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峰:从别集编纂看唐宋文学观念差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54 次 更新时间:2024-06-18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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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峰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比如“唐之诗,宋之词”。历史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及作家气质也都呈现出不同风貌。我们通过唐代和宋代文人别集的编纂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唐宋两个时代在文学观念及作家主体方面的差异。

求“纯”与尚“博”:唐宋别集编纂的区别

唐人别集一般仅录诗文,其他杂著概不入集,而是分别编纂单行。检《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才子传》,蔡允恭“有集十卷,又撰《后梁春秋》十卷”;郑世翼“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杜易简“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刘允济有文集二十卷,另有《金门待诏集》十卷、《鲁后春秋》二十卷;员半千有文集十卷,另有《明堂新礼》三卷、《临戎孝经》二卷;陆贽除了《翰苑集》,另著医书《陆氏集验方》五十卷;狄仁杰有文集十卷,另有《家范》一卷;温彦博有文集二十卷,另有《古今诏集》三十卷;武儒衡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权德舆有文集五十卷,另有《童蒙集》十卷、《制集》五十卷、《元和格敕》三十卷……

初唐王绩和中唐韩愈的别集编纂,更能详细说明唐代别集特点。王绩别集,由好友吕才编纂。吕才所撰《王无功文集序》说:“君所著诗赋杂文二十余卷,多并散佚。鸠访未毕,且编成五卷。君又著《隋书》五十卷未就,君第四兄太原县令凝续成之。君又著《会心高士传》五卷,并《酒经》、《酒谱》二卷及《注老子》,并别成一家,不列于集云。”韩愈别集,由门生李汉编纂。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韩愈文集序》中交代了韩愈别集的内容,“赋四,古诗二百五,联句十一,律诗一百七十三,杂著六十四,书启序八十六,哀辞祭文三十八,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四十七,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卷中。”王绩和韩愈的别集编纂,代表了唐代别集收录作品的一般原则:只收录诗、赋、文,而其他杂著都是在别集之外单行。

与唐代别集不同,宋人别集则以博、全为尚,除了收录诗文之外,还往往将所有杂著都纂入别集,从而形成宋人别集卷帙繁多、内容全面、文体驳杂等特点。如南宋周必大等人编纂并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有一百五十三卷之多,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河东奉使奏草》二卷、《奉事录》一卷、《濮议》四卷、《崇文总目序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笔说》一卷、《试笔》一卷、《近体乐府》三卷、《集古录》十卷、《书简》十卷、附录(载祭文、行状、谥诰、墓志、碑铭、传、事迹、神清洞记诸篇)五卷”。南宋刊刻的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总计八十卷,有“赋一卷,诗十四卷,章奏、谥议四十卷,制诏一卷,表一卷,序二卷,记、传二卷,铭、箴、颂、原、说、述一卷,赠、谕、训、乐词一卷,论二卷,议、辨、策问一卷,史赞、评议、《疑孟》一卷,《史郯》《迂书》一卷,碑志五卷,祭文一卷”。其后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又收入司马光的《手录》《日录》《稽古录》等内容,卷帙扩大到一百一十六卷。

具体与泛化:唐宋文学观念之差异

中国文化自古就形成了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如《左传》是历史著作,《论语》《孟子》《庄子》属哲学著作,却都被写进文学史里。但从魏晋六朝开始直到唐代中期的“文学自觉”,开始把重情感重辞采华美当作文学的特质,其标志是: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如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又有文笔之辨,“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如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类论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十二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以及讲究用事、对偶等等,促成了以唐诗为代表的格律诗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座历史丰碑。

自中唐以后,随着韩、柳古文运动的兴起,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被包容在“文”的概念里。北宋中叶,古文运动再次兴起,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愈加模糊不清。北宋中叶的石介认为:“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上蔡副枢书》)。举凡封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包容在“文”之中,这样无形中取消了文学与经学、哲学、史学之间的界限。

文学观念的泛化,亦在宋人的诗歌创作和诗论著作中反映出来。就诗歌创作而言,它表现为将一些非诗的东西写进诗歌中,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就诗论著作而言,唐代的论诗著作,无论是署名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还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都就诗论诗,着重探讨诗歌自身的体制、格式或意境风格。而大部分的宋诗话,包容进大量与诗歌艺术理论关系不大、自由发挥“以资闲谈”的内容,大多记录一些诗人的逸闻趣事,侧重于背景材料的介绍和诗文质疑考辨,虽名曰“诗话”,而实则非纯粹论诗之作。

诗人与学者:唐宋作家气质的不同

与唐代作家明显不同,宋代作家在才学方面普遍崇尚博学。假如我们把唐代作家概括为多具诗人气质的话,那么宋代作家则普遍具有文人学者风度。唐代作家以诗歌创作为主要内容,多数作家都是仅凭诗歌成就而流芳后世,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刘长卿等等。而宋代作家则表现为各种不同艺术门类和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融合,除了传统的诗文创作外,还包括新兴的词曲和话本小说以及书法、绘画、音乐、佛经、道书、方技、考据等。

宋代作家与唐代作家还有一个不同的显著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兼有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的多重身份,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广博贯通,格局宏大。也因此,宋人在人文生活和文化修养方面远胜于唐人,具有宏通广博的知识和文化上集大成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儒、释、道乃至百家杂说的各种思想和知识的融会贯通。苏轼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说秦观除了诗文“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外,又“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因为博学,宋代作家大多擅长多种文体,如诗、词、谱牒、语录、解经、四六文、尺牍、奏议、制诰等,时人在编纂他们的别集时,往往将这些不同的文体全部收录。如南宋刊刻的魏了翁别集《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共一百一十卷,除《鹤山集》之外,还有《九经要义》《经史杂钞》《周易集义》等内容。陆游的别集除了收录《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遗稿》之外,还收录了《南唐书》《家世旧闻》《斋居纪事》等。有的宋人别集内容由于过于庞杂,因而具有了丛书的性质。《中国丛书综录》就收录了《欧阳文忠公全集》《王安石全集》《陆放翁全集》《真西山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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