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一战略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40年前，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实施土地承包制度，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当年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到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有何深意?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

中国经济时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战略，为何40年后提出此战略？

王东京：中央为何30年前未提乡村振兴战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因为那时候还不到振兴乡村的时机。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然而解决“三农”问题却“功夫在诗外”，需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5亩。试想，在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如果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如何致富?

经济发展既然有阶段，当然就要尊重发展阶段的规律。中国近30年的经验，完全印证了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型”。据最新入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8亿。过去8亿农村人口中，已有2.2亿转移进了城市，而且这2.2亿人口都是青壮劳动力。当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时候，有可能振兴乡村吗？显然不可能。这样看，就不难理解之前中央为何不提乡村振兴战略了。

以前不提而为何现在可以提?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招工难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不久前，我去贵州六盘水调研，看到有不少企业家到乡村投资。这些企业家之前其实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学到技术后自己创办了企业。但又为何不留在城市而要回到乡村投资？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皆说现在投资工业已不如投资农业赚钱。随着工业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利润率肯定会下降。经济学所谓“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说的就是这道理。

企业家到农村办企业也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从选择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比如，过去农民种地年收入为5000元，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5000元。假定当地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万元，则机会成本就上升为2万元。进城务工不仅背井离乡，而且生活费用也高，假定一年房租和孩子寄读费是2万元，这样务工收入若达不到4万元，进城务工就得不偿失。今天劳动力流动出现“刘易斯拐点”，原因即在于此。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有何深意?

王东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又提出了四大举措：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或许有人说，以上举措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皆能找到。但是，十九大提出的举措与之前的举措虽相同，含义却不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中央今天重申，一方面是对农民讲，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全面小康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则是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记者 刘慧)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