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廉洁警示教育电视专题片中,我们常看到一些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各级官员在灰白滤镜下痛心疾首地忏悔自己的腐败堕落历程。他们中不乏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自贫苦农村家庭”这样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出生境况。久而久之,“农民的儿子”已然变成一个备受争议的字眼。媒体和评论者纷纷澄明腐败与农家出身甚至贫穷经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腐败分子标榜自己农民之子的身份充满了道德虚伪。这样的表达话术非但不能为自己博得他人的共情,反倒还会给现实中农民的儿子群体本身造成污名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反腐倡廉的语境下,农民之子作为一个充满特殊道德色彩和道德含义的概念,本身不宜被特别强调。农民之子绝非意指生物学上的血缘亲属,而是更多地指向某些人为道德建构的内涵。如果不祛除笼罩在农民之子上的道德魅惑,那么腐败分子仍然可能继续心安理得地用“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类套话来虚伪地表达自己的悔过之情。由此,当事人现身说法的警示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本文将从“农民”和“儿子”两个方面批判地检视农民之子的道德内涵,并尝试结合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民之子背后人群的非道德内涵。
一、 农民之子是淳朴善良的化身?
腐败落马官员之所以愿意表露自己作为农民之子的身份,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在价值上将农民群体默认为淳朴善良的,因而农民的儿子在道德上也相应地是淳朴善良的化身。所谓默认农民群体淳朴善良,通俗来讲就是人们骨子里坚信生活在乡村、世代以土地维系生计的庄稼人们,其内心深处的品质是纯洁而美好的,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互相害人之心。农民固然可能不具备高深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拥有最基本的是非观和同理心。生活的阅历可以教授农民朴素的道德智慧。具体而言,农民的淳朴善良至少体现为吃苦耐劳、真诚善良、低调踏实、隐忍克制、坚毅自强等美好的道德品质。对这些品质的颂扬和描绘既可见于文学作品之中,也可见于腐败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如果在道德上将农民默认为淳朴善良的化身,那么一个人以农民之子自居就无疑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生活领域原本并不狡猾邪恶的本性。惟有把曾经的自己设想为淳朴善良的,才能在逻辑上自然过渡到现如今道德败坏,不得不身陷囹圄的道德叙事之中。
然而问题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确信“农民”在道德上一定是淳朴善良的化身?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农民群体设想为淳朴善良的,这本身不过是人们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成见?文学创作者们,甚至号称来自农家的官员自己也许并没有他们自认为的那般了解农民群体。换言之,他们对农民群体的并没有真正全面的认知,而是仅凭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勾勒出农民的道德轮廓,进而把这个群体在道德层面高高捧起。一旦农民的后辈出现越轨的行为,在不损害农民群体美好道德本性的前提下,对越轨之人最自然的指摘就是抨击他道德败坏,或者谴责他道德沦丧。把农民之子默认为善良淳朴的化身,这一逻辑设定令人生疑的地方在于:农民似乎被剥夺了道德上狡猾邪恶的可能性。他们只能就其本性而言是淳朴善良的。否则,农民之子对自己腐化堕落以至于变坏的痛定思痛和追悔莫及就变得不可理解。平心而论,假使农民也能够是狡猾邪恶的,甚至我们不妨大胆地假设农民在本性上具有自私性、贪婪性和狭隘性,他们吃苦耐劳、隐忍克制都是不得已的,那么一个人即便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恐怕也不会在忏悔时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二、 农民之子是乖巧懂事的象征?
腐败落马官员乐于以农民之子自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儿子”本身并不被简单地理解为生物学上的晚辈。在农民之子的表述中,“儿子”蕴含着深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文化意义。它象征着乖巧懂事的道德品质。当一个人愿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至少表明他在价值上认同乖巧懂事是一种值得追寻的美好品德。所谓农民之子的乖巧懂事,大体说来就是从内心深处体察农民的疾苦,体会农民的不易,多为农民造福,时刻摆正自己位置。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尽力做到不张狂,不忘本。就乖巧懂事的具体表现而言,它可以展现为一个人的感恩、孝顺、忠诚等等道德倾向。对此,我们同样可以从相关的文学作品以及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获得充分印证。如果在道德上把乖巧懂事默认为“儿子”之为“儿子”的本性,那么一个人说他是“农民的儿子”正是为了极力凸显他在政治生活领域原本并不叛逆任性的面相。腐败落马官员只有在道德上默认自己最开始是乖巧懂事的农民之子,进而才能情理通顺地追悔他何以在大权在握后竟然逐渐迷失自我,遗忘初心和本心,沦为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问题在于,我们凭什么相信“儿子”在道德上永远是乖巧懂事的象征?与人们出于主观偏见一厢情愿地将“农民”默认为淳朴善良的化身类似,我们也极有可能只是出于道德的成见将“儿子”不加反思地认定为乖巧懂事的代名词。对于“儿子”本身固有的非道德内涵,我们若不是缺乏正视,则大概率是对之选择性忽视。事实上,“儿子”不可能总是乖巧懂事的象征。在羽翼没有丰满,大权尚未在握时,一个以儿子身份自居的人完全有可能表现出孝顺、感恩、忠诚等美好品质。然而,一旦占据重要岗位,掌握绝对权力,“儿子”就可能物欲、权欲不断膨胀,渐渐忘乎所以。他叛逆又任性地把自己抬升为“老子”,由此农民的父亲辈分实际上遭到“儿子”的羞辱和挑战。因此,只要稍加考虑“儿子”在道德上叛逆任性的可能,那么一个人便难以继续若无其事地宣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三、农民之子作为阶层旅行者的缩影
尽管我们可以从学理上批判和解构农民之子被人为赋予的特殊道德内涵,但是农民之子背后的实际人群却是活生生的、无法被取消的。一个人生于乡村农民家庭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但是这不应成为限制他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障碍。在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人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来到无亲无故的城市定居生活。相较于空间的迁移,人们更在意的是阶层的跨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生于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不断接受优质的教育,最终摆脱祖辈的生活与劳作方式。大量来自乡村的80、90后们,正日渐成长为都市工薪领域的中间力量。在一些乡邻眼里,这些今生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面工作者是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别人家的孩子”或“天生读书的料子”。文化社会学研究者则倾向于把这些通过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人称作“阶层旅行者”(class-traveler)。显然,抛开上文中论及的道德面纱,农民之子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中阶层旅行者的一个缩影。
与活跃在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农家阶层旅行者类似,农民之子渴望在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领域通过 “做官”实现阶层旅行的人生意义。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农家子弟的阶层跨越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自我文化修炼。文化心理学研究者们认为,每一个志在顺利实现阶层跨越的旅行者必须付出相应的文化代价,例如克服多重羞耻感、回报家庭的愧疚感以及秉信贤能主义的幻灭感。然而,对于广大农家阶层旅行者而言,阶层跨越向来也是一段充满诱惑和冒险的旅程。在此旅途中,参与者不仅需要提升过硬的文化素质,更要磨砺坚定的道德品质。过往的种种教训已然表明,没有与才能和岗位相匹配的品德,一个踌躇满志的农家阶层旅行者极有可能不期遭遇“腐化堕落”、“翻车落马”的人生悲剧。就此而言,作为阶层旅行者缩影的农民之子在概念层面虽然不再具有特别的道德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之子在实现阶层跨越的旅途中无需充实自身的道德品质。
农家阶层旅行者们得益于自己特殊的成长环境以及父辈耳濡目染的谆谆教导,在其心智成熟的年龄大多可以积蓄足以支撑他们未来展开锦绣前程所需的道德品质,诸如吃苦耐劳、真诚善良、低调朴实、冷静克制、坚毅自强等等。在所有令农家阶层旅行者堪当大任的道德品质里,有一种品质十分重要,却又经常被遗漏,直到当事人身陷囹圄,迷途知返之际才被想起。这一品质就是关乎农民之子在阶层旅行中行稳致远的清正廉洁。毋庸置疑,一个农民之子,无论其业务能力多么精湛,行事风格多么果敢,只要他是不廉洁的,就有被权力反噬的危险。与其他诸多品质的修养方式不同,清正廉洁仅仅靠父母耳提面命的感化教育,或者指望自身良心发现的自律觉悟,并不能稳固地在农民之子内心深处扎根。权力在握的农民之子要真正体认“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还需依靠政治制度的制约和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时,以探讨人性奥秘而著称的英国大哲学家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给出提示——必须把每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设想为无赖之徒。尽管农民之子在现实中可能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我们仍应当将其设想为狡猾的、叛逆的。就像人们不会自发变得正义一样,廉洁亦是如此。中国古人曾用直白的俗话表明,公人见钱如蝇见血。对于众多历经千辛万苦考取功名的阶层跨越者而言,千里去做官,为的是吃和穿。依据现代人的智慧,在引导人性向善的路上,我们永远不要过于相信道德说教的力量。唯有借助人为制度设计的干预,狡猾而叛逆的农民之子才有可能做廉洁之官,让权力真正为民所有,而非仅满足个人私利或服务个人私欲。因而,把农民之子设想为狡猾而叛逆的,借助防御性的人为制度范导,农民之子人性中美好的道德品质反倒更易于发育出来。相反,假如一开始就默认农民之子是淳朴善良的、乖巧懂事的,而对农民之子的狡猾邪恶、叛逆任性缺乏制度的防范,那么农民之子的品性很可能朝着美好的背面野蛮生长。
综上所述,官员腐败与其出生境况之间并无本质关联。“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类话语之所以常常出现在一些腐败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主要是因为农民之子这一概念本身被赋予特别的道德内涵。农民之子被默认为淳朴善良的化身以及乖巧懂事的象征。抛开这一人为建构的道德内涵,农民之子的实质不过是当代中国众多阶层旅行者的一个缩影。农民之子的阶层旅行充满挑战和风险。为了使其在阶层旅行中行稳致远,我们可以在制度的设计时大胆假定农民之子是狡猾而叛逆的。通过富有防范性的制度引导,使农民之子的美好品德得以塑造起来,从而真正与腐败绝缘。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暨哲学系讲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