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宋习语
朱珔《文选集释》于陆机《文赋》“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下，又引《晋书·凉武昭王传》“经史道德，若采菽中原，勤者多获”。及《宋书·武三王传》张约之上疏曰：“仁义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万物，故不系于贵贱。”谓此语六朝人习用之，而喻意各别耳。《宋琐语》引《世说新语·贤媛篇》“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又《宋书·吴喜传》“不欲方幅露其罪恶”，及《武三王义季传》“本无驰驱中原方幅争锋理”三事，以“方幅”为晋宋方言，犹言公然。《苕溪渔隐丛话》引黄山谷论陶诗云：“正赖古人书。正尔不能得，正宜委运去，皆当时语。而或者改作上赖古人书，止尔不能得，甚失语法。”古直《陶诗笺》于“正宜委运去”下云：“案《晋书·王羲之传》正此佳婿，正与隆替对，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正由为法不一，正赖丝竹陶写，正自当随事行藏，凡六用正字。山谷之言，信有征矣。”《世说·言语篇》：“谢公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政事篇》言：“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篆诺之。”《文学篇》刘恢语张凭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亦其例。洪迈《容斋随笔》云：“刘真长讥殷渊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战斗求胜。王导与何充语曰，正自至尔馨。王恬拨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按宁馨亦晋宋习语，义犹“如此”。《晋书·王衍传》言山涛目衍云：“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南史》《二宋废帝子业纪》言太后怒与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宁馨儿！”义并同。晋宋习语类此者必尚多，惜未详加搜辑。《世说》载阮瞻对王戎之“将无同”，以“将”字为发语之词，义犹“岂”字，亦此类。《世说·政事篇》言：“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陶诗“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又《孟府君传》之“将无是耶”，谢诗之“将非畏影者”，句例皆相同。
二 文心注
《文心雕龙·程器篇》云：“仲宣轻脆以躁竞”，旧黄叔琳注本无解，范文澜先生注云：“王粲轻脆躁竞，未知其事。韦诞谓其肥戆，疑脆肥皆锐之讹也。”按脆字义亦可通，肥字则绝非讹误。《魏志·杜袭传》云：“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原无，《考证》据元本校增）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亦《考证》据元本校增）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又《魏志·本传》陈寿评云：“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未能“冲虚德宇”，即躁竞之明征，此亦可与《杜袭传》所言互证。故《颜氏家训·文章篇》云：“王粲率躁见嫌”，《文心·体性篇》亦云：“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也。至肥戆则系指其体貌而言。《粲传》注引韦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正与传文中之“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相似，即裴注所谓“貌负其实也”。《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云：“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梁书·徐摛传》云：“会晋安王纲出戌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擒，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所谓貌寝或形陋，与肥戆义皆相通，即今所谓小矮胖子也。
三 皇 览
《皇览》为类书之祖。《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号曰《皇览》。”此外散见于各传者亦甚多。《刘劭传》云：“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常侍，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杨俊传》注引《魏略》云：“王象字羲伯……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曹爽传》注引《魏略》云：“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隋志·子部杂家类》有《皇览》一百二十卷，注谓缪卜等撰。缪卜应为缪袭之误。《刘劭传》云：“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魏文帝在位共七年，则《皇览》之由始迄成，必在延康元年至黄初六年之间（220—225）。体例为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当时参与撰集之人必甚多，知之者已有王象、刘劭、桓范、缪袭诸人。此书为齐梁类书如《类苑》及《华林遍略》等所祖述，影响颇大。《隋志》已言何承天、徐爰合之，萧琛杪之。何徐皆刘宋时人，萧琛梁人。又《南史》四十八《陆杲传》附《子罩传》云：“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杪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束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劭之《皇览》焉。”欧阳询《艺文类聚·序》言其体例不同于《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可知此书于后来类书及《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之文体，皆影响极巨。
四 诗文八体
《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沈约答甄琛书云：“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丽而华洁。”又引魏常景《四声赞》云：“四声发彩，八体含章。”近人郭绍虞于《永明声病说》一文中引此，以为八体即八病，其文云：“观《南史·陆厥传》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一语，于平头诸名上冠一有字，则似乎与其称之为病，还不如称之为体。或者八体八病当时本有此异称，而后人以好讲病犯，遂只知八病而罕言八体了。”案郭说近于曲解，《南史》之“有”字，本缘诗病有八，而文中只举其重要者之四而言；非关文体。其余四病，《文镜秘书论》即云：“但须知之，不必须避”，史家尚简，故不全举，而以有字冠之。八病为永明体所应避忌，王应麟《困学纪闻》云：“案《诗苑类格》沈约曰，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惟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皎然诗式》言“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所谓“裁”亦删裁避忌之意，《后汉书·郑玄传》云：“删裁繁芜”，“酷裁八病”即严忌八病也。八病既为作诗者所力避忌，若八病果与八体同义，则如何可言“八体含章”及“能达八体则陆丽而华洁”哉！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言“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正以其为消极限制之规律也。至于八体，乃文人之力求“达”之者，《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云：“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梁书·刘勰传》言沈约读《文心雕龙》后，“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可知沈约所言之八体，必与刘勰所言者相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盖当时本有八体之分，以区别作品之风格，如作者能达其一体，即可陆丽华洁矣。《文镜秘府论·论体篇》云：“凡制作之士，祖述多门，人心不同，文体各异。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绮艳焉，有宏壮焉，有要约焉，有切至焉。”此外虽已括为六体，而其区分标准，与《文心》仍大致相同；足见齐梁时本有八体之说，非关八病也。
五 五官将文学
《魏志·武帝纪》言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宫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二十二年冬十月，始“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是文帝为五官将凡八年。《魏志·王粲传》言徐幹、应玚等皆曾为五官将文学，是文学亦五官将所置官属之一。五官将之职，裴注无释。《汉书·百官表》中列有五宫中郎将亦无注。按《淮南子·兵略训》云：“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者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又云：“夫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忘遗，此侯之官也。隧路亟，行辎治，赋丈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将也，犹身之有股肱手足也。”所举尉，侯，司空，舆，凡四官，或脱去司马一段，故言凡此五官也。惟观此可知五官将职位之重要，则所谓“为丞相副”，即其职权实仅次于乃父而已。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魏书》言帝“善骑射，好击剑”，陈寿评为“才艺兼该”，则知曹丕实兼擅文武之人物，其五官将之官属本甚伙，而于诸武职外又特置文学一项，收罗当时文士，故能“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也。
六 校 事
清何义门《读书记》中有《三国志》三卷，其《吴志》“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一条下云：“魏吴皆有校事，而适生奸，无政而好察，何如刘氏之平明也。权既迷谬于前，引咎方新，责数随至，不思反求致此之由，洞然无猜，更始纳诲，惟思归过于下，又何怪乎国之日乱，民之日瘠哉！”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云：“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顾雍》、《步骘》、《朱据传》），或谓之校曹（《陆凯传》），或谓之校官（《诸葛恪传》）。”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于《吴志》初“权信任校事吕壹”条下亦首引《步骘传》云：“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疏云，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趣欲陷入，无罪无辜，横受大刑。”又引《晋书·五行志》下云：“吴孙权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是时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获封侯宠异。”胡适曾考证曹魏及孙吴之校事制，其实前人言之已详。
七 张衡论贡举疏
《通典十六》载张衡《论贡举疏》，其内容除一二字外，全篇与《后汉书·蔡邕传》载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之第五事，完全相同。严辑《全后汉文》两存之，亦无考释。疑此文本即邕文，《通典》误题。又《古文苑》载张衡《髑髅赋》，文中首言“张平子将游目于九野”，赋中假托古人，本为常事，此赋思想文辞，皆不类平子语；盖晋人拟曹子建《髑髅赋》而作，篇首托名平子耳。
八 登楼赋
王粲长于辞赋，《文心》许为七子之冠冕。惟粲赋传者极少，严辑《全文》所采二十余篇，皆自类书辗转录出；除《登楼赋》外，都非完篇。梁元帝《金楼子》云：“王仲宣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魏志．本传》言粲“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历久散佚，至梁时完整者即仅存一篇；梁元帝所见者，盖即《登楼赋》。故昭明辑选，于擅长辞赋之仲宣，亦仅录《登楼》一赋也。其余诸篇，乃来自魏文帝所辑之《皇览》，其始即系随类摘录，后世类书据以移抄，故皆非完篇也。
九 兰亭集序
王羲之《兰亭集序》，《文选》不录，宋人笔记中论述此事者甚多，今摘录数条。王懋《野客丛书》云：“《遁斋间览》云：‘季父虚中谓王右军《兰亭序》以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余谓丝竹管弦亦重复。’仆谓不然，丝竹管弦本出《前汉书·张禹传》。而三春之际，天气肃清，见蔡邕《终南山赋》；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见潘安仁《闲居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见张平子《归田赋》。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右军此笔，盖直述一时真率之令趣耳，修禊之际，适值天宇澄霁，神高气爽之时，右军亦不可得而隐。非如今人缀辑文词，并为春间华丽之语，以图美观也。”叶大庆《考古质疑》引《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三月诏曰，“天气清静，神鱼舞河”，而为之说云：“然则所谓天朗气清，何足为病，盖右军承前人之误，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弃盈尺之夜光也。”以上二则虽所云不同，但皆就形式文词而言，宋人笔记中所涉者，属多此类。清乔松年《萝蘼亭杂记》云：“六朝谈名理，以老庄为宗。贵于齐死生，忘得丧，王逸少《兰亭序》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有惜时悲逝之意，非彼时之所贵也，故《文选》弃而不取。”此系就思想内容而言，注意点与宋人不同。按当日修祓禊于兰亭之四十一人中，孙绰、李充、许询等；其文名并在逸少之上，而以作序之事属之逸少者，乃以其善书也。故《兰亭序》之受人重视，初本非因文章之华妙。王应麟《困学纪闻》以宋之“选学”废于熙丰以后，张戒《岁寒堂诗话》言“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盖宋自古文盛行后，一般所推崇之八代文章，多取其朴素近于古文者，如《出师表》、《陈情表》、《兰亭序》及《归去来兮辞》等；而于缛旨繁文之六朝作品，则皆加贬抑，故以右军此作为盈尺之夜光也。但若以《文选序》沈思翰藻之例绳之，则右军此作，事义本皆非卓出，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兴怀，亦袭之于《汉书·京房传》，故如以之与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相较，则右军此作，显属直木无文矣，宜其弃而不取也。此乃各时代文学观念之不同，非仅关一二字句之出处已。至文中之思想内容，乔氏之说，亦似是之论。右军世事天师道，其雅好服食养性及不远千里之采药石，皆对于死亡恐惧之表现，而欲求生命之延长也；而“我卒当以乐死”之语，正由此导出之纵欲肆志之人生观，《兰亭序》所申言兴怀者，本即此意。惟魏晋清谈虽以老庄为宗，然齐死生并非特重之旨，且齐梁之际，佛教已极盛行，清谈内容亦与前大异；《梁书·昭明太子传》言其“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是“齐死生”并非梁时之所贵也。佛教与天师道对生死观点之最大不同，即为轮回之说；故佛教盛行后，齐梁诗文中即罕有时光飘忽及人生短促之表现矣。昭明笃行佛法，于右军之惜时悲逝，自无同感，但亦非乔氏之所云也。《文选》为总集，其删而不取之作，为数甚多，固不必一一为之解说；但如《兰亭序》者，即依其辑选之标准及观点绳之，亦本在可弃之列也。
十 陶渊明命子诗
陶诗《命子》一首，为研究渊明世系谱谍者之重要材料。其叙述首肇远祖，渐及皇考，以至己身，与屈子《离骚》由高阳叙起之体相同。诗《大明》、《绵》诸篇体例，亦多相似，惟非自述。而韦孟《讽谏诗》以四言体列叙先烈，昭述祖德，其叙事布词，自“肃肃我祖，国自豕韦”，以至“俾我小臣，惟傅是辅”，与渊明此诗，尤多相同。此乃宗法社会中尊崇祖先之常例，而六朝重视门阀，谱谍世系尤为所贵，故文士之昭述祖德，亦为当然之情形。陆机《文赋》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咏世德固为文士所应专者；故如班固《幽通》，序自高顼之元胄；康乐《述德》，始于段生蕃魏国，皆远溯谱系之体也。但若核以实际，则非特其昭穆之远源事属荒渺，难以稽征；即祖考之功业德行，亦自多夸大失实者。盖此体本届颂扬性质，其取材态度颇类后世之编修地志，殊难一一如实钩稽也。钱大昕《陶诗跋》言“攀援贵族，乡党自好者不为，元亮千秋高士，岂宜有此”。孙志祖《赞书脞录》言“渊明高士，必非妄攀勋贵”。按靖节是否长沙之后，牵涉极多，此处不具论，但此言实非一有力之论证。盖昭述祖德，攀援固在所不免，此乃当时一般风气，并不只渊明为然也。诗后半归命子正意，所谓“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夙兴夜寐，愿尔斯才”。杜诗言渊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渊明固一慈祥之人，观《责子诗》及《与子俨等疏》皆可见。又诗中如以“逸虬绕云，奔鲸骇流”二句，喻战国纵横之局；“厉夜生子，遽而求火”二句，示切勿似己之寡陋无成；造语用事，皆极工巧。
十一 孔 融
建安七子中首列孔融，始于魏文帝《典论·论文》。惟《魏志·王粲传》云：“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场字德琏，东平刘祯字公幹，并见友善。”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魏文帝《与吴质书》所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者，亦惟指徐、陈、应、刘诸人，并无孔融。按孔融诔于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时王粲诸人皆三十余岁，曹丕只二十二岁。融长曹操犹长二龄，故与其余诸子，显非同侪。且曹丕始以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为五官中郎将，同年植封平原侯，去融之死已三载，而诸子共集邺下，皆在此后；故谢康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亦只有丕、植及其余六子也。《后汉书·孔融传》云：“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是曹丕之于七子中首列孔融，乃由其个人特殊之爱好；与其余诸人，非可并论者也。
十二 慧远论文
六朝文士笃崇佛法，然亦酷爱文笔，此并非冲突之事，其意可由释慧远之言觇之。广弘明集载其《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言刘等“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因藉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谕，亦何必远寄古人”。慧远一代佛教大师，以为“染翰缀文”乃“怀远之兴”所寄托之“因藉之资”，且非此“无以畅一诣之感”者，则文虽非意，而其重要可知矣。故佛法盛行，文笔随焉；彦和之论文，昭明之辑选，岂皆有以“畅其一诣之感”者乎！
十三 斗 酒
竹林诸贤中，山涛饮至八斗方醉，刘伶五斗解醒，阮籍母死，犹一饮二斗，阮咸以大盆盛酒，与宗人相饮。他如卢植、周觊，皆能饮一石，南齐沈文季饮至五斗，陈后主与子弟日饮一石，而汉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诚为豪矣。宋沈括《梦溪笔谈》云：“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升，今酒之至醨者，每秣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升。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痛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二斗七升水耶？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按若以斗石为“权”或“量”谷物之单位计之，则必两无所合。斗本酒器之大者，诗《大雅·行苇》：“酌以大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左思《吴都赋》云：“仰南斗以斟酌”，五臣翰注“南斗星将仰取以酌酒也”。酒器之形，本肖斗星，有柄，故名为斗。《晋书·韩伯传》：“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熨斗正与酒器之形相似，故亦名斗；此物今乡间犹有用者。《三国志·姜维传》注引《世语》曰：“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此“斗”亦指通行之酒器也。曹操祭乔玄墓文，称“斗酒只鸡，过相沃酹”，古诗之“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斗酒皆由后人称杯酒耳。酒器之最小者为升，樽爵为通称，大小不一，斗盖最大者。酌酒后用樽杓，故言斟酌。以斗饮酒，犹以盌饮，取其大也。《世说·方正篇》言“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盌，又不与王”。又《排调篇》言王导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盌嘲周觊。《三国志·甘宁传》言“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盌酌酒，自饮两盌。……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盌”。《宋书·刘湛传》言卢陵王义真谓之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伤。”此皆酒量之大者，一盌犹阮刘之一斗也。其量小者则仅能用升，《三国志·韦曜传》言“曜素饮酒，不过二升”。《晋书·陆晔传》言恒温“饮三升便醉”。陆纳“素不善饮，止可二升”。盖犹今之两小杯也。《西京杂记》言“韩安国作几赋不成，罚三升”，石崇金谷之罚三斗，皆与兰亭禊集时王子敬诗不成，罚三觥，取意相同。升斗觥皆酒器，犹杜诗之言“百罚深杯亦不辞”也。一石犹言十斗，数石犹言数十斗，皆循权量之习惯，故极不能饮者亦饮二升，而多者可至数石也。唐宋以下，以斗为权量之准，故饮量罕有至一斗者。李白“斗酒诗”百篇，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皆极言其量之多。《明道杂志》云：“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以上，未有至斗者。……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辄尽一斗，才微醺耳。”五升已为大量，普通则仅能以杯盏计之。然杯盏所容，实亦相当于昔之升斗也。否则如阮籍之“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以权量之准考之，皆无可能也。
十四 引陶诗
近人朱东润氏《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第二十八述宋陈师道范温一章云：“元实（范温字）又举同时人之诗，如‘九十行带索，荣公老无依’，为之解曰：‘荣启期事近出列子，不言荣公可知，九十则老可知，行带索则无依可知，此五字皆赘也。’其他所举如此类者尚众。”按陶渊明《饮酒》诗第一首有“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之句。范温《诗眼》原云“近世名士作诗云，九十行带索，荣公老无依，余谓之曰，陶诗本非警策，因有君诗，乃见陶之工，或讥余贵耳贱目，即为解曰”云云（如上引），下又云：“若渊明意谓至于九十，犹不免行而带索，至于长老，其饥寒艰苦宜何如，此穷士之所以可悲也。此所谓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虚设。”意谓此段必须全引，始能明范氏原意，若如朱氏所节，则若《诗眼》之批评为对陶诗而发者，殊易误会。
十五 徐陵陈公九锡文
《陈书·徐陵传》云：“自有陈创荣，文檄军书，及禅授诰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李兆洛《骈体文钞》云：“九锡禅诏，类相重袭，愈袭愈滥。”按骈文之美本在于裁对隶事之形式技巧，殊难以内容之价值绳之。即如孝穆此文叙任约之乱云：“任约叛换，枭声不俊，戎羯贪婪，狼心无改。穹庐氈幕，抵北阙而为营；乌孙天马，指东都而成陈。公（陈霸先）左甄右落，箕张翼舒，埽是欃枪，驱其猃狁。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椎髻之酋，烹于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噎滍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但核之史实，则孝穆非特与任约王僧辩皆有特殊之交谊，且会躬预任约军中。《陈书·本传》云：“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及遗陵随还。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渊明，往复致书，皆陵辞也。及渊明之入，僧辩得陵，大喜。皆待馈遗，其礼甚优。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其年高祖率兵诛僧辩，仍进讨韦载。时任约徐嗣徽乘虚袭石头，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及约等平，高祖释陵不问。”又《南史·王僧辩传》云：“僧辩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约；约败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徐集有《与王吴郡僧智书》，中云：“本应埋魂赵魏折骨幽并，岂意余年，复反乡国。仰属伊公在亳，谓老师周，旌贲江园，采拾衖巷；遂以哀骀不弃，瓮盎无遗；还顾庸虚，未应阶此。窃承君侯过被以光辉，屡有吹嘘之言；频蒙荐延之泽，故得周行紫阁，升降丹墀；点污清朝，岂不荒愧。虽复华阴砥柱，带地穷深，嵩高维岳，极天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若以此文所云及其亲身经历言之，与九锡文直恍若两人，此亦非仅因文士前后处境之异或言行之不符，乃文体之性质不同故也。书笺之作，可自道衷曲；而九锡则系为梁帝代言，与作者自身之身份无关。徐集中之诏策书表诸作。皆此种性质，若以内容视之，则最多可为史料，与文学仍无涉也。清吴兆宜注徐集，不及禅代诸制，其立场为旧日之道德观念；但骈文之为人传诵，本不重在内容，而全视乎裁对隶事与选声配色之形式美。九锡之文由汉魏迄于梁陈，代有其作，而内容歌颂铺扬，如出一辙。若仅以文辞之形式技巧言之，则各代既皆出于大手笔之著名文士，而性质又一仍旧贯，其能不愈袭愈滥，亦甚难矣。然则孝穆此文，就骈文之技巧成就言之，仍堪符史籍“尤美”之评，未宜以内容之空虚与夸张而责之也。
十六 陶渊明乞食诗
陶诗乞食一首，自苏东坡哀冥报一语后，议者甚多。重于忠愤者皆系之以故国旧君之思，而着重于“愧我非韩才”一句。重于气节者又多拳拳于固穷守道之旨。窃以此诗本甚了然，不宜过求甚解。东坡言“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乃借以抒其遭遇之感，本无关诗旨。而“愧我非韩才”一语，亦只示其感激之思而已，不宜重读。固穷守道乃人格问题，此诗中无此表现。案《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知渊明行行而至者，原非乡里小儿，而为久闻之素心人，故言“情欲新知欢”，而可谈谐竟日也。且渊明之穷，自是实情。《归去来辞·序》言“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杂诗》云：“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怨诗楚调》云：“夏日常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颜诔言其“少而贫苦”，各传其“亲老家贫”，则渊明少贫，固无可疑，然则饥而叩门乞食，与求见于小邑，固相同也；又有何嫌之可避哉？斯正足见其率真耳。且颜延之赠钱则悉送酒家，檀道济馈物则麾之而去之，明承受之有当否也；若所乞者非久闻之素心人，则虽为饥所驱，然于莲社之约犹攒眉而去，岂肯即行行而叩门乎！《后汉书·独行向栩传》云：“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或骑驴人市，乞匄于人，或悉邀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可知达者之行径，原不以乞食之事为嫌，而在所乞之主人是否解意耳。韩才冥报，皆以示感激之思与新知之乐，亦不宜过求其甚解也。
（原载1947年4月21日、9月22日、12月16日、1948年5月4日、5月11日、7月22日、8月3日、10月12日北京《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选自《王瑶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