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游戏是当代网络文化的典型样态，已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战场”，我们须从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审视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具有独立架构的原创类游戏成为主流、备受青睐，这类主流游戏拓宽了内容空间、玩法机制和资本市场，是新的风险滋生和活跃的温床、载体。这些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风险通过对广大游戏玩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实现，具体内容表现在六个方面：以“普世价值”为“话语实践”的政治策动，以“虚化真实”为“编撰演绎”的历史误导，以“淡漠主体”为“规训力量”的价值扭曲，以“脱离秩序”为“自我建构”的文化煽动，以“耽于幻想”为“本能驱使”的心灵沉沦，以“社交攀比”为“资本逐利”的消费陷阱。为积极有效应对网游潜在的文化安全风险，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网络阵地治理，不断健全有关制度机制，从建立“威胁识别体系” “动态预警机制”到“用主旋律游戏引领市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主动进取型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道路。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 网络游戏 文化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中，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保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应警惕反华势力以网络作为发动新文化冷战的武器，利用网络平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文化入侵、文化颠覆等图谋。网络游戏是网络与数字时代的重要文化生活样态和数字化生存空间的重要载体。网络游戏的健康发展，不仅关乎游戏产业发展水平，还关切国家文化安全。因此，重视网络游戏的社会效益，树立正确价值导向，防范网络游戏隐含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课题。
一、引 言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革新，网络游戏对高性能、高精度的内在追求是助推前沿技术研发、引领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驱动力，游戏技术关联5G、人工智能、AR/VR等前沿技术，为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实融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网络游戏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方式，网络游戏及其背后的数字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也是当代青少年娱乐生活的重要窗口。网络游戏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凸显，让网络游戏成为输出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有关网络游戏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现实关注议题。
一方面，网络游戏作为现实生活中“日用而不自觉”的文化娱乐场景，现已成为国家间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阵地，应将网络游戏纳入国家文化安全进行总体考量。网络游戏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威胁，以国家文化安全的新形态出场，与国家文化安全在生成与构成层面具有内在联系。作为互联网引领下的空间生产革命，网络文化自身建设与文化风险防范是网络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议题。另一方面，网络游戏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空间，其中的文化风险、文化安全问题基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变方式，因此须从网络文化与价值导向本身来探究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威胁风险及应对策略。网络游戏文化作为现代文化产业的新生力量，通过扁平化平台自由表达渠道，一定程度上正在消解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威，开发者和玩家在建构力和开放程度更为宽松的空间，充分释放个体张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失序失控，这就为游戏文化风险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网络游戏作为具体网络文化的存在样态，作为拥有庞大青少年用户数量的平台，其涉及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对网络游戏文化中的风险威胁及安全隐患，除了要进行个案性分析外，还需要在宏观上、在国家层面中对当前网络游戏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性把握分析。
二、网络游戏类型偏好主导下文化安全潜在风险的“载体”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及移动网络终端的普及，网络受众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从游戏用户基数来看，达到6.68亿的历史高点。按照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细分市场收入占比情况，当前我国网络游戏方式主要以移动游戏为主，占比74.88%；客户端游戏位居第二，占比21.88%；传统的网页游戏仅占1.57%，衰退趋势明显。动游戏成为近年来网络游戏开发内容的主要孵化窗口，这与其受众人数、覆盖范围、社交联动等优势分不开。从当前热门移动游戏品类来看，移动游戏整合了动漫、电影、国风与自主IP等元素。2023年，在收入排名前100位移动游戏产品中，角色扮演类（31%）、策略类（9%）、卡牌类（9%）占比较高。而客户端游戏在上新数量、开发数量上都远不及移动游戏。从当前品牌热度较高的客户端游戏来看，游戏开发内容集中在MOBA类、射击类、战略类游戏。网页游戏、单机游戏开发平台限制、游戏维护停滞，近年来呈现衰退迹象，已经不是网络游戏的主流玩家窗口。
根据对跨平台的不同热门游戏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玩家对游戏内容的偏好为原创IP类、玄幻魔幻类、二次元等题材，这类游戏的创作空间独立于现实世界，进一步扩大了游戏开发商对游戏世界情境创构的自主权，同时也为潜在文化风险的渗透提供了隐秘土壤。当前网络游戏文化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游戏内容”“游戏机制”，以及背后支撑游戏生产的“资本关系”。首先，就“游戏内容”而言，偏重娱乐单一化倾向，没有直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体现。游戏题材偏重虚拟化，且自有一套符号语言体系，故事背景凸显玩家“拯救者”形象，引导玩家沉溺在一个不受现实干扰的世界，游戏角色前卫先锋且极具反叛色彩。和以往游戏不同，“游戏的玩家参与特性更是让游戏成为一个文化载体，让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游戏玩家成为游戏文化的创造者”。其次，就“游戏机制”而言，“机制”成为支撑游戏连接与运转的核心要素，同时“机制”决定了玩家只能在限定通道内游玩。游戏视角限定了玩家专注的视域，让玩家获得游戏情境中的“具身性”，而任务玩法不仅加深玩家的体验，而且联结了玩家的情感互动、文化交往。游戏机制背后裹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自由游戏”的概念，并“没有让玩家主体超越游戏并施加人类意志的余地”。最后，就“资本关系”而言，游戏开发商意图将游戏场景建构与玩家自我诉求紧密相连，切实关照玩家社交需要与心理需求。无论是释放压力、娱乐自身还是逃避现世，玩家都能从游戏中获得“反身性”确证，玩家对“内容”与“机制”充分“浸入”，使得玩家对游戏愈发成瘾，这就让“消遣”与“消费”逻辑内在地耦合，由“玩法操纵”走向“金钱放纵”。
三、网络游戏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
主要风险点
进一步探究网络游戏潜在风险领域中的安全威胁，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系统性梳理网络游戏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风险内容。以玩家本身作为风险接受主体，以国家文化安全作为风险考量层面，结合现有研究围绕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拆解，不难提炼有关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文化观、心理健康观、消费观六个方面。
（一）政治观风险
政治观是人民对政治问题的总看法、总观念，能否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关乎能否衷心拥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网络游戏不仅被西方用作挑战我国主流政治叙事的战略工具，也成为意识形态渗透与输入的重要窗口，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的时空展开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这种反叛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意象中，意图将玩家与对抗力量置于相异阵营，以“地缘政治”为主题演绎，以“普世价值”为破解路径，旨在颠覆玩家原有的政治认同，摧毁先前的政治信仰，建构新的政治观念。首先，在解构政治权威的过程中，游戏使用的是“兴趣聚合”而非“空洞说教”，先用占有时间、专注游戏来抓取玩家的注意力，以所谓的通过代表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来将人建构为主体，让玩家感受到秉承“普世价值”的游戏畅快，因此对现有政治产生疑问。其次，在建构策动势力过程中，游戏通过“玩法实践”引导玩家深入游戏内部，将游戏中具有政治秩序的“话语实践”烙在玩家心中，游戏行为与玩家意识“异常发酵”，产生出与现实政治不相兼容的破坏力。最后，游戏中的反馈机制达到玩家潜意识预期，将游戏中的“文化武器”对准现实政治，以游戏磨合与现实撕裂的张力对冲，达成政治策动目的。目前网络游戏政治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抹黑执政党，丑化军人形象；破坏祖国统一，煽动民族分裂；扭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指导思想及大政方针等。例如，对抗类游戏《真实犯罪：香港》以街头暴力青年为主，将其置身于街道场景与警察展开激烈厮杀，伴随“驾驶撞击、巷尾枪战、匕首格斗、打劫平民”的“玩法”，俨然就是游戏包装下的政治煽动“导火索”。
（二）历史观风险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看法，新时代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树立“大历史观”视野，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客观辩证看待网络游戏里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警惕游戏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渲染。作为游戏中的非视觉显现的隐形架构，历史观对“内在生命的游戏世界”“复杂结构的世界意象”具有重要可塑价值，不仅对于现实文化传承与自觉起到深远影响，同时也是其他国家逆向历史输入与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途径。游戏中错谬的历史观下的历史叙写是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主体间性”的“集中反叛”，主要表现为网络游戏语言在叙写手法上伴随“演绎与纪实的混杂”，在叙述话语导向上存在“编撰向市场的因应”，在叙述结构上具有“时空兼语词的错位”。与原创游戏的独立历史架构不同，改编性的历史游戏有其原有的历史真实样貌，开发者在开发过程中既想借位原有编定背景起势游戏热度，又要盲从市场发展节奏拙劣效仿，因此亟待廓清“历史本位出场”与“适度改编”之间的界限，解决游戏中有关历史评价的“过去的价值”与“现实的价值”的时空错位问题。目前游戏中历史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历史数值化，人物符号化，将历史与人物片面定位和书写；对西方侵略战争予以美化；历史阴暗面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例如，在日本游戏公司开发的策略型游戏《三国志11》中，有关三国时期吴国水系开发线路图中，有意不展现陈寿《三国志》中记载的卫温、诸葛直登陆台湾岛水路通夷洲的事件，以“虚化历史”的方式对台湾问题大做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发对台湾归属问题的歧义与误导。
（三）价值观风险
价值观是对事物判断的尺度，这里所说的价值观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游戏世界不是独立世界，游戏中的价值秩序不游离于现实世界，游戏玩家能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决定了网络空间乃至社会环境是否和谐稳定。在游戏虚拟背景与真实世界交错下，超现实图景实现“数字化”成为可能，利用“具身性”书写价值观的“想象视野”，使得“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史无前例地交织互嵌在一起”。从“玩家实践”“游戏图景”到“社会现实”价值维度的审视，历经从“主体”“技术”到“价值”追问的过程。为了让玩家尽可能地在游戏中“行为成瘾”，倘若只是厮磨在现实日常琐碎中便无乐趣可言，只有充分感受自决下的沉浸感、依赖感，淡化对游戏工具的感知，才能让玩家真正浸入游戏架构下的虚拟空间。“当社会控制消失时，身体就成了认同和快乐……玩游戏时的那种身体的紧张状态产生了享乐的时刻，这也是规避意识形态控制的时刻”，于是在游戏感知生成的过程中，激发玩家对游戏世界新价值观的构建与认知，虚拟世界中的新价值主体确证悄然回归。游戏中的超现实图景是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游戏中隐秘的“规训力量”促动着玩家新意识的生成，使得玩家在价值丛生与杂糅中迷失，这种价值生成背后的“激情表象”，实际上是“模式的种种变种之中的特权符号的抽象操纵”。目前游戏中价值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渲染废土末世，设定法外之地，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横行；二次元变质、耽美耽改、性别中庸等不良文化渗透；道德降级，仇视现实，反人类、反社会。例如，某二次元图景渲染的开放冒险类游戏中以“头系双马尾、腿穿白筒丝袜、肤白纤弱”形象作为男性角色出场，这类性别中庸表现向身体审美陌生化靠拢，由此引得广大青少年在外貌、举止、语气上争相模仿。
（四）文化观风险
文化观涉及对文化主体、文化创作、文化批评等方面的总体看法，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创作离不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支撑。游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 并且“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游戏开发商起初参与游戏各环节的“文化赋权”，主观介入下的网络开发技术为隐形文化价值输入提供“意义场域”，其中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那种威胁是“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玩家参与进入具有“操控算学文本”的游戏后，成为游戏文化叙事与生产的一环，既接受既有的“文化变量”，又在“限定框架”下进行“再创造”。此后，玩家进入游戏世界中才真正开始进行创构、塑新以及共同想象，这是一个和当下完全不同的虚拟世界，“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在时间中舒展开来的虚拟之域”，很难让玩家具备独立客观的判断，往往被裹挟其中而又浑然不觉。玩家在感受到现实生活剥离后的快感后，不自觉进入“选择生成”的控制时刻。让玩家在“文化浸润”与“自我建构”过程中，不是逃离了现实层面单一评价秩序的空间，而是进入“懂得现实的虚拟性和可操作性”的境地。目前游戏中文化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过度迎合商业化、低趣味，夹带毒害文化，文化取源错漏百出；在文化定位上，出现严重同质化，文化表意式微；在游戏细节上，音乐、美术和基本游戏元素存在消极引导。例如，某多人在线竞技类手游的游戏人物本身存在文化曲解、篡改问题，新闻报道中老师问“李白是谁”，孩子们脱口而出“李白是刺客”，于是就有了“李白之问”的争议。
（五）心理健康观风险
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由过度沉迷和游戏成瘾所导致的，因为对游戏的依赖会造成对生活世界的架空。网络游戏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空间范畴与时间区间”抓取玩家青睐心理，时空的两个向度从不同层面满足了玩家接触游戏的心理动机。市场层面的现实发展影响心理层面吸附黏性的“诉求模型”的动态变化，让游戏行为背后的多种心理诉求“共同作用”。当玩家摄入游戏体验内的游戏心理后，游戏中的虚拟环境能够逃离“受动的、受制约的及受选择”的现实生活，让玩家“主体性”在虚拟空间中得到释放，但是“主体确证”在现实层面是架空悬置的。在虚拟与现实的挤压下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困境：社会生活脱节化、道德情操模糊化、人生价值虚无化。玩家放弃与社会互动的良性发展，转而投身于虚拟环境中的精神迷恋，是对虚无存在的徒劳确证与自我合理化麻痹，完全受本能驱动的快乐原则，稀释了本应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人。在不受现实功效控制的虚拟世界，驯服道德成为一种离经叛道，反叛常规却成为一种逃离现实世界责难的“镇痛剂”，道德选择开始下沉，乃至于造成对生活目标价值、人生态度追求的严重错置。目前游戏中心理健康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逃避现实，耽于幻想虚无，陷入单一化、逃避化的交往人格，在现实与虚拟巨大落差下，形成极端人格；迷恋血腥暴力、淫秽色情，对生命显现出漠视轻贱，造成心理黑暗扭曲；社会观念淡薄，存在虚拟与现实的脱钩，用游戏体验代替现实生活感受，用游戏判断代替现实公序良俗认知。例如，某MoBa类经典塔防对战游戏中，个别角色在服装穿着上性感裸露，特别是在台词中极具挑逗意味与性暗示，对未成年群体带来不良诱导，成为滋生不良网络游戏内容的温床。
（六）消费观风险
消费观影响玩家用户对网络消费习惯的整体态度，消极消费观的产生伴随游戏开发商和游戏玩法机制的不良诱导，并且逐渐蔓延至玩家社群间形成相互攀比。随着游戏平台中的社群属性介入，社交活动将原本“周围边际社交”拓展为“扁平媒介社交”，“在现实人际交往中遇到障碍的人更加渴望紧密接触网络及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内容偏好与心理补偿给予玩家强烈的归属感，继而网络游戏消费遵循俘获消费者意愿的消费机制：产品感知专属化、营销模式煽动化、消费需求膨胀化。网络游戏社交属性、娱乐属性及心理属性，都可能成为玩家进入游戏的原因。游戏中设置消费门槛后，打造消费玩家专属特权，可获得审美上、体验上、创新上的特定游戏体验，这些体验经过内在感知、移情、投注及认同吸附后，产生充盈的愉悦感、兴奋感。在精准把控“易用价值感知”的基础上，以此暗合玩家心理的吸附感、追随度，同时伴随周围玩家相互牵涉攀比、商家煽动宣传与游戏内激励机制的“鼓噪”。这种消费机制本身就会让“消费者受到一种模型‘游戏’和其选择的规定，就是说受到他在此游戏中的组合蕴涵的规定”，让玩家在“消费游戏”中游戏，让玩家坠入消费主义陷阱之中。目前游戏中消费观方面的风险点主要包括：强制内购，利用游戏机制让玩家进行额外支付；诱导消费，通过所谓限时优惠、虚假折扣诱导玩家消费更多；抽卡盲盒，设置高额奖励筹码，煽动玩家为获得稀有物品而花费大量金钱；差异化消费，游戏金额的消费不同，游戏体验不同，影响公平性。例如，网络游戏中的抽卡、抽牌、抽奖具有豪赌性质的营销方式，常贴合消费玩家赢者通吃、以小博大心理，消费金额也是指数级地激增投入；游戏中人物、道具、装扮等特权打造，迎合玩家相互攀比心理、审美趣味；以游戏活动、游戏促销方式，暗合玩家省钱节约、打折划算心理。
四、有效应对网络游戏文化安全风险的治理路向
为积极有效应对网络游戏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治理机制是其重要保障。从“威胁识别”“动态预警”向“主动出击”的治理路向转变，探索一条新时代下进取型的网络文化治理道路。
（一）完善网络游戏文化安全治理制度
作为新型空间的文化生产样式，网络游戏文化猛烈冲击着传统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的“主流文化”和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使其“成为不断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少年的成长”。青少年是网络游戏文化的主要受众群体、传播主体，网络游戏文化传播机构打破传统“金字塔式”方式，转而采取更为扁平化、多元化的方式，这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模糊性、弱控性，因此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十分必要。
首先，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思政教学过程中，用学理深度透视当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时代背景及现实意义，不仅要讲授以军事、国土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观照科技、文化、网络等非传统因素的国家安全内容。以课堂作为切入点，组织学生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田野调查、理论宣讲、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形成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合力，构成“党政组织协同、网上网下协同、课上课下协同”的科学体系。其次，牢固树立“网络游戏文化主权”观念。“网络游戏文化主权”问题是事关国家整体安全的重大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游戏文化是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动态互构而来的，是基于现实主权国家间的网络文化共同治理，由“领土空间主权”向“网络空间主权”嬗变，形成了所谓国别间、意识形态阵营下的“信息边疆”，因此树立“文化主权”观念是有效应对文化软实力侵入的有效途径。最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治理机制，特别是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代表的法规政策。以化解青少年网络游戏文化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以防控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为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数智结合治理手段的网络保护功能，实现“政府主导、企业助力、个人参与”的三方伙伴关系，建立“开放、互动、安全和负责任的”网络文化的内在价值。
（二）建立威胁识别防控体系
网络游戏文化安全风险作为“风险社会”中文化安全风险的重要表现，在传播渗透过程中极其复杂多样、模糊不清，要想深度精准识别内在的文化安全风险，建立一套完备的威胁识别体系是前提。在建构威胁识别体系前，需要确立一套科学的模型架构。PSR模型是最早用于评估生态环境系统的模型，主要由“压力—状态—响应”三个层面构成，其模型架构与威胁识别体系评估逻辑十分相似：其一，PSR模型侧重体现环境与人的活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正好同网络游戏中的文化安全威胁与玩家主体交互作用原理相契合；其二，PSR模型清晰切分了动因、表征与措施的链式关系，这一序列能够应对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从识别到决策、解决的过程。据此可建立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识别体系，如图1所示。
其中，系统层是因循前文风险分析的六个方面内容来建立的，以此形成相应的威胁来源的主体部分。压力层是用于解析网络游戏文化威胁的根源，通过对六个不同方面根源的深入追溯，逐步分析出有关国家文化安全威胁的矛盾动因。状态层是在压力层所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下的具体表现，是网络游戏日常体验中有关国家文化安全威胁的集中展示。响应层是党和政府等领导部门为消除威胁、优化环境而做出的相应决策。按照安全威胁的程度不同，将相关响应措施分为“取缔、整改、引导”三级：涉及根本性的红线、底线原则，如若存在党政军民重大安全问题，直接采取“取缔”措施；部分内容存在缺漏需要进行重新编写，如若涉及整体性、历史性、知识性错误，将采取“整改”原则；基于玩家用户正向疏导、积极鼓励，如若涉及个体性消极、盲目、无意识的认知偏差，主要采取积极“引导”措施。在使用该系统筛查时，如若遇到一款游戏或游戏的某一方面的内容具有多个安全问题时，响应措施最终以“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判别，旨在保证系统的严格性与准确性。
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识别系统初步确立后，还需将其纳入动态系统的筛查流程才能使得该识别系统的利用真正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该系统层面与指标是开放式的，为适应新威胁要素而不断更迭。一方面，安全威胁识别系统为现存的游戏内容威胁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它随着动态预警流程的不断完善而变化，是该系统建设的重要一环。
（三）制定动态预警机制系统
网络游戏中的国家文化安全威胁内容，具有极其复杂、动态且隐蔽的特质，其产生的文化安全问题，往往是由游戏中的细微要素所导致。这些细微威胁要素已经躲避了一般性游戏筛查而进入玩家视野中，其安全问题在受众广、传播快、互动强的游戏发酵中形成群聚效应，实现对单个要素质的超越，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动态性、系统性的预警机制流程十分必要。要充分考虑到国家文化安全威胁要素与整个预警机制结构的协同贴合，集中表现在威胁要素与每个流程方面的衔接、配置。按照识别有效性原则，只有预警机制始终处于开放式状态，与外部环境进行充分信息识别交换，系统“总熵”才可能减少，网游游戏中的威胁因素才能最大限度被筛除。
图2所示“预警机制流程图”展现了完整过程，即从发现网络游戏中可疑的国家文化安全要素开始，从大数据库中识别、筛选、比对以往的威胁样本，进行初步判定，选取更为高级的评价法和结构模型进行信息拆解，剥离出核心问题进行分析。然后，用前文提供的“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识别体系”进行全面判别，威胁判断和预警将进行安全层级报警，并作出相应处理，同时将新威胁数据纳入大数据库、识别体系中，为之后的安全评价系统提供参考，通过不断的历史累积，将该系统建设为一个“学习型动态系统”。以下就每个关键系统环节展开说明。
首先是大数据筛选层。一切威胁因素识别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安全可靠、要素健全的海量数据资源库，数据库要将科学性、丰富性、动态性相结合。收集多类别的信息，使得信息获得敏感识别触角，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将数据库内部模式与网络实时信息源整合，不断优化统筹机制，每次识别威胁因素后，在该层面及时反馈运行后的信息，以此评价、改进和完善内部数据库。
其次是威胁要素解构层。作为粗筛到细检的关键层面，能否精准拆解其威胁因素的构成关乎能否同后面安全评价的有关指标相对应。威胁因素组成材料主要由图文视表信息、组合要件节点以及因应现实指数所构成，需注意不同威胁因素可能不是新要素的独立产生，而是遵循乘数叠加及重组拼合的派生，存在的威胁要素既可能是对以往层次结构的整合，也可能是恒新更迭下全新的威胁主体。
再次是安全威胁识别层、危险判断预警层。基于“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识别体系”进行综合判别，按照“就重不就轻”原则进行预警响应，这两个层次关联度很密切，能够最大限度阻断危险因素进一步扩散。通过“敏感刺激—预警响应”来表达“输入信息—输出判别”操作识别，这就要求只有在复杂环境中划分细致指标，辅以极强的学习能力和积累经验的完善过程，形成足够丰富的指标区，才能够对威胁因素在源头上保持敏感。
最后是威胁内容更新层。为适应威胁内容类型和数量的激增，建立起一个学习型、恒新性的系统组件十分必要，它既可以对以往所发生过的安全威胁进行积累，又可以通过大数据收集、云端计算学习有效预测，为后续安全评价提供参考依据与主筛对象。更新内容的数据库需兼顾“海量数据系统收纳”与“集中研究重要信息”并存的能力，通过自身学习而适应复杂多变的各类威胁源，从而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运行的协调性与行为模式的持存性。
（四）用主旋律网络游戏引领市场发展
以往应对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威胁时，大多采取“砂网式”过滤筛选，这是基于当时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因应考量。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面对的世界外部环境和自身格局定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相较于传统“被动型”的“维护国家安全”，新时代“进取型”的“塑造国家安全”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安全理念。放置于网络游戏文化安全层面，不仅要建立一套完善动态的审查机制与流程，更要努力开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网络游戏，用主动塑造引领市场多元发展。
要用主动建构主旋律电影的思路来建构主旋律游戏，增进国家层面在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力与话语权。作为曾经重要的文化输出公共平台，电影承载了国家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导向的历史使命，形成了主旋律电影文化层面的价值引领。网络游戏较之于电影，在用户受众、媒介平台、市场空间及沉浸深度方面更为显著，从21世纪初就已经从单纯娱乐消遣转换为文化市场产业，其肩负“主旋律”文化层面的身份必然是当下历史的发展之义。鉴于游戏内容与文化内核的开发亲缘，在游戏题材、玩法机制与衍生文化产品上，网络游戏与主旋律文化的结合有极其开阔的发展空间与创新潜力。首先，得益于网络游戏实时跟进互联网发展的脚步，从有线因特网的网页、端游，到4G、5G的移动手游，再到目前融合沉浸的PS5、VR，网络游戏总是能够适应各平台的特性与需求，这就奠定了主旋律网络游戏在未来将有广阔的平台承载与庞大的内容受众。其次，网络游戏能够更加灵活地调动各感官与意识，使得玩家更加沉浸、拟真体验游戏文化，这就为主旋律题材网络游戏的传播与认识效果奠定了基础，不直接输出主旋律价值理念，而以隐形生动的方式植入游戏内，让玩家通过游戏这种文化载体感知，形成游戏中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最后，网络游戏的主旋律引领不仅是面对国内玩家用户的价值导向，更是中国走向世界宣扬主流价值观、国家形象与建构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重要窗口。作为想象空间、话语叙事与创新革命的文化平台，网络游戏建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玩家、游戏开发商、文化部门交流对话的文化通道。
打造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网络开发商合作、高校学者参与的合力开发体系，形成社会效应、市场效应与文化效应并进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应在政策法规、制度战略、文化导向上给予相关支持，推动游戏产业朝着高质量目标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时确立主旋律网络游戏的文化载体定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宝贵文化营养，以游戏内容可塑性来展现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主旋律游戏，展现新时代主旋律指引下的数字化表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网络游戏开发商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要求，切实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并做出切实可行方案，担负起构建主旋律网络游戏的历史使命，通过联合文化部门、博物馆及文化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主旋律游戏题材的研发，通过游戏世界观设定、角色设定、皮肤道具、剧情叙事、动画音乐等元素展现主旋律网络游戏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及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高校学者应在主旋律网络游戏的理论内涵、现实指向及以文化人等研究视域中给予学理支撑，为如何提升传播效力、实现娱乐育人双赢、优化情感体验等方面提供对策建议。在游戏开发环节贯通“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构建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相契合的主旋律网络游戏，为积极筑牢文化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