社会效应作出预判，对新闻研究主体和新闻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的道德表现作出辨析。
概而言之，新闻研究必须导引新闻行为跃升至善至美境界。故而，新闻价值理性在新闻研究中的诉求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对新闻实践进行合理性辩解与阐释；其次，根据现实新闻实践情境擘画新闻行为的预设成效，展现新闻研究的实践理性；最后，依据至善至美原则对新闻研究赋予价值评估。
四、实践理性：新闻理论范导新闻实践之必由
在一般意义上讲，实践理性的存在要义在于赋予人的行动、行事、行为以准绳、规范与向导。它是西方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关切的重点旨趣，无外乎精神意志自由的主体从内外部两方面如何实现自我规制与自我调控。按照康德的解读，在实践理性所指涉的行为和本体论的范围内，人完全是自由的，“人的行为驱动直接依赖于意志，即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说到底是指意志自由的个人抉择自我行为的能力。如果说理论理性所解决的是人之外的对象的普遍规则问题的话，那么实践理性则要解决自由行动的意志主体的自我行动的普遍规则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实践理性“不仅仅是康德所说的抽象的‘应当’，而是具有现实的实践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实现善的冲力”，是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是观念地建构出理想的客体。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也是主体的实践理性的拥趸者，他同样认同自我是一种自己产生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自己的本原。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来解读实践理性内涵的，“与技术理性相对立的是实践理性，技术理性追求的是客观知识的‘真’，而实践理性追求的是‘善’”。
在新闻理论的向度，新闻研究者往往描绘与书写的是“新闻是什么”的现象，把“新闻是什么”的释解与认知建构成一种“观念”与“观念体系”，继而再擢拔为新闻理论理性。然而，新闻实践的需要、期待与诉求并未随着“新闻是然”的解疑而被“满足”。其一方面，需要“新闻理论理性”的旁辅；另一方面，更渴望新闻研究者深入作答“新闻该如何”和“怎么做新闻”的追问。新闻理论理性是新闻实践理性生成的基础，也是新闻理论向新闻实践理性转化的前提之一。因而，新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应该脚踏实地不停把新闻理论理性的最新认识延展至对实践理性的全新把控，将对新闻“是然”与新闻“实然”的临描与书写，迭代为新闻“应然”实践需要的理论擘画与索隐。换言之，新闻理论研究应对新闻实践发展预期的“真善美”状态进行观念建构，对新闻实践的过程与未来结果进行理想建构，最后提纯萃取出可以直接范导与规制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实践理性。正是从此角度上看，观念形塑的新闻实践理性之运行，实际上就是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相互转化、彼此相融与对立统一。从“新闻实践”出发，把在新闻实践中领悟与体认到的新闻感性认知升华为新闻理论理性，再在新闻实践中使之具象化、可操作化为规范新闻活动的实践理性，最终又回到新闻实践，从而发挥其指导和改进新闻实践的作用与功能。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此历程是“新闻理论理性”与“新闻实践理性”相辅相成、彼此互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实践理性运行中，在“往昔—当下—未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与文化场域中，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时代状貌。
首先，在“往昔”新闻实践中，我们产生某种对新闻的感性认识，历经归纳、萃取、抽象与概括，生成理论理性——新闻是什么（譬如“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并在应答价值追问、践行价值诉求的同时，建构起新闻实践理性（新闻应然及其如何做才能应然），规约此时的新闻价值取向。“往昔”的新闻理论理性和新闻实践理性被归并、结晶为普适性的新闻概念、新闻理念、新闻原则、新闻原理和新闻论述，就成了当下已知的新闻理论。这些理论曾经对当时的新闻实践发挥过向导与规约作用。
其次，“往昔”的新闻理论（譬如“党报理论”与“政治家办报”思想）并不能直接或完全作用于时下的新闻实践，只有其中经受住了价值理性、过程理性、工具理性的筛选、批判与磨练，最后转化为现实的新闻实践理性（譬如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走转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的那一部分才能践行指导当今新闻实践的角色与功能。
再次，“往昔”的新闻理论（譬如，“群众办报”“典型示范”理论）不能满足“当下”新闻实践问题的多样性需要，现实新闻实践对既有新闻理论不断地提出更高期待。为了解决网络传播时代新出现的新闻舆论引导实践问题，我们可能从这些“往昔”的经典新闻理论中寻找返本开新的依据并使之转化为与时俱进、切实可行的实践理性——“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即所谓：依靠网络媒体，从网络民情中来，到网上群众中去；依靠自媒体等网络渠道积极评选与宣传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最美教师”“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诚实守信先进个人”等。面对新闻实践新情况、新语境、新问题，最恰当作为即应依据当前的网络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新特色与媒介生态，不断承继、丰富、发展与创新“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等传统新闻理念与思想，推进最新新闻理论的形塑与发展。最新新闻理论——譬如“公共新闻”“民生新闻”“网络新闻”“算法新闻”“智能新闻”“党管媒体”“媒体融合”“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等理论，面对当下新闻实践，抑或具有立竿见影的指导作用，抑或仅就直接效能来说，略显隔靴搔痒，尚不足为据。但或对未来的新闻实践产生引航作用与启示价值。
最后，“未来”的新闻实践，当前尽管人们未曾经历过，但既有的新闻理论可为未来新闻实践提供理论资鉴与行动定向作用。于当前新闻实践中铸就出的新闻理论——譬如，新闻工作的“三贴近”与“走转改”、舆论引导的“福祸论”与“时度效”，也可能影响与拘束至明天的新闻实践。所以，我们怀着对“未来”新闻实践的无尽心驰，将往昔和当前的新闻理论作为认识起点，建构起某种指导将来新闻实践的理性认知——譬如“参与式新闻”“互联网思维新闻”等，继而不停地进行价值垂询与伦理追思，最后形成对未来新闻实践的一种观念性把控——实践理性，以规范与约束未来新闻实践发展方向。
把新闻实践理性作为出发点，人们比较容易厘清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之间的逻辑勾连，更有益于回应“新闻理论为何往往不能够指导新闻实践”的盘诘，最终把新闻实践理性作为破拆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之屏障的总节点。从实践理性维度视之，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脱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闻实践主体对在既往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新闻观念、新闻思想、新闻论述（过去的新闻理论）可谓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至无知无畏。正所谓“往往是，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个东西是熟知了的，因而不去管它了”。当然，阙如了新闻“是然、实然与应然”及其“如何使之是然与应然”的透彻理解与全面解读，新闻工作者自然难以形成与拥有对当前新闻实践的道义的、理性的把握，更无法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梦寐与愿景。
其二，新闻实践主体对当今新闻实践问题的认识仅处于经验与感知阶段（这是目前绝大多数新闻业界工作者的通病，他们往往沉湎其中且敝帚自珍，不愿意接受新闻理论、尤其是精深新闻思想的淘洗），难以上升到新闻理论理性层面。他们此时对新闻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认知，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大致以零散的、孤立的、静态的、支离破碎的观念与想法呈现出来，也因此对自身社会新闻实践很难发挥整体上的指导意义。
其三，任何一种新闻理论的建构与成熟都会历经繁纷复杂的进程，当前新闻理论对当下新闻实践产生作用具有某种“时间差”与“前瞻性”。“新闻理论不能指导新闻实践”，这个常常挂在新闻工作者嘴边的命题从一定层面上讲，也可以解读为：刚刚或正在成形的新闻理论还无法即刻对时下的新闻实践产生功利性效果。此境况与其说是新闻理论脱嵌新闻实践的一种表征，毋宁说这种去耦恰恰反证了新闻理论所具有的终极价值要义与现实超越性，具有一定的价值理性引领意义。因为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之间维持适当距离与一定张力，是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之间实现相互促进、彼此遥期的基石。拓深与扩展纯理论研究，不辍充实、优化、发展与完善理论理性，是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携手共进的先决条件。
其四，新闻实践的方式和结果受新闻理论“规训”的程度与强弱因新闻实践主体而异。不同人生阅历、知识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新闻的认识、体认与把握不会完全一致；他们对既往新闻理念、新闻原理原则和知识不是简单地传承，而会不断给予自我诠释与重构；对同一新闻理论，也会在各自的新闻实践中推导出不同观点。新闻实践理性，孕育并源发于特定新闻场景、新闻生活与新闻世界之中，它是新闻实践主体将外在新闻实践客体现存实然状况与自我内在新闻价值诉求之间的张力、矛盾与冲突进行“协调统一”的产物，它推动新闻研究强烈观照新闻实践主体之独特性和理论规制实践之多样性。因此，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规制与被规制”关系，而是不同历史时空中的相濡相构、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
一般意义上讲，新闻理论“务必”联系新闻实践，有其“务必”的理据。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前者都是后者的定盘星与指南针，都是为后者服务的。故而，新闻理论务须深植于新闻实践的膏壤，才能茁壮成长为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沙里淘金、由表及里的真知灼见，才能在新闻实践层面最终实现从“实然”状貌到“应然”境界的根本质变；同理，新闻理论“应该”脱敏、脱嵌于新闻实践，也有其“应该”的道理，它能够令新闻理论有充足的滋长时空，可以经受起新闻实践的长久验证与不辍萃精。
五、从学科性质归属中觅索新闻研究的破局
中国新闻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民族历史进行积极的反思”，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是20世纪中国学者作出的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创新之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数百年的报刊发展史相比，新闻学进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育人体系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尽管促成此种状况的诱因良多，但主要还是新闻学本身的学科使然。“新闻学不像哲学、数学等其他古老学科那样，先有一些定义、公式和公理，再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完备的学科体系。新闻学是先有传播活动、传播载体和传播内容，再有学科体系。这就反映了新闻学初始阶段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赖于其他学科、特别是赖于文学写作的依赖性和寄生性”。在全球跨文化传播日益频仍，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新闻传播时代的到来，新闻学对于文学依赖性、寄生性渐行渐衰，接踵而来的是其交互性、渗透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发展性的增强。对这种交互性、渗透性、发展性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学科间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当前人文学科研究中涌现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该研究方法与理念，对于新闻实践理性研究、新闻学科建设和新闻理论创建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指导作用。
新闻学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新闻学与政治学、传播学、宣传学、文艺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关联性和交叉性。相对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新闻学的一大特点。关于新闻学学科定位的讨论，我们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结果之所以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属性的这一“间性”特征与品性。无论是把其归属为具有鲜明社会色彩的“人文学科”论者，或是将其定位于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论者，均公认：新闻学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新闻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项独特的品质。新闻学总是在它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依归与价值取向。
自然科学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新闻学，容易陷入新闻理性主义、新闻科学主义、新闻本质主义的泥沼。换句话说，新闻学的学科价值其实就存在于它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间性之中，通过学科间性研究，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明确新闻学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新闻学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新闻学与各学科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回应新闻学研究回归“人文精神”价值取向、“人本主义”实践理性诉求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因为，“新闻的本质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以人性来报道；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新闻报道事实及人，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世界及理想化的生存；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使新闻和媒体回到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不能有客观主义；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阶级立场，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世界上各国新闻学都是其“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思想在新闻事业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的集中体现与具象表征，因而无疑都彰显着各国意识形态与话语特色”。但值得警醒的是，国内个别新闻学研究者对但凡涉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往往不能正确对待。他们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新闻理论应该有普世性，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学术确实不等同于政治，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注意到新闻社会学间性的一面、只看到新闻传播一般规律，却忽视了新闻哲学人文学科的间性的这一面、忘却了传播在不同社会民族思想文化下的特殊规律。而后者确是新闻学研究从“事学”走向“人学”、从“是然”走向“应然”的根本支撑。
近代以降的中国学科分类基本上承袭了西方学术本体论的划分方式，即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与存在的基础是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唯一性。这种为迎合日益分工精细的工业化发展而形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利处是操作简便，省时少力；但不足之处却非常昭然，因为它有意无意隔断了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而这一联系却是万物生存的实然与是然。实际上，由于新闻生态的急剧变化，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已经不可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静态而确定的报刊广电及其实践活动。传统新闻业在新闻生活世界的宗主地位已经远逝，其反映、影响与控制社情民意方式的方法已成明日黄花。传统新闻理论厘定的新闻边界不断发生着游弋，新闻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发生不断迁延。去区隔、去界域成为新闻研究的前沿取向。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科界限已不断被打破，新闻学研究还固守在单纯新闻专业主义、单纯新闻市场主义、单纯新闻党派主义等经典新闻论域或纯粹理性的视界，显然不合时宜。新闻学研究不仅是准确回答新闻“是然”与“纯粹理性”的问题，更是释疑解惑新闻“应然”与“如何应然”的人道感性问题。“是然”的问题往往具有恒久的稳定性、全局性、根本性，一旦研究获得明晰性的认知与阐释，剩下的任务就是探讨与寻找如何做才会“应然”的问题，而这正是新闻研究应该转向“学科间性”取向进行大胆尝试的主旨与要义所在。
六、结语
理论自觉是新闻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保障。新闻学术界要想做到新闻学理论自觉至少应实现对新闻研究者主体身份的确认和认同，以及对新闻学理论体系本身、对新闻学理论与外部世界关系、和对新闻学理论相关能力的自觉。宏观上看，当前，中国新闻学理论自觉尚处于自觉与不自觉的自发进程之中，有时甚至仍存在缺失的状况。建构和擢升中国新闻学理论自觉，居于基础地位的是对新闻学者和学界使命及独立地位的确认和坚守，其有赖于学者和学科的自信与亲力，其次是增加有效的对话和争论，另外，需要保持对固有理论及理论思维定式的足够警醒。必须加强对中国新闻传播现实特别是对根本问题和现实困境的关注，在新闻学研究中树立“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主题，回到新闻学“人学”的本质。新闻实践首先是人的理性活动。理性要求人们依据善的新闻原理，选择正确新闻目标，并保证新闻行为的合理性与善美追求。如果说人是新闻存在的唯一尺度，那么，新闻实践理性就是新闻实践主体推动新闻发展与致善的内在需要。
随着网络媒体的加速迭代、资本的强力介入以及被专业主义统摄的价值中立媒体的异军突起，新闻实践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取向之间的博弈与纠缠随之成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媒介景观”。面对此景，新闻研究者的当务之急、主要使命与基本担当，应该是将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新闻实践的外部尺度进行对比、偶联、统合与协调，预见与擘画未来新闻事业发展的美好远景，创制新闻真、善、美的理想客体图景，最终推动新闻理论理性向着知与行、理与情、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完美统一的实践理性转变。“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唐·黄檗禅师《上堂开示颂》）所有有志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朋友、同侪、学人，此时此刻应该携起手来，为推动附丽于新闻实践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质化、实化与升华，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磨砺以须，及锋而试。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