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向南京大学正式下达《全清词》立项规划以来，这一大型断代总集编纂项目至今已持续四十年，编纂成员跨越四代学人，成为古籍整理事业“薪火相传”的典型。《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由程千帆先生一手创立，[关于《全清词》草创之初的具体情形与程千帆先生相关活动，可参见顾圣琴《风义平生——程千帆的师友交谊与〈全清词〉编纂》，《光明日报》，2022年1月24日第11版。]并主持开展早期工作，在古籍整理条件远不如今日的情形下，克服多种困难，基本完成项目第一卷《顺康卷》编务。经过二十年打磨，《顺康卷》二十册于2002年5月出版，取得项目首个阶段性重要成果，拓展了新世纪的词学研究格局。程千帆先生未及获睹《顺康卷》问世，至为遗憾，但前辈筚路蓝缕之功、踔厉奋发之志，一直被后人铭记继承，是近二十余年来《全清词》编纂团队的前行动力。
程千帆先生去世后，张宏生教授接手负责，带领团队完成剩余各分卷的编纂，已相继推出《顺康卷补编》（四册，2008）、《雍乾卷》（十六册，2012）与《嘉道卷》（三十册，2020）。即将推出《咸同卷》（十五册以上，2025）。清代文献浩如烟海，情况复杂，仅《顺康卷》所收词人词作数量已超越前代总和，因此《全清词》编纂是一项长期工程，且许多方面需要自身摸索，无成法可循。在这方面，我们有着自己的一些心得。
一“全”之规模与学术内涵
《全清词》立项之时拟定分五卷，按清代十帝年号顺序，每两位为一分卷，以此衡量，迄今已完工超过五分之三。各分卷词人词作具体数量如下：《顺康卷》收词人约2100位，词5万余首；《顺康卷补编》收455人，词1万余首；《雍乾卷》近千人，词近4万首；《嘉道卷》约2000人，词7.5万首。合计作者约5500人，词作约17.5万首，共70册。《嘉道卷》编纂之初，一度有过与《咸同卷》合并为一卷的设想，后虽未实行，但《咸同卷》的整体框架已随着《嘉道卷》的编纂而成型，现掌握词人名录近700人，后期当会有补充，总量在十五册以上，将在2025年出版面世。
根据已编成各卷的规模来看，清代三百年之词，确乎可谓煌煌大观，即便从单纯的数据统计中，也能反映出清词创作的某些特点。如《嘉道卷》词人数量比《顺康卷》略少，词作却多出一半，[《顺康卷补编》补出万余首，但《嘉道卷》必然也存在遗漏失收，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综合考虑，两卷比重应无太大变化。]也就是人均填词数量有大幅增长。考虑到嘉道两朝时间要比顺康少二十四年，完全可以说，清代嘉庆以后的词体创作波峰，比清初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均创作量明显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士投身填词的力度体现。所以，像《笠者词稿》七卷1600余首这样的大部头别集出现在嘉道时期，是有其必然性的，此集词作数量在已知清词别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清初大词人陈维崧的《湖海楼词》，作者以迦陵词集为蓝本，几乎逐一拟效，其艺术水平、词史地位固然无法与陈维崧相提并论，但提供了一个极为鲜活的清词经典化案例。此集为稿钞本，作者又有意隐去姓名不署，一向无人知闻，《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即未有著录，如果不是《全清词》编纂工作的推进，这部词集很有可能就此沉埋甚至亡佚。进入晚清之后，词人队伍中寒士阶层数量剧增，稿钞本词集相比之前时期大量涌现，类似《笠者词稿》这样不具名或作者姓名失传无考之集不在少数，将他们留存的作品搜罗整理，以群体呈现，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见出一个时代的词史图景，这正是《全清词》作为一代总集的价值所在。
以“全”字冠名的总集编纂，“全”之意义首先自然在于完备，理论上说应该穷尽文献，无一遗漏，不过现实中难以达成，主要是清代文献体量太大，分布太广，存世家底几何，尚为未知之数，因此《全清词》编纂也只能是尽量求全，做到目前这个地步，应该说编纂团队在资料普查、采访方面已尽最大努力。此外，清代去今未远，存世文献的面目也较之前代更为芜杂，因此“全”的内涵不仅在于覆盖面广，还应包括对个体作家文本形态多样性的展示，这是《全清词》收词及校勘工作中一贯秉持的原则。《全清词》在选择底本时十分强调择善而从，一般而言，在刻本与稿钞本之间，刻本代表着定本，故取为底本，以稿钞本出校；在单行别集的多种刻本中，取最全之足本为底本；在小集与后出之合集之间，取合集为底本。如《雍乾卷》中厉鹗、张惠言两位名家，前者取《樊榭山房集》中四卷词集为底本，以康熙年间所刻《秋林琴雅》出校；后者取《茗柯词》刻本为底本，以张氏手稿本出校，既尊重作者本意，又能使读者看到作者不同阶段的创作面貌，以及作品的多元样态，方便其研究。但因清词文献的复杂性，编纂之时还会遭遇各种不同的问题，这就要求编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如《雍乾卷》中所收湖南词人张九钺《秋篷词》，词集存在名同实异现象，此集有道光七年（1827）、咸丰元年（1851）两种刻本，均为两卷，也均收录于作者全集之中，且道光本收词212首，咸丰本收词214本，数量也几乎相同，若非仔细过目，很容易以为二个本子是同一词集，像《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在介绍此集时就出现了失误，事实上，这两种《秋篷词》收词各有不同，互为补充，词题与词注异文尤多。《雍乾卷》在处理时，即不再拘泥于将后出或收词更多之本作为底本的惯例，而是用道光本作底本，以咸丰本出校并补词，达到了既清晰又全面的整理效果。再如对稿本的取用，因其中保留了词人创作时珍贵的原始信息，学术含量丰厚，向来是《全清词》校勘的重点，随着所编时代逐步走向晚清，稿钞本越来越多见，编者也愈加关注。像《嘉道卷》所收上海词人王庆勋，其词集除刻本《诒安堂诗余》外，尚存《叔彝诗余》、《叔彝词稿》诸本，内有作者亲笔手稿，又有友人过录的改订稿，均与刻本大异，稿钞本之间的差别也不小，《嘉道卷》悉数吸纳，逐字逐句出具异文校，以还原作者完整的创作轨迹，由于集中字迹潦草，删改、涂抹痕迹严重，辨识甚为不易，耗费了编者大量精力。这种投入与付出，体现出编纂团队的严谨态度、扎实功底，以及对于“全”的不懈追求。
一代总集的纂辑，既要求全，也要求真，求全的同时必须注重辨伪，如果说博采广校是“全”的显性特征，那么甄别慎收就属于全集编务中的隐性部分，两方面结合才能支撑起“全”的意义。当然，大型总集篇制宏富，误收在所难免，这一现象从清代康熙年间编校《全唐诗》开始就一直存在，《全清词》中也有此类问题。辨伪考证需要时间，清词辨伪的证据、材料往往不可预期，所需时间就更长。如朱彝尊的《眉匠词》，旧说此集为朱氏少作，《全清词》编研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台湾访得此集，编入了《顺康卷》，直到《雍乾卷》编纂进行，编者才发觉《眉匠词》为伪作，是从乾隆年间江苏长洲词人沈清瑞的词集中截取而成，[关于《眉匠词》之真伪，《图书馆论丛》1997年第2期所刊陈琦《〈眉匠词考〉》一文已辨明，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及时见到此文。]像这样的问题，确实很难在某一分卷的编纂周期内就被解决，有鉴于此，编纂团队一方面在当下分卷编务中尽力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建专档随时记录新发现的此前分卷的相关失误，以备来日。而已出版各分卷中，都包含了编者在资料考辨上所花的工夫，这部分工作无法被直接“看见”，却是保证总集质量所必需。如在《顺康卷补编》编纂过程中，编者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得署名顾炎武的钞本《游庐山词》一卷（四十四首），曾颇感兴奋，后经考辨，乃知其系截取清初安徽词人江闿《春芜词》，伪托亭林之名行世，《顺康卷》第二册据郭则沄《清词玉屑》收录了其中六首，但当时已疑为伪作，出案语俟考。针对这一情况，《顺康卷补编》编者特意撰文肯定了前人的审慎态度，并指出“《顺康卷》卷帙浩繁，而当时的检索手段不如今天发达，所以编纂者未注意题顾炎武所作词亦在《春芜词》中，不无遗憾。……他日《全清词·顺康卷》修订时，可以据此删去顾炎武词”[冯乾：《钞本〈游庐山词〉作者考辨》，《文献》，2009年第4期，第131页。]。既纠正讹误，又对前辈抱有尊重与理解，继承了《全清词》自创立以来一贯的“审慎”传统。又如编《雍乾卷》时，编者在上海图书馆访得《石鱼山房集》刻本一种，凡八卷附词一卷，作者楚灵均，上图著录为乾隆刻本，故原本拟编入《雍乾卷》，然而在考察作者生平时，一无所获，所以“楚灵均”这个符号化色彩极为浓厚的姓名引起了编者怀疑。复检此集，发现其目录首页第一行“石鱼山房集目录”七字系手书，各卷卷首亦均手书“石鱼山房集卷×，广陵楚灵均纫茝氏著”，明显是在刻本上进行了改动，将原刻字迹挖去后再手写；再仔细观察附词一卷，卷端所刻“附词”二字下有“一名××”四字小注，后二字被涂抹，依稀可辨为“骚屑”。《骚屑词》是明清之际屈大均词集，编者旋将《石鱼山房集》与屈大均别集核对，发现全然无二，词作182首亦在屈氏集中，至此真相大白，屈大均著述在乾隆年间禁毁，《石鱼山房集》是清代中期人对屈氏别集做手脚之后，改头换面传播的读物。此集最终自然被撤出了《雍乾卷》，但它构成了一个清代中期违碍书籍秘密流通的生动案例，编者特为存档记录，今后积累渐多，即可用以专题研究。我们希望借《全清词》编纂创造一批副产品，落实在各卷编务行动中，虽不能立刻见效，假以时日，相信必有可观。
二
以人存史：小传撰写的目标与特色
词人小传撰写是《全清词》编纂极为重要的环节，清代词人数量远超前代，小传撰写的工作量也相当大，与作品整理相比，小传部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具备自身特有的价值。如果说《全清词》的主体即所收词作基本是为词学研究者服务，那么小传的参考价值就不限于词学，可供所有清代文史研究人员利用。《顺康卷》及《补编》中的词人小传，相对还比较简略，从《雍乾卷》开始，通过对以往工作的总结，撰写的力度显著加强，仅《嘉道卷》一卷，词人小传就达到了二十多万字。配合《全清词》编纂进度，当前编者已着手自《顺康卷》以下系统梳理小传，订讹正误，查漏补缺，将其中的原创性考证内容单独汇辑，存疑待考处一一记录，根本目标在于将来为学界贡献一部数量丰富、质量上等的清代人物传记著作。
清人传记资料本就浩博，近十余年来，随着各种大型丛书的影印出版、电子检索与在线图书的发展，编者得以在撰写词人小传时广泛参阅古今文献，改变了早期一味依重传记资料的写法。总体概括，古籍主要依据史志、集部两大类，前者包括正史、方志、履档、笔记等，后者包括别集、总集及选本；今人文献主要利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工具书，并注重吸收当下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具体撰写过程中，首重作者本人或其亲友留存的信息，这类信息几乎全在集部文献，所以先读作者别集，若本人无集传世，则据其交游，读其亲友之集，两者皆无，再调查史部文献，先取正史、方志传记，次取履档记录，再取笔记杂传。也就是整个撰写过程以尽量使用第一手文献为原则，自《雍乾卷》以来，小传撰写已逐渐形成上述规范。
按照《全清词》工作流程，每一分卷在编纂之始首先要确定本卷所涵盖的词人名单，并进行排序。排序以生年先后为准，生年不可考参卒年，生卒年皆不可确考依其生活年代区间，以上信息全无，则按所出文献之年代，以及在文献中的序列（如选本中位置），斟酌排列，因此词人小传的第一项内容即生卒年，《全清词》编者于此收获甚巨。如《嘉道卷》中所收吴中词派领袖戈载，其卒年清人史传及今人工具书目均未载，研究著作中有记为咸丰六年（1856）者，《嘉道卷》编者据潘遵璈《香隐盦词》予以纠正。《香隐盦词》常见版本为光绪间香禅精舍刊一卷本，另有民国七年（1918）重刻咸丰八年（1858）刊二卷本，十分稀见，二卷本卷二《鹤唳瑶天谱》有连续排列的《太常引·丁巳寒食作》、《解连环·戈顺卿丈于四月朔作古，江韵楼先以是调哭之，因次其韵》二首，此集按时序编排，故戈载辞世时间得以明确到具体日期，即咸丰七年（1857）四月初一日，若只凭一卷本，是无法判断出戈氏卒年的，由此可见利用集部文献的重要性。再如明末清初诗僧释行悦，《顺康卷》第四册、《补编》第一册收其词，注明生年为明泰昌元年（1620），所据应是词集中《高山流水》一首词序：
己未八月四日，坐寒香堂看新月，念自四十诞至今年正六十，适三处遇初度，一钱塘，一建业，今雉皋也。赋此志感。 [程千帆等编纂：《全清词·顺康卷》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0页。]
己未为康熙十八年（1679），推其生年为明万历四十八年暨泰昌元年（1620），不误，但卒年《顺康卷》阙如。查考工具书及今人著述，关于其生卒年的说法多达四种组合，或误其一，或缺其一，或生卒均误，无一完全正确，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未读作者词集，二是未见作者弟子释超慧所撰《行状》足本全文。《全清词》编者在重检《顺康卷》时，结合词集与《行状》，知其卒年为清康熙二十三年，因卒于十二月初一日，故公历应标示1685年。集部与史部文献配合使用，在考订女性作家生卒时尤为有效，女作家传记远比男性为少，更需从其本人及亲友相关创作、史料中多方搜讨。如江苏江阴闺秀词人陈蕴莲，为常州名士左辅儿媳，其诗集自述“年二十一归于左氏，时先舅翁陈臬之江”[陈蕴莲：《信芳阁诗草》卷5《附刻信芳阁自题八图》，《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又称先舅翁集名为念宛斋，知舅翁即指左辅，仅据其集，尚不能判定生年，《全清词》编者辅以《清代职官年表》，查明左辅嘉庆二十四年（1819）任浙江按察使，明年四月调湖南布政使，结合两处文献，即可定陈氏生年在嘉庆四年（1799）[台湾《国文学报》第六十期（2016年12月版）刊有卓清芬教授论文，其中有关陈蕴莲生年的考证，与《嘉道卷》编者所用材料、结论一致，因《嘉道卷》编纂周期较长，编者着手对陈氏生卒年信息进行考辨之时，卓文尚未面世，故并非转引，特此说明。]。当无法考知确切年份时，编者也会最大限度地给出准确区间，力求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如福建闺秀词人朱芳徽，为朱锡穀女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卷二引其《绿天吟榭诗稿》自记：“甫襁褓，先伯父官江右，挈与同往，历九年，复随侍宦蜀，迨年逾笄，奉命南旋。”[丁芸辑：《闽川闺秀诗话续编》卷2，民国三年（1914）刊本，第5b页。]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朱锡穀嘉庆十一年（1806）任江西万安知县，因事革职，捐复原官，道光六年（1826）任四川渠县知县，则携芳徽官江右是捐复之后，芳徽生年大略可据此推得，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左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看似不起眼的年份信息标注中，凝结着编者的大量心血。
除生卒年信息外，词人小传之生平行实，包括科举、仕宦、游幕履历，学术、文学活动，以及作者的创作风貌、特点等。这部分内容是小传的主干，编者撰写以陈述为主，同时较为注意述论结合，在涉及学术、文艺领域内的代表性人物时，像钱大昕、孙星衍等乾嘉学者，黄景仁、郑珍等诗歌大家，不吝笔墨点评；特别是对于清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者，小传都会评述其词作造诣、词学主张及词史地位，并且注重记载词人在其他领域内的成就。如《嘉道卷》中周济小传：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别号春水翁、白门逋客，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属宜兴）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九岁能属文，读书明大义，不屑为章句之学。嘉庆九年（一八〇四）举人，明年成进士，以知县用。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出为江苏淮安府学教授。移病去官，与张琦、李兆洛、包世臣以经世之学相切劘。授经吴中，复馆扬州富商包振若宅，所交多奇杰士。生平博通诸艺，好读史，喜谈兵家言，论诗宗陶、杜，以顾炎武为“少陵后一人”，书习北朝碑帖，画宗北宋大家，而尤邃于词学。少受法董士锡，读张惠言《词选》，承其说而倡之。嘉庆中尝辑《词辨》十卷，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编定《宋四家词选》，以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领袖一代，指明“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开示后学门径，又言“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以补张氏词论之失，皆切中肯綮，乃有常州词派广大教化主之目。自作亦深密纯正，得意旨蕴藉之长。卒于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著有《存审轩词》二卷、《味隽斋词》一卷、《止庵词》一卷。[张宏生主编：《全清词·嘉道卷》第12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24页。]
这篇四百多字的小传，用不少篇幅详述周济词学以外的学养与趋尚，这是因为周济的个性气质、宦游遭际、经世思想、诗学观念、书画修为都与其词学有着内在呼应与联系，小传的史料剪裁、文字表述中，蕴含着将这种联系向读者呈现的愿望。清代杰出词家往往身通多艺，属于复合型人才，《全清词》小传的这种写法，意在展现其“全人”面目，潜在地表达编者对清词研究应有方向之立场，这离不开编纂团队成员自身的研究心得。《全清词》中像周济这样的长篇小传较少，更多词人小传的评论性内容只有寥寥数笔，但也能看出编者细读作品之后的体会，有时即使在陈述性文字中，同样融汇了编者自身的学术结论。如浙江杭州文士汪鉽，小传载其因追慕厉鹗，尝笺注《樊榭山房集》，毁于兵火，又注明其诗词集以“二如居”为名，盖因唐圭璋先生当年编纂《全宋词》时，曾使用南京图书馆所藏二如居钞本《澄怀录》一种，并据书尾厉鹗跋文，定其为厉鹗本人校钞本，《全清词》编者在撰写汪鉽小传时，经过对作者事迹的细致辨析，又目验南图本《澄怀录》，判定此本应为汪氏过录本。小传特为记录其与厉鹗之渊源，缘由在此。
综合而言，《全清词》编纂中的词人小传工作，绝非简单的资料摘抄与复制粘贴，有着规范的体例标准和高远的学术追求，既存一代之词，也存一代之人，冀望以人物传记补一代之史。无论生卒、行实等考辨内容，姓名、里贯等细节推敲，还是语言上通达雅驯的自我要求，都传达出编者的这种意愿。因词人数量多，编纂时间长，各分卷小传撰写也一定会有疏误，即以最新的《嘉道卷》为例，问世至今未久，编者已陆续发现讹漏之处，这个过程正如校勘，常校常有，有待于持续完善。所以当前《全清词》每一分卷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该卷工作彻底结束，而是为精益求精、修订再版夯实根基。
三团队协作的方式与意义
《全清词》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编纂团队的通力协作与无私奉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研室成立之时，成员有七八人，队伍虽不庞大，但比起今天已算富余，其后几经人事更迭，至2007年，编研室正式在编人员仅有三位。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只靠编研室成员显然不可能完成，为此，我们注重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在长年的摸索实践中，锻炼出一支专业高效的编纂队伍。关于这一团队的成长、分工与贡献，在《全清词》每一分卷的出版后记中，都会有相应说明，不过限于篇幅，无法充分展开，本文在此将团队编务细节、工作方式从各方面作一稍详介绍，或能略见大型古籍整理事业之个中甘苦。
首先，清代词籍文献资料的建设，自《全清词》立项之日起就已启动，不过期间曾经中断，2007年开始，重启大规模的访书行动。编纂团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平均四至五人，分批对国内省级图书馆和重要高校图书馆进行词籍普查、复制。随后五六年间，访书活动进入高峰期，各小组足迹踏遍南北，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古籍藏量丰厚的“大馆”，都是再三过访，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地区的市县级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也多有涉足。像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门外几大柜的卡片目录，其中清代集部一类已被从头至尾翻检过数次，小组成员出发之前先上图书馆网页检索，到馆之后再翻阅卡片目录核对补充，根据工作量估算本次行程所需时日与经费。十余年前，《全清词》经费尚不够充足，因此访书小组会全力提高每天的工作效率，以缩短在外时间，非常辛苦。在文献采访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图书馆和相关藏书单位的大力支持，令我们非常感念，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图书馆古籍复制索价过高，个别图书馆或不允许古籍复制，或每种书只允许复制三分之一，等等，都需要小组成员一方面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另一方面安排协调组内分工，若访书量多而无力承担复制费用，或馆方不许复制，只能逐字手动录入电脑，还需临时从其他小组抽调人手。有时根据具体情况，访书的方式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团队的辛苦努力，保障了编纂工作的文献储备。访书也使团队成员得到了专业以外的历练，其间的酸甜苦辣，各小组都撰有《访书日志》予以记录，是《全清词》相关副产品中最为别致的一种。
访书之后的编纂阶段，每一步同样都是协作推进，如上文所述各分卷编纂之始词人名单的确定，就是由团队分工，有人负责检点书库词集，判明年代，有人负责将《国朝词综》系列、《全清词钞》、《词综补遗》等大型清词选本的词人小传录入电脑，最后交专人统筹，拟出名单框架。再如小传撰写，上文述及的《笠者词稿》作者考证就是多人合力而成，此集作者不具名，录入者最初依照集中词作，勾勒出作者交游圈涉及袁枚、赵翼等名家，乃梁同书表弟，故为乾嘉时人，又据《金菊对芙蓉·送贞木二叔之广州主院》一首，检索而知“贞木二叔”即凌丙（字贞木），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东中式成举人，官广东潮阳教谕，据此确定词集作者为凌姓。此后整理者爬梳词中自述游幕、仕宦经历，知其嘉庆初任职山西交城，遂查《大清搢绅全书》，见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掣签分发山西人员中有“凌立仁”一员，嘉庆元年（1796）、嘉庆六年（1801）记载交城县典史，亦均题“凌立仁”，嘉庆六年一条，于其姓名下有“笠人”二字，当是其字；复检《光绪交城县志》卷四所载嘉庆朝典史，有“凌立仁”，名下附注“浙江附监，九年任”。《搢绅全书》书其籍贯为顺天宛平，是与科考改籍相关，凌立仁与其叔父凌丙均以商籍改入民籍应试，一入广东，一入顺天。至此判定《笠者词稿》作者为凌立仁，字笠人，号笠者。有赖于团队之力，这部清词第二大别集的作者得以水落石出。录入和校勘是编务中最为繁重的环节，为保证质量与效率，自2009年开始，每年暑假团队成员会从各地赶赴南京大学，先集中录入，再确定各分册责任人，集中校勘。自2009至2019年，这种集体工作的形式一直维持，从未中断，团队成员平时分散全国各地，根据分配的任务，单独编纂，虽有在线渠道沟通，但问题纷杂，容易遗忘，集合工作则可以在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面对面研究解决，又能在紧张充实的氛围中加快进度，效果极好，因此非常必要。像《全清词异体字易错字处理》这样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就是在集体工作中商讨而成。《全清词》对校勘的要求十分严格，一部词集录入电脑完毕，录入者先据原稿自校；分卷合稿后，打印分发各分册责任人据原稿校对；随后交换稿件，作第三次校勘；责任编辑将三校之后的书稿再次打印，由编辑校对改红，分发责任人再次进行校勘；最后由主编、副主编等人理校一过。经过多年实践，整套校勘工序已规范化，细节处理条例也基本明晰，确保了全书质量。《全清词》定期举办工作会议，团队总结长期以来的编纂经验，集思广益，共同制定通过了《全清词工作体例》，《体例》分概要、姓名、首数、小传、正文、出处六大项，细则共80条，其中第五大项即正文录入与校勘的细则占37条，足见重视，既体现了坚守规范的精神，又不乏集体智慧的流露，如第9条“案语”体例，含五条细则，对不同类型的校勘案语作出了清楚的规定，此外另有补充说明，提醒编者慎重出校，特别是据词律来判断脱字或衍字时，因清人填词不合谱者甚多，除韵脚之字缺失这样的特殊情况，其他时候需结合句意等因素推敲，不能死板地按谱载格式，一旦发现字数不符就出校。再如词调名缺失，这是整理过程中不时会碰到的现象，也是令编者甚感头痛的问题。《体例》提供的方法，既有传统的笨办法，也有相对便捷的电子检索法，由个体发现推广到集体。团队成员对电子工具的熟悉程度不一，如果没有集体工作形式，各自为战，这样的便捷之法恐怕很久都不能普及使用。
《全清词》编纂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很强，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不挑肥拣瘦、趋轻避重，体现出不计得失的合作精神。团队在长年并肩奋斗过程中所获得的具体成绩固然突出，但更有意义的是团队整体向心力的壮大。大型古籍整理耗时漫长，工作艰苦枯燥，从短期看似乎对个人发展不利，然而眼光放长远，持之以恒地接触原始文献，对个人研究必然回馈巨大，《全清词》编纂进行至今，许多团队成员自身的学术研究已从中获益匪浅，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对编纂事业的认同感。在如何锻造一支富有凝聚力的古籍整理队伍这一点上，《全清词》或可为业界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路。
四结语：对未来的展望
严迪昌先生曾对清词总体规模有一个预估：“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20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1万之数”[严迪昌：《清词史》绪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全清词》已出版各卷加《咸同卷》的词人约6300人，最后一卷《光宣卷》的时代又是清代词学高点，词人数量至少不在《嘉道卷》之下，再根据近些年来学界对顺康、雍乾时期的词作补遗情况，以及编者自己掌握的补遗信息，词人一万的说法肯定是成立的，或者还可能超过。至于词作数量，《顺康卷》至《嘉道卷》已有17.5万首，加上咸同、光宣二卷，以及各分卷补遗，总量在30万首上下应无疑问。
因《咸同卷》已基本成型，《全清词》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在《光宣卷》。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只剩一卷，编者还是对可能遭遇的困难有充分思想准备。就内部因素而言，《光宣卷》与《顺康卷》一样，关系易代，在词人取舍上就要格外费心；光宣时期，随着近代化的演进，书籍生产、流通与形态都较之前产生了很大变化，从刻本时代进入了多元时代，刻本依然常见，存世稿钞本应会进一步增多，此外在各种近现代出版印刷条件下问世的书籍恐怕也是一个大的数目。编纂团队对于《光宣卷》的体量下限现在还没有太清晰的把握，或许又要展开专门的访书行动。就外部因素而言，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清词》编纂受到的影响很大，暑期集体开工的传统，以及原计划定期举办的工作会议就此中断，至今未恢复，若后期各地防疫仍紧控，那么访书出行也有负担。疫情时代如何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相关工作，是对编纂团队的新考验。当然，困难总有办法应对解决，团队面对困难将报以加倍付出，仍打算在《咸同卷》出版后，花五年左右时间推出《光宣卷》。
按照我们的构想，在五个分卷全部编成后，编纂团队还须进行一次全面修订，修订内容包括编入所积累的词人词作补遗，统一序列与体例等。像目前各卷的词人顺序，因在排版定稿无法改动之后还不断有新发现，只能编入最后一册，或暂时舍弃，此类缺憾都会在最后的修订中调整，然后合并五卷再版。届时预计《全清词》将达140册之巨，《清词研究新境域丛书》、《清词别集总目提要》等系列副产品也会配套出齐。彊村词云“青史事，碧山栖”[朱祖谋：《彊村语业》卷1《阮郎归》，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编纂团队与学界同仁一样，热切期盼这项名山事业的功成之日到来。
>原载《中外论坛》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