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兴起、盛行及制度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9 次 更新时间:2024-05-14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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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一、兴起与盛行

藏传佛教寻找活佛转世制度就是在13世纪时产生的。第一个尝试着实行的是噶举派。

噶举派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13世纪时噶举派已形成“四大八小”许多门派,其中一个大的门派是噶玛噶举派,位于拉萨西郊九十公里、堆龙河上游的楚布寺是其主寺。原来在吐蕃时期,即在唐代时已有很好的宗教道场,噶举派的第一位噶玛噶举法师都松钦巴(dus-gsum-mkyem-pa),其名字意为“知道三世: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名字与活佛转世制度很有关系。这位法师在楚布寺又建立道场(原来他在康区类乌齐建有一个道场),这个寺很兴旺,现在是噶玛噶举的根本道场。

都松钦巴影响很大,在西藏地区很有声望。他的弟子名叫噶玛拔希,“拔希”是蒙古语,可能是蒙古人称博士、大师、法师为“拔希”。“拔希”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类似现在的博士。汉语中的博士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像现在是受到社会尊重的称呼,如《水浒传》中的茶博士,是送茶的服务员。这样,“博士”在汉语里有个演变过程,后来正式定位为博士弟子员,得到国家承认,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做研究,在元明清以来更受到重视,这就不是茶博士的“博士”了。“拔希”可能就是从汉语的“博士”翻译过去的,指有学问的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能手”、“把式”。赶车好叫车把式,种菜好叫菜把式,所以有人认为“拔希”是“把式”、“专家”的意思。噶玛拔希发现,大家对都松钦巴的崇拜和尊敬一直没有减退,而且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这样的能人能继续为群众服务。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不仅是都松钦巴的学生,而且是他的转世。”大家就想当然了,他是在都松钦巴去世十年后才出生的,宣称是他的转世,转世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都松钦巴本身的名字就是“知三世”,这为噶玛拔希提供了一个宣传自己是转世的借口,他就在群众中俨然作为都松钦巴的转世。都松钦巴成为第一辈,他就是第二辈,攘迥多吉在他去世后第二年(1284年)出生,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转世,转世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转世”就是认为这位喇嘛很有慈悲,原本他已经功德圆满,已经有觉悟了,可以得到解脱了,可以出世了,但他有慈悲心,觉得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在茫茫苦海中煎熬,因此他再回来给苦难的人以救助,宣传佛教的宗旨,使他们得到解脱,就是“再回来”的意思。

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

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些新词,如圆寂,就是“死亡了”避讳的说法,也称为“走了”、“跑掉了”、“老了”、“逝世”等;对不大喜欢的人,就说“死了”、“翘辫子了”,等等。但活佛去世怎么能说“死了”,连一般的“圆寂”都不够尊敬,藏语有个词就叫“贡巴佐”(dgongs-pa-rdzogs),意为“假期满了”,或者说“心意满足了”。他已经是成了佛的人,得到解脱的人,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向西天的净土、兜率天宫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请假来的,请六十年或八十年,现在假期满了就回去了。很自然的,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所以叫贡巴佐,这是和活佛转世制度同时产生的词。

攘迥多吉是第三辈噶玛巴,前面的第一辈、第二辈是被追认的,第四辈乳必多吉得到很好的机会,到元朝朝廷和皇帝见面,他可以上达朝廷。本来噶玛拔希也有机会,他和忽必烈见过面,忽必烈请他留在蒙古地方传教,他觉得在西藏地区活动更有潜力,没有答应;他后来又犯了个路线错误,站错了队。忽必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争皇位,当他哥哥蒙哥汗死后,就在大都首先宣布成为皇帝。蒙古的传统是幼子承家,本来最小的儿子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往往继承王位,阿里不哥认为他应该得到王位,但被哥哥抢先宣布成为皇帝,就在蒙古和林也宣布自己是皇帝。噶玛拔希就站到了阿里不哥一边,跟忽必烈对立。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成为元世祖,阿里不哥成为失败者,噶玛拔希跟随失败者,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噶玛拔希本来有机会得到朝廷支持却错失良机,使噶玛派这一派始终处于民间,汉地给这一派一个称呼,把噶玛噶举的法师们叫“游僧”,就是由于他们在元朝没有获得最高当局的承认。但他们在西藏地区到处弘法,有很大影响。

噶举派的帽子:黑帽和红帽

噶举派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呢?是元朝某个皇帝给了噶举派师兄弟一顶黑帽和一顶红帽,师兄黑帽,师弟红帽,师兄弟二人共同弘传噶玛噶举,所以噶玛噶举形成两个系统:黑帽系和红帽系。黑帽系到乳必多吉时还很平常,没有特殊的地位。到第五辈噶玛巴得银协巴时,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很有远见,知道西藏的问题不能乱搞,就派一名藏人(太监)侯显(藏名洪保希饶,甘肃甘南人)到西藏去,特别提到噶玛巴——《明史》中称他为“哈立麻”,是“噶玛巴”蒙古语发音的汉语对音,永乐皇帝知道他的大名,让侯显请他去南京,又给了一顶金边黑帽子。明朝皇帝钦赐的这顶帽子,其重要性对于转世活佛是了不得的,表示它政治权威的延续性、有效性。到南京后永乐皇帝还封他为大宝法王,到现在为止一直传下来,从第五辈到目前的第十七辈。

二、活佛转世的制度化和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取得成功,受到人们的欢迎,都松钦巴、噶玛拔希、攘迥多吉、乳必多吉,一辈一辈积累,这就叫名人效应。当时在西藏地区很有声望的人,人虽然死了,但灵魂没有死,他还继续转世,继续为人们服务,大家也拥护他。这种名人效应带来的效果刺激了其他教派,别的教派纷纷跟进,宁玛派、萨迦派跟进最有成效,而把它程式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是格鲁派。

为什么是格鲁派加以制度化?

为什么格鲁派对这个制度这么积极,接受得这么彻底,而且接受过来以后加以制度化呢?因为萨迦派是靠家族传承,父子、叔侄相传,他们只是在名义上加一个转世活佛的名号而已,未做更多的努力;宁玛派也是家庭传教,也不急于找一个转世活佛来撑门面。

但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民间起来的。宗喀巴大师就是从民间起来的,他是安多人,不是前后藏人,历史上前后藏人对安多人有地方上的歧视,认为拉萨话是官话(dpon-skad),安多话和康区方言是乞丐的话(sprang-skad)。宗喀巴恰恰就是讲安多话的人,有口音,又穷,而且据说还吃大蒜,他自己在社会上争得一片天地,宣传他的戒律、他的著作和学术成就,在西藏打下一片江山。他的弟子、传人对于他的事业继承、团队向前推进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格鲁派最能够接受活佛转世制度,将这个精神继续下来。格鲁派和其他教派不同,在接受的同时也有改进。

如何指认转世活佛?

以前指认一个转世活佛,没有什么繁复的手续,最多只是去世活佛身边的人讨论一下,举出去世活佛的一些表现,然后根据这些表现或者留下的遗嘱,或者留下的一首诗,——遗嘱也好,诗也好,都是不明确说的,这就是在宗教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假若说出来了,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一定要是模棱两可、可以让人猜的东西。假若用不着猜,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和常识,就用不上了,所以要似是而非,制造悬念,悬念是最能引人注意的目标,所以后来的遗嘱基本上是一种悬念。我认为这件事基本上要从社会需要、社会的眼光来看。

为什么活佛制度推广得那么快?

人们心悦诚服,对于活佛的尊敬、礼貌,是以前佛教界领袖达不到的。这就是几次提到佛教要藏族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点。因为佛教传入西藏几百年后,到了14、15世纪,藏族人有了这种需要,佛教中的佛、菩萨都是外国人,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都是印度人,他们感觉到这些菩萨说话也不懂,我们的困难他未必知道,有一些要求他们不一定能听到,就希望菩萨里有本地的人。汉人也有这种心理,如汉人把菩萨接进来以后,就给菩萨分道场,四大菩萨四大道场。藏人进一步要求西藏化,就把有成就的法师作为活佛转世,一辈一辈转下来。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

宗喀巴大师在世时没有宣布他是活佛,至今没有人敢宣布是宗喀巴大师的转世,这说明有一定的界限,也和人们对他的尊重有关。后来他的弟子们开始转世,达赖喇嘛是从第三世索南嘉措开始转世的,前两辈是追认;班禅系统也是如此。班禅大师从第四辈罗桑却吉坚赞开始转世,他很英明,策略也高明,所以能在明朝快要灭亡时,走先一步,和西藏宗教的几位代表人——五世达赖、固始汗组成代表团,绕过蒙古到东北去找满洲人,去和他们建立联盟,后来叫满蒙藏联盟。满洲入关以前这个联盟已经建立,后来他被封为班钦(大班智达),意思是“大学者”,是有道理的。这样的事情表现出来,就增加了他的威信,班禅一代一代相传。

活佛转世制度的功用

在西藏地区,一个教团就形成一个财团,有奴隶、牧场,需要保持并扩大,并且不能把扩大的权力流失,而活佛转世制度使宗教财产不至于流失,教法不至于断档,能够继续严格的经学教育,教务继续向前发展。活佛转世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历史上的高峰时期,西藏、蒙古地区曾经共约有两千位活佛。

藏传佛教认为,达赖是观世音的化身,班禅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但至今没有释迦牟尼的化身。

观音菩萨是印度人,早期造像有胡子,是男性,到内地后逐渐女性化,这是中国社会的要求,不仅女性化,而且还美化。观音菩萨是圆通大士,随人们的需要而变化,人们需要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需要男相就男相,需要女相就女相,在西藏还有金刚相——是密教的本尊,要对付妖魔鬼怪,所以显示出威猛相。随缘现相,内地的庙叫圆通寺的,就是主供观音菩萨。有几部经典宣传观音菩萨的功德是很深入人心的,如《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对观音菩萨的威力、功德宣传很深入人心,所以人们希望得到她的保佑和帮助。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他是未来世界的主持,他使人们对于未来世界寄予无穷的希望。

活佛既然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特有制度,其地位就凸现出来,出现了很多学者型活佛,他可以继承前世活佛的书籍,这可不是件一般的事,因为西藏地区收集书籍不是很方便,活佛利用这种地位就可以多做许多事情。

 

【摘编自王尧先生著作《走近藏传佛教》(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活佛转世制度”部分】

作者:王尧(1928.3-2015.12),男,汉族,江苏涟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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