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忠: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形成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25-01-12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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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忠  

 

农村地区社会矛盾在新时期呈现出复杂的特点和多元化走向,这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关键时期,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出量大、面广、主体多元化等特点,涵盖基层自治、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劳动社会保障、人身权益、行政行为、法律法规以及公共政策等众多领域。通过分析各类矛盾的共性,可以总结出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形成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基层信访工作。

一、利益冲突形成了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基础

农村地区生产生活中伴随着大量的矛盾纠纷,涵盖了众多领域,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矛盾直接起源于利益冲突。利益纠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经济利益纠纷,另一类为非经济利益纠纷,本文中经济利益纠纷为狭义上的概念,仅指那些直接牵涉金钱的矛盾纠纷。

农村地区经济利益纠纷主要表现为债权纠纷、劳资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失地农民补偿纠纷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纠纷以及买卖合同纠纷数量与日俱增,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坏账,此类问题几乎不会走基层调解路径,而是以债权人自担损失或者通过诉讼解决;农村地区劳资纠纷按照矛盾的有效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发生在当地辖区范围内的劳资纠纷和矛盾主体都是当地居民的劳资纠纷,前者根据属地主义明确矛盾纠纷的管辖权,而后者由属人主义确定了纠纷在当地调解的可能性;失地农民补偿纠纷主要是指农民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就补偿款数额与基层政府或者开发商发生的纠纷,因土地被征收后通常面临建房或者购房的问题,涉及巨额支出,此时失地农民“逐利思想”占据上风,极易引发纠纷。

非经济纠纷主要表现在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分配权生产生活中的“相邻关系”等领域,此类纠纷虽不直接表现为经济纠纷,但本质也是物质层面的利益冲突。农村地区的宅基地对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甚至生存资料,保证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稳定,并发挥着社会保障的功能。然而,随着农村地区人口的增多和土地政策的收紧的双重刺激下,宅基地纠纷明显增多,许多地区面临“无地可分”的窘境。“一宅两户”甚至“一宅多户”现象比比皆是,这导致了“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数量增多,家庭矛盾纠纷尤其是婆媳矛盾显著增多,此种现象也提升了农村地区家庭矛盾纠纷的占比,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挑战;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主要是指在农业生产用地方面发生的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发包价格和流程变动、耕保补贴受益者与实际种粮户不一致、土地确权工作不到位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耕保补贴数额的增加,有些地区的耕地承包费明显偏低,甚至比各项补贴的总和还低,许多基层政府都要求村集体提高耕地发包价格。此外,基层产权交易制度改革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不论是经济利益纠纷,还是非经济利益纠纷,都属于利益冲突类纠纷,由于农业生产生活涉及方方面面,加之农村地区的“利己主义”,此类矛盾在农村地区占比较大,可以说利益冲突形成了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基础。

二、社会发展丰富了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内涵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不仅是物质利益的冲突,也包括价值观念的冲突。新时代的农民群体在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治观念等方面有了巨大提升,他们的目光也不再局限于物质利益,对基层自治、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移风易俗等领域关注度持续走高,对公共政策、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天价彩礼现象、养老服务、殡葬制度变革等方面的解读也存在巨大分歧。

农村地区群众道德素质的差异也极大激化了基层矛盾,部分群众甚至是党员干部道德素质普遍较低也是社会矛盾多有发生的原因。农村地区道德素质差异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缩影,个别群众由于道德缺失,持“巨婴”心态提出无理要求甚至制造事端,不论是在与基层政府还是和普通群众的交流中,都极易引发矛盾纠纷。

社会发展也使部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民主品格提升,但仍有部分群众甚至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淡薄,这在现实生活中容易转化为激烈的矛盾纠纷。随着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提高,他们也更注重自身权益的维护,但在用合法常规的手段维权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后,他们依然会选择信访、行政诉讼甚至制造网络舆情为自身谋利,出现权利意识觉醒但是规则意识、义务观念、社会责任感并不很强”的怪象,这对基层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当然,农村地区也存在基层干部法治意识淡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矛盾一旦发生之后,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忽略了法治手段。此类乱象也导致了公权力运行失范与私权利意识觉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此外,法治意识淡薄的群众也是诱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琐事采取不必要的违法手段,从而激发矛盾。

社会发展影响诸多方面,如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农村产权制度变革等等,这都进一步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内涵,基层治理过程中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如此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内涵也随之丰富起来。

三、倒金字塔结构和双层“差序格局”促使农村地区社会矛盾复杂化

农村地区面临倒金字塔结构和双层“差序格局”的双重压力,倒金字塔结构是指我国行政机构的人员配备呈倒金字塔结构,越是工作繁重的基层组织配备的专职人员越少的现象,双层“差序格局”是指费孝通提出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和中国本土政治所呈现出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

村委会处于倒金字塔结构的最底端,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最为突出,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基层工作必然繁重,因为乡镇不像县级以上政府有分明的条块分工,而县级以上的各项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各个条线都给基层安排任务,这就导致了农村的工作量巨大。在这种模式下,村委会人手紧缺和工作量巨大双重刺激之下,有些工作无法及时完成会导致新的干群关系矛盾。

农村地区面临双层“差序格局”,第一层“差序格局”表现为农村地区个体“独特的私”,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家庭、宗族、甚至集体的利益,第二层“差序格局”是指“差序政府信任格局”,随着政府层级的逐级递减,群众的信任感也随之递减。第一层“差序格局”导致农村地区逐利思想盛行,尤其是“利己主义”抬头对基层治理构成巨大挑战,极易衍化为家庭矛盾、宗族内矛盾以及干群关系纠纷。第二层“差序格局”表现为基层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提高而提高,在政府期望值下行递减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基层政府获得的群众信任度最低,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化解陷入困境,最明显的就是“越级上访”现象频发。但是,基层是为民办事的终端,自然也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终端,即使村民越级上访,相关单位还是会将问题反馈至基层进行处理,此时基层政府存在角色的双重性,既是矛盾纠纷的当事方又是矛盾纠纷的调解者,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群众的不信任感,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倒金字塔结构使社会矛盾“下沉”到基层,从而使基层矛盾呈现量大、面广的特点,双层“差序格局”导致“利己主义”和“越级上访”问题凸显,并使基层矛盾呈现“上移”态势。在倒金字塔结构模式和双层“差序格局”的共同作用下,基层政府面临矛盾“下沉”和“上移”的双重挑战,现象的背后是来自基层群众和高层政府的双重压力,这种情形促使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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