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18 次 更新时间:2007-07-22 22: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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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作者按:这是作者应邀于2006年9月5日在Sohu网新闻栏目所做的访谈,此稿经作者根据原始记录对口误和笔误作了相应的更正和少量补充。

  提要: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萧延中教授坐客搜狐解读毛泽东。萧延中:“毛泽东这个人是很罕见的一个人,是天公造化……在今后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问题还将影响我们这个国家。”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萧延中老师,萧老师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近期关注的是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先请萧老师跟网友打一下招呼。

  萧延中:网友们好,我是50年代中期出生的那一代人,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也就是78年。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一代人,其经历与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太一样。正是这样一种经历,有人说是一笔特殊的财富,使得我们跟老一辈不一样,跟青年人也不一样。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流行过一句话叫做“老一辈说我们是没出壳的鸡,新一代说我们是被淹过了的蛋”,正是指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不是。我们这样一辈人,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一批人的感受。

  主持人:9月9号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搜狐新闻频道也将陆续邀请一些嘉宾过来访谈。今天先跟萧老师做一个简单交流。请问萧老师,我听说曾有专家评论,说“毛泽东就跟拿破仑一样,每过十年对他的评价就翻一个个儿”。现在毛泽东已经去世三十年了,现在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有什么变化吗?

  萧延中:这个评价是去年年底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教授闲谈时对我说的。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毛泽东刚刚去世的十年,因为刚从他的时代走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留下很多问题,人们对他晚年的错误感觉比较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错误批评比较多。到80年代末期,1988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转变。当时我就有一个判断,可能会出现一个“毛泽东热”。那时人们对此还在争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从1988年到1993年这个时期,实际上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发生了一些转变。1993年达到一个鼎盛的时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直接的大因素;再一个方面就是官方对于这个纪念仪式很重视,因此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再往以后的阶段,人们对毛泽东的研究和关注实际上形成一种深刻化、多元化的趋向,人们不再关心毛泽东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而是在探究他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性质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给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很严重的悲剧性后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仅仅这样评价是不够的,毛泽东还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建立了很多功绩,比如民族独立、基础建设、两弹卫星和大国地位等等。到现在,我看毛泽东研究界和普遍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应该说是多样化的。

  

  毛泽东晚年由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衡他,所以当他的决策出现失误时就无法避免

  

  主持人:这就是说,不同的人对于毛泽东的解读会有不同的方式?

  萧延中:对,这跟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体悟有直接的相关性。

  主持人: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晚年充满矛盾性。以前我们在教科书当中读到,他的早年、青年甚至中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失误,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式人物,但是到了晚年,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让大家很难以理解,也很困惑。您认为他晚年的转变是原因为什么?

  萧延中:谈到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关于毛泽东从早年、中年到晚年,其思想出现过一个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本身并没有变,而是毛泽东所经历的时代在变。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中年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晚年的政治思考,在思想体系上和价值体系上是以一贯之的,没有变,所变化的是时代。毛泽东年轻时候的时代是那个样子,而其晚年时期的时代则又是另一个样子。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那个乌托邦理想没变,而是时代在变。而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观点,我个人比较赞成他的这个观点。但思想家的思想和时代要吻合,毛泽东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之所以会让人感觉不一样,其实是因为时代在发展变化,但他的思想不变,在这其中会出现一种思想家的思想与时代需求不吻合的感觉。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应该说是以一贯之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野党,其政治行为是要受到执政党制约的,也就是说,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种受到政治制衡的历史环境中。这种制衡要素其实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比较谨慎。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一个执政党,我个人认为,在制度的角度上政治制约的因素减少,再没有一个像国民党那样的政党去制约他。尤其毛泽东在能力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不是一般地突出,所以就会形成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格局。

  对于任何人来说,无论他是多么伟大,还是多么平凡,都有局限性。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由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衡他,所以,当他的一统决策出现失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加以避免。

  

  “大跃进”不能仅仅怪毛泽东一个人

  

  主持人:您自己认同毛泽东有时候是有一些失误评论?

  萧延中:当然,失误是很大的,毛泽东的有时失误是很严重的。

  主持人:比如?

  萧延中:比如像“大跃进”的失误,其历史后果是很严重的。当然,“大跃进”的失误不能仅仅怪毛泽东一个人。我看到的材料,毛泽东本身的愿望、他真实的想法和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时我就想,什么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对“人民公社”谈得很少,其实我总觉得毛泽东是不是有一种想法,即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应该进行控制和重新分配。孟德斯鸠曾讲过一句名言:“小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被别人所吃掉,大共和国面临的危机则是自身的腐败”。如何避免大共和国自身的腐败?在西方的理论界和政治实践中是找到了一条出路的,那就是美国的联邦制。所谓联邦制,在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大共同体切割成小共同体。那时中国成立那么多“人民公社”,每个“人民公社”以一个乡为基础,能不能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毛泽东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值得去研究。当然受那时所谓的“共产风”思想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当时希望用计划体制来替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肯定是错的。但是,“人民公社”体制是不是有一种缩小共同体规模的想法或者意图?这个还得深究。

  主持人:毛泽东表露过你所说的这种意图吗?

  萧延中:毛泽东说过,每个“人民公社”要有自己的医院,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幼儿园,有自己的养老院等等。这样一种提法已经清楚地表明,实际上一个“公社”就是一个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共同体。但是“大跃进”的后果我们知道,由于吃大锅饭,加上自然灾害,结果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三年之内非正常死亡达到两千多万,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文革”是权力之争的说法过于简单化

  

  主持人:每个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都融入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您是50年代出生的人,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您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融入这样的人生体验之后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萧延中:我们现在也在反思,尤其我1988年编过一本书《晚年毛泽东》,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提到,“在本质的意义上讲,毛泽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追究毛泽东个人的历史责任,也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和划分。……毛泽东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当是超越混沌的文化圈,反思那个支撑着愚昧时代的‘自我’”。现在我们活着的人的历史责任不是去指责和追究什么人应该对历史负什么责任,而是更重要的反思我们自己,反思当年我们那混沌不清晰的意识和过程。

  我总认为,那个年代我们是亲身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抱着一种很纯洁的理想,认为官僚主义阶层就是应该批判,人民群众的地位应当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得到提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社会有没有发生过我不太清楚。那真是一种颠覆。

  当人们面对这种一种颠覆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新奇,甚至觉得很怪异。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孩子,就积极地去参与,但这其中没有一种恶意。我们也打过资本家,也打过“走资派”,拿皮带抽,用脚踹,都干过,觉得这就是“阶级敌人”,都是些坏人。真诚地认为我们的暴力行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骨子里面有一种乌托邦的影子,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大家知道,“乌托邦”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没有的”,一个是“美好的”。正因为它是“没有的”因而才是“美好的”。由于我们所能预想到的东西,它再美好也是有限度的,但是乌托邦是没有限度的,你想象有多好它就有多好。比如20年前我们不可能想到网络有多好,但是乌托邦可以容纳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当时是一个个强烈的乌托邦主义者。

  主持人:你们参与这段历史的时候是怀着这样的乌托邦信念,那么为一位政治领袖,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是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呢?

  萧延中:这也可以分成两方面来分析。第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界的一部分研究以及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研究认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是中央高层政治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更直接地说,是刘少奇的权力过大了,已经威胁到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威望了。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一种权力之争。对于这个现象,从“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西方社会就一直在研究。应当说,这是有充分资料依据的。毛、刘他们两位在权力的分配上,尤其在1964年以后,确实出现过很多的不愉快和紧张。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没有任何人的权威可以与毛泽东相抗衡。毛泽东为什么要动用如此的方式打倒刘少奇?他搞几个小小的政治运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他要发动了一场涉及中国上上下下几亿人,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权力之争的说法,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作为政治家是要计算政治成本的,要替换一个刘少奇至于花费如此昂贵的政治成本吗?所以,这种简单的逻辑就可以表明,权力之争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应当说,毛泽东除了要夺回他自己失去的一部分权威以外,更深层原因是他的一种政治关怀,是毛泽东对自己设想的一种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对手与他的理想过于异样,所以他发动“文革”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既把自己的对手排除出政治舞台,另外一方面又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定了一条出路。所以,“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双重的。

  我不主张说毛泽东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权力之争这么一种因素,但我也不主张单纯认同权力之争的说法。我写过一篇“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伦理基础”的文章,之后收到一个网友的质疑,其中提到,“毛泽东这种人还有伦理?”言外之意,毛泽东是个阴谋家,一个策略家,没有资格谈伦理。但是我不这么看,毛泽东是个非常有信念有理想的人,无论这种信念的性质是什么,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

  

  中国人民心目当中 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

  

  网友:人们为什么现在怀念毛泽东?

  萧延中:这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经过几次和西方列强的交手,中国应该说是屡战屡败,这个现代化过程是非常残酷的。应当说,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战役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取得过完全的胜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所以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间唯一的一次,而且就是这次胜利也不排除国际社会的影响,比如美国加入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向日本宣战等等,这样我们才取得了胜利。

  由于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使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在内心的深处积淀一种深深的耻辱感,特别在乎是不是被别人看不起,特别在乎我们在别人的眼睛里是一个什么形象。这样一种历史经历,实际上使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有自己的一种形象代言人。当第一次政协会议毛泽东说出“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说出来了,无论是出于蒋介石之口,还是出于毛泽东之口,无疑都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期望和呼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毕竟与毛泽东直接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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