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退却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兴起归咎于德国浪漫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政治的精神错乱。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德国浪漫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成时代精神的玩偶，要么被刻意贬抑，要么被无限美化。在现代性大行其道的今天，浪漫主义仍然容易被人们指责为一种反现代、反理性的复古守旧的思想，与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的主流不合。然而，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不简单地是在它的污名化形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场幽暗的、歇斯底里的文化运动。浪漫主义在认识论和历史哲学以及关于个人与群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上都跟现代自由主义有着显著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单纯的对立，因而不应该基于某种政治正确的理由而简单地加以贬低和抛弃。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对于客观地理解德国浪漫主义的得与失具有重要意义。
浪漫主义认识论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理性主义始于对一切现存之物的真理性的怀疑和反思，主张通过遵循理性原则的分解与综合方法，重构我们的经验世界，进而达到对普遍规律和确定性的认识、对一切存在和运动的预测与控制。这种方法在17世纪被用于科学研究，到18世纪被进一步用于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同，浪漫主义者不认为分析是发现知识唯一可行的工具。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是肆无忌惮的非理性主义者，喜欢胡思乱想，而是说他们更喜欢深入而直接地去体验、去感受，去整体性把握特定情境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他们怀疑概念是人为的、虚构的，鄙视用简单易懂的规律来描述和解释整个自然的那种机械世界观。正因为事物本身具有超出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们对自己思想的不同要素之间的逻辑矛盾并不担心，或者说，他们显然乐于发现和接受对逻辑的、概念的头脑来说必然表现为矛盾或两极对立的事物。没有人比诺瓦利斯更好地表达了对理性时代新知识的不足的那种浪漫主义洞见：“那些不安地致力于从自然、从土地、从人类灵魂和科学中消灭诗的人；毁灭每一个神圣的痕迹，对所有伟大的人和事进行讽刺，剥夺世界的多彩。光，因为它的数学服从性和它的运动，成为他们最喜欢的主题。他们更喜欢光，因为它可以被分析，而不是因为它可以产生颜色，所以他们以它命名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启蒙运动。”
浪漫主义政治思想家亚当·缪勒提出，一个概念是一个词或一个定义，它对国家或一些其他制度的描述是从一个观点或从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出发的。正如日落的照片无法捕捉形状和颜色的微妙变化，概念也无法包含物体中有生命和活力的东西。但“如果思想随着物体的移动和成长而移动和成长，那么我们把思想命名为事物、状态、生命的理念，而不是概念。我们通常的国家理论是一堆概念，因此是死的、无用的、不切实际的；它们与生活不合拍，因为它们犯了一个错误，认为国家可以完美地、一劳永逸地被构想出来；这些理论不允许运动，而国家是无止尽地运动的”。
那些真正教给我们一些东西的政治家不是从教科书或统计数字中传授的，而是把他们的教学建立在生活和运动的基础上。缪勒说，对事情的真实感受远比“钟表匠式”的理解更有价值，因为正如所有更高的知识分支一样，政治科学是要被体验到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冰冷的知识学习到的。因此，浪漫主义者明确拒绝将分析和计算作为获得终极知识的最佳手段。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希望抓住第一手的流动的经验，而不是通过概念网络过滤之后的知识。任何形式的政治理论都是这种观点所厌恶的。
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是对浪漫主义认识论的补充。坚持现实必须直接把握，而不是通过抽象来认识，这自然导致对历史的兴趣。因为历史是现实在时间中的充分发展。浪漫主义者不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把历史作为检验不同理论的实验室，而是通过了解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感知和认识整体，以及各种力量在形成这一整体时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认为历史变化是历史给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任意干预的结果，是逐渐发展而不是武断决定的产物。缪勒通过拒绝将阿基米德的原则应用于政治变革来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认为在国家之外真的存在一个固定的点，任何人都可以到达，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点为国家指明新的道路，他可以从这个点将一个旧的机构转变成一个全新的机构，并可以为国家勾勒出一个新的宪法，取代旧的、不完美的、但久经考验的宪法，一个至少在未来两周内将变得完美的宪法，这是一个错觉。”
因此，浪漫主义对历史的解释是非神学的。不存在遥远的乌托邦或者朝向一个完美终点的渐进过程。完美在每个阶段都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可以达到的。对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社会和政治的形式就像艺术的形式那样，它们在各自的时期成熟和完善，然后让位给其他形式，这些形式并不更高或更好，只是不同而已。这个意义上的历史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在这种秩序中，奋斗、创造和再创造在没有任何不变的规范或原则的情况下不断进行。
简而言之，德国浪漫主义是一种历史思想，它认为历史不是过去时代的编年史，用于统计或说明目的，而是精神的活的启示，灵感和知识的主要来源。这是对作为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的奉献，它无条件地以每一种形式和时期表达自己。我们必须回到过去来理解现在。恰如小施莱格尔所言，“只有对过去的认识才能给我们一个平静而坚定的视角来看待现在，衡量它的伟大或渺小，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基础”。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反对对社会和文化进行人为设计，反对一切不顾历史条件的改革或规划运动。然而，它同样反对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者，因为历史是运动和变化的，而不是停滞的。
德国浪漫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的认识也是非常独特的。浪漫主义者把个人、自由、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放在最高的位置。他们同样高度重视群体，认为群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其组织法则使个体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个人和群体是完全且必然互补的，二者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浪漫的个人主义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18世纪盛行的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然中的个人享有独立于其他人的地位，并且拥有不来自任何联合体的自然权利。但是独立不意味着独一无二，社会契约论假设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因此，就像原子一样，对普遍的规律或力作出同样的反应。与此相反，浪漫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他们超越了与任何普遍法则的一致性。浪漫主义者努力使世界个性化。人成了他自己的法律和标准。“人格”意味着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不是从属的人，他以发展自己的个性作为主要目标。
正是这些表现出如此突出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德国浪漫主义者，对个人的孤立和原子化提出了强烈批判。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浪漫主义者越来越强调个人作为更大的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这种强调的目的不是让个人从属于群体，而是让个人与群体相协调，进而避免因为追求一种抽象的个人平等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实质性的不平等。作为有机体的社会是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每一个人完全实现自身，才能最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而社会整体所具有的凝聚力又是个人实现的前提、基础和组成部分。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那样，“我很清楚，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类”。诺瓦利斯认为个性本身产生于不同个性的融合。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个体，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将其他的个体性融于自身，这样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
浪漫主义是在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机体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谢林，他的自然哲学所发展的有机体概念与18世纪的机械自然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他的观点中，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有机体，每个部分都是内在相互关联的。几乎每一个思考这个主题的浪漫主义者都把有机体概念应用于国家和社会。正如自然界的产物一样，每一部分，不管它是什么，都只能存在于这个统一体中，离开这个统一体就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有机力量的相互作用来保持彼此平衡，就不会有持久的形式。同样，人类只有在国家的联合中才能在万物的链条中获得一个确定位置；每个人在面对他人和自然时，都通过成为这种明确联系的一部分而获得这种明确的地位。
我们应该把德国浪漫主义看作对现代性的一种复杂反应，正因为现代性本身的重要性及其自身存在的巨大张力，使浪漫主义在思考和回应现代性危机的不同阶段中以不同形式和面貌呈现出来，成为启发各种思潮和引发各种争论的灵感之源。就像拉巴特和南希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浪漫主义感兴趣的是，我们仍然属于它所开辟的时代”。如果浪漫主义不是我们已经超越了的东西，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目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把浪漫主义跟它在过去采取的任何具体形式或具体论断联系得太紧密可能是不明智的，透过浪漫主义的“字面”来把握它的“精神”是一个更为迫切的任务。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