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晏斌:全球华语融合的初步调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82 次 更新时间:2024-05-20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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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晏斌  

内容提要:文章提出全球华语研究的“转向”问题,即由以差异为主到差异与融合并重,并且尽快弥补以往融合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从普通话的“输入”与“输出”两个方面对全球华语融合的具体表现进行举例说明。对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融合”作为全球华语研究重要关键词的内涵;二是全球华语研究中差异、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及其要求;三是全球华语融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关 键 词:全球华语  华语融合  普通话

 

本文作者早在1997年,就提出并讨论了世界各地汉语之间的融合问题(刁晏斌,1997),十几年后,又有人指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汤志祥,2009)。此后,融合问题在相关研究中经常提及,但是却鲜少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的讨论研究,由此而成为全球华语研究的一块短板和一个薄弱环节。

时至今日,各地华语趋同表现越来越充分,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就使得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甚至缺欠愈发突出,因而亟待补足。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初始性工作,首先对全球华语融合事实进行举例性调查分析,然后对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借此引起同行及学界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一研究。因为词汇是华语融合表现最为充分的领域,所以本文主要集中于此,而在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则会涉及更多领域、更多方面,从而向系统、完整的研究迈进。

1.普通话的“输入”与全球华语融合①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一个较早开启的话题就是“港台词语进入大陆”,有很多论著都分别以此为题或者涉及这一论题,而在我们看来,这其实讨论的就是普通话的“输入”与全球华语的融合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普通话圈通过输入港台(其实往往是整个国语圈与华语圈共有、共用的)词语,②从而实现相互间的趋同与一致,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融合”。

在这方面,汤志祥(2000)给出了比较具体的统计数字:内地社会书面语已经使用过或者使用着的港台词语的数量已达到687个;姚颖(2005)则统计了《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即第4版)以附录形式增收的1200条新词新义,其中来自港台地区的词占四分之一以上;而笔者最近的调查显示,在王晓梅、庄晓龄、汤志祥编著的《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马来西亚联营出版公司2022年版)D字头下所收的161个词语中,有96个在普通话报纸中已有用例,占比59.62%(刁晏斌,2022)。再就具体词语而言,比如陈瑞端、汤志祥(1999)列出以下一些台、港通用词语:“民运、飞弹、疲弱、片商、私校、录影、同业、权证、预估、私家、社工、籍着、相较、房车、核武、知会、影带、厘定、国父、执业、嘉年华、高峰会、影印机、偷渡客、六合彩、年增率、精神科、大陆客、停车位、荷尔蒙、公民权、争议性、水族馆、剧情片、生育率、民营化、同意权、移民潮、海洛因”,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在普通话中使用,很多对于普通话用户来说早已不再陌生。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普通话的输入与全球华语融合关系极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推动和决定因素。以下,我们就以两个具体的词为例,来对普通话的输入与全球华语融合现状进行说明。

1.1 草根

汪惠迪《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版,下简称《时代》)收此词,标为名词,释义为“比喻平民百姓”,并在附注中指明此词“常跟‘阶层’或‘性’组成‘~阶层’‘~性’,香港也用,台湾常用。”另外,此词条后标注为“未”,即指出至少在该词典编纂的时候,此词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或台湾地区早已通用,但是尚未进入中国大陆普通话。查《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从第6版开始设“草根”词条,释义为“名①草的根部。②指贫民百姓;普通群众:~文化|~阶层。”

在“读秀”搜索网站的“报纸”子库(下称为“读秀报纸”)中,③“草根”的用例早能见到,但均为“草的根部”义,例如:

(1)是谁造成的罪恶!?西南各省饿莩载道米贵如珠,树皮草根掘食殆尽;人民含泪出卖儿女完军粮(《人民日报》1946.6.1)

义项二的用例最早见于1990年,如:

(2)香港一些基层社团人士认为基本法维护“草根阶层”权益,普通群众意见大多得到采纳(《人民日报》1990.4.15)

按,此例有明显的香港背景,并且加标引号以示其特别,正说明其属于最初“借用”的例子。④此后,一般所见仍为前一义项,而后一义项的最早“自用”⑤例子,见于1999年:

(3)村民自治式的“草根民主”主要属于农村基层政治领域的问题。(《社会科学报》1999.7.8)

此后,这一意义的用例就日渐增多,且使用范围不断扩展,可以用于不同的组合形式中,例如:

(4)收入并不高的“草根族”们,购买经济型轿车已是很现实的选择了,“草根族”们看重的车,无非是10万、8万,甚至更便宜的“草根车”。(《中国市场经济报》2001.6.28)

(5)电信服务已经进入“草根革命”时代,开始向中小企业渗透,向平民化发展。电信服务进入“草根时代”,“效力经济建设,服务百姓生活”是电信企业的根本宗旨。(《通信信息报》2003.03.26)

时至今日,“草根”一词的使用量不仅继续攀升(我们2022年8月9日在读秀报纸中一共检索到包含此词的文章52832篇),且用法也有新的发展。例如:

(6)李宁与安踏30年之争王子缘何输给草根(《成都商报》2022.2.18)

(7)辣条已然不是那个“草根”(《中国食品报》2022.7.11)

以上二例中,前例的“李宁”与“安踏”分别是国内两大体育服饰品牌,前者以曾经的体操王子李宁命名,所以例中以“王子”代之,而后者则与之相对,所以代之以“草根”,这大致属于修辞上的“借代”;后例中,“草根”也非指人,而是指“原始”“低级”的手制食品,文章正文第一句“从‘草根’到现代工业化食品,究竟有多长的路要走?调味面制品(俗称‘辣条’)在实践中做出回答……”可以为证。

如果说,以上二例可以归入修辞用法的话,那么以下用例则义有所转,属于比较典型的“化用”⑥:

(8)海天论坛,从“草根”走向“专业”(《江苏法治报》2021.12.13)

(9)宣讲团实现了由“草根”至“大雅”的华丽转变。(《柯桥日报》2021.9.29)

以上二例中,“草根”分别与“专业”和“大雅”相对,意思非常明确,与《时代》和《现汉》释义相比,显属引申。

以下一例中的“草根”与“专业球员”相对,用的自然也是引申义:

(10)虽然现在还是一名“草根”,但是我相信在自己的努力下可以缩小和专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代表国家队参加更多比赛。(《北仑新区时刊》2021.11.5)

以下一例用的基本也是此义:

(11)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如果失去了草根,无异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6月5日,潍坊的业余足球爱好者迎来了重要时刻,2022年潍坊市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加之已经战罢四轮的潍甲联赛,潍坊的足球氛围日益浓厚,足球草根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酣畅和痛快。(《潍坊晚报》2022.6.7)

以上用例基本属于意义上的变化性使用,我们在同时期的各地区华文媒体进行调查,很少看到同类形式,大致说明它们属于其在普通话中引进后的新发展。

以下“程度副词+草根”也是如此,但主要属于用法上的变化性使用:

(12)这个家门口美术馆很“草根”(《宁波晚报》2022.2.23)

(13)山东最草根美食——煎饼卷大葱(《山东侨报》2022.5.20)

另外,由上引两部辞书的释义以及各地华语实际的使用情况看,“草根”基本用为“总称”或“通称”,因此一般不用于指称个体,但是我们也看到以下这样的用例:

(14)1位明星PK 6个草根(《广州日报》2013.5.31)

(15)龙凯美:一位草根的逆袭之路(《温州商报》2022.6.17)

此外,最具普通话特点的是“草根”作为修饰性成分大量用于构成指人新词语,我们所见就有以下一些(仅列出其中心语):“名嘴、画家、作家、作者、诗人、散文家、词作者、编剧、老师、发明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批评家、艺术家、收藏家、收藏人、企业家、工匠、代言人、警卫、大拿、师傅、警察、明星、宣讲员、文学青年、总理、总统、导演、球员、球王、能人、人才、英雄、战士、歌手、文艺人、音乐人、主播、讲师、艺人、教练、姐姐、大师、领舞人、和事佬、雷锋、创客、人物、好人、领舞人、蒜王、牛人、网红、间谍、创业者、专家、玩家、高手、达人、维权达人、书记、青年、捐赠人、烈士、志愿者、女孩、慈善家、运动员、选手、夫妇、能工巧匠、棋王、调解员、知识分子、智者、法官、戏迷、模范、律师”。

以上组合形式中,很多在其他华语区均未检索到用例,初步可以确定为产生于普通话圈的新词语。另外,我们还看到不少指称其他具体或抽象事物的组合形式,似乎也具有普通话的特色,如“草根爱情、草根作品、草根美食、草根书、草根效应、草根擂台赛、草根道德奖、草根大舞台、草根调解超市、草根创业基地、草根篮球联赛”等;此外还有中心语为动词性的“草根协商、草根宣讲、草根创业、草根私募、草根逆袭、草根发明、草根治水、草根阅读”;以及个别以“草根”为中心成分的如“创业草根、银发草根”等。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草根”一词在普通话中,循着“引进-吸收-发展”路径,经过“借用-自用-化用”三个阶段,达到了表义及用法的丰富化与多样化,与其他华语区一般使用情况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2 作秀

《时代》也收此词,标为动词,释义为“演、表演、演出”,在词条后标注“已”,指明此词已为普通话所吸收。另外,该词典还有以下说明:“‘作秀’新加坡一般只用于演艺娱乐界,一般的音乐、舞蹈、戏剧的演出,都只用‘演出’(演、表演)不用‘作秀’。港台地区、马来西亚也用。”

由此,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此词最初的使用地域较广,至少包括华语圈的新马和国语圈的港台;

其二,此词的使用范围较窄,一般只用于演艺娱乐界;

其三,普通话已经输入此词。

查《现汉》各版,从2002年第4版开始收录此词,释义为“〈方〉①表演;演出:歌星们依次上台~。②指为了销售、竞选等而进行展览、宣传等活动:想方设法~促销。[秀,英文show]”在2005年第5版的释义中,增加了义项三,即“弄虚作假,装样子骗人:那人惯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2012年第6版以后释义未变,但去掉了“〈方〉”的标注。

由此,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明确了此词的“泊来”身份;⑦

其二,释义比《时代》丰富,反映的是此词意义和用法的发展变化;

其三,说明此词已由“广义方源词”发展为“一般通用词”。

再查《全球华语大词典》,释义基本同于《现汉》,下边未加注使用地区,则进一步说明“作秀”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社区普遍使用的通用词。

“作秀”一词目前普通话比较常用,我们在读秀报纸共检索到包含此词的文章11982篇。以下是我们所见的较早用例:

(16)与外国影人有过多次合作的台湾电影界人士姚奇伟认为,当初《龙年》来台湾寻觅中国演员演出,基本上是一桩经过设计的“作秀”活动,借以增加日后卖片的声势。(《人民日报》1985.9.9)⑧

按,此例有明显的台湾地区背景,因此属于比较典型的借用,而这也说明它有可能首先产生于台湾地区,然后才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

以下一个新加坡用例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的上述猜测:

(17)1975年或76年,台湾出现了一个新词,叫“作秀”。所谓“作秀”,是指歌唱演员登台演唱;“秀”是英语show的音译。(《联合早报》1987.3.1)

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作秀”多为“本义”下的使用,而这也是《现汉》义项一的来源。以下仍以新加坡为例:

(18)虽然歌星身价是与受欢迎度成正比,不过一旦喊高的价码就不会再公开下降,因为谁也丢不起这个脸,只好私底下杀价或只叫不卖,象胜新太郎作秀喊价5百万,至今乏人问津。(《联合早报》1983.5.3)

但是,此词很快也出现了“泛化”的用例,即扩大化的使用,而这大致是《现汉》义项二的来源。例如:

(19)人家不愿演的角色,你澳洲人那么喜欢粉墨登台作“秀”,那就自个儿亮相好了,怎可以硬拉日本人上场呢?(《联合早报》1983.5.20)

(20)泰国外长西迪嘲笑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一种常年作秀。(《联合早报》1984.7.12)

在较长时间的使用中,“作秀”的意义进一步引申,以下用例大致可以说明这一点:

(21)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我相信是有人要利用这件事存心作秀,我只好出面讲清楚、说明白。(《联合早报》2001.4.12)

按,此例中“作秀”所表达的意义,基本能与《现汉》第5版增加的义项三对应起来。

以上事实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词汇的引进和吸收,有可能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动态的累积过程。比如,就一个多义词来说,在甲言语社区首先产生义项一,乙言语社区很快予以引进;后来此词在甲言语社区又产生了义项二,乙言语社区又接续引进;如果再有新的发展,这一过程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趋向于认为,这一过程背后,有一种“动态联动”机制的推动。这个问题极具理论内涵,值得深入探究。

就普通话“作秀”的使用情况来看,呈现出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其一,早期多用于演艺娱乐界以外,比如以下《大河报》的两个用例:

(22)霍教头“脱口作秀”:中国第一(《大河报》1999.9.20)

(23)国足本月香港“作秀”(《大河报》2000.4.15)

其二,后期(包括当下)不仅仍多为“泛用”,并且多用于贬义,比如读秀报纸检索结果显示,第一页的15个用例,全为贬义性使用。例如:

(24)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驳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在台湾大学发表的演讲,敦促阿扎停止政治作秀,“集中精力救美国民众的命”。(《人民日报》2020.8.13)

(25)美日韩首脑会仅23分钟无实质成果被批作秀(《大公报》2022.7.1)

再查当下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也都是泛化性、贬义性的使用。比如,香港《文汇报》首页的13个例子全为贬义,马来西亚《东方日报》首页的10个用例中有9个属贬义。这样,就使得各地华语中此词不仅在“显性融合”(即词的有与无)方面保持一致,而且在“隐性融合”(即具体意义和用法等的一致性)方面也是如此。⑨例如:

(26)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泡面文”被外界酸是作秀。(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022.7.31)

(27)许多网民似乎对汪小菲的苦情攻势不太买单,痛批他爱作秀。(马来西亚《东方日报》2022.7.23)

(28)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本周在参议院讲话时表示:“这本应该已经搞定了,但令人反感的是,另一方的一名成员——来自肯塔基州的资历较浅的参议员——明知自己无法阻止乌克兰的资金通过,却选择作秀,阻挠这笔资金。(美国中文网2022.5.19)

(29)对华人不接地气的指南,以后还是少来吧。华人大区,应该多与华人沟通,而不是作秀过场。(澳大利亚《悉尼邮报》2022.5.3)

最后,也作一简单总结:与“草根”相比,“作秀”一词在华语区产生的时间更早,因而普通话引进的时间也比较早;此词意义在华语区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而这一点也在普通话中一一都有对应性的反映。因此,如果说“草根”在普通话中是循着“引进-吸收-发展”的路径,那么“作秀”的发展路径或许可以概括为“引进-吸收-再引进-再吸收”。⑩

2.普通话的“输出”与全球华语的融合

如果说,普通话的输入是造成全球华语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全球华语融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这就是普通话的“输出”。并且,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发生的时间更为切近,更能代表全球华语融合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而以往的关注和研究却更少,因此更需关注、更应重视,并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笔者曾以2016年十大流行语中的“洪荒之力”与“蓝瘦香菇”在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区的使用情况为例,讨论了国语/华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问题(刁晏斌,2018:326-346),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以下我们再以“搞”和“高大上”为例,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分析。

2.1 搞

普通话的“搞”类似很多语言都有的“万能动词”,它来自方言,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普通话的口语化与通俗化特色,因而堪称其“代表词”(刁晏斌,2019)。此词直到现在依然保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比如读秀报纸中含“搞”的共有116841篇文章。(11)有台湾地区学者曾对普通话“搞”的大量使用提出尖锐批评(亓婷婷,1989),反映的是台湾地区“国语”少用此词的实际。我们曾经讨论过台港澳地区“搞”的使用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差异(刁晏斌,2012a),结论是其在台港澳的使用有两个特点:一是用量少,二是多用于贬义。而如果扩大范围,这同时也是华语圈此词的使用特点。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几乎在全球范围内,“搞”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发生极大的变化,而这正是普通话“输出”以及全球华语融合的具体、生动表现。

就使用数量而言,比如,香港文汇网近一年即有752例,而我们在澳门《正报》则检索到4180个用例。再看台湾联合知识库,“搞”的使用量更是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在其所收的《联合报》《经济日报》《联合晚报》《Upaper》等四家报纸中一共搜寻到32100条数据,也就是说该数据库中有32100篇文章使用了至少一个“搞”(实际的情况是有时一篇文章中会用到多个“搞”)。在海外华语中,印尼《国际日报》从2020年1月1日至今(2022年8月12日)共有1329篇使用“搞”的文章,而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中则有7460条这样的结果。

就感情色彩而言,贬义性使用的例子固然占多数,但是中性化的用法也比较常见,以下先看台港澳的此类用例:

(30)事情搞得好也许会觉得很踏实、务实,但事情搞糟了,倒霉的可能不只自己还会连带其他人,让我们一起来旺好运分享的“爱搞事情星座TOP3”吧!(台湾地区eNews新闻网2022.6.8)

(31)看我们网站的人,可以来当民间记者及专栏作家,也可能利用媒体的网络,去多搞一个网站,也可以去搞一本杂志或拍录像。(香港独立媒体2007.12.28)

(32)这几年澳门特区政府库房都以流出为主,几乎颗粒无收,所以,在搞规划搞基建的时候,还是要严谨对待。(澳门《正报》2022.5.25)

再看其他海外华语社区的用例:

(33)这场战役,日本由于市场决策错误而大败,而美国的成功在于,一方面抄日本作业,整合业界搞集体主义合力抗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日本极限施压。(新加坡《联合早报》2022.8.10)

(34)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说,政府只要搞好国家经济让人民丰衣足食,那么就不会发生国人到外国当廉价劳工,或被卖猪仔的惨况。(马来西亚《中国报》2022.7.9)

(35)当选主席黎威良致辞,感谢各位乡贤的信任和支持,使本人当选,我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把会务搞得欣欣向荣,帮助更多需要帮忙的人士,营造繁荣社会。(印尼《国际日报》2022.7.23)

(36)俄撤坦克、乌搞演习、美军增兵……俄乌局势不明各方动作不断(美国中文网2022.2.16)

(37)打疫苗前先搞清:欧盟批准接种的两款疫苗有何异同?(德国《华商报》2021.1.11)

(38)“火车迷”拜登欲大搞基建,中国奇迹,美国复制得了吗?(西班牙《欧洲侨声报》2021.5.9)

(39)女明星网红纷纷开始搞护肤品牌是新的财富密码?(澳大利亚“今日悉尼”2022.7.7)

(40)卫生部长猛烈抨击公立医院状况:只知领工资,不知道搞服务(南非华人网2017.9.16)

上述用例如果隐去出处,几乎完全看不出其与普通话一般用法有任何不同,由此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搞”的使用上,全球华语达到了真正的融合,并且表现出很高的“融合度”。

2.2 高大上

时下,普通话用户对“高大上”早已不陌生,它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缩略形式,大概在2013年开始流行,虽未进入当年的流行语“十大”榜单,但是使用频率也不低。以下是读秀报纸的最早用例:

(41)北京路升级定位高大上(《羊城地铁报》2013.9.13)

此例正文有“追求国际范的高端购物中心的建设、奥特莱斯店等不同新业态的陆续加入,可以视为北京路商圈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始”。

该词语有时也取“高、大、上”形式,例如:

(42)“高、大、上”礼盒失宠“土、肥、原”乡下年货吃香(《燕赵晚报》2014.1.14)

与作为“老词”的“搞”不同,“高大上”是一个面世时间不长的新词语。虽然其使用时间及频率远不及“搞”(读秀报纸中二者的使用数量比为116841:10955,后者仅为前者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不仅在普通话圈流行,而且很快也传播扩散到全球各地的国语/华语圈。

以下是不同区域的几个较早用例:

(43)最近一个词成为了网络热词,那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简称“高大上”。北京时间昨天,步行者和热队的东部头名之争就是一场“高大上”的比赛,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东部仅有的两支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球队之间的比赛,更是一场依靠高度(高)和强壮(大)赢得胜利的比赛。(西班牙《欧洲侨声报》2013.12.13)

(44)“高大上”水没那么神奇苏打水改体质没依据(巴西南美侨报网2014.5.13)

(45)日本刨冰也走“高大上”路线?(日本日经中文网2014.6.6)

(46)十道高大上又美味易做的菜!很多人名字都没听过(缅甸缅华网2014.8.2)

(47)两家的共同点都有“高大上”这样的修饰词,都承诺提供韩国最高标准的旅行,为观光旅客提供当地最好的食物和服务,杜绝强制购物。(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版2014.12.6)

此后一直到当下,我们也都能在各地的华文媒体中看到用例,再如:

(48)那刚从地里采摘的南瓜,稍稍烹调一下,那滋味才叫美,高大上的健康食品,大家都说这在城市里不可能吃到的。(菲律宾《商报》2015.10.11)

(49)Selina觉得相当新鲜,还戴起联合国的纪念钢盔,跟任爸、任妈当起观光客狂拍照留念。辰亦儒则说在联合国总部开记者会,真的很“高大上”,很像国际巨星。(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2.5)

(50)今天就为大家推荐5个在泰国本地颇有名气,但是又很少中国游客所知的SPA/按摩,他们有的在高大上的星级酒店内,有的隐藏在闹市小巷里。(泰国《星暹日报》2017.12.21)

(51)这家私有制的规划公司将大楼及其庭院打造成拥有一系列精品酒店、奢侈品店、高级公寓住宅、办公楼的高大上场所。(德国《华商报》2018.2.26)

(52)此外,广深港高铁列车的各种高大上设施也被网络重点关注。(澳门《正报》2018.8.27)

(53)既华丽又童话的香波堡是世界城堡界内公认的“高大上”作品,如何利用这个高大上的特性圈钱,从未被精明的商家忽略。(柬埔寨《柬华日报》2018.12.4)

(54)如此靠一张嘴装“高大上”的区议员,不仅丢工党的脸,还丢普世价值的脸呢!(澳大利亚《悉尼邮报》2019.6.27)

(55)几座更加宏伟雄壮的白色建筑像山一样扑面伫立,由更大的经过雕凿的巨石堆砌拼接而成,同样的白色、同样的圣洁、同样的新崭;造型更加高大上。(印尼《国际日报》2020.1.3)

(56)如果国家经济发展只注重「高大上」,而忽略地摊、小贩和小店的话,那恐怕不容易达至这样的目标。(思考香港2020.6.9)

(57)Lindsay从一个投行从业者的角度,聊聊一个真实的投行~投行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赚得多高大上?(美国中文网2020.6.10)

(58)比如,爱奇艺2016年宣布赵丽颖为首席会员推荐官,这些明星担任的「官衔」五花八门,企业积极让明星担任一个「高大上」的虚职。(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022.2.27)

有时,也能看到“高、大、上”的用例:

(59)我不知道人们讥笑鸭子什么。是嫌母鸭子走得既没有人走得“昂首阔步”“趾高气扬”的潇洒,还是不如鹅走得“高、大、上”又慢条斯理的从容,我实在不知道。(菲律宾《商报》2020.7.16)

(60)更浅白一点的说法,就是不必把环保、绿色生活想得多么“高、大、上”,我们需要做的不过就是回归到最简单的生活概念。(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8.3)

除了以上与普通话完全一致的用例外,我们也看到一些变化性使用的例子,这大致可以认为是在普通话基础上的创造性使用,基本可以归入上述“化用”之列。例如:

(61)海岛生活其实可以很悠闲写意,并不是非得晒日光浴才是度假,也不见得非得潜水才高大上等,浮罗交怡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马来西亚《中国报》2018.6.5)

按,此例在“高大上”后附加表示“等级”的“等”,由此形成的三项并列形式就是“高”“大”和“上等”,与原形相比,实现了对“上”的双音化扩展。这一形式目前我们只在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上看到用例,以下再举一例:

(62)提起“品牌”二字,我们总是不自觉联想到消费市场上各种高、大、上等的时尚名牌、昂贵精品,甚至是动辄几百万的名车、名表……(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3.15)

以下一例也是添加成分,但是又有不同:

(63)车身挂上中国海关庆祝通关横额和大红花的首名驾车从横琴来澳的女士称,感觉新通关时间稍快,并大赞新关高大上、靓。(澳门《正报》2020.8.19)

此例对“高大上”补充延伸,增加一个“靓”,从而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此外,在新马地区,“高大上”有时还取“高大尚”形式,例如:

(64)眼前令人惊叹的新景观都高大尚,美则美矣,但却陌生得让我感觉自己比较像是旅者。(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9.15)

(65)飞机师空姐空少都还算中上流行业,至少曾经风光炫目,穿戴高大尚,走遍五湖四海生活多姿多彩。(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20.12.22)

如果说以上是形式的变化,那么也有意义的变化,例如:

(66)北京冬奥昨天举行闭幕式,在旗手入场仪式上,率先进场的中国代表团旗手高亭宇和徐梦桃并非一同步行,而是由高亭宇“扛着”徐梦桃入场,非常“高大上”的徐梦桃并不断挥舞五星旗。(台湾联合新闻网2022.2.21)

此例中,“高大上”由“虚”转“实”,意义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上例只是修辞性的临时活用,那么以下一例则是“旧瓶装新酒”式的另赋新义:

(67)应对高大上情境策略借助平衡型基金(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022.2.22)

如果单看这个标题,会以为“高大上”用的是其“本义”,但是该标题下正文第一段中有以下的话:“新一年度开始没多久,全球市场即受制于政经情势不安而频繁震荡,有鉴于今年上半年将呈现高通膨、疫苗扩大施打、利率上升的「高大上」情境……”,则知这里的“高大上”对应的是“高通膨(胀)、扩大施打疫苗和利率上升”,而这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

以上两例显示,“高大上”已经在台湾地区具有了相当的使用基础,这样才会为其进一步的创造性使用提供更多、更大的可能。

3.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全球华语融合不仅有大量的事实需要发掘,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上文在前一方面做了一点工作,以下再就后一方面择要讨论。

3.1 融合:全球华语发展及其研究的关键词

我们认为,全球华语发展及其研究有两大关键词:“差异”与“融合”。在以往的全球华语研究中,前者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后者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状况应当尽快改变。

作为全球华语发展及其研究的关键词,“融合”的“关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事实依据。本文开头引用汤志祥所说的“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一方面陈述了汤先生本人所认定的一个事实,另一方面其实也指出了全球华语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点,而由后者则可以进一步启发人们对其发展过程及阶段划分的思考。新加坡著名华语研究专家周清海先生对现代汉语作了以下的阶段划分:“194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阶段,可以叫做现代汉语的分裂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是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周清海,2015)。这里虽然说的是现代汉语,但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全球华语。笔者在《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一书中,曾用一章的篇幅对融合问题进行讨论(刁晏斌,2018:288-349),深感周先生上述划分目光之敏锐与独到、证据之可靠与充分,可谓抓住了全球华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上文中我们所作的事实调查,都发生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也给周先生的划分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外,所谓融合,一定是有方向之分的:既可能是单向的(具体包括由此到彼和由彼到此,即输出与输入),也可能是双向的,并且在二者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由此就可以对融合阶段再作进一步的下位划分。这一点,周清海先生也有论述,他在谈及普通话向华语靠拢并举例说明后,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华语也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周清海,2008)。也就是说,周先生实际上已经对融合阶段作了两个下位阶段的划分,而我们对此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证明(刁晏斌,2018:300-349)。这样,立足并着眼于融合,就可以对全球华语发展的阶段性作出上、下两个层级的划分:上位划分是根据融合与否,分为分裂阶段与融合阶段;下位划分则针对后一阶段(12),分为普通话圈向国语/华语圈靠拢和国语/华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这样两个阶段,这里的“靠拢”与本文所用的“输入”“输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第二,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点,大致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全球华语研究包括历时与共时两个方面,如上所说,融合作为全球华语阶段划分的重要事实依据,对它的归纳和总结首先就可以纳入其历时研究的范畴,而如果缺少了这部分内容,也就不能支撑起全球华语的完整发展过程,或者说不能进行完整的历时研究,这是其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从共时的角度看,既然差异可以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那么融合同样也是如此,并且据我们对相关事实的初步了解和认识,这一研究同样也是内涵丰富,具有很大的事实与理论开拓空间,而以上我们所作调查及相关说明也能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其三,在一般的全球华语研究中,如果缺少了对融合具体事实的了解和研究,有可能会留下“死角”,从而造成研究或认识的“失真”。比如“草根”,如果止步于《时代》所标的“未”,即还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那自然也就不会在全球华语的视角下考察与描写其在普通话中的引进、吸收和发展状况;同样,如果对国语/华语圈“搞”的使用情况也停留在以前的认识,那么同样也遮蔽了真实的实时状况。

3.2 全球华语研究的“两翼”模式

所谓“两翼”模式,就是针对上述两个关键词,强调研究中二者并重,以求得均衡、合理、可持续的发展(刁晏斌,2012b)。如上所述,以往研究仅立足于差异,以发掘各地华语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为主要目标。翻阅相关论著,“差异”“特点”等均属高频词,反映的正是这一现状。对于全球华语研究而言,特别是在研究之初,以差异为重点是非常必要、非常合理的,但却不能总是停留于此,甚至以此为唯一目标和诉求。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提出全球华语研究“转向”的时候了,具体而言,就是由以往只重差异的“单边”模式,转向差异与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并且在融合方面投注更多资源、更大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补课”,即弥补以往融合研究的不足,补齐短板,实现差异与融合研究的均衡发展。历时方面,结合以上的阶段划分,一是上位的融合阶段需要花大气力进行专门的研究,二是该阶段的下位划分中,相对来说华语向普通话靠拢(即普通话输出)的研究尤其缺乏,所以更需重点关注。共时方面,我们强调“差异+融合”研究,即在面对某一具体语言现象时,既关注其与普通话或其他对象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关注它们相互之间趋同性的发展变化,即具体的融合表现。

其二是与时俱进,跟上全球华语的发展节奏,进行实时性的同步研究。就总体表现和主要事实来说,各华语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过去”(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大致属于“完成时”;而相互的融合则主要是“后来”(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至于“当下”的表现,其中很多属于“进行时”。比如上文讨论的“高大上”,其在国语/华语圈仍处于实时的动态发展中,因此应该实时关注,跟踪其发展动向。

其三是适度超前,合理预测。与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差异不同,新时代的全球华语融合具有更强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而这也就为“前瞻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且这也有可能成为全球华语及其融合研究一个新的增长点。

至于全球华语融合的具体研究方式、内容和要求,普通话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充分”不失为一个参照目标。所谓三个“充分”,就是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最早由邢福义先生提出(邢福义,1991)。由于全球华语融合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因而可能与之有更高的适配性。比如,在以往为数甚少的融合研究中,一般仅把目光聚焦于显性现象,主要是某一词汇形式的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这显然是比较粗疏的;而要做到“充分”,就必须关注各种隐性融合现象,即在融合过程中的诸多细微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及其造成原因等,从而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3.3 全球华语融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全球华语融合研究意义和价值巨大,具体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而言之。

第一,对全球华语研究而言。具体而言一是共时研究,二是历时研究,后者上文已经较多涉及,以下再就前者作进一步的说明。在共时层面,全球华语融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能够带来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挑战,而最终也必将使之取得新的、长足的进步。就全球华语融合来说,首先具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各种具体的促成因素、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其背后隐含的规律,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等,而这些都是需要发掘、归纳和总结的。另外,在具体的语言现象中,差异与融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具体表现一是“由差异到融合”,二是“既有差异也有融合”,此外还有“差异中的融合”以及“融合中的差异”等(刁晏斌,2020)。因此,既应该进行差异与融合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更应该进行两位一体的交汇式研究,即进一步由上述的“两翼”模式发展到“一体”模式。

第二,对全球华语学研究而言。“全球华语学”由本文作者提出,我们把它定位为“以全球华人共同语为研究对象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刁晏斌,2017a)。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强调全球华语的理论建设,突出研究的理论色彩,彰显其理论追求。在这方面,我们相信融合研究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比如,在“本体论”方面,前边几次提到的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特别是后者,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内涵和应用价值的概念。立足于隐性融合,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具体、细化的融合指标及表现,如对一个词而言,它的理性义、蕴含义、色彩义、语法义、语用义,以及使用频率、语域分布等,可能具有一致的融合表现,也可能表现出一些参差不齐的复杂状况,因此非常值得总结。再比如“融合度”,同样也极具理论内涵和色彩,虽然以往有过一定程度的讨论(仇志群,2013),但是还需从更多的融合事实中进行归纳总结,最终上升为完整的理性认识。在方法论方面,融合现象的发现程序、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呈现方式等,也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开发与利用。(13)

第三,对普通话研究而言。在这方面,融合研究也能做出自己切实的贡献,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了解和理清很多现象的来龙去脉。如前所述,华语融合前期以普通话输入为主,此期各种语言现象大量进入普通话,很多与原有现象融为一体,从而使之来源模糊、线索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华语融合现象调查研究无疑有助于追根溯源,理清具体的发展脉络;其二是融合研究方法及所得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移植”到普通话的研究。比如,普通话与外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普通话不同的语域、语体等之间,也有一个彼此交汇及融合问题,虽然不同于全球华语的融合,但也有一定的共性,比如显性与隐性之别,以及融合度的高低之别等;其三是有助于从另外的、新的角度认识普通话。比如,我们曾经讨论过哪些大陆词语容易以及不容易被台湾地区“国语”吸收(刁晏斌,2017b:288-292),由此受到的启发是,不同类型词语的“可融合度”是不同的,对某一言语社区(比如普通话圈)的词汇系统来说,就有可能按“可融合度”的高低进行“核心词语”“次核心词语”“一般词语”等的层级划分,由此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知,另外还可以用来对具体的融合及不融合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

注释:

①按一般的理解,“普通话的输入”有歧义:一指普通话对其他地区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的输入,二指其他地区对普通话某一或某些现象的输入,这里取前者。为了求得表达的简约以及与“普通话的输出”形成对应,我们暂且采用这一指称形式。

②本文的讨论对象是全球华语。我们把全球华语划分为“三圈”,即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圈、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国语圈和海外的华语圈,而这里讨论的“融合”,则是指上述三圈之间由异到同的各种表现。

③该报纸库共汇集除台湾省的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共近1000家报纸,其中很多报纸的收录时间从创刊至今,可以显示具体现象的所在文本及准确刊发时间,因此非常适合我们的调查需要。

④这里的“借用”,在我们划分的“词汇融合三阶段”中属于第一阶段,即在源词语语境下的直接引用,是词汇融合的起始/初级阶段(刁晏斌,2016)。

⑤“自用”是我们所划分词汇融合三阶段的第二阶段,即摆脱了源词语语境的自主性使用,是词汇融合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刁晏斌,2016)。

⑥“化用”是我们所划分词汇融合三阶段的第三阶段,即在意义或用法等方面与“源词语”有所不同的变化性使用,是词汇融合的更高阶段(刁晏斌,2016)。

⑦《现汉》“〈方〉”的范围不限于地域方言,也包括现在一般明确为“社区词”的港台词语等。

⑧此例以及另外几个新加坡的早期用例,均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黄晶帮助查找,特此致谢。

⑨“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是我们近期在华语融合研究中提出的一对概念,并进行了初步讨论(刁晏斌,2023)。

⑩以上两种不同路径或许可以概括为华语融合的两种不同模式,不过它的最终成立,还需要更多事实的支持。

(11)这里会有一部分误收、多收的情况,所以具体使用数字还应打一个折扣。

(12)前一阶段应该也可以作进一步的下位划分,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13)本文的审稿专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如何理解“融合”?是否出现“化用”现象就是融合?对于前一个问题,按照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融合就是一个缩小差异、增加共性的过程及其表现;另外,我们持一种动态的、分层次的融合观,而文中所说的“借用”“自用”与“化用”就大致属于融合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以上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它肯定有待深入和完善,而这正是我们下一步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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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华文教学与研究》 202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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