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心雕龙·序志篇》云：“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差不多把魏晋时期的文化作品都举出了。案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的作品虽然很多，但专门论文的篇章却是到魏晋才有的；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魏晋都可以说是自觉时期。在以前，“三百篇”是经，《离骚》也可称经；议说是用作陈政的，辞赋是意在讽谏的，至使目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东西。即使主张存文的，也不过用它来“载人之行，传人之名”，或“宗经明道”罢了；真正就文学本身来讨论批评的文字，除在子史专书中勉强可以摘出几条零碎的句子外，整篇的文论是没有的。到了魏晋，无论就文论之肇始说，或文学观念的比较独立说，都和以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也促进了当时的作品发达，开了以后沈思翰藻之美的文学的先声，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但文论为甚么会特别在这个时期兴起和发展呢？这我们可以分“文”和“论”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文”底发展影响了和引起了“论”底发展；一方面是“论”底发展之所以要以“文”来为它底议论的题材和对象。

东汉以来经学的烦琐衰落，逐渐使人对传统的学术主流发生了怀疑，于是自然影响到向新的方向底发展。《后汉书·儒林传论》云：“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在政治黑暗的时候，才智之士对于传统的学术最易发生不满；何况儒术本身的确也已沈陨不堪了呢！这“通人”即王充《论衡·超奇篇》所谓“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的通人。同篇又云：“采缀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这是当时的一般观念，儒生的地位仅只胜过俗人，比不上“中智以下”而博览古今的通人的。学者的标准应该要像鸿儒那样“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这就是由儒学的衰弱而影响到文学发展的很好说明。《论衡·佚文篇》云：“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古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这种重视著作的态度，在经学昌盛，述而不作的风气下，是不会产生的。所以魏晋人的经解如杜氏《左传》，范宁《穀梁》，其精神皆与汉人专研求于章句训诂者不同；而重文也是其中不同的一点。当然，王充所言之“文”还是广义的，鸿儒实际上是指立一家之言的子家，而文人也只是指如陈琳、阮瑀之擅长章表书记的一流人物；但王充确乎可以代表由汉到魏晋的一个过渡人物。《论衡·超奇篇》又云：“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论衡·佚文篇》云：“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扬雄、桓谭都是不满意传统经学的人，由此而逐渐引导至重视著作和重文的趋势，就已开了魏晋文学和文论的先导。

汉末社会的混乱局面，使得士人们避难不暇，自然也就顾不到如班固所言之“劝以官禄”的“利禄之途”了。皓首穷经已经没有了出路，自然须更弦易辙地另求适应。曹操用人唯才，开口就是“方今收揽英雄之际”，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其精神完全是反传统的。只要有才，绝不问原来出身和以往的行为。《魏志·荀彧传》注引《典略》云：“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问彧：‘以君当事，不以某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到魏文帝九品官人之法行后，仕进者如有声誉，即可铨得高品，并不以通经为限；利禄之途一塞，学风自然也随着改变。在当时如欲仕进，必须自己富有声望，才可仕进顺利；因此便影响到一般的士风都着重于有所表现。当时盛论才性异同，其背景即在备政治上选入得才的实用。刘劭《人物志》研讨识鉴人物的征象原理，而其目的在“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人物志·流业篇》）。性是体，才是用，政治上的选人既注重在才的应用，士林自然也就注意于才的表现。而才之易于表现和易于为人所知的，“善属文”自然也是一端。《论衡·佚文篇》即云：“《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善恶，足以观才。”阮瑀、王粲等，很多都是因有文名而被征辟召用的。曹丕、曹植兄弟，皆爱好文章，一时侍从之士，几乎搜罗尽当时知名的文士了。《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云：“（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 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物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这一段文字很可以描绘出曹氏父子在当时收罗文士人才的情形；所以曹植《与杨德祖书》云：“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钟嵘《诗品序》亦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而魏文帝《典论论文》中之评述七子，也完全是一种领袖的态度。当时王粲、陈琳等著名文士皆侍立朝班，荣宠特加。文人名士们已取以前经师宿儒的地位而代之了。

魏晋时因了政权的争夺，名士间受到迫害的很多，孔融、嵇康都是例子。所以很多的人都趋于沈沦自晦的一途。东汉以来，士人的言谈著论，多与实际政治有关，现在却只好“未尝言及时事，口不臧否人物”了，这在情感上本来是很痛苦的事情；况且即使自甘遁世，有时也是不可能的呢！《世说新语·言语篇》云：“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君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晋书·刘殷传》云：“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谘祭酒。既至，谓殷曰：‘先王（攸）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圣应期，先王以至德辅世，既尧、舜为君，稷、契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为不可迴之图，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残反政，然圣迹稍粗，严威滋肃，殷若复尔，恐招华世之诛，故不敢不至也。’”治者以法绳人，至使人难以逃避，其结果无论仕进或隐晦，只有以慎言慎文为宗，以求不至引起政治上的猜疑和迫害。但人总是有感情思想的，何况这种不得已的沈沦和逃避本身，就是引起情感上忧郁和进发的因素呢！所以慎言的结果并不是闭口，只是言及玄远；慎文的结果也不是搁笔，只是语不及政；其结果就表现为这时期的玄学与文学。当时许多抒意咏怀的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阮籍的诗，颜延之已说是“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陶渊明的《述酒》诗，到宋朝才有人懂得它有寄托。许多人都把政治上的不得志或情感上的苦闷寄托在诗文上面，因此作者就比较多了。社会情况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使文学的地位提高了，帝王提倡它，名士们重视它，而作者又多半是社会上地位官阶很高的人物；大家既都已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于是在他们生活交往的圈子里，自然会发生关于作者和文章优劣的言谈议论，从而引起文论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当然的事情。

二

我们考查一下初期文论中的内容，便知道里面完全是以作家论为干的；其后才渐渐地讨论到文体的体性风格和文学的一般原理。魏文帝《典论·论文》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碌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其《与吴质书》中也通篇论当时文人，意多与此相同。曹植《与杨德祖书》首段云：“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士，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这都是文论中的开创作品，但像这样大段只论个别作家的话，却都占了全篇中主要的部分。而且都是首段，后面的话完全是由此引申说明的，可知论点中心的所在了。这种主要以作家为对象的文论，是由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的风气演变下来的；只是把品藻的标准变为文辞罢了。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许劭传》云：“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太）……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因为东汉仕途是行察举征辟制的，所以特别注重人伦品鉴。而且太学士群聚京师，目睹当时政治的黑暗，遂将这种品藻的目标，应用于实际人物，这就是所谓太学清议；其影响颇有推移当时政治的势力，因而遂促了党锢之狱。但这时在社会一般的眼光中，朝廷的禄位反不如处士的声誉贵重；因此评论人物的风气，也并没有因党锢之祸而停止。《后汉书·范滂传》云：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中人为荣。范滂初出狱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士人已经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势力集团，士林的声望和政治有了直接关系，所以互相标榜的风气也因之大盛。《党锢列传序》言当时士林标榜之风云：“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日‘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下略）”由此可见人物评论的盛行情况了。因此讲人物识鉴理论的形名家学说，这时也随着盛行起来；才性四本之辩，即其一端。其目的便在政治上能选才得宜，各任其所适。《世说新语·政事篇》云：“山司徒（涛）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这便是有名的“山公启事”，是人物识鉴的实际用处。刘劭《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而结论为“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这一种形名家的学说，即当时实际政治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它一方企图给人物品藻立一客观的标准，另一方也给这种学说的需要立一理论的根据。其论及品核标准如“重神理”、“分才性”等，是将识鉴人物的标准理论化和抽象化；其论识鉴的实际应用，也即识鉴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即是为的任政各详所宜。据《隋志·名家类》，此期识鉴人伦之作，除刘劭《人物志》三卷外，尚有《士操》一卷；《刑声论》一卷；《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九州人物志》一卷；《通古人论》一卷。这些书虽然都已散佚不存，但其内容性质却是可以想知的。它们之所以多出现于这一时期，是和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有着密切关系的。

评论人物的风气虽不因党锢之祸而停止，但政治的迫害使士林不敢多谈实际政事，却又是我们所提到的；其结果，就引起了评论人物底对象的转换和改变。以前多是“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即使品评士林，也多注重其在道德政治上的行为。如《党锢列传序》载“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现在对公卿执政是不敢裁量了，士林实际的行为也不便多说，于是便不得不转换评论的对象和重心。其将评论底标准抽象化的，不论实际人物而论才性同异，其流即成为四本论，清谈玄学的一支。另外将评论对象注意于文学方面底成就的，便引起了当时文论的发展。因为文章在当时已是帝王名士们所共同喜欢的盛事，那么在评论人物极盛的情形下，衡量到他们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自然的趋势。虽然事实上关于人物的实际品评，也仍然没有绝迹，但其内容不论注重在哪一方面，已都不是如《党锢传序》所说的“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的“婞直之风”了，而多表现于士林中间的互相称誉；这种称誉在政治上和声望上仍是大有关系的。《后汉书·许劭传》云：“曹操微时，尝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由后汉以来养成的风气，大家都非常看重自己在士林间的声誉，这是和仕进事业都很有关系的。九品中正之法行后，声誉之为人称道，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发生实际的效果。《晋书·张载传》言其“为《濛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晋书·霍原传》言燕国大中正刘沈，举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谓原隐居求志，行成名立，张华等又特奏之，乃为上品。《晋书·张轨传》亦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为人延誉可以得居高品，仕途顺易，自然许多大都兢兢求人之称道了。《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中所写任昉奖掖延誉的情形，虽然时代已至齐梁，但很可以看出在九品中正制度下求人美谈的士风来。文中云：“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辏，衣裳云合，辎 击轊，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人其隩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盼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但这种风气在晋时已然流行了，《世说新语·贤嫒篇》云：“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外出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髮，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世说新语》中《品藻》、《识鉴》、《赏誉》各篇，以及魏晋各史传中，关于称道人物的记载，非常之多。《世说新语·品藻篇》云：“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可知虽在东晋，这种风气仍是盛行不衰。不过由“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转而为对当时个人人格态度的品评和延誉了。在这种风气下，所论说的人物即是当时社会上的名士，而文学也同样是在他们的手中，文笔又最易表现出“才”来；那么对于文人们的评论，来以他的文义作为衡量的对象，也是发展的当然情形。所以张华著《鹪鹩赋》，阮籍见而叹息，声名始著。而陆机兄弟善文，张华以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张华传》、《晋书·陆机传》），这就是评论人物的风气所以影响到文论的理由，而文论的中心也便沿着论作者的方向而发展了。所以在初期文论中，不但大部分是论个别作者的文字，如上所引；而且其中对于作者的评论和当时流行的一般品藻人物的言辞，也完全相像；可知其本属一源了。《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书》云：“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然太以是名风天下。”《世说新语·品藻篇》云：“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世说新语·尝誉篇》云：“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像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不胜详举；它和文论中对作者的品评，例如建安七子，不正完全相似吗？所以中国文论从开始起，即和人物识鉴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而文学原理等反是由论作者引导出来的。

三

本章开首所引《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说的那些文论，应玚现存《文质论》一篇，但只论文质之宜，与文学似无关系。挚虞《文章流别论》及李充《翰林论》现皆已散佚不传，仅严辑《全文》中收辑数则，多为辨析文体及论述作者的性质，完全为总集发生后选家的态度，不是文论中的根本问题；因此也很难看出他整个的文学思想来。曹植诸书也多半是评论作者的文字，所见不深。这时文论还在开创期间，所以内容都很简略；比较可以代表当时文学观念的，自然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两篇。

《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言“孔融体气高妙”；“徐幹时有齐气”；又《与吴质书》中亦云：“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文”也正如宇宙间其他的各种物事一样，是宇宙原理通过人底才性的表现，因此也就与他原来所禀赋的气底多寡清浊有关。这种文气说完全是由东汉以来对宇宙的观念出发的；张衡《浑天仪》以为“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全后汉文》卷五十五）。王充《论衡·无形篇》云：“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土为簋廉，冶者用铜为柈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嵇康《明胆论》云：“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降此已往，盖阙如也。”气是人所禀赋的东西，其清浊多寡，人人自殊，但一成人形，则其禀赋已属固定，不可改易。所以“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种禀赋之气底表现，就是人的才性；而文即才性底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有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全后汉文》卷八十二赵壹《非草书》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有相若耶！”桓谭《新论》云：“惟人心之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文选·典论论文》注引），可知这种道理不只“譬诸音乐”，宇宙间的各种物事如书法等等，都是如此。这正如人颜之有美恶一样，是不可改易的。刘劭《人物志·九征篇》云：“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凡人皆禀气而生，以其所赋受的不同，所以人的才性亦异；当时盛论才性同异，都是由这种理论出发的。《全晋文》五十四袁准《才性论》云：“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所以“善属文”也只是天性自然的表现。《蜀志·秦宓传》言“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瓖颖乎？’”宓答曰：“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中国文学批评向来讲究“文如其人”，因为文既以气为主，而气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文既是天性自然的表现，则正足以代表其人，这是东汉以来对宇宙的观念应用于文学理论的表现。近来多释魏文所指之气为文章风格，这自然可以讲通；但“风格”一词原来即是指人底才性表现的。《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晋书·庾亮传》云：“风格峻整”，“风格”由形容“人”到了形容“文”，和“气”所指的意义还是一样；气底赋受有多少，所以才能有偏至；但风格不也正是彼此各不相同吗！中国文论中常常用形容人格或人体的字样形容诗文，正是有着这样的理论根源。《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正是以人喻文。至于释“气”为语势文气，和这也并不冲突；那也同样可以说是作者天性自然的表现；因为气既是人底禀赋，则凡人之一切表现的特点，都可用赋受不同来解释。气的意义本来是概括的；因而也就是多义的。

从这种理论出发，如非圣人，则普通人因了赋受的不同，都是才有偏至的。《人物志·九征篇》云：“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嵇康亦以“唯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降此已往，盖阙如也。”刘毅《论九品疏》云：“人才异能，备体者寡。”《晋书·袁甫传》言其“尝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唯欲宰县，不为台阁职，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缯中之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帽，谷中之美莫过稻，稻不可以为齑。是以圣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才，何能悉长！’”这本是当时流行的学说，政治上如此，文学上当然也如此。《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之所以为文者相同，而四科各异，所以只有通才——相当于兼德而至的圣人——能备其体。普通则皆为偏至，所以只能独擅一科；而“文人相轻”，也正是因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原因；如果都是通才，即自不如此了。《周书·王褒传》、《周书·庾信传论》云：“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文心雕龙·体性篇》亦言“才有庸，气有刚柔”；又言“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都是这一种理论的发挥。梁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云：“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所论也是这种道理。

宇宙有一定的规律，因而人生也有不可违抗的命运。“日月游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这是人生的悲剧。但这也是从汉朝以来终始推移的宇宙观必然要导出来的结论。现在既认文章为“不朽之盛事”，是“千载之功”，可使“声名自传于后”则“文”即可解决这不可抵抗的命运问题，无须乎为之“大痛”了。这就是曹丕的文学观，一个帝王对于文学的提倡和看法。

四

如果说《典论·论文》是代表汉末以来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应用，则陆机《文赋》正是魏晋玄学的思想表现于文学上的理论。所以大体上说，陆机《文赋》可以代表魏晋人对于文学的一般看法。《文赋》首云“伫中区以玄览”，又云“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即表示文的作用，完全在表现天地万物的本体。所以文必须“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这虚无寂寞就是王衍所谓“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的本体，而文学正是作者情感通过虚无的表现。文学能使人与自然相接，所以作者能“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而写作时也可“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了。《文赋》末段云：“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使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统而日新。”因为文所表现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所以说是“众理所因”，所以没有时间空间的隔阂，而与自然相接。文的用是依于体的，因此它可以永恒而日新。

但又以为文学并不同于玄理，所以必须要有情感，才能有所表现。《文赋·序》已云：“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文章为遣舒怀抱，所以属文的动机也在于情发。文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懍懍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卿宣之乎斯文。”《文心雕龙·物色篇》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所言即《文赋》之意。他认为作者属文的动机是宇宙万物的感发，所以须情以物迁，才能宣之斯文的。但既言“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则对于“述祖德”和“咏史”一类题材，也包括在诗人兴感之中；不像齐梁时一定要“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地那么极端。文的内容和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这由他所区分的文体种类来看，也很明显。作者属文时须“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才能使“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情感变化多端，而且来临无常，作者必须能够驾御，始可奏效。故言“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李善注云：“逝止无常，惟情所适。以其体多变，固崎锜难便也。”情是自然的感发，来去无常，所以说“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作者如能于情来之时援笔属文，则自可称物逮意。所谓“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 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天机即自然之情，由《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之文可证。且由下文“及其六情底滞”一段，知道这是叙述“或率意而寡尤”的，与以下“或竭情而多悔”者正相对照，以明情之有无和援笔属文的关系。文中又云：“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情只能明其同，而不能明其变；各文之情或异，但皆“曲有微情”则同。这正可说明作品之所以万象。如果“言寡情而鲜爱”，自然就“辞浮漂而不归”了，是绝不会成功的。但情是“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的，所以当竭情多悔时，就理伏思抽，只好“抚空怀而自惋”了。因此作者属文，必须把握着“天机骏利”的时候，始可称物逮意。因为文是必须有情才能成功的。

不过“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宇宙间事物皆系如此，而文所写者更其如此。所以文体不同，而各体且皆有所偏。作者须“在有无而儁侥，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期穷形而尽相”。以下即分说各种文体，期皆能表现出事物的本源。作者援笔属文时，贵于创造，不重模拟。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如果前人已经言及，则只有舍弃之一法，所谓“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因为辞句有了新的创造，就可臻于隽永，收到意在言外的效力；则表现必更能穷形尽相，称物逮意。

《文赋》又言一文中必须有居要的“警策”，全篇虽辞句繁多，但赖此始能成为一完美的文章；而且衬托着其他的地方也美好了。文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又云：“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关于士衡此点，后人论者甚多。《文心雕龙·镕裁篇》云：“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按为文不宜过繁，人皆识之，故彦和虽反其说，仍许以“识非不鉴”，惟谓此乃士衡“情苦芟繁”之说，则未为允当。陆文伤于繁多，前人言之已详，陆云《与兄平原书》亦云：“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而且《文赋》论文病有云：“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这正与《文心雕龙》所论之意相同，可知刘氏未明前论的本旨。士衡自己“缀辞尤繁”是一件事，但这里的论警策和济庸调却是别有理论根据的，并非文过之言。《文心雕龙·隐秀篇》云：“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这里的警策正是《文心雕龙》所论的秀；一篇作品中势难句句皆秀，所以才叫独拔。而且即使作家的才力可以使句句锦秀，但在整个文势的开展上，反而是有害的。一篇文中自有它发展的高峰和顶点，正如近代戏剧中所讲的道理一样，绝不从首到尾一样地平板；在最高峰上写上几句警策，和文势的发展配合起来，其艺术效果是非常之大的。所有其他各处的平庸，反而正足以衬出警策的独拔和全篇的完整。全篇的完全超拔，是等于全篇的整个平庸；何况完全超拔是根本不可能的呢！李善注云：“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辞亦美。”又云：“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李善此注，正是士衡的本意。所谓“庸音足曲”者，正是以有珠玉之句既存为前提，若全篇句句皆庸，当然是不可以的。彦和未明此理，故轻嗤之。

近人读《文赋》，多注重其骈偶声律的主张；以为是倡自陆氏，而开齐梁缛旨繁文和声病之说的先声。实则文主绮丽，是魏晋的普遍观念；魏文也有诗赋欲丽之言。但这时所谓的绮丽，实即自然的美观；和齐梁文学的作风不同。文人言韵，也并不始自陆氏，司马相如之论赋迹，已有“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之说，陆氏所论也还是着重在自然的和谐，所以取喻多以乐曲；与永明声病之说不同。所以沈约说：“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又说：“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范晔也云：“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至于前后的影响关系，那当然是时代进展的必然情形。《文赋》有“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及“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等语，文贵感人，所以必须讲求声色美藻，才能“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的。关于音律，“采千载之遗韵”外，也多用音乐的字句来形容文中的境界，因为音乐和文学的原理本来是可以相通的；其主旨固不仅指文底音律之一端。如言“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是指篇中警句的。其他用音乐以喻文境的句子尚多；如“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譬偏纮之独张，合清唱而靡应”；“缀下里于白雪”；“凄若繁纮”等。但这些都并不是说文句中的音韵声律问题，只是以音乐来喻文理而已。又如“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纮而遣声”，则是连舞与乐一同取喻的。所以从全篇来看，无论就讨论到问题的广泛，或对于理论的建树，《文赋》都可以说是这时期最完整的一篇文论作品。以后文论的专著《文心雕龙》，即是承此而发展的。惜其为赋体，遂难免有“韵移其意”，论旨不畅的地方。陆云《与兄平原书》云：“《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这就是说明以赋为论的毛病。

五

今《陆士龙集》中有《与兄平原书》一卷，其中多半为论文之作。他的文学见解也大致与《文赋》相同，不过书信中所讨论的多半是具体的小问题，所以不像《文赋》有系统。士龙也认为文当主情，情是文的要素。书中自云《岁暮赋》“情言深至”，又自许其所作《九愍文》云：“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谓其与渔父相见以下，尽篇为佳。”而云“此是情文，但本少情颇能作汎说耳”。又自言“与渔父相见时语，亦无他异，附情而言”。可知如能附情而言，即可尽篇为佳了。又评王粲《述征》、《登楼》以外诸赋皆平平，而云“不得言情处，此贤文正自欲不茂”。评张华为“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评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为“兄前表甚有深情远旨，可耽昧高文也”。可知深情实在是佳文的必要条件。书中又评陆机《述思赋》为“深情至言，实为清妙”；因为文中有了深情，文句即有意在言外之感，也不必再故意去雕琢了。所以他批评文字又多注意于“清”，“清工”、“清妙”都是常用的字眼。评陆机《漏赋》及《园葵诗》为“清工”；《吊蔡君》为“清妙不可言”，而且说在陆机文中“恐《吊蔡君》故当为最”。评《楚辞·九歌》为“清绝滔滔”；蔡邕碑为“清美”，陆机文为“清新相接”。又自称其《祖德赋》“靡靡清工，用辞纬泽”；陆机《女史》为“清约”；可知以文抒情，则以清为妙。所谓“清”，其实即自然的美；不必雕缋满眼，即可称情逮意的。书中有云：“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又言：“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情”是所要表现的内容，“清”是文的辞藻形式；所以必须“尚洁而不取悦泽”，才是出于“自然”，才合乎“清”。所以书中说：“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又言《文赋》“绮语颇多”，“便欲不清”。可知繁冗绮靡，都是有伤于清的。但清的意思只是自然，绝不是枯槁；所以辞句一定还要高伟。书中言陆机“诸赋皆有高言绝典”；又云：“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又云：“《二祖颂》甚为高伟，云作虽时有一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其评王粲《吊夷齐》为“辞不为伟”；又云：“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文藻的高伟并不就是瑰铄，而是要有创造，所谓“新声绝曲”。所以他自云：“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又言张华亦以为陆机较蔡邕之新声多，而典当未及；但他又说陆机的“诗赋自与绝域”，可知创造对于文章的重要了。

士龙又主张文中须有出语，书中评陆机《祠堂颂》云：“然了不见出语，意谓非兄文之休者。”又云：“颂极佳，但无出言耳。”又自谓：“先欲作《讲武赋》，因欲远言大体，欲献之大将军。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许家语，不知此可出否？故钞以白兄。若兄意谓此可成者，欲试成之。”所问是否可“出”的少许“家语”，也是指出语而言。可知凡文中必须要有出语，始能见美。则所谓出语实即“立片言以居要”的警策；二陆对这方面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今辑佚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多为论述文体得失流变的文字，对其文学观念，已经难窥全豹了。文中首云：“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这仍是一种汉代以来的传统看法；所以他在说明文体起源时，也还是保持着传统的尚用观念。如“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其论赋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这种论点纯是沿着汉代传统的看法，和班固的意见倒很相近，以为文是必须致用的，当时仍抱着这样观点的人，还是不少。左思《三都赋·序》云：“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又云：“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抵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域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这种求作品绝对合乎真实的看法，当然是由备“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的政治用途来的。如仅为文而文，在其论点上便只能认为是雕虫篆刻了。挚虞的《文章论》和左思的看法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代表着传统的观点。但顺着这个方向发展，由赋体本身说，从《子虚》、《上林》、《羽猎》、《甘泉》，而至《三都》、《两京》，也已经完全变为字典或百科全书式的东西了，因此其势也不得不变化。魏文帝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梁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书》更云：“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从魏晋到齐梁，文的独立观念一天天地发展；像挚虞、左思这样的看法，也因之由渐少而变无了。由赋体本身说，从曹、王、潘、陆到孙绰的《天台山赋》，也表示出了赋在魏晋时期的一条发展的线索；而左思的《三都赋》，则只能算是班、张的结尾，汉赋的余响。

六

在《抱朴子·外篇》的《辞义》、《钧世》、《文行》、《尚博》诸篇中，完全讨论的是文理的问题。所以讲到文论的发展，葛洪不能不占一页。《晋书·葛洪传》言其“以儒学知名”，又言“博闻深洽，江左绝伦”；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文人。《抱朴子·内篇》多论神仙吐纳之术，《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隋志》以《内篇》入道家，《外篇》入杂家，就因为他的立论虽然大致以黄老为宗，但实在驳杂不纯。他论文的意见也是这样，一方面他对文的含义比较广，并不专指文学，实兼言一切的著述；一方面又是破坏的意见多而建设的意见少；很多看法都脱胎于王充的《论衡》。所以可以说他的基本观点是汉人的，而不是魏晋的。因此他论文的意见也与魏文帝比较接近，而绝不同于陆机和刘勰；虽然他是东晋时的人。他论文特别注意于作者的才力，认为文章虽体裁殊异，而原理相同，只要作者才力英拔，就可情见乎辞了。《辞义篇》云：“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剖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闲涩有主宾，妍蚩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寻木千里，乃构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文无定法，而作者才有利钝，故文也因之有高下。所以他之所谓才，完全是天赋的；就其表现说是才，就其赋受说则还是魏文帝所说的气。《抱朴子·辞义篇》又云：“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养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工，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这种论兼通和偏长的清浊之才，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气是一样的意义。《抱朴子·尚博篇》云：“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便概之一例。”这里说所禀的清浊参差，便提出了气字；但仍与才字同义。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多决定于才的大小。《抱朴子》云：“其英异宏逸者，则罗网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中之内。振翅有利钝，则翔集有高卑；骋迹有迟迅，则进趋有远近。”而通才则可“披玄云而掩大明，则万物无所隐其状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则天地无所藏其情矣”。文章是作者之才的表现，才有大小清浊，文也因之有精粗高卑；所以观其文即可知其人。《抱朴子·博喻篇》云：“睹百抱之枝，则足以知其本之不细；睹汪涉之文，则足以觉其人之渊邃。”同时人底才能既有参差，对于文章的鉴赏能力自然也不能一致；但文章的真价值并不在于能迎合众好。《抱朴子·喻蔽篇》云：“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论衡·自纪篇》也云：“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他以为文章如真有价值，在当世也许知者甚稀，但后世必有能赏识之者。因为文理为一，古今无别，后人是可以求得其情的。《抱朴子·钧世篇》云：“盖往古之世，匪鬼匪神，其形器虽冶铄于畴昔，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见乎辞，指归可得。”此外《喻蔽篇》有云：“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这也与陆机论警策之义相近，不过葛洪所论的文，实兼指子部著述，意义较陆机为广罢了。

葛洪治学尚博，在文理的建设上虽无特殊的贡献，但在消极地廓清当时人对文学的观念上，他却强调地说明了两个重要的意见。一是文章德行并无本末之分，一是文章之今优于古。关于前者，《抱朴子．文行篇》云：“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不仅如此，文章且更为精妙；《抱朴子·尚博篇》云：“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而且即使承认孔门德行文学有本末之分，也不见得文章便不重要。《抱朴子·尚博篇》云：“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尔则文学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但他这种重视文学的态度，实在是和王充重视“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是一样的；因为他所谓文实兼指立言的子家，范围很广泛。关于文学之进化的意见，也是导源于《论衡》，而由他加以发挥的。《论衡·超奇篇》云：“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庭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菴丘蔽野。”《论衡·齐世篇》云：“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使当今说道深于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于曾、颜，声不得与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于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于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于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又“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闻尧、舜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于今，功化渥于后矣。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读经览书者所共见也。……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论衡·案书篇》云：“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这种并不盲目地崇拜古人的进化观念，在葛洪的《抱朴子》里，同样强调地给予了发挥。《抱朴子．钧世篇》云：“然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人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抱朴子·尚博篇》云：“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他以为文章与一切别的事物一样，都是变迁的。《抱朴子·钧世篇》云：“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之快下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又云：“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所以古书的艰隐，并不是古人较今人才神，是另有缘故的。《抱朴子·钧世篇》云：“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佚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状若至深耳。”这种解释可谓很进步了，今人之治校勘训诂，也无非想还古书一个本来面目而已。葛洪的意见也是如此，并非极端地主张全不要古书，仍然是要向其中学习的。同篇云：“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这种意见颇类似于今人所谓接受文学遗产之说，主张要批判地向古人学习。葛氏对于文论的建树，主要就是发挥了上述的两点。

七

大体上说，南朝的文学和文论，虽都自有特点，但都可以认为是魏晋的发展。所有这时期存在的各种特征，都仍然继续地发挥着影响；而且这影响并不是渺小的。首先是文学的地位和独立性，是越增加了。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总明观，以集学士，亦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使文学与儒史分离并立，成为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以前所没有的事情。各朝的帝王宗室，达官大族，都以奖励文学，招纳文士著称；因而文学和文士的地位也跟着增高了。裴子野《雕虫论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 绅之士，咸知自励。”因为在上者的奖励和士林的习尚，崇文之风便盛极一时了。而且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清晰纯粹，所谓文笔之分，即肇始于此时。清阮元《学海堂文集》中，辨析甚多；今人刘师培等，言之尤明。《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穀纷披，宫征靡曼，脣吻遒会，情灵摇荡。”故《昭明文选》，明摈经史子，而以沈思翰藻为主；至徐陵《玉台新咏》则并笔也不收了。这种文学观念的成立，以及诗文的注重音律丽辞的作风，都是承继着魏晋而延续发展的。所以就整个文学史说，魏晋这段也对后来有着深湛的影响；而文学制作的兴盛，当然也是有助于批评的发展的。

就文论本身说，南朝所作数量之多，已很令人惊异了。观《隋志》著录书目，属于文论性质的很多；现在虽大半散佚，但即以存者而论，除单篇如范晔、沈约、萧统、萧子显诸人之序论外，卓绝一世的文论著作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皆产生于此时，实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灿烂时期。其中大部分虽仍是继续着魏晋时所提出诸问题的阐发，但显明地已经由略趋详，由疏趋密了。首先是这些文论的内容仍和人物评论保持着很深的渊源和关系；在发展中并没有摆脱这一影响。《诗品》衡诗人为上中下三品，《序》中自言“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这种风气当时很盛，当然是又受到了九品官人之法的现实影响。时沈约有《棋品》，现存序文。齐武帝敕王抗品棋，抗为一品；梁武帝使柳恽定《棋品》三卷，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并见史传。庾肩吾有《书品》，即分为九品。谢赫有《画品》，分为六品。阮孝绪著《高隐传》，分隐逸为三品。顾欢以为神仙是大化之总称：“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南史·顾欢传》）可知这种铨衡品第之风盛行的一斑了。《诗品》言张华“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因知即使“诗之为技”，也很难“较尔可知”；而仍是“校以宾实，诚多未值”的。即如陶潜之居中品，便成了历代聚讼的目标。这种分品不过只能说明它所受的历史影响罢了。《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中，辨析文体者自《辨骚》讫《书记》，即达二十一篇。（辨析文体之风和当时人物识鉴的理论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说详下章。）且于详论各文体及各性质时，也多举作者为代表人物，仍然着重于作者个人的品评。又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云：“晤思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其论文完全出于当时评论人物的态度，灼然可见。所以文论发展到了南朝，不但没有摆脱这一影响，而且因为当时政治上九品官人制度的关系，且更进一步地衡等级、严流品了。因此这时期文论的内容，大部也还是表现于论作者和论文体的两方面；其次便是一些属于研讨修辞技巧的问题，真正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树，也并不多。

大体上说，《文心雕龙》一书，仍是沿着《文赋》的观点，是玄学的看法；不过更详细严密罢了。首篇《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都说明万物皆是道的表现，而文也是原于道的。这与后来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不大同，而是道由文显。所以标准之文，必出自圣人；因为只有圣人才能体道冲和。《文心雕龙．征圣篇》云：“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圣人中庸，故无所不能；经亦中正，故无所不包。所以《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因为宗经则都能得其中，所以没有驳杂太过之弊。纬以配经，《文心雕龙·正纬篇》以为“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因为经是无所不容的，所以各种文体皆源出于六经。以下自《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即分述各种文体的性质，所言仍多为魏晋时诸家意见的阐发。其次《附会》、《比兴》、《镕裁》、《章句》、《隐秀》、《练字》、《声律》、《丽辞》、《事类》、《夸饰》十篇中，大都是讨论属文修辞时的方法技术；虽也可由此窥其文学主张，但具体的意见却并不多。《总术》、《通变》、《定势》、《神思》、《风骨》、《情采》、《养气》七篇，则多为讨论属文的一般理论，当中颇多卓越的见解。此外《知音》、《才略》、《物色》、《时序》、《体性》、《程器》，《指瑕》七篇，则偏于实际批评，或批评理论的建立，也是书中的主要部分。《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专著，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但书中所言各点，受到魏晋文论的启示之处，除前所举者外，也还很多。如《知音篇》乃本于曹丕文人相轻之说；《体性》、《风骨》二篇主旨，也脱胎于魏文所言之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言“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但由才性讲到性情，已比较更玄远抽象了。《文心雕龙·风骨篇》虽兼重修辞，但仍以论气为主。文中已引曹文自明，纪昀评云：“气即风骨”，所言极是。《文心雕龙·神思篇》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至于思表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所谓神即是生存之本，神因文而有言；此与《文赋》“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于寸心”，及“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完全一意。《神思篇》为《文心雕龙》于辨析文体后商榷文术各篇之首，内容非常重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其理皆由《文赋》发展而来。《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种时代变易的观念，也是由魏晋自然消息的宇宙观来的；因为天道的变化既然不可违抗，而文又是道的表现，所以文也必然地因时而异。应场、阮瑪皆有《文质论》，挚虞也有“质文时异”之说，魏晋人对宇宙历史的看法，大致皆如此。其他各篇中与以前文论相同的地方，也还很多。历史本来是延续的，发展的，这并不足为《文心雕龙》之病；许多问题都已由略而详，由疏而密了。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文论发展的趋向和影响而已。

《诗品》之衡诗为上中下三品，是受了当时人物品评底进一步的影响，前已言之。关于钟嵘在《诗品》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第一是明环境对于诗人的影响。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这与《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及《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言，意义完全相同。第二是尊重自然；诗能自然，即自成高格。所谓“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因此主张句宜直寻，不贵用事。所谓“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有直寻”。因此亦反对过分雕琢的声病之说，只须合于自然的节奏即可。其言云：“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些主张都和陆机大致相同，钟嵘亦言“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所谓“通”，即指其文学理论而言。所谓“无贬”，乃指其未如《诗品》之铨衡等第而已。否则《文赋》中明有“虽应不和”、“虽和不悲”等各段，何得谓之“无贬”？不过《文赋》系就一般原理立论，非对作者个人加以褒贬罢了。可知《诗品》之受前期文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此外如沈约的声病之说，范晔、萧统、萧子显、裴子野诸人的文论，无论其所言为何，都深受到前代的启示和影响，这是一望可知的。例如陆厥《与沈约书》云：“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所言当然是受了陆机的影响。所以魏晋文论中所提出和所讨论的问题，在今日看起来，不但只有历史的兴趣，而且仍保有着理论的体系。虽然内容还比较粗疏和零碎，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这也很够珍贵的了。

（选自《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史论之一》，棠棣出版社，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