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浩淳:反思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三个理论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1 次 更新时间:2024-05-10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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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浩淳  

 

现代意义上城市社会实证研究的诞生,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学派”。随着社会学等学科在近代中国创立,尤其改革开放后学科快速成长和城市化经验材料催化,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逐渐得到发展。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思路、趋向与三个理论传统有关,这些理论传统的形成和传入以及对研究带来的影响,值得研究者反思。

第一,“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化理论”是一段时期国内外普遍流行、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至今仍在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中广泛运用。“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西方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日深,并扩展到其他领域。“现代化理论”并非某个单一学科理论,而是不同领域学者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理论的集合,涉及从经济增长、政治变迁、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解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涵盖“结构—功能主义”等六大分支和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内学者引介运用。

受该理论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社会研究从重庆、上海、天津起步,并扩展到其他不同区域城市。部分学者借鉴“结构—功能主义”思路,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行政中心、工矿业、沿海沿江、资源交通等不同类型,研究它们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轨迹,分析其结构、规模、功能、发展动力等,总结影响城市转型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借鉴“系统学派”做法,将城市社会视为复杂综合系统,号召研究城市内部的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并扩展到沿海、内地等不同区域城市,乃至其内部不同分工、贸易联系、城乡关系、社会分层与流动等。

与之同时,受芝加哥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国外主要研究思潮的影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眼光不断向下,深入城市底层和社会细部,研究经济和商业运作、居民日常生活、行业组织、民间社团、社会群体、交通与技术等,关注对象和内容愈加细化、研究题目越来越小,微观转向趋势十分显著,局限性也为更多人察觉。具言之,“现代化理论”隐含的发展论、进化论的单向内在逻辑,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解释框架等,不仅失之单一化、简单化、片面化,也容易造成重复性、碎片化研究。对相关理论的使用,虽有利于增强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不经分析思考的简单套用,亦有食洋不化、学术炒作之嫌。不仅如此,因适用理论而削足适履,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其他有价值内容。

第二,“区域比较理论传统”。比较研究是许多学科广泛运用的重要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理论,有学者认为区域比较理论的产生、广泛运用与经济学“区位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密切关联。然而,广泛运用于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区域比较理论,主要基于区域经济学发展理论、关系理论、运行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类型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区域比较理论包括区域内比较、跨区域比较(指不同区域内的对象比较)、区域间比较(以区域为整体进行比较)三类。

具体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区域比较涉及国外与中国的跨国比较,国内不同区域、类型城市社区乃至城乡社区的比较,尤以不同国家、区域类型城市在产生发展转型等方面最为瞩目。目前,城市间社会比较研究有两大类:一种为单体城市比较。除部分基于单体同类型城市,如将国内的上海、广州等与国外的横滨、新加坡等比较外,也有部分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外城市发展比较。另一种是不同区域城市比较,主要对不同城市发展做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城市发展潜力、特点、文化,涉及国内不同区域城市如北京、西安、南京、上海、广州等与香港、台北的比较,国内超大城市北京与上海的对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区域间城市比较、国内外城市群对比等。此外,城乡社会比较也成果颇丰,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涉及城乡贸易和经济联系、城乡身份转变和认同等多维度内容。中国城市、城乡社会比较研究,主要是对单体城市研究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纠偏补弊,是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等早期目标的客观发展结果,反映出城市社会研究者从宏观方面推动学术发展的尝试。然而,“区域比较理论”中许多概念缺乏明确区分,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加之对通则性与具体性的强调不够,容易造成比较对象泛化,尤其强行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作简单对比分析,不免牵强,并且会导致区域比较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缺乏强劲动力,影响也难以扩展持久。

第三,“空间分析理论传统”。“空间分析理论”是基于地理学等学科形成、发展的理论,涉及空间概念、结构、特征等基本问题。城市是特殊地理空间,城市社会研究不可避免会运用到地理学知识和空间分析理论,这不仅体现在当下中外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上,即使早些时期,也已有学者结合地理学和历史学对我国个别城市做整体研究。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关注和运用较多的空间理论,主要有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空间网络理论、景观空间理论等。“中心地”“城市网络”理论被施坚雅等学者引入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后,在学界引发经久不息的讨论。景观理论也是一经引介,学者争相运用,尤其在城市经贸、城乡关系、区域城市发展、社会文化等领域较为流行。

近年来,随着地理学等学科发展,尤其与其他学科交互影响,加之现代遥感、测绘等技术运用,城市社会研究对空间分析理论的利用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一,受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以及福柯对权力与空间解释等的影响出现的哲学化分析解释倾向,主要反映在城市意象、城市历史记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如道路、街头、公园、茶馆、纪念性和地标性建筑等研究中,更加关注空间生产的过程、表现形式等,更重视对空间背后权力运作的分析揭示。其二,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工程等学科理念作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地学化趋势。受埃比尼泽·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理论、吴良镛“人居环境”理论等影响,学者对城市景观、城市规划和布局、人居环境、城市生态等内容更加关注,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其三,对现代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的运用产生的技术化路径。该做法因符合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思路而被提倡,并将遥感、GIS等软件和系统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具体反映在地图制作、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

可以说,“空间分析理论”推动城市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分析解释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然而,在给研究者带来新启迪的同时,其脱实就虚的“哲学化”和“技术化”倾向也需要警惕。具言之,建立在数据库和新技术运用基础上的城市社会研究,虽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创新印象,但倘若缺乏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内在驱动,一味追求数理逻辑的推导演绎、新模式模型的构建、纯粹技术的运用,最终不仅造成学者迷失在各种数据、技术中,而且还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偏狭、学术兴趣的减少、学科发展动力的枯竭。

综言之,几十年来,在上述几种理论传统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深入、方法更加丰富多元,互有得失。另一方面,理论传统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制约也值得反思。我们要基于回应中国城市发展现实问题的宗旨,阐释理论传统的发展影响,反思其解释困境和存在问题,为未来研究摆脱既有局限,朝着更加开放、立体、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启示,为构建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城市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研究”(20CZS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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