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八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年—1887年》（LookingBackward2000-1887）出版，将乌托邦小说发展推向高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是波士顿一位年轻人，他时常觉得自己既卑微又渺小，像“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不久，他因此患上了失眠症。为了能饱饱睡一觉，在催眠师的帮助下，他在自家车库里睡着了，可是，这一觉却戏剧性地睡过了一百一十三年。醒来后，他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以前社会中的“过度个人主义”现象已经消失，无序竞争和私有制逐步被合作制取代，社会仿佛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共餐制，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和睦，犯罪率极低，警察和军队基本派不上用场。
《回顾》作者贝拉米带领人们从未来新世纪回头审视波士顿城，现实与幻想的碰撞，当下与未来的反差，带给读者很大的阅读乐趣。随之出现的是美国社会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回顾》出版后，出现了大量以作者名字命名的“贝拉米俱乐部”，俱乐部成员热衷于讨论书中所描绘的乌托邦场景。《回顾》的影响不仅在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著作销量突破百万册。几乎同时，《回顾》传播到中国。一八九一年底至一八九二年四月，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选译其中章节，以《回头看记略》在《万国公报》连载。一八九四年，广学会以《百年一觉》单行本发行。据说，光绪皇帝在看到此书后，也对书中所描述的乌托邦景象表示震惊。此后，该书不断有新的版本问世。一八九八年，裘维锷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将其转译为白话小说。一九〇四年五月至十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又以《回头看》为名在《绣像小说》连载十二期。一九〇五年，结集的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四年再版。一九六三年，商务版全译本的《回头看》出版。一九三二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改版，曾克熙重新翻译，并以《回顾》为题连载数期，这一译名也沿用至今。
《回顾》在中国受到当时维新派的青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为《回顾》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与中国古代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十分类似。谭嗣同认为：“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直言不讳地讲：“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康有为甚至模仿《回顾》一书创作了《大同书》。梁启超早年曾在《回顾》最早中译者李提摩太所创办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担任秘书职务，是他将《回顾》列入《西学书目表》之中。在《读西学书法》中，梁启超还对《回顾》做了评价：“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梁启超受贝拉米影响之深，还体现在他的《新中国未来记》中，其庆祝一九六二年上海举办博览会，立足过去看上海的未来，所用手法与《回顾》对新世纪的联想如出一辙。在维新派看来，乌托邦观念已不再停留在空想阶段，大可用作改良中国社会的思想利器。
维新派愿意将乌托邦观念用作社会改造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乌托邦思想已从单纯的心理冲动发展为对逐步改善未来的期许。
“黄金时代”和“天堂乐土”是古希腊人对乌托邦的两种想象。据荷马史诗记载，特洛伊战前一千年，希腊大地上出现了最早的人，那些人是用金子做成的，由克洛诺斯神统治，希腊人称这一时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对黄金时代有详细描述：他们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无忧无虑，远离辛劳和灾难。日渐衰弱的老年阶段似乎对他们也没有多大影响。他们手脚麻利，享受自己的盛宴，他们战胜了所有疾病，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也将其比喻为长眠罢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属于他们，肥沃的土地自然地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们悠然自得，富足而满意地收获着。黄金时代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食物紧缺，自然灾害频繁袭扰，战争、贪婪、敬先奉祖的传统逐渐崩溃，嫉妒和仇恨在世界蔓延。
为了对纯洁、和谐和美德的黄金时代表达怀念，希腊人描绘出理想的社会形态—亚特兰蒂斯。后来的文学描述中，与黄金时代相关的亚特兰蒂斯神话便成为乌托邦想象的重要来源。受希腊人影响，罗马人将黄金时代引入作品之中，卡特鲁斯、贺拉斯、塞内加和奥维德等人共同构建了罗马版的黄金时代。罗马人根据自己的传统，构想出一个和谐、富足、和平的理想城邦。
“天堂乐土”的故事原型来自阿里斯托芬的《鸟》。雅典市民厄尔庇得斯和珀斯忒泰洛斯为逃离现实的雅典，到天空中去寻找理想的国家，最终在鸟类所生活的天空中发现了一座“云雀之城”，那里由鸟统治，亦是人类生活的理想之处。罗马作家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讲述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神意指引下经过哈迪斯（冥王）、冥界最终来到天堂和英雄乐园的故事也属异曲同工之妙。罗马人承接希腊传统，将“黄金时代”和“天堂乐土”写入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改变本民族记忆来适应“乌托邦”的主题。如果美好在现实中不存在，就要在理想中构建一处。“乌托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了现实，打破了现有秩序的束缚，成为一个具有潜在革命意义的“愿望形象”。马丁·布伯和恩斯特·布洛赫均将早期乌托邦描述为一种单纯的心理上的渴望和冲动。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乌托邦的理想变得不再神秘，渴望和冲动开始变得理性，成为人类进步的一种可能方向。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推动乌托邦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直接推手，“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中，乌托邦是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在被新蒸汽机的潜在生产力所震撼的同时，对那些为创造高额利润而让数百名工人挤进密闭、高温又危险的环境中去从事生产的现象表示怀疑。他在棉花厂的管理中尝试革新，实验以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管理。傅立叶设计出“方阵之城”（phalanstèhal），方阵生活遵循“激情吸引”的原则，个人可尽可能地张扬对快乐的追求，而不必恐惧担上污名或罪恶。亨利·德·圣西门则设想，科学家和行政人员将承担传统上政府所应承担的大部分职能，以“实业管理”的方式代替政府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对信贷业、运输业以及生产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管理，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分配。他们设想工人阶级应该具备更为健全的社会能力和持续的自我牺牲意识，同时集中制下的经济生产和分配形式应该像市场经济一样高效。直到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对人类生活的理想描述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养牛，晚饭后进行批判，不为任何狭隘的活动所限制（这样人就不至于只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所讲述的，正是主人公韦斯特百年一觉醒来后，发现人间沧桑大变，社会主义已在全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欧洲的一些大国以及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南美洲的一部分地区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韦斯特到处参观游览，心中常把二〇〇0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一八八七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两相比较，惊叹世界变化之大。与此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维新派正欲将现代经济、科学与中国传统结合，创造出一个“君民合治”的大同社会。在遇到贝拉米所描述的乌托邦后，维新派表示其与中国传统典籍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相似之处颇多，甚至康有为还模仿《回顾》写作了《大同书》。
可能，康有为也意识到，在贝拉米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中，生活物质条件已空前发达。人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按电话就有古典音乐出来，要听管风琴就有管风琴，要听小提琴就有小提琴。国家兴办商场，没有货币，人们生活于其中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贝拉米的乌托邦是一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融合在一起的理想社会。反观清末的情况，物质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并且社会凋敝，制度弊端重重。乌托邦社会所要实现的物质准备尚未就绪，乌托邦理想于当时的中国并不现实。于是，康有为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避居印度大吉岭完成《大同书》后，直到一九一三年才把书中的甲部和乙部刊登在《不忍》杂志上。一九三五年，康有为去世八年后，全部书稿才由其弟子钱定安交给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著成《大同书》后，一直“秘不示人”，一方面因为他大概知道当时中国的物质财富与《回顾》所描绘的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理想的实现尚需很长时间，自己的著作发表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康有为自忖《大同书》的立意和素材都与《回顾》多有雷同，自己只是进行了一种文学模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