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生:元代文学概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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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生  

金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西夏应天元年,1206),蒙古部人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上尊号称成吉思汗。元至元二年(1265)十月,元世祖追尊庙号为太祖。自建国至元顺帝退出中原,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1368),共163年。1234年,蒙古王朝灭金,统一淮河、秦岭以北。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宋皇室降元,1279年,统一全境。

元代文学是诸族群共同的贡献。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下,各族群获得了新的历史发展,为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族统治者根据征服顺序的先后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类,并没有体现将统治对象成体系分类的制度,只有区别对待的现象。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列元代“氏族”:蒙古72种,色目31种,汉人8种。所列蒙古,异译重复者占三分之一,色目人也有异译重复的,也有错误列入的情况。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色目人为23种,仍然有异译重复。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南人”,多为汉人,也包括南方其他族群。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的“民族”概念,《辽史》称“部而不族,族而不部”。“部”是主要形式,很多不能确指具体族属。各族群包括部分有自己文字的族群或地区政权,大多学习汉语和汉文经典。这并不是从元代开始,中国自商、周开始就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历史发展也是各族群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共铸中华文化的过程。华夷之分,指的是文化。“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是孟子的思想,朱熹宣扬孟子“用夏变夷”思想,曰:“以诸夏之礼义化变蛮夷之人耳。”秦朝“书同文”,就是促进国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夏夷之变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诸族群之优长发展的过程。耶律楚材在金亡后,写《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从三皇五帝说到金,意在“使世之人知成败之可鉴”。主张“孔教祖宣尼”,治国“遵汉制”,“崇文”“拔贤”。元好问入元后,编金诗总集,称《中州集》。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说:“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万里外,皆中州也。”清楚地说明,在一些胸怀卓荦的士人已经认识到中华文化、文学是各族群共有的。

元代在统一全国后,进一步扩大由各族群士人共同组成的文化圈和文学队伍。元蒙古皇室成员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也多能诗文,元世祖忽必烈、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以及云南梁王、其女阿瓂公主,皆有汉诗作品。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曾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奉旨祭祀孔庙并立碑,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在大都天庆寺雅集,并出其所藏书画请与会者鉴赏。元顺帝在宣文阁书“九霄”二字,赐布衣臣胡震宦。时待诏宣文阁的王沂称其“运笔,势若飞动,而从容之中”。若李文尉、贯云石、薛昂夫、马祖常、萨都剌、泰不华、余阙、乃贤、杨景贤等色目、蒙古族群作家,皆享盛名。

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突出的成就是各种文体均有发展。在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小说话本、平话开启小说的新面貌,始有刊刻文本,并孕育着重要作品的生成。文章、诗词等文学样式承前启后有明显的特色。

文章、诗词

元代文章,《全元文》共收录文作者3200余人,文章35000多篇。《全元诗》收录诗作者近5000人,诗约14万首。《全元词》共收录340位词作者,词4639首。尚有相当数量待补。

元诗祧宋归唐,“宗唐”“仿唐”是其特点。元人仿唐不局限于盛唐,还包括中晚唐。宋荦《元诗选序》中说“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沈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与宋诗多思考议论不同,元诗追求真率的诗风。元好问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要求分清正体、邪体,赞赏建安风格,主张写诗要自然、新鲜。元文上承韩愈开启的古文运动,启功认为:“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与元好问同龄的耶律楚材是金亡前北方文坛的中心人物。耶律楚材、丘处机赴西域入蒙古大汗幕。二人在西域的诗歌唱和,是为元诗之开端。他与元好问都是继承北宋,开拓元诗风的作家。北方文坛的繁盛,大多是由元好问影响下的众多作者创造的。杜仁杰、郝经、刘因、王恽、胡祗遹、卢挚等同受元好问影响而又各具特色。此外,还有入元后,落籍于平阳、河中两府和绛、解两州的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形成一个诗歌群体,也以元好问为宗,“以唐人为指归”。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所收的即这些作家的作品。

忽必烈统一全国初期,南方作者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故国之思。但在兴学尊儒的政令推行过程中,开始接受政权的更迭,南北作家共同推进了文风的融合。江西,刘辰翁是首创者,与其子刘将孙的影响直至延佑(1314—1320)时期。江浙行省,方回、赵孟、戴表元举起文学复古旗帜。南北诗风出现交流融合的氛围。袁桷、姚燧、张养浩、元明善、马祖常等一起写古诗模仿汉魏,律诗学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的风貌和格调。赵孟“绝代天姿学力深”,诗书画均为大家,是元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家。元朝画家诗人柯九思、高克恭、王冕、倪瓒、吴镇、黄公望等,均有时代的色彩。

虞集为元好问之后的文坛旗帜,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与四家同时,黄溍、柳贯、吴莱并称“三先生”,以文见长。虞、揭、黄、柳又称“儒林四杰”(文章四家)。其后,杨维桢及其铁崖派,吴中顾瑛及其玉山草堂雅集,是具有文学独立意义的诗派。元后期苏天爵远绍北方文统,乃贤、泰不华、余阙并逞才华。

总之,元代诗文,覆盖族群最广、创作地域达至最远,虽主流趋于“雅正”,实则风格多样。文章则“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追挽归潜刘先生》)。

元代的皇帝诏书大都用白话口语颁行。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收录当时白话碑文近百篇,加上《元典章》中存量不菲的白话公文,数量可观。文人的语录,也多用白话兼浅易文言写成。元代白话散文在元代散文史中,已是不能忽视的散文文本。

元词,元好问、张炎、王沂孙等大家活跃,特别是张炎、王沂孙等在杭州多次集会唱和,张炎《山中白云》词集、词论著作《词源》于延佑时期问世。张炎推崇姜夔词的“清空”“骚雅”,主张“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这既是张炎自身作词实践的总结,也是其词学理论的系统阐述,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时推重的词人还有虞集、萨都剌和张翥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吴梅、卢冀野都肯定张翥的词,吴梅谓其“冠绝一时”。贯云石、薛昂夫也有词作流传。总之元词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词史的重要时段。

散曲、戏剧

散曲、戏剧,旧称“曲”,元代有北曲、南曲。北曲有散曲、杂剧;南曲有南散曲、南戏。元代北曲盛行,旧称元曲。王国维视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胡适称其为“活文学”,“一流之文学”。

散曲。隋树森《全元散曲》收入作者200余人,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在外。近年又有补录作品,如,辽宁省图书馆收有罗振玉藏6卷残本《阳春白雪》,其中有25首套曲,前所未见,可补《全元散曲》。刘崇德“搜得未见于《全元散曲》之宋元南散曲数条,又曾有对元北散曲的补钞,今合在一起,命之曰《〈全元散曲〉补辑》”。预计四辑,第一辑已出版。补录甚多。

散曲与剧曲对称。词曲递兴,雅俗分流,散曲成为一个新的诗歌门类。散曲与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小令一般是单片只曲;套数是把若干只曲连缀而成的组曲,一般由首曲、过曲(可有多曲)和尾声组成,原则上用同一宫调。但小令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多支小令组成,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又有带过曲,也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但最多只有三曲牌,且没有尾声。形式多变。其内容反映社会面极为广泛,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不同性格的作家,有着各自特点的作品,即便同一题材也有不同的表现。内容有:咏史、怀古、抒怀、赠答、隐居、乐闲、谈禅、说道、咏物、写景、风情、闺怨,讽时、叹世。其艺术风格,则主要是“自然”“本色”“谐趣”,但也有“清丽”“典雅”。故散曲风格有“豪放派”“清丽派”之分。推其特色,清黄周星《制曲枝语》说:“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

元好问自度曲,学界视为曲家先声。丘处机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有【贺圣朝】曲作,知曲兴于金末元初。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剧作家均是散曲大家,其后,贯云石、乔吉、张可久,皆负盛名。元时著名诗词作家,多有散曲创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士人的增多,士人层的分化,部分曲作者的处世态度与传统的读书仕进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如关汉卿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称作者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士人层的分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宋代柳永的【大石调】《传花枝》: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着到。

与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到元代这类文人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白朴的【双调】《沉醉东风·渔父》曲中,秋江上的渔父,“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表现了作者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乔吉在其【正宫】《绿么遍·自述》中说:“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处事态度发生变化。从而散曲作品中,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加多了批判。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数,以一位乡农诙谐嘲谑的口吻勾画出刘邦伪善、流氓的面目,剥掉其皇帝的外衣。钟嗣成《录鬼簿》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维扬地区以此为题,诸人俱作,也是一件趣事。张养浩的【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成为传世名句。刘时中所作两首【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是作者以散曲形式呈高监司的说帖,作品中以淋漓的笔墨揭示了江西灾区人民悲惨生活的面貌,故亦弥足珍贵。贯云石,诗文书法皆为上乘,散曲也为时人视为大家。杨维桢称其为“一代词伯”(《沈氏今乐府序》)。马致远被视为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语言放逸宏丽而有深沉的意境,对仗则工稳妥帖。其【双调】《夜行船·秋思》套和【越调】《天净沙·秋思》,备受时人推崇。张可久为元代多产散曲作家,交游广,也接触社会世道,更多表现闲适散逸的趣味,描写隐逸生活中的情景。如【正宫】《醉太平·金华山中》:“数枝黄菊勾诗兴,一川红叶迷仙径,四山白月共秋声,诗翁醉醒。”他是公认的清丽派代表作家,显示了元后期散曲雅化的趋势,对明代有着明显的影响。

元代戏剧(杂剧、南戏),是融合了剧本创作(人物和故事情节)、舞台(布景、道具)、表演(唱词、道白、动作)的综合艺术,反映社会内容广泛,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进入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杂剧,据李真瑜《元杂剧全目》收元杂剧目736种,姓名可知者499种。名家名作为世推重者,有:关汉卿《单刀会》《望江亭》《窦娥冤》《调风月》等,白仁甫《梧桐雨》等,马致远《汉宫秋》《黄粱梦》(与李时中、红字李二合作),郑廷玉《看钱奴》等,王实甫《西厢记》,郑光祖《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尚仲贤《柳毅传书》,杨显之《潇湘夜雨》,石君宝《秋胡戏妻》,李直夫《虎头牌》,乔吉《扬州梦》,杨景贤《西游记》,无名氏《连环计》《盆儿鬼》《货郎旦》等。

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钟嗣成《录鬼簿》,以北曲兴起于金末章宗朝(1190—1208)。兴盛的时间约在忽必烈于蒙哥元年(1251)受命管“漠南汉军国庶事”以后,这时期作家主要指《录鬼簿》中所列“前辈名公才人”56人,他们主要活跃于燕京(后为大都)、真定、东平、平阳、彰德等地,如燕京的关汉卿、杨显之、马致远、王实甫、纪君祥等,真定的白仁甫、李文蔚、尚仲贤等,东平的高文秀等,平阳的石君宝等,彰德的郑廷玉等。这些地区是金朝诸路的首府,也是蒙古初期具有重要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城市。这时期作家创作了大量杂剧,现存剧本中约有80种左右更重要且著名的优秀剧作大都是这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著名的悲剧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白仁甫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这些历史剧、社会剧,是元初杂剧作家经历大变动后进行反思的结果。没有元世祖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杂剧就没有兴盛的社会条件,没有这种反思,作品不可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传奇、诗歌、鼓子词、诸宫调不同文体演绎的基础上,创作了比肩元稹《莺莺传》的反映新时代面貌的名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取得很高成就。同时流行的神仙道化剧,反映了士人生活的另一侧面。神仙道化剧多是演述全真教的度脱故事。全真教初起于金朝,盛行于金朝后期和元代,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全真教在动乱时期,倡导“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隐身避世的一个归宿。马致远的作品,可为代表,不仅表现避世思想,也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黄粱梦》则抨击了险恶的世风,他在剧中痛心地说:“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则敬衣衫不敬人。”他在剧本中对修仙养道生活的讴歌,恰是他痛苦求索中的一种精神寄托。

同时,元杂剧和舞台演出结合得十分紧密,杂剧作家和伎艺人来往密切,所以杂剧作品充分反映了舞台艺术特点。

元代统一全国后,杂剧创作活动逐渐南移,如白仁甫、关汉卿、马致远等都先后到南方,有的作家开始在南方定居,至大德以后,杂剧创作的中心转向杭州,其中重要作家多是流寓在南方的作家,如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等。这时期爱情剧、文人事迹剧有所发展。杂剧与南戏并存的过程中,孕育着明代戏曲的新发展。

南戏。兴起于宋光宗朝,元成宗大德以后,南戏演出地域更广,在江西、江浙、福建颇为流行。由于各地方音的不同,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南曲声腔,如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元代南戏作品多已失传。钱南扬《戏文概论》考得宋元戏文238种,其中绝大多数应为元代作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存永乐大典本《小孙屠没兴遭盆吊》一卷、《张协状元》一卷、《宦门子弟错立身》一卷;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一般认为是元本);《重订拜月亭记》二卷、《白兔记》二卷,或接近元本。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二卷、《杀狗记》二卷,明刊本。其中《白免记》古本,收在《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刘希必金钗记》,发现于1975年,并于1985年出版了刘念兹校注的《金钗记(宣德写本)》,也为较早文本。

元末,《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南曲戏剧创作、演出日盛,影响到明代传奇戏剧的繁荣,把中国戏剧引向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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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古典文学知识》2024年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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