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研究在心用于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67 次 更新时间:2024-06-29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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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楠  

 

“我这一辈子的工作

都是服从国家需要。

年轻时候做核物理,做强激光,

现在做农村能源,都是国家需要。”

以“杜祥琬”和“农村”为关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很容易看到网友一些带有争议性的留言:

“老年人用煤球做饭省钱又方便,让换成天然气,一些老人真用不好。”

“到农村来,了解一下农村的真实生活,看看农村有几户用得上地暖的。”

“烧什么适合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农民自己会算清楚的。”

从核物理到强激光,从能源战略到气候变化,从跟着邓稼先、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做研究的年轻小伙到“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再到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的主持者,已经86岁的杜祥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跨界”。如今,他把目光汇聚到农村,农村能源转型与革命成为他关注的重中之重。在杜祥琬看来,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一样,中国的能源革命要从化石能源基础薄弱的农村入手,要将农村能源发展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能源革命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

“但是,研究农村能源和研究氢弹、激光可不一样。农村能源更贴近民生,更接近农村的老百姓。所以,有时候大家关注得多,有些非议,这才是正常的。”

60岁后的转型

“我这一辈子的工作都是服从国家需要。年轻时候做核物理,做强激光,现在做农村能源,都是国家需要。”说起研究农村能源的初衷,杜祥琬这样回答。

开始研究农村能源时,杜祥琬已逾花甲之年。他始终记得在自己60岁时,已经90岁的“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告诉他:“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2002年,适逢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改选,杜祥琬被推举为副院长并分管能源学部工作。与此同时,时年64岁的杜祥琬也开启了一项全新的工作——从事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

彼时,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化石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200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4.8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中,煤炭消费占66.1%,石油占23.4%,天然气占2.7%。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

“经历了大规模集中使用化石能源、经济粗放增长的发展阶段,国家已经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中国能源必然要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实现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这就是国家的需要。”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跨界”而来的杜祥琬急需一个突破口。

杜祥琬把目光转向了农村——越是大城市,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越完备,煤、油、气、电的运行越是稳定。要想改变这个稳定的状态,就要筹集巨额资金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城市能源变革的难点显而易见。“农村就完全不一样了。农村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就地生产、就地消费。而且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不像城市有成熟的管道和电网系统,所以在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比较低、阻力也小。通过现代工业手段利用风、光、水、生物质、地热,就可以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变革。”

有了方向,杜祥琬迈开了脚步——到农村去。“我确实没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这一点上,网友没有冤枉我,我的确应该算个城里人。”谈起网络上的质疑之声,杜祥琬显得很轻松,“所以,我更要去仔仔细细地调研。”杜祥琬去了采暖需求巨大的东北,去了当时空气质量问题日益突出的京津冀,回到了自己的河南老家……他要看看农村的老百姓到底都在用什么样的能源。“取暖就是烧柴火、烧煤,柴火是那种直接从农田里收回晾干的玉米秸秆,煤就是特别劣质的散煤,屋子四面透风,热气很快就散出去了。不是一两家,是家家户户都这样。污染空气、浪费能源,还有很大安全隐患。”杜祥琬找到了症结所在——对散烧煤的高度依赖和生物质能的低效利用。

系统学术研究的同时,杜祥琬开始在各式各样的公开场合呼吁,希望监管部门重视对农村散煤的治理和生物质资源的高效多元利用,他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这就像是给农村的能源使用动一个大手术,过程很难熬,术后还有很长的恢复期,但要长久地健康地活下去,这个手术必须要做。”

去兰考

要操刀这样一个大手术,杜祥琬必须先做一个小范围的试验,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家河南。

“河南省人口超过1亿,能源一部分依靠外省引入,压力很大。那里的能源发展状况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从河南的乡村入手,说不定就可以走出一个可以供全国多个乡村参考复制的路子。”杜祥琬选定了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基础的条件符合试点要求,而且兰考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里的能源转型如果能够成功,自然会引起全国关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自带流量。”

彼时,中国工程院正在和河南省政府筹备共建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河南研究院,杜祥琬找到研究院的负责人之一、时任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的刘炯天,希望依托研究院把农村能源革命的试点落在河南兰考。

两人一拍即合,河南省更是表态大力支持。2018年,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河南省兰考县开展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杜祥琬心里这才慢慢有了底。

想让村里少烧劣质煤,少烧柴火,就要给老百姓找到合适的替代品。落了地、进了村,杜祥琬深刻地意识到,替代品的关键在于其经济性。交谈中,有村民反问杜祥琬:“谁愿意满院子堆柴火和煤球?谁愿意屋里灰漆漆的?谁不想跟城里一样,家里干干净净、暖暖和和的?用电,电费得多少钱?”

杜祥琬心里很清楚,在“暖和”“便宜”的基本诉求面前,能源转型、气候变化这样的字眼显得那么不接地气。“往大了说散煤治理是战略方向,但能不能推得动、推得开,老百姓关心的是钱的问题。市场也一样,不接受贵的东西。”杜祥琬说,“要想用得上、用得起,就不能老是依靠外来的,要有‘远方’的,更要有‘身边’的。兰考要证明的就是农村自己的资源就可以变成电力,变成新能源,起码总量上够自己用,这很重要。然后才是具体如何使用的问题。”

兰考县位于“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折弯,泥沙沉积,河道风劲。由于黄河数次改道,故道、故堤和沙丘、村庄结合形成了上百个风口。据兰考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超过60个。

“把兰考的风利用起来,发电。农村老百姓的家里的屋顶装上太阳能,然后大量废弃的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也可以用来发电,还可以作为生物天然气的原料。这些都是可再生的绿色能源。”杜祥琬把宏观战略研究夯实到兰考的一个个村子和一户户村民家里。“说起来挺简单,其实哪是那么容易,用电量大了农村的老电网受不了,要改造。还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土地问题,还有老百姓的使用习惯问题,一点一点来呗,既然都叫‘革命’了,那肯定有难度啊。”杜祥琬感慨。

“有人说杜祥琬一说起能源,必提农村,提到农村,就必提兰考,大会小会把兰考挂在嘴边。”杜祥琬并不回避大家对他的评价,“我确实是一遍一遍地提,试点要做下去,需要太多东西了,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

吸引企业投资,争取政策支持,改变在一点点发生。自2017年7月开展试点工作至今,兰考县全面淘汰了薪柴和散烧煤,清洁取暖普及率从14%提高到99%。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从21%提高到90%,全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4%以上,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现在,去兰考‘取经’的人多了,想要去做新能源开发的也多了,我也不用各种场合地提了。数字自会有官方验收总结,但现在走在村里,我能看到老百姓自己屋顶上在发电,自己家里用得起空调。这比数字还让人安心。”说这些时,杜祥琬一直在笑。

武家山的心结

与杜祥琬交流,可以明显感到他谈起工作时的兴奋状态。无论是年轻时埋头于实验室,还是年老时奔走于乡野间,他都沉醉其中,滔滔不绝。

直到提起一个叫“武家山”的地方,杜祥琬短暂地陷入了沉思,那是他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农村生活。

1965年,刚从苏联学习回来参加工作不久的杜祥琬,满怀热情地报名投入到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杜祥琬跟随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下派到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武家山村,协助当地干部开展工作。

顺着山脉由高到低,武家山村一共分布着8个生产队,杜祥琬被分配到了地势最高的一个。“在山顶上就是住窑洞,当时村里人先领我去了生产队会计赵景谋家的窑洞,算是村里条件比较好的了。”杜祥琬放下行李,自己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回来后他告诉村里人,他找到了新的住处。他发现在不远处的一个窑洞里住着一位年逾80岁的老人。老爷子家里有两块门板,一块是老人自己的床,另一块还闲着,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杜祥琬决定把行李搬过去和老人同住。“那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去农村搞‘四清’,肯定是要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怎么能住在村干部家呢,不行的。”

山顶地势高,缺水是武家山的常态,每天步行到山下挑水是村里人生活的日常。“挑水的山路特别陡,还有很深的沟,特别是下雨天就更难走了。我当时就和村里人一路上颠着扁担,唱着歌,也不觉得累。我教大家唱《高举革命大旗》,‘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杜祥琬哼着歌,思绪又回到了60年前。

“‘四清’的时候我也做了错事,执行了错误的指示,干预过老乡对村干部的选举。”虽然时隔多年,杜祥琬却一直都记得当时的情形。“生产队改选队长,我给大伙发选票,选票上还盖着我的名章,结果老乡们选出来的还是原来的队长,我竟然宣布作废,我当时接到的指示就是必须要换人。后来推选出一个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虽然人很好,但他不如之前的队长懂生产。”这件事一直梗在杜祥琬心里,多年不曾忘记。

2014年10月,杜祥琬在三门峡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参会地点距离武家山车程不足2小时。“我想要回去看看,一直都想回去。”杜祥琬有个心结。当时,一同参会的三门峡科协党组书记郭亚娟正是武家山人,得知杜祥琬想要重回武家山村,表示愿意帮这位时年76岁的老人实现这个心愿。

一路驱车进村,杜祥琬心中五味杂陈。还未到村部,车子一停在村口,居然有老乡直接就喊出了杜祥琬的名字。

“老杜,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时候咱村吃水不方便,你经常走好几里山路帮我家挑水,我父母都说你好呢。”

“你是李仙荣,我当然记得你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我记得你比我小。”

图片2014年,杜祥琬重回武家山探望老乡。

知道杜祥琬要回村,村里特意把文化大院的会议室收拾出来作为临时的“贵宾接待室”。“一进屋桌子上就摆了一大盘苹果,现在当地盛产苹果,特别甜。年轻的时候,武家山哪有苹果吃啊,我们在那吃的是柿子泥和的玉米面,吃多了还会拉肚子,但是肚子饿还不能不吃。”

老乡们带着杜祥琬去找当年住过的窑洞,土窑虽已坍塌,但从周围的环境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的景象。村里人告诉杜祥琬,大家早已告别了住窑洞的日子,几处保留下来的窑洞现在都是用来停放农用车,摆放农具,盛放粮食。

几经犹豫,杜祥琬还是跟几个年迈的老乡开了口:“当年选举的时候,我……”话还没说完,老乡就接过去说:“你们那会儿年轻,从城里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帮我们挑水、下地干活,还帮我们建了个水库,不容易啊……”杜祥琬没有再说下去,老乡们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在从武家山返回三门峡的途中,杜祥琬收到了老乡赵景谋发来的信息,是一首诗:

折柳当年拭泪腮,青山张臂故人来。

居同孤老寒窑洞,食在贫家土灶台。

指点乡村犹小道,纵横学海展雄才。

沧桑半纪风云事,执手何须叹发白。

“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只记得你做的好事,根本不想听你的歉意。”杜祥琬心里埋藏了半个世纪的不安和歉意,终于释怀。“我虽然只在武家山住了半年,但却惦记了半辈子。时间久了,甚至觉得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乡一样。”

乡野中的童年

这种“家乡”之感并非是无来由的情愫。杜祥琬说,在6岁以前,他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淳朴善良的村里人就是他幼年记忆中家乡的样子。

杜祥琬出生的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彼时,杜祥琬的父母带着全家随开封高中一路南迁到南阳,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内乡县夏馆镇等地辗转奔波。“南阳过去又叫宛城,所以我名字里面有个‘琬’字。”

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并没有给年幼的杜祥琬留下痛苦的记忆。相反,他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

年幼的杜祥琬和小伙伴翻院墙、玩泥巴的时候,父亲会在自家院子里和学生读书交流。那些年,开封高中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创建了我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读书社”,杜祥琬的父亲正是读书社的辅导老师,组织大家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和党的抗日主张。“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但我记得他和学生们慷慨激昂的样子。”

“南阳种稻米,一大锅米饭蒸出来,锅底是金灿灿的锅巴,就着水煮的黄豆芽,我觉得那就是最好吃的东西。”杜祥琬记得,每每有了好吃的锅巴,母亲都会给他们讲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吃锅巴是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妈妈最爱讲《吕梁英雄传》,我现在都还记得里面武二娃的故事,全康家寨最年轻的民兵。”

杜祥琬隐约记得,在仲夏傍晚,父亲和母亲会时常带着他和哥哥姐姐,一起围坐在大石头上,领着他们吟唱《满江红》《伟大的吕梁》。“吕梁,伟大的吕梁,伸出你的拳头,把敌人消灭在我们的土地上……”“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感觉爸爸妈妈沉浸在一种很悲壮的气氛中,他们有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握紧拳头,我那时还小,也会学他们的样子唱歌。”

杜祥琬说,时至今日,自己的每一步选择以国家需要为先,或许正是年幼时乡野中生长的爱国情怀一直深深根植于心。“那时在村里,身边的人对我都很好,那就是家的感觉,令人安心的感觉。”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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