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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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  

 

与新中国成立时期“两弹一星”工程的研发时代相比,现在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那时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有科研工作者们这种报效国家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时候,精神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3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是很困难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论文,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这支队伍从组建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2007年是半导体发明60周年,同时也是超导理论发现50周年。有一位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巴丁。巴丁很聪明,但他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会去适应社会,比如去搞地质勘探、当海军等,都很出色,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绕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而现在有的人却很脆弱,经历这样一番波折,可能就不行了。

有人会问,在营造创新环境中,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这确实是一道难题,但也和我们以前的措施有关系。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的例子和解决办法,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强调基础研究,就一切都以论文发表为标准;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研究所开门办所,到工厂中去找课题。这种跷跷板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行,恐怕要考虑平衡木式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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