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亮:烟火璀璨、霞雾氤氲——论《烟霞里》的精神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24-11-18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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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亮  

摘  要:在《烟霞里》中,魏微对1970—2011年间的故乡风景与情感记忆、时代风潮与生命体验、日常生活与个体感受进行细绘与深描,打开了一幅“三千里山河故园,四十载人世编年”的图景。在这部“群像式”作品中,跳跃的叙事时空与潜伏的情感羁绊交融结合,独特的线性编年体结构与鲜活的个人生命史对撞冲击,平凡人生的浩荡日常与时代肌理交相辉映。从这个意义而言,可将《烟霞里》视为“烟”和“霞”两赋。烟,是实地,指“人间烟火”;霞,是虚感,指“历史霞雾”。由此为路径,以“逃、欲、熬”为观照点,可以深入阐释小说的三个核心所指——乡村记忆、个体与时代的相互映照、日常生活,同时可探究“70后”写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表征,以及“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关键词:《烟霞里》故乡风景时代风潮日常生活“70后”作家

作者白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在积蕴13年的长篇小说新作《烟霞里》中,作家魏微对1970—2011年间的时代风潮、日常生活、个体感受与情感出路进行细绘与深描,她记录了一个人的生活,也反映了一个时代。读完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作品,会收获两种强烈的阅读体验:一是情不自禁的沉浸感,一是“不冰凉,也不滚烫”的苍茫感。沉浸感来自经验上的共振和情感上的共鸣,通过“一个人的编年史”,我们常常把自己在“这一年”的经历与故事主人公田庄的生活进行对照,与作家一起在回望中感喟成长的躁动、不甘、无奈和妥协。苍茫感来自田庄41年浩荡日常呈现的忧伤面貌。在作家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我们见证了这个平凡的普通人如何在她的时代里活出绚烂的霞光,也看见了跌跌撞撞成长的她最终随风飘散、没了踪影的陨落,生命的流变充盈在短暂易逝的“烟霞里”。

当我们带着这些感受深入小说的时候,题目“烟霞里”成为一个必要的解读路径。如魏微所言,《烟霞里》的关键是“时间和人生”,书名从最初的《一个人的编年史》到《山河故里》再到最后的《烟霞里》,就是有意“把烟霞跟人生相关联”,以此来感喟“人生短暂,生活永长,一代一代源远流长”这种“逝者如斯,烟霞独存”的余韵。基于此,我们可对“烟霞”作进一步阐释。小说里,魏微疏密有致地在大历史与小人物的琐碎生活间穿梭,写了很多的“大事件”,也雕琢出了许多的“小心思”,她将田庄的生命时空与李庄、清浦、江城、广州相连接,串联起三代人组成的多个家庭的变迁史,展现了各式人物相互扶持又彼此怨怼的生活状态,他们磕磕绊绊走过的人生之路,与时代发展变迁同步。从这个意义而言,《烟霞里》可被视为“烟”和“霞”两赋。烟,是实地,指“人间烟火”;霞,是虚感,指“历史霞雾”。具体而言,人间指代小说中的时空,即时代与故乡;烟火指代生活,即琐碎日常。至于历史,意指小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中人物群像进行编年体式的梳理与叙述;霞雾侧重讲述时的“轻”和“淡”。可以说,“人间烟火”透露出似水流年里的烟火气息,以及日常生活下的家长里短和细水长流;“历史霞雾”凸显了记录一代人的成长和往事时氤氲而出的亦真亦幻感和轻盈美。

一、逃:“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

《烟霞里》“卷一”部分中有一处重要细节:全家福的拍摄。1978年春节,田庄的姑姑婚礼结束后,一家十几口人拍了团圆照。“爷爷奶奶坐在条凳上,小丫小毛分立两旁。奶奶膝上,是尚未满月的堂妹田苗。后排,田家明三兄妹一字排开,中间穿插各自伴侣。”照片中“人人都在笑”,“意味着团圆、美满、幸福”。这张“儿孙绕膝”全家福凸显了《烟霞里》的一个重要内涵,即“‘家’的存在”。这个“家”既与家乡、土地、岁月紧密相连,又交织进田庄的家庭以及家人间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情感、伦理以及无意识中影响着众人。然而,魏微并不局限于情感抒怀或乡村书写,而是深切地观照到“团聚之日,亦是告别之时”,因而作品流淌出温暖又忧伤、忧伤又明亮的情愫。

故乡,直接构成了魏微“写作的资源”。在魏微看来,一方面,故乡与现代中国人“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成长中生活空间的变动延伸,使得她面对故乡时,又是一个“陌生人”和“局外人”。当这一复杂的情感投射到“李庄(田庄的祖籍、出生地)、清浦(成长地)、江城(祖父母所在地)”时,魏微的写作策略便是“身处其中,游离其外,对这个熟稔的世界怀有爱、新鲜和好奇”。为了更深入地体会“在而不属于”的“异质感”,我们可以循着田庄的成长足迹,看看她是如何以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李庄的。

李庄是田庄的出生地,既给她带来了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也意味着一个作为“原乡”的乡村母体存在。可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田庄对李庄“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不贴,不亲近,不热络”,并且在田庄的奶奶和妈妈眼中,李庄“确实是个鬼地方”:

丘陵地带,略有起伏,称之为小山村并不为过。它是方圆几百里地的一个例外,一马平川式的所在,只在这一带凸起几座小山包,村户高低错落,显出山意来。

母亲孙玉华常对田庄讲“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因此,从田庄记事起,“她就知道这里非久居之地,离开是迟早的事儿”。她自小在李庄和江城之间游离往返,所谓“不是外人,深究起来也还是外人”,当她9岁时全家迁往县城,她所告别的毋宁说是“词汇里的故乡”,一个“脆生生,文绉绉,带一点儿忧愁”的词儿,一种如同“嘴里含了金,牙缝里塞着肉屑”的装饰品。时光流转,当她从江城经过清浦,再回李庄时,“一路荒郊野岭,往下落的感觉”让她发出了“一级不如一级”的感叹。在她的心里,“江城温暖、有序、衰老、孤独;李庄贫寒、混乱、年轻、蓬勃”。这恰恰与母亲孙玉华年轻时候的逃离“志向”如出一辙,即“离开它,到更好的地方去!”“我要进城!偏要!”正如研究者所言,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并未对田庄“构成创伤性体验或带来情感结构的扭曲”,“她的思乡之情很淡,这不是冷漠绝情,而是成长的结果”。

的确,贫穷和落后的记忆构成了田庄对故乡情感和态度的基础。《烟霞里》中的故乡李庄似乎就是为了田庄和家人出走准备的,而贫困成为逃离的最好理由。不过,魏微无意将贫/富和城/乡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也无意将原生的乡村看成善的化身,将现代城市或工业文明看做罪恶的渊薮。在她看来,“苦难”虽是“中国乡村的重中之重”,但“置身于危境、苦难之中,实在有太多迥异的反应,怎见得一个苦字了得?”一个“苦难”中人的境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凄惨,也许是“麻木”,就是“机械地活着,不思考”,既可以忍饥挨饿,又可能会生出希望。魏微曾说“自己没有经历过苦难”,因此,写的时候“可以超拔一点,冷漠一点”,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以获得一个全局的观照。魏微:《漫谈城市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这种叙事姿态并非偶然,而是魏微自身与故乡的情感勾连、生命记忆的表现。其实,“70 后”作家中大部分人的童年和青春期主要在乡村或小城镇度过,上大学或工作后离乡赴城,此后偶有返乡,但总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对乡村的生存之痛,他们不陌生,但只是耳闻目睹,难以像前辈一样坚韧地承受着。正因如此,在“70后”作家笔下,“去乡愁化”几乎成了一种重要现象,他们避免将苦难等同于道德,大多以具体的生活场景召唤感受,呈现差别。

时隔多年,田家十几口人再次聚拢,而这一次并非拍全家福,而是齐聚李庄的坟场,因为田庄的爷爷去世了。在隆重的葬礼上,大家“百感丛生,啜泣不止”,田庄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感受自己生命和血液的一部分也“化为烟尘,埋入故土”,她如梦初醒:

穷苦是她的出生地。也是爷爷的出生地,也是父亲的。

很多年前,她妈就讲过“故乡”那回事。她妈还讲,故乡是用来离开的,其实故乡也是用来回来的。

从前义无反顾地“逃离”、现今满怀惆怅地“回来”,都鲜明地体现了个体对故乡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慰藉,当然也不乏以漠然和疏离直面人生的丧失与残酷。魏微对李庄、清浦的书写,不仅展示了一个巨变时代里乡村和小城镇的变迁,也发掘了乡镇人际、亲情以及伦理的冲突。

小说结尾处,2011年2月,田庄父母领着她们姐弟和孙子田野再次回了趟李庄。一家三代在荒野里祭拜了爷爷奶奶。这时的李庄对田庄而言,仅是“她爹妈的厂房、别墅,爷爷奶奶的坟场,再没别的了”,“感情极淡,甚至憎恨”。这一年,是田庄“最后一次回老家,最后一次跟家里人团聚”。十个月后,田庄猝然离世。

言而总之,与前辈作家的乡土书写相近,“乡村”仍然是《烟霞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时代变革带来的生命经验的碎片化和流动的常态化,使得魏微处理故乡的立场与方式更趋于中性和暧昧,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独特与丰富:既是能“闻到烟火气”的乡村,也是可以“归去来”的故乡,还是热情与冷漠交替的亲情。

二、欲:“变,才是硬道理”

《烟霞里》的另一个主角是“时代”,它不再“作为背景存在,影影绰绰”,而是成为“前景”,“跟人物一起并置,你方唱罢我登场,它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就像小说“终章”所写:“人生怎样映照社会、时代?本篇的回答是,互为映照。”文中众多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出镜”将叙事的注意力引向时间,传递出强烈的当代气息,建立了多维度、饱满的历史意识。而田庄成长环境的转换,即从李庄→清浦→江城→广州(工作生活地),又建立起一种广袤无垠的、有结构层次的空间感。如同田庄自身的感慨:“自从她十八岁离开清浦,极少看到不变的东西,变,才是硬道理”。

围绕“变”——时代巨变、空间变化、人生变幻,时间、空间和生命这三条“树藤”交织缠绕,呈现了大时代与个体、集体、家族的互动关系。那么,微小的个体生命如何与巨大的时代相连结?一个普通人身上波澜不惊的故事如何变成大的历史浪花呢?我们从个人与时代协奏共振的三种呈现方式来展开讨论。

魏微曾言,写作时,每次必须要把“‘血’滴在小说里”,而这滴“血”就是被她视为“最珍视的东西”——生命。所谓生命,“不过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欢乐、屈辱、血泪”。所以,她希望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命在里头”,“带有我的感情,我的气味,我说话的腔调”。一场漫天大雪中我们认识了刚出生的田庄,41年后,“田庄死于心梗”——仅仅六个字,她就与我们告别。这期间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的历程犹如朝霞初灿到晚霞蒸腾,在这烟霞朦胧的意境里,生命易逝,但又源远流长的感悟延宕开来,温暖且有力量。如杨庆祥所言,“平凡而朴素的一生,就已经是最大的梦想了”。田庄就是这样的人,她守住生命中最后的朴素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她自己。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生命的成长”是“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光影”的第一种表现。

“欲望的膨胀”是第二种呈现。《烟霞里》对田庄母亲孙月华着墨不少,其风采有时甚至盖过了田庄。小说对她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

她是1980年“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那只鸭,一只摇摆的鸭,精明又迷糊的鸭,一只有欲望的鸭,因而也是痛苦的鸭。一只曾被命运眷顾过,又遭抛弃的鸭。一只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的鸭。

“欲望”的鸭,形象地刻画了每一个“扑腾”的普通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生活状态——欲壑难填、不知疲倦、折腾不休。当然,这并非只指每天都要“大干快上”的孙月华,还包括退休后仍不甘心躺平的田家明、购置多处房产但又背负沉重债务的田庄、囤地建楼的“河西王”、“股疯”期间早已忘记“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的炒股人,他们疯狂释放欲望和激情,整日处于占有更多财富的亢奋和焦虑中。除了被欲望驱遣的人群,我们甚至还在“空间”里嗅到了欲望的魅惑,如不断“野蛮生长,横冲直撞、跌跌爬爬在生长”的清浦县城,或是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物欲的气息”的广州城。值得说明的是,魏微不仅描绘了欲望和对欲望的追逐,“更开掘出了其中辛酸的、饱含深意的一面”。例如在田家凤的婚礼期间,田家明与曾经的知青朋友们相聚,但面对他们满怀豪情的追忆,他反而心感淡漠,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这种对人心的把握正是基于作家对个体生命进程的深刻体悟。”这也是《烟霞里》的深度所在。

虽然我们强调了时代变化中生命的成长及欲望,可是《烟霞里》的田庄似乎只想做一个带一点温情的旁观者、局外人,既不为激情所驱使,也很少为时潮所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情节:六一儿童节,学校要求穿白衬衫,孙月华就为十岁的田庄做了一件,还特意在衣领处镶上了绿花边。没想到,田庄为此大哭大闹。因为“她不愿被人看!她不要成为中心!”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姑娘,因此“只要自己默默无闻”,“走在街上,融入人群”,最好“被人忘掉”,这样才最“安全”。这个细节第一次鲜明地体现了田庄的性格,一种 “灰色”“混沌色”的性格:温顺、淡漠、不热烈、不介入、自甘边缘。其实,“历史的疏离感”一直是魏微在写作中所坚持的。她承认自己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可是在时代洪流中,宁愿自己是“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于是,魏微塑造的田庄形象始终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过分介入,也不刻意远离,但最终也是徒劳,比如父母欠下的债务得由她去偿还。

伴随着田庄的生命成长,《烟霞里》还有着梳理同代人来路与去向的欲望。魏微将故事讲述者设置为一个几乎全知全能的写作小组,以集体编纂的名义去言说田庄和时代的故事,其作用“解决了普通人物小史如何与社会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的问题,同时也能够以一种较为疏离、从容的写作姿态去记录和展现1970年代生的这代人,他们人生如何被时代裹挟,而时过境迁后这群人又是如何观察、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因此,“她”(田庄)与“我们”(闺蜜团)构成了一代人的完整面貌。而且,随着观察和反思的持续深入,“我们”这代人“已经老去,告别的时代业已来临”,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重物坠地”。

“坠落”在《烟霞里》的引言和序言中多次出现,意指田庄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乃至“70后”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小说中河西高地的高楼被爆破的情节令人震撼。孙月华和邻居们30年来奋斗盖起的高楼在一瞬间夷为平地,化为乌有,这一瞬间里浓缩的“青春、理想、欲望、汗水、爱情……”,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坍塌了,“像一场梦”。这一画面与田庄英年早逝和一代人年华老去相互映衬,更加凸显了“坠地”的象征意义。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小说讲述这一细节时采取了插叙和倒叙的手法,当我们前后翻阅比对时间,竟然发现炸楼那年是2011年,也是田庄离世的那一年。

综上所述,“生命的成长、欲望的膨胀和历史的疏离”展示了一个普通小人物及其周边更多小人物的命运变化与精神图谱,凸显了大时代与小自我之间互动、互反、互为的紧张而充满张力的关系。一切大历史的起伏跌宕,也都最终寄寓于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我们生活在时代的“烟霞里”,有时候也许真的难以辨清时代和个人的纠葛。正像魏微在《1988年的背景音乐》中所讲,“我始终认为,时代是虚妄的,每十年一个时代,虽然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时代又回来了,新的一茬人,新的楼房,旧的时装样式,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旧思想……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源远流长着,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卷土重来。”从这个角度看,生命的自然生长与时代的压抑,生命的美好与时代的异化,相互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并不仅是对时代热点的呼应与抗拒,更重要的是,能传达作者对生命历程的关切与回应。

三、熬:“生活是那条看不见的鞭子”

在个体与时代“互为映照”且纠缠不清的关系中,《烟霞里》填充进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魏微认为,生活就是“我们时代的注脚”,关注日常生活就是写作本身,就需写出“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那么,魏微在小说中是如何通过细节来观照生活,并如何反思她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呢?

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当代性”。在众多对《烟霞里》的评价中,作者魏微对作品具有“当代性”这三个字感到“荣幸”,她认为,“‘当代’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难题”,它“可能也不是指当下,当下反而没法写,因为我们看不清”,所以自己采取“一种回头望的姿态”来写改革开放40年。在笔者看来,有关“当代性”的评价并非因为作品关涉了时代风潮和重大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跨越40年的编年体长篇小说里,如何将国史家事融入日常生活的讲述之中,从而让读者感受到相伴成长的时代起伏和历史波澜。因此,日常生活的“当代性”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大命运”的日常化,即重大历史事件需要落脚于再寻常不过的某时或某天,生活其中的生命个体由此携带了历史痕迹,又受到日常生活力量的牵引,复归于庸常。比如,1976年1月9日,田庄跟随爷爷奶奶去火车站接叔叔返城,忽然听到车站广播播报周总理逝世,田庄随着众人哭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孤独”,“叔侄俩的初相见,没有预想的新鲜兴奋。悲伤笼罩着他们”。在这里,魏微通过一个女孩儿的眼睛,来扫描当天在火车站听到伟人去世消息时人们的反应,令读者从更为细微的角度去探寻宏大历史留下的印痕。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射到20世纪90年代。魏微将这个阶段看做《烟霞里》中“写得最好的十年”,因为正值作者的青年时代,所以写作时投入了不少“感情”,好像随主人公田庄“一起来到广州,重新活了一回”。我们看到,她生动地描绘了“举国上下被激情、狂热、躁动点燃”的状态,以及“老广州”的活色生香和“新广州”的勃勃生机,但打动笔者的还是作者对南方打工潮生活细节的勾描。小说聚焦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第一次出远门去东莞打工。此时的她“蜷缩在列车的一个角落里,那样羞怯、满怀憧憬……她的神情挺严肃,浑身紧绷绷的,只有熟睡时,嘴角才会泛起微笑。一车厢的人全是这样的神情,痴痴的,犹疑的,梦游一般”。“她是谁?这么说吧,她是我们所有人……她是每个初来乍到的外省人,怀揣梦想,时而豪情万丈,时而战战兢兢。”这个细节,魏微处理得非常巧妙,她再一次通过普通人的眼神或表情来感受“当代”的气息,静水流深和惊涛骇浪构成了很大的张力。

其次是日常生活的“具体化”。相对于时代的瞬息万变,日常生活是缓慢的、滞重的、沉闷的,但这又是生活底色,是无法逾越和省略的。正如魏微所言,日常生活是“沉淀在时间深处的”,“当时间的洪流把我们一点点地推向深处,更深处,当世间的万物——生命,情感,事件——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点点地堕落,衰竭,走向终处,总还有一点东西,它们留在了时间之外”。魏微在这里强调了日常生活的“恒常”,是既微小又实在、既琐碎又具体的。这一点,我们在她讲述田庄蹦迪的经历时看得真切。正值“东欧大厦剧烈摇晃之时”,大学食堂每周末晚上依旧张灯结彩举办舞会。当迪斯科响起,“全场都疯了,人人躁得要命。彩灯闪烁不停,真能晃瞎人的眼睛”。田庄随着音乐“在一旁扭扭,挺开心,也挺躁的,但不好意思太投入”,反而男生中有“人来疯”的,不仅“单手撑地,把身体悬空转圈,还一边作抽搐状”,而且还会“双膝跪地,借助余力,把双膝划出去”,面对此景,“田庄暗想,他的膝盖不疼吗?”这个细节十分有趣,一种真实的日常在平凡与微观的维度下被重新发现和讲述。可以看出,魏微总是贴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努力写出细节的丰富性来,所谓宣泄、迷茫、激昂、反抗等“大词”,都蕴含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

确实,日常生活是《烟霞里》中最瓷实的因素,那些沉潜于日常生活深处的皱褶,一经打开,令读者在观叹中感悟平凡和庸常、温暖和冷漠。在珍视日常生活的同时,魏微并没有忽视地表之下的涌动。她意识到:“我的小说多写日常,日常虽平静,内里却有大波澜,你不克制,它就会掀起滔天巨浪;你一克制,人心必有压抑,尖叫是很符合这种压抑的状态的”,因此,“‘尖叫’也是我小说的关键词”。为钱争吵在《烟霞里》中是一个最频繁的生活场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城、折腾房子、扎进“筑巢引凤”工程、家中沦为工地,再到2000年后的借高利贷等,孙月华的欲望太浓烈,一系列具有逼迫感和破坏性的“穷折腾”,使得田庄一家总是相互撕扯,最后,田庄自身也虚耗在了杂芜纠缠的原始家庭中,至死还在为父母还债。在家庭与家庭、家人与家人之间,他们彼此爱恨,恨得横生枝节,爱得枝繁叶茂。这些不由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欲望如此高涨,以至于《烟霞里》以“尖叫”而喧哗的方式来呈现。不过,田庄对此又是无奈的,她说到:

原来贪婪、欲望、名利心……都是好东西,它能拱得人魂牵梦绕、奔腾不止。啊,它是活着。

这种生活,魏微在小说里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条看不见的鞭子”,驱使着人们不停奔波。在她看来,无论生活是庸常还是微渺、压抑还是嚎叫,“活法只有一个字:熬”,就是要靠肉身一天天去熬,“是消沉、怠惰,看着自己在衰老,皮松肉糙;一点点靠近终点,光阴里没有光”。正是这一个“熬”,让一个个家庭传递下去,又让一个个生命循环轮转。《烟霞里》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它促使我们透过氤氲而起的“历史霞雾”,去晓悟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的艰难与温暖、低微与尊严,以及普通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逡巡与摇曳。

四、“70后”作家的经典化

2023年8月7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提名的十位作家中有四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乔叶凭借长篇小说《宝水》成为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虽然魏微未能获奖,但她在《烟霞里》中打开了“三千里山河故园,四十载人世编年”的图景。在这部“群像式”作品中,跳跃的叙事时空与潜伏的情感羁绊交融结合,独特的线性编年体结构与鲜活的个人生命史对撞冲击,平凡人生的浩荡日常与时代肌理交相辉映。因而,《烟霞里》在当代历史叙事与个人成长叙事、叙事诗学与艺术范型上有着鲜明特色与启示意义。

近些年,“70后”作家纷纷交出了自己创作生涯中较为重要或代表性的作品,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但是否现在就可以将他们纳入某种经典秩序里,对“70后”作家“入史”进行“想象性”建构了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思维角度,即与其论证“这一代”作家或其中某些人在一种经典秩序中的空间和位置,“不如论证他们如何‘不文学’”,所谓“不文学”,就是“如何重新在新的总体性条件中勘探和发明文学”。在此意义上,笔者对“70后”作家经典化的讨论,不是要论证这一代作家已经“经典化”或已被历史化,可以被写进文学史了,而是探究“70后”作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新路径和样本,以及他们“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虽然文学现场中的代际命名不过是权宜,但文学界依然用“70后”来定义这代作家,因为它的确是21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指认。这代人经历了时代的历史剧变和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语境,形成了这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与此同时,他们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学界也发生了巨变,如网络文学的崛起、市场机制的出现、文学位置的改变等。既然面临着新的总体性条件,那么如何在写作中创生出独具历史意味的时刻,以及形塑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表征,就成为“70后”作家“走向经典”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对家国故园这一文学主题的责任承载。除本文细读的《烟霞里》外,乔叶的《宝水》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可视为新乡土文学的代表;葛亮的《燕食记》通过饮食话语缝合了抒情话语、家国话语和礼义话语;鲁敏的《金色河流》以时代河流与个体浪花之比,喻指改革开放40年的当代史和创业者的心灵万象。对他们来说,此前波澜壮阔、厚重的历史已成为间接知识,而不是直接经验,因而,相对以往多倚重于“大”的书写,他们尝试用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的方法去反映历史与时代,这从某个角度填补了文学史中经验的匮乏。由此看来,“70后”作家具备处理宏大历史、社会权力结构的能力,并且能够将其与对情感的细腻描绘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不断生成驳杂而丰饶的写作场域。另外,同“70后”作家一样,同代的学者和评论家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因而,他们应及时对“70后”写作中出现的新元素、新的异质和可能进行学理性的批评,从而对经典化起到助推作用。

毋庸置疑,“70后”作家以自己的精神气韵、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心灵秩序书写着城与乡、痛与爱、肉身与灵魂,也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历史位置的特殊性,“70后”作家的经典化可能依然是未完成的、中间态的。对于“70后”作家而言,目前需要的依然是诚恳的创作与审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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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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