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催生出一种以“高新技术+零工”为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制造业新型生产模式。估算制造业用工中派遣工规模约为4000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31.1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处于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截至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接近30%。特别地，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2022年制造业出口总额达到3.3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远超德国和美国的1.37万亿和1.1万亿美元。但是，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和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均处于下降趋势。
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加速，资本使用成本下降，技能需求迭代，人力资本折旧加速，制造业的用工方式发生了深远变化。对制造业工人的技能要求不断降低，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
以研究团队调研的苏州昆山为例，昆山作为中国百强县之首，聚集了上千家劳务和中介机构，每天向当地及周边的数千家大规模制造业企业输送劳动力，日均进厂工人数高峰时可达数万。这种高效的劳动力供需匹配机制，有力支持了昆山地区以消费电子、计算机和通信为主的3C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催生出一种以“高新技术+零工”为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制造业新型生产模式。
灵活用工模式在提升中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降低企业劳动成本，为劳动者个体提供多样就业选择方式的同时，在个体和行业层面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在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亟需关注“零工”群体的发展趋势，深入探讨如何在零工化趋势下保持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也是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制造业零工”规模几何
综合实地调研和前沿文献,我们将“制造业零工”定义为在制造业生产一线工作，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劳动群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与人力中介签有劳务合同的“派遣工”；二是，无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也没有基本社保的普通零工，常被称为 “日结工”（务工人员自己在市场上找当日工作，且当日结算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指出，“劳动合同用工是中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2014年人社部发布的《劳务派遣暂行条例》第四条进一步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出台后，官方统计数据中派遣工占比均低于10%。例如，2021年和2022年苏州市企业派遣员工比例分别为7.92%和4.81%。不过，也有一些企业调查数据与之不同，比如《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根据在2021年对200多家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估计制造业灵活用工人员占制造业用工的14.73%。再如，本研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雇主和雇员匹配调查”的数据，测算了覆盖中国五个省（江苏、广东、四川、吉林和湖北）、100个县区、1940家制造业企业的制造业派遣工占比，结果显示2017年劳务派遣工占比近20.20%，且从2010年到2017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本研究团队于2022-2024年间在苏州昆山、广东东莞、佛山和深圳走访了近30家制造业企业、近20家劳务中介和近10个劳务市场。根据实地调研收集到的信息，在长、珠三角制造业集聚地，平均而言，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1/3，用工旺季高达2/3。其中用工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制造业大厂，派遣工比例更可高达80%。
可见，由于派遣工群体较高的流动性特征，常规的统计方式难以获取准确的制造业企业用工规模数据，并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利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估算制造业用工中派遣工规模约为4,000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31.12%。
“零工”群体画像
为深入分析中国制造业零工市场中的零工群体及其就业特征，本研究选取了两个独特的数据集——某制造业招工平台数据，以及基于该平台会员的抽样调查数据。
2017年诞生于昆山的某制造业派遣工招工平台是目前全国最大且唯一的派遣工网络招聘平台。该平台不仅在线上为制造业企业和派遣工提供匹配服务，还通过线下网络拓展至全国20多个城市，服务超过300万注册会员。
平台数据涵盖了约1,000家制造业企业、70万活跃会员和超过250万条企业与工人匹配的信息，主要覆盖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服务企业集中于电子产品制造等高科技行业。长、珠三角是中国出口导向制造业最为集中的两大区域，也是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在全国制造业中的就业比重位居前列，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约10%。该平台上89.2%的派遣工用工集中于这一细分行业。在出口方面，2023年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3%左右，表明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的这一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突出的出口导向特征。可见，该平台数据在研究中国出口导向制造业零工群体的行业分布和就业特征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外推性。
此外，本研究通过线上抽样调查的方式补充了平台大数据所不包含的个人信息，如婚姻、生育、教育、就业历史、社保意愿、未来预期等，在2024年4月设计并实施了基于平台活跃会员的线上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所有年龄为16-59岁之间在该平台上活跃过的活跃会员中，抽取了15,000份样本。
从调查数据看，该制造业派遣工平台会员的平均年龄为26.4岁，男性约占五分之四；女性会员占比逐年上升，从2019年的14.25%增加至2023年的21.19%。从来源地看，主要集中在河南、甘肃、陕西、云南、山西和贵州等省份。89.7%的为农村户口，当前平均年龄为29.4岁，单身（79.3%）和无子女（75.4%）的比例较高。从受教育水平来看，40.2%的会员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22.8%为高中，22.4%为中专，14.6%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总体来看，过去5年中，平台上新进入的制造业零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上升，从10.7年增至11.3年，尤其是在最近两年，这一群体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在实际就业的样本中，截至2024年4月，从事零工（包括派遣小时工、日结工和平台灵活就业等）的会员样本达54.8%；与此同时，近40%的会员已转为固定工（39.3%），另有少数从事自我经营（4%）。在零工群体中，派遣工占44.7%，日结工占5.9%。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47.8%的样本目前未参与“五险一金”中的任何一项。其中，女性、农村户口和年龄较大的工人未参保的比例较高，零工占未参保样本的41.8%，远高于从事固定工(20.6%)和自我经营(2.86%)的会员占比。此外，会员对“五险一金”社保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调查显示，会员愿意每月平均支付1,499.3元用于社保，且支付意愿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未参与社保的务工者支付意愿远低于已部分或全部参与社保的务工者，两类人之间的平均支付意愿差约为1,200元。会员当前的月平均劳动收入为5,444.8元，小时工资为24.0元，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61.6小时。大多数会员调查时从事的行业仍集中在通用设备制造（17.9%）和3C消费电子（14.8%），职业类型以普工为主（52.2%）。同时，约10.2%的务工者转行从事服务业，另有11.6%的务工者晋升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或主管等。
从对未来规划情况看，在婚育意愿方面，未婚样本中有74.1%的人计划未来结婚。然而，调查时年龄小于50岁且未婚的务工者认为在50岁之前结婚的可能性为54.0%。会员平均期望的孩子数量为1.41个，在年龄小于45岁且无子女的务工者中，认为自己45岁之前会生育的可能性为56.4%。
在预期的居住地方面，81.7%的会员预期未来5年后将继续居住在城市，其中有24.4%的人计划居住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7.1%的人预期会居住在省会城市，30.2%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其他地级市。这表明，大多数会员对未来城市生活有一定的期望，但更倾向于选择非一线城市作为长期居住地。
在未来的就业类型方面，72.7%的会员希望在5年后能够从事相对稳定的工作（包括固定工作或个体经营），这一比例远高于当前拥有稳定工作样本的占比。然而，仍有16.9%预期自己在5年后会继续从事派遣小时工，2.5%预期会做日结工，另有3.7%表示会选择“躺平”，不再积极寻求就业机会。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对会员的当前就业决策有正向作用，但未发现其显著提高会员从事稳定工作的可能性，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证据。此外，派遣小时工和日结工群体表现出路径依赖，更有可能在未来5年继续从事类似工作。这不仅意味着低教育水平会员难以向固定工转变，也表明高教育水平会员一旦陷入“低稳定均衡”，就难以摆脱这一状态。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会员对稳定生活有更高期望——他们更倾向于在未来从事固定工作，拥有“五险一金”社保，并希望常住在城市地区，随着年龄增长，婚育意愿也有所增强。然而，这些预期的实现仍存在较大挑战。与低教育水平务工者相比，高教育水平群体在长期内可能面临更大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也使得他们的选择可能更加极端和趋同于低教育群体。
此外，不同城市等级的制造业零工在行业和职业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一线城市零工展现出更强的长期规划和稳定性需求，但在户籍门槛和社会保障限制的约束下，难以进入固定工队伍，他们就更倾向于通过零工维持生计。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单纯的用工方式改革难以改变制造业“零工”的现状。
缘何出口导向制造业就业呈“零工化”趋势
“零工”为何在出口导向制造业就业呈现一种趋势性？可以说，这是多种因素共振下出现的一个时代产物，包括智能制造技术普及、平台经济发展、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外需产品的市场需求涨跌变化等，规模庞大的出口导向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在制造业集聚的长、珠三角地区应运而生。
首先，制造业智能生产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成品的良品率，也导致了制造业中机器对熟练工可替代性的加强，降低了企业对上述工种工人的正式聘用需求，增加了机器操作工的需求，即出现了“技术替代”和“技术互补”。“技术替代”是指自动化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使得原本由中等技能工人承担的例行性任务（routine tasks）被取代，而低技能岗位由于涉及非例行性体力劳动（non-routine manual tasks），尚难以完全被自动化替代，因此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技术互补”是指部分低技能任务与自动化技术具有互补性，技术进步不仅没有完全取代低技能工人，反而增强了对该岗位的需求。
这种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力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被认为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即自动化等技术的发展导致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就业增长，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占比下降。该现象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Acemoglu 和 Autor（2011）等指出， 1999- 2007年间美国的自动化技术进步对技能需求具有两极化效应，特别是低技能职业的就业份额显著上升。
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同时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工资上涨明显，标志着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削弱。与此同时，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加速推动了生产率提升和成本优化，也加速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向零工化转变。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中心招聘的工种主要为一线的生产操作、装配、包装及检测，这些岗位大多只要求工人认识26个英文字母，无需学历或工作经验。
其次，外需的周期性变化和招工平台对零工的聚集效应使得“零工”供需匹配“无缝衔接”。技术进步催生了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线上信息的集聚，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以打工网“周薪薪”为例，作为一个制造业招工平台，它整合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分散中介，利用大数据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长、珠三角集聚，吸引了全球订单，这类企业的用工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季节性波动的影响，企业在旺季扩招、淡季裁员的周期性变化影响到对固定工的录用，“零工”则可以很好地满足企业用工的季节性需求。不仅是出口市场，国内消费市场的变化同样推动了用工需求的季节性波动。例如，“6·18”“双十一”等购物节带来的消费高峰，使得制造企业在短期内需要大量扩招临时工人，以应对激增的订单需求。
再者，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就业具有短期化倾向，更可能选择“多拿工资、少缴社保”的取酬形式。由此，单价收入更高的“零工”更受外来务工人员的青睐。此外，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强化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促使企业更多地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方式招聘用工。劳务派遣工由第三方劳务机构管理，企业无需直接承担解雇成本，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用工规模，降低用工成本风险。
此外，其他的短期因素也加剧了近几年的零工化趋势。新冠疫情冲击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使得以承接国外订单为主的制造业企业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双重挑战。国内制造业企业面临订单减少，招工规模缩减等挑战，用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对“零工”的需求。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再次修订，并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得超过企业用工总量的10%”，以限制企业的派遣工规模。然而，市场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仍然旺盛，政策调整的效果受到经济环境和企业生产需求的制约。图中的制造业派遣工工价指数显示，工价波动与用工趋势一致，2022年后未出现工价上扬保持趋势。此外，2023年底会员数量降至2021年同期的一半，平均工价下降了约10%。这表明，行业需求侧的因素对用工起主导作用。
推动“零工”们的可持续成长
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已达2亿，占城镇就业的43%。平台经济通过连接供需双方，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工作机会，使其享有自主性和灵活性，同时在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方面发挥了“蓄水池”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未与平台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一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议题，也是探讨“高质量充分就业”时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目前，服务业领域的灵活就业（如外卖、快递和网约车司机）备受关注，而制造业“零工”却常被忽视。
制造业“零工”具有规模庞大的特点，其劳动生产效率直接关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地位。特别是，制造业“零工”的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尤为关键。智能制造和灵活用工模式下分工的细化使得长期在流水线上从事重复、微型任务的工人面临技能单一化和去技能化的风险，对其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挑战。
未来，随着智能制造的深化和产业升级的推进，“零工”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那么，如何引导“零工”群体的职业发展、优化其社会保障体系，并降低外来务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帮助低收入者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此外，要为外来务工者的生活和生存创造体面的具备可持续性的收入空间，提升其非工作时间外的收入韧性，降低生活成本，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和技能再培训，增强其在就业市场的人力优势。
综上所述，制造业零工模式是产业集聚、市场需求波动和政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灵活性在全球供应链调整和企业生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前中国制度背景下，零工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仍需平衡其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关系。政策不应仅局限于将零工群体纳入传统社保体系，而应提供更具选择性的社会保障方案，确保零工群体的收入自由度与基本权益并存；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应对劳动者工作模式的变化，改变组织管理模式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本文首发于财新网）
张丹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国发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 健康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