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娟:“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2 次 更新时间:2024-05-0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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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娟  

 

【内容提要】近期以来印度与东盟关系全面升级并出现了新的调整变化,合作领域从以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为主,转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地区防务安全并重,特别是海洋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新驱动。印度正在借力东盟将影响力扩大到太平洋,以在亚太安全体系中追求有限影响最大化。“印太战略”强化了印度与亚太安全结构的关联,印度以更显著的主动性增强了与东盟的战略对接,东盟国家合作意愿的上升推进了印度深化与亚太的联系,上述“关联”、“对接”与“联系”是印度得以成为亚太安全体系中“结构调节器”的必要条件。南海问题是印度通过东盟从海上强化与亚太连接并增进影响力的典型案例。不过,印度与东盟关系面临一系列挑战,这导致印度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作用仅限于“结构调节器”。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会使“印太”地区的力量角逐计算趋于复杂,但不会导致地区安全体系发生质变。

【关键词】印太战略 印度 东盟 南海 结构调节器

 

近年来印度与东盟关系迈入“快车道”。在2022年印度与东盟庆祝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之际,东盟将与印度关系上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面,这是东盟与域外国家建立的最高级别关系,除印度外东盟仅与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建有此种最高级别合作。与此同时,印度与东盟合作出现了新的调整变化,合作领域从以加强文化交流、经贸往来、互联互通建设为主转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地区防务安全并重,更为显著的是海洋合作成为新驱动,双边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地缘安全联动不断增强。在2023年9月举行的东盟—印度峰会上,双方不仅在?第20届东盟—印度峰会主席声明?中明确提及南海,还发布了第一份以海洋合作为中心的联合声明。加之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动作不断,由此引发学界高度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安全环境下,海洋安全对印度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印度不仅是印度洋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而且对整个“印太”地区都有兴趣。这也意味着印度正在努力实现美国的期望———成为地区领导力量(leadingregionalpower),进而“印度改变了在中菲海上争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观点认为,夸大印度在西太平洋上的行动造成了一种虚假叙述,不利于印度在“印太”地区保持与中国的平衡,因此印度的南海政策没有改变。为了系统性解释印度和东盟关系的新变化,本文对印度的战略调整进行客观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战略调节器”(structuremodifier)的内涵进而开展学理性剖析。

“结构调节器”:印度强化与亚太安全体系关联的理论基础世界局势演化促使传统的地区划分发生深刻的演变。正如巴里·布赞(BarryBuzan)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所提出的,冷战时期的亚洲可划分三个安全复合体——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冷战结束后,东盟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加速,同时东盟国家认识到开放的地区主义的重要性,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开展了“外向型”经济合作,从而东北亚与东南亚整合为一个东亚地区复合体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复合体。受制于印巴冲突、区域内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基础薄弱,相较于亚太地区,南亚国家与外部的经济和安全互动较为有限,南亚呈现出自我“孤立性”。2017年美国“印太战略”正式推出,为南亚与亚太融合为一个“印太”地区超级复合体提供了战略支撑。这种超级复合体,被巴里·布赞定义为“一组由于一个或多个大国的存在而产生相对高水平的和连贯的地区间安全态势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而要组建跨区域的“印太”地区超级复合体,就需要作为南亚绝对强国的印度跳出南亚一隅。现实中印度也确实正在突破南亚地区限制,通过与包括中国、日本、东盟等的互动加速参与并融入亚太。其中,东盟区域与印度毗邻,成为印度从陆路及海上两个维度全方位推进与亚太地区连接的重要“桥梁”。

(一)对“结构调节器”的再定义

印度强化与亚太安全体系连接的影响是什么?或者说如何看待“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在超级复合体构建中的作用?对此,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两种经典解释:一是国家寻求成为权力最大化者(powermaximizer)。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当前,印度总理莫迪热切希望印度成为一个领导大国,这代表着印度最高领导阶层对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然而,就印度目前的综合实力而言,要成为世界领导力量还需要经过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印度难以撼动既有国际及地区秩序,也不具有提供全球性公共安全产品的能力。即使在亚太或者正在形成的“印太”区域,决定未来地区安全走势的两个关键变量是中国和美国,而非印度。二是国家寻求成为安全最大化者(securitymaximizer)。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ealWaltz)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对于印度与东盟的安全互动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一些学者解释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更多地表明,这个国家对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安全而不是实力感兴趣。也就是说,印度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安全最大化的国家。”如果在亚太地区追求安全最大化,合乎逻辑的战略部署是印度将绝对多的军事力量投入亚太地区,但印度的防务重点是在其东北部及西北部与邻国的接壤地区,在那里有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显然这两种经典论证无法解释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追求。

为更准确地判断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及其战略影响,本文将发展“结构调节器”的内涵。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视为由结构和互动单元构成的整体,但是约瑟夫·奈(JosephNye)发现了既不符合系统结构定义也不符合单元属性的因果变量。奈指出,“这些物质改变了国家利益的计算,但不一定会影响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巴里·布赞将这些因素称为“互动能力”(interactioncapacity),这种能力“不仅会影响单位互动的能力和意愿,还会决定什么类型和层次的互动是可能的和需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H。Snyder)和塔夫茨大学教授杰弗里·塔里亚菲罗(JeffreyW。Taliaferro)进一步将这类变量称之为“结构调节器”——“它们具有系统范围的影响,在本质上具有结构性,但在国际上并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这些因素“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例如规则和制度、军事技术等可被视为“结构调节器”。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将“结构调节器”视为能对体系产生有限影响的物质,这种物质既非单元,也非结构。不过在国际体系中,还存在这样一类变量,它们在本质上是构成体系的单元,它们能对结构产生影响,但不会导致结构发生质变,因为它们不是决定结构稳定的根本性要素。例如,在亚太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其结构是由中国和美国(或者美日同盟)作为两极、以“东盟中心”作为安全协调机制的系统,而其他中等强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它们与大国的互动,可能使体系结构呈现出演变为一极或多极的趋势,但是体系内权力的分配本质上由主导性大国互动决定。

基于此,本文将“结构调节器”的内涵拓展为:某一次要单元(本文主要关注国家行为体)或物质,通过强化与主要单元的互动,对结构产生有限的影响,以期待不断扩大自身在体系中的作用,成为大国战略计算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将能促使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力量称作主要单元,将诸如“结构调节器”这类仅能对结构产生有限影响的行为体视作次要单元。并且,本文认为在体系内能发挥“结构调节器”作用的次要单元大多为诸如印度这样的中等强国,国家实力过小无法与外部世界产生深度联系,而只有大国才能促使体系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结构调节器”的作用在于一是影响主要单元互动行为,二是加速或减缓现有体系的动态发展。“结构调节器”与“离岸平衡手”(offshorebalancer)较为相似的是二者均会对体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离岸平衡手”通常有被大国利用以遏制潜在敌对大国的含义。但“结构调节器”更加强调行为体的战略主动性,其目标不在于遏制大国,而在于在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提升在体系内的影响力。简而言之,“结构调节器”的追求在于成为“有限影响最大化者”(limitedinfluencemaximizer),这种影响体现在对体系变化具有强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故而本文的重点在于论述印度当前积极寻求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将影响力扩大到南亚及印度洋区域外的亚太地区,也就是强调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参与更加主动且有自身的战略目标,而非仅仅是受美国“印太战略”的驱动。

当然,在一个体系中并不是所有的中等强国都能发挥“结构调节器”的作用,那么中等强国成为“结构调节器”的路径是什么?为了更直观地表达,本文借助统计学方法,将“结构调节器”等同于一类混淆变量。如果将主要单元互动作为自变量X(合作、竞争、对抗),将体系结构设定为因变量Y(稳定、波动、质变),那么“结构调节器”便为混淆变量Z。Z通过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联,会模糊或掩盖X与Y之间的真实关系,导致偏差效应的产生。并且,混淆变量的存在使得数据推算更加复杂,增加了解释因果关系的难度,可用公式表达为:

(1)无“结构调节器”存在下的体系结构与主要单元互动的关系

Y=βX

(2)加入“结构调节器”后体系结构与主要单元互动的关系

Y=β1Xz+β2Z

Xz表示受到Z干扰后的主要单元互动

β1表示Y随着Xz变化而变化的程度

β2表示Y随着Z变化而变化的程度且β2较低

所以,中等强国需要通过与体系结构和主要单元互动产生关联,从而成为体系内的“结构调节器”。“结构调节器”对体系变化具有相关性,在战略计算中需要将其纳入在内,但“结构调节器”对体系变化不具备因果关系,它必须在研究中被识别出来,减少误导性结果。

(二)印度强化与亚太安全体系的关联

印度学者特里迪布·查克拉波提(TridibChakraborti)和莫霍尔·查克拉博蒂(MohorChakraborty)在?印度在南海的战略?一书中使用了“结构调节器”概念,试图说明印度加强地区参与不意味着会引发中印在南海上的军事冲突。但遗憾的是该书未能解释印度为何能作为“结构调节器”,也未能关注到2021年以来印度的最新动向。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结构调节器”能有限影响安全体系的原因在于作为“结构调节器”的次要单元与体系结构和主要单元互动产生了强相关性。其中,与主要单元互动的相关性既取决于“结构调节器”自身行动的主动性,也取决于主要单元与其互动的意愿。当前,印度与亚太地区的关联正在不断加强。

第一,亚太地区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印太”地区超级复合体的加速构建催化了印度与传统亚太地区的关联。亚太地区的均衡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为印度介入亚太安全体系提供了可能。如果亚太安全体系结构处于稳定模式,囿于综合实力限制,印度难以对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大国均势处于波动中,印度的战略偏好及选择可能加速大国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并且,“印太”地区主义的盛行让过去作为亚太“编外成员”的印度摇身变为塑造“印太”地区的关键力量。

第二,印度成为未来“世界导师”(VishwaGuru)的自信正不断上升,并且表现出更显著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从而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的两强格局中,印度曾一度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那时印度走尼赫鲁式的“不结盟”道路,不愿卷入除南亚以外的安全事务,未能在冷战时期发挥“结构调节器”作用。目前印度外交已偏离了传统的“不结盟”政策,与西方国家关系不断走近,深度发展与亚太国家关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参与者。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国内不断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和印度国家自豪感,在国外急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潜力和创造力、热爱民主和平、既与西方交好又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新印度。印度正大力拓展其外交圈,不断超越南亚地区,积极参与七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等跨区域多边合作机制。

第三,尽管战略目标不同,但亚太区域内主要单元与印度的互动意愿均显著增强,从而加强了亚太事务与印度的相关性。21世纪以前,虽然印度是南亚地区强国,但美国与其在亚太的安全互动较少。随着美国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美印建立起了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防务安全、经贸、科技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了实现共同的“印太”地区愿望,美国鼓励印度加强与东盟等区域平台的合作。而向来遵循平衡外交的东盟也正在与印度抓紧落实“2021~2025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日本不仅始终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而且在2023年3月公布的“印太新行动计划”的副标题明确写到“与印度一道,成为不可或缺的伙伴”。美日与印度加强关联的背后有明显的“中国因素”。

因此,“印太战略”的发展并试图对亚太的替代,印度与亚太国家及事务的强关联趋势,为印度在亚太安全体系中发挥“结构调节器”作用创造了条件。

二、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调整

地区结构变化、印度外交导向以及东盟国家合作重点的新调整,为印度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