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陈吉旭:《宋论》中的学术与治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4 次 更新时间:2024-06-25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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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 (进入专栏)   陈吉旭  

 

学术与治道是历代学人与政治家都关心的话题。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亲历鼎革之变,后隐居山林,发愤著书,晚年写成《宋论》。此书以宋朝的兴盛、衰弱、灭亡为主线,探讨古今兴亡之道,力图从宋朝盛衰转变的历史经验中寻绎政权兴亡的内在逻辑。《宋论》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也体现了王船山独到的治国思想。

学以择术,术以行学

“不学无术”一词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霍光传》。王船山在《宋论》中提到,北宋政治家张咏让寇准读《汉书·霍光传》,寇准自以为有所领悟,实际上却走上了歧路。王船山借此解释“学术”,“学”有纯有杂,“术”有正有邪,纯正的学问能够让人做出正确的策略,走上光明正大之路。《礼记·月令》中的“审端径术”,《论语》中的“行不由径”,都是让人遵循正道,不走邪路。王船山认为寇准不明白“学术”的真正含义,未能以霍光为鉴,最终罔顾正道,病死他乡。

“正学”而后“慎术”。王船山主张,端正学问在先,选择策略在后,学问与策略互相验证。王船山认为《大学》之道,在于“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与儒家典籍里保存的“正学”一脉相承。伊尹之学,保存在《伊训》里,傅说之学,保存在《说命》里,周公之学,保存在《无逸》里,召公之学,保存在《旅獒》里,都体现着“正学”和“慎术”。用圣贤之学来治国,往小了说,能安顿性命,使人们各得其安;往大了看,能经邦治国,使人们各尽其用;经年累月,能造就和谐,使人们诚心敬意。

学术与治道同条共贯。端正学术,然后有家国之治。王船山认为尧舜的学术与治道直接相关,关键在于“以德为之”。尧舜时天下大治,尧虽“无名”,舜虽“无为”,实际上是实行以德治国的策略所自然而然达到的效果。君子以德为治,就要严于律己,为了端正人心,整顿风气,必有所不为。王船山列举道,淫声冶色、贿赂贪污、剧饮狂歌、放浪调笑,君子所不为;赌博游宴、流连昼夜,君子所不容;结交方外、阿谀奉承、卜卦算命,君子所不受。由此才能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行君子之道,才是治道之本。

正学成治,真知力行

治国之道,不尚空谈。宋代学术发达,有洛学、蜀学、新学等等,不但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在政治上也影响很大,后来都融入了喧嚣的风气,成为议论治道的谈资。宋仁宗时,文人常常口若悬河、指天画地,闹得政局不得安宁。学术的虚假繁荣实际上造成了治国的混乱。在朝的大臣,常常用骇人听闻的议论耸动人主,颠倒国是,在野的人员常常摇唇鼓舌,炫人耳目。其议论虽旁征博引,往往不切实际,纯属袖手空谈;其文章看似颇有道理,常常迂腐阔达,不能施行。众声喧哗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惶惑。王船山批评说,仁宗一朝“国事不可为矣”,只有把这些文章束之高阁,国家才能有救。

治国之道,不尚清议。自宋神宗以来,清议干扰治国,情形加剧。权臣常以清议互相声援,前有蔡京、王黼、童贯、朱勔,后有吕惠卿、蔡确、章惇,他们前后相继,造成了学术与治道的一并衰败,其影响十分深远。宋朝南渡以后,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论从没停止过,清议成为谈论治道的工具。秦桧主和,主战派就批评其丧权辱国;韩侂胄主战,主和派就说其擅权倾轧。但单纯的主战或主和,均为形势所不允许。其结果是,秦桧死后,主战派有符离之败;韩侂胄服诛,南宋无力抵抗,只能坐以待毙。神宗时期,文人用学术互相倾轧,王船山反问道,“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

治道所在,必须真知力行。王船山认为宋朝的终结,是自从尧舜以来,华夏治国之道的沦丧。王船山告诫说,治国要真知力行,才能“治平天下”。真知力行,就要避免浮华空洞,不崇尚意气之争;真知力行,就要去掉虚荣心理,脚踏实地做实事。如果崇尚名位、蝇营狗苟,即便是位列三公,也与草莽匹夫无异,身死以后,只剩下千秋骂名。

必以实情,斟酌制宜

治理之道,必以实情。《宋论》中详细剖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和政治影响。王船山认为,王安石破坏了政治纲常,也开启了党争;变法措施造成了贪污腐败,对百姓不利;还破坏了人才培养的机制,导致后来无人可用。王船山评价王安石变法虽过于苛刻,但其主张“学有所得,不敢姑试”,却并非没有道理。王船山认为,所谓治国的“定论”,要从“随时处中”出发,来谋划“自求之道”,不偏不倚,扶危定倾,才能行有所成。“随时处中”要求“君子之言有物”,“物也者,实也”,也就是治理之道,必须从实情出发,符合中道、不能偏激,由此才能建立不拔之基、传世之业。

治理之道,必须制宜。治国之道不能违背“天之时”和“民之气”,因此治国的策略不能凭空提出,也不能照搬套用。“思而得之”“学而得之”“行而得之”,都还不够,要考虑周到全面,极尽曲折细微,经得住推敲,才能推行。宋光宗时,朱子做潭州知州,请求实行经界法。经界法“均平详审”,看上去无懈可击,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但最终“卒不能行”。后来贾似道窃用朱子的经界法,实行公田法,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王船山借此要说的是,治国仅靠“思而得之”“学而得之”,是远远不够的。治国的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各种情形而有所斟酌损益,才能落地施行。

经界法也有其历史基础,可以从《周官》《孟子》中找到依据。但三代以前与南宋的社会现实,各方面均有所不同,差别巨大,也就不能凭借远古的理论来进行当下的治理。王船山的政治哲学立场是:“政有成型,而刑必滥”,他反对忽视具体情况的机械模式的“成型”。越是一意孤行,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可见王船山是借历史评断来说明治国之道。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政治哲学。他在通过历史评判来寻找“求治之资”的过程中,也为其政治哲学赋予了近代因素。王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兴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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