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志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24-09-10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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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志杰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主要是指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国际组织等各类行为主体,从全球、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看待各类问题。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以世界眼光看待人类和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性思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性眼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具有超越国家、重视实践和建设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广泛的渊源,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外交;国际竞争与合作;文明互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 2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体现,而坚持胸怀天下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 18-19,21。这些都表明,人类高度、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是中国共产党实践运作和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之一。同时,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特性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404。由此可见,基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崛起,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世界逐渐由原来的相对封闭走向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民族国家间的关系组成了国际关系。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以外的各类行为主体出现并发挥越来越大作用。这造就了近代以后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特征,而且越往当代,世界性体现得越明显,这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同样有所体现。对此,习近平强调:“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3] 233-234在这里,世界性主要是指超越个人、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国际组织等的各类行为主体,从全球、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看待各类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倡导以世界眼光看待人类和国际关系,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的立足点之一是解放全人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世界性,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家层面、阶级层面或个人层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性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广义上来说,它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论述,也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论述,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等。本文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主要体现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论述,也包括列宁、斯大林、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等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论述。在他们的论述中,包含了丰富的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的内容。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性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论述中渗透着世界性思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更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思维的整体性和宏观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其理论论述的基点大都放在人类、阶级或个人身上。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以人类作为立足点。“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 140。阶级特别是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述中的主线之一。他们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 400。个人则是阶级、人类社会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 146。“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 151。从马克思恩格斯整体理论论述来看,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以及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 421。这就强调了人类社会作为共同体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 199。这就赋予了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使命和任务,也较为全面地构建了个人、阶级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述并不局限于某一行为主体,他们始终在整体和宏观层面予以思辨和谋划,着眼于人类和世界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他们思维的世界性。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性思维的主要体现之一是世界历史理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 168。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了绝对力量,这种力量随之摧毁了一切地域间或民族间的隔阂壁垒,“世界历史”才第一次被开辟出来[4]。这样的现代世界和现代性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和发展人的生产力,这些是他们的使命[2] 862。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世界性才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各行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才更加凸显,使得人类命运越来越荣辱与共。而且,个人的世界历史性活动日益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2] 169。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性思维还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超越。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论述中,阶级居于主体地位,应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全人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运动的世界性,提倡各国工人不分国籍地开展共同合作,实现国际阶级团结。“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2] 411。“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 413。因此,“工人没有祖国”[2] 419,“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 435。最后,他们共同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 435。其次,他们提出要改变世界、解放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140。“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 435。“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5] 817。

(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性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典型的世界性影响。苏联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成立后的工业化实践、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都凸显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性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具有典型的世界性影响。列宁曾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6] 567。斯大林也提出,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7] 126,617。对此,毛泽东也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不仅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全世界[8] 1471。这种世界性影响不仅是理念层面的,也包括带来的实践意义。其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促进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同时,在苏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理论层面的创新同样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其中典型的就是和平共处理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面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列宁、斯大林提出了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理论。1919年12月,列宁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9] 3591936年3月,斯大林提出:“美国的民主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然而这一个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苏维埃制度不会转变为美国的民主,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地共处的。”[10] 78在此基础上,1952年,斯大林又提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11] 650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性眼光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12] 68。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即开始从世界维度思考问题,不仅提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而且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13] 141,277。通过党成立后100余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2] 64。

在党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独立自主等重要思想和原则运用到对外工作中,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方针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新思想新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理念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既有继承和完善,也有创新和发展。渗透在其中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和对未来世界的展望等。通过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对外工作实践,我们逐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在自身得到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提出一些新理念新倡议,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世界眼光看待各种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主要逻辑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梳理,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其蕴含的理论逻辑,主要包括超越国家、重视实践和建设理想社会。这三方面既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主要内涵,也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关键。

(一)超越国家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性思维,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性眼光,都是对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国家的超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中,国家又是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中,国家是重要的中介[2] 212,只有通过它才能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生产力,并构建未来理想的社会。因此,超越国家并不意味着忽视国家,而是立足于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联合,最终改变世界。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可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14],但在此基础上,国家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5] 560,有助于实现共同利益[2] 212。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2] 402,但经过巴黎公社的实践,出现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15] 169,这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马克思主义重视国际合作。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合作离不开国家,“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16] 26。“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17] 84。国家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平等的,“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18] 261。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和新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促进基于国家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导和理念。

最后,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目标,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无产阶级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事业,但共产主义不是民族性、地域性的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2] 166-167。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超越国家的,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和目标,即是为全球治理和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二)重视实践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19] 156。“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20] 13。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 139。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指向改变世界。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包含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提炼出其中蕴含的规律,也包含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用于指导改变世界。可以说,实践是提炼规律和改变世界的路径。其中,提炼规律主要体现为理论发展,改变世界主要体现为建设理想社会。

实践是理论之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最基本的形式,也是人与世界关系最本质的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是理解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一般规律的基础[21]。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也推动人类思维、理论活动的发掘与创新。因此,从范畴上来说,理论是实践的一种特别样式,理论活动奠基于实践活动之上[22],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理论又指导实践。理论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精华,对于实践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有利于指导实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与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是他们进行革命实践和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3] 94。对于历史发展和宗教、哲学以及任何其他理论的发展来说,它们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 140。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

同时,实践不仅体现为革命,而且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2] 595,这里的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根本在于经济基础的变更,并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23] 3。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则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这在苏俄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其中较典型的是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意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6] 603,但却引发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6] 660的“唯一办法”[6] 660,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6] 738。对此,邓小平也给予了肯定,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24] 139。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些波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24] 81,“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2] 14。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4] 11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仅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而且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2] 64,强大起来的中国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因此,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苏俄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都有着显著的世界性影响,不仅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5]。最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念中,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更“是用实践手段来追求实践目标的最具实践性的运动”[26] 115。

除此之外,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理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亦都立足于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世界的诉求。

(三)建设理想社会

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如西方的理想国、乌托邦、共产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等等。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以它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可以说,与一些其他理论相似,建设理想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但是,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理想社会大多局限于国家[27],而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性的,摆脱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5] 118,因此,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是“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2] 119。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承认国家的作用,但很多理念是超越国家的,既有国家与国家间的国际性,又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世界性。

除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陆续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等主张和目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28]。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9] 2。新冠疫情的发生,更是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3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们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而得出的结论,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略,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是我们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体现出生产发展思想的世界性,政治格局思想的世界性,安全稳定思想的世界性,文明交往思想的世界性以及人与自然思想的世界性”[31]。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2] 5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 6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2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具体体现,“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33],“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前行的光辉旗帜和崇高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携手努力的共同愿景和前进方向”[28],成为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34]。理论构建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五个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35]。推动同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双边及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倡议构建一系列领域性命运共同体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它们“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2] 64,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引领世界现代化新进程和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36]。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特征的主要逻辑,为发展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来源,并为改变世界提供了参考。这些都说明明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指导

“国际关系是国家间的互动关系”[37]。当下国际社会,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主体,处理好国家间的关系是根本。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需要处理好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和进行社会管理而设立的。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体现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2] 412。而且,无产阶级需要国际合作,但以国家的独立为前提。“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 419。“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 261。同时,强调民族国家间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终极认识,则是其走向消亡。“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2] 419。“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38] 190。“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5] 812。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处理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根本在于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 147。基于以上的认识,并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苏俄(后来的苏联)推出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理论;中国共产党推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型国际关系等思想。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和平共处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型国际关系等作为处理国家间的重要指导,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的交往和分工。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渊源

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各种理论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现代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原点”[39]。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间关系的论述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来源。首先,在生产力、交往和分工发展的基础上,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以及各种组织形式都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真实写照。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对全球化的理论对应,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理论[40]。“从交往主体看,世界历史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国家关系”[41]。这样的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普遍交往和广泛分工的结果。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即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42],是从世界历史高度思考人类未来和前途的重要成果。

其次,世界范围内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普遍和高涨。经历近代以来部分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欺凌,越来越多的国家诉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对此,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指导。如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公正的向往,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型国际关系等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理论发展来看,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和平共处理论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43] 334。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29] 151。

最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将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广泛而深刻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收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思想,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构建了富有中国特色、引领时代潮流的理论体系[32] 2。其最新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44] 5。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突出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和思想,是理论指导和实践运作的成果,随着形势的发展,包括对国家利益的强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成为国际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指导。

(三)改变世界的重要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具有宏大的历史视角,并不局限于个人、国家等行为主体,具有世界性思维。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他们的根本目的[45]。“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46]。这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述的世界性价值,但也渗透着着眼实际的民族化情结[47]。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48] 651。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种结合,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想,而且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目标。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5] 797。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唯一方式[49]。而社会主义社会仅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则是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科学理论体系[50]。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理想和目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更是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路径、遵循、支撑、引领和平台等。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51] 1,立足于中国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立足于世界提出了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是通往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52]。其中也渗透着中国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也就是说,中国强调从全人类利益角度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像西方一样,仅仅是从本国利益角度去强调霸权控制,这说明中国自古就有立足于天下的世界性思维,其中内含着国际性,即强调“协和万邦”,与此相对应的即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念的发展。它们体现了中国特色,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同时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性是资本主义本性[53] 3。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说,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世界性,它本身也具有深刻的世界性。这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时成为它与其他理论相区别的重要特性之一。“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派别学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实践性、阶级性和世界性”[54] 1。马克思主义立志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无产阶级是实现以上目标的物质力量,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上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实践性、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观点是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与马克思主义目标一致,其核心价值是“解放”[45]。马克思主义从世界和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呈现典型的世界性,与近代西方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特征的核心是超越国家,同时承认国家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处理好国家间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并与现实相一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典型的民族形式和国家特色。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性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但实际运作中,国际性更加凸显,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家间关系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是当今世界广泛分工和普遍交往的最主要体现。在此基础上,生产力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以后,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世界交往将会在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进行,这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或许这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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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用:成志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性特征探析[J].决策与信息,2024,(9):5-1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SJZDA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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