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比尔·波特不一样，我常常寻找孤独，而不总是被孤独吸引。然而，当我遇到了波特这本书之后，却被他描写的孤独所吸引了。

改革开放了，生活富裕了，中国人却很累了。乡下人有钱进城了，城里人却往乡下住别墅了；乡下人有钱结婚了，城里人却闹着离婚了；乡下人有钱吃肉了，城里人却要吃素了；乡下人用纸巾擦屁股了，城里人却用纸巾擦嘴了；……文明的变化已使人手足无措、难以适应了。一个“五一”长假，几亿中国人在城乡之间奔来跑去，寻找乐趣和安慰。

中国之大，已难以找到一块清静的净土，足以使心灵独处自在了。在躁动的现代生活方式里，孤独可能会成为一种奢侈。

《空谷幽兰》里，被波特称为“最自由的中国人”，当然就不是在城乡之间奔来跑去的中国人，而是那隐藏在当代中国的一个隐士群体。他们红尘远隔，息影于深山老林，虽有佛道信仰，却不常住佛寺道观。其中还有知识分子，为穷尽宇宙人生之奥秘，弃绝了人际网络，加盟了这一隐士群体。

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准确人数，因为他们不用在任何部门进行登记，不用报户口；谁都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挖掘到生命的根源。作为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这些隐士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实际上象征着中国文化信仰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当中国人需要在宇宙与人生、凡人与神圣之间需要真正的交流时，中国人就会想到、需要这些隐士了，需要他们去为中国人找寻一个信仰的答案。所以，不要误解、甚至是曲解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往往是社会的精英，道教、佛教和学人中的精英。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隐士及其信仰传统，曾是中国文化中很有活力的一部分。这些隐居深山的修行者，常怀有比世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孤独之中蕴涵着那种能打通宇宙－人生关联的思考，为繁复人世锚定一个可以栖息的港湾。

“信仰”这个概念，它和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化”一样，没有统一的说法。可贵的是，隐士们在君子存而不论的六合之外，把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活出信仰的过程中，剔除了信仰就是一种认识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利益交换方式的种种毛病，把信仰修练成一种道德体验，一种解脱自在的乐趣，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

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隐居、隐士曾经是建构信仰和信仰表达的行家里手。他们最能得心应手地处理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身处世界边缘，却心怀信仰真谛。他们的信仰方式，是身体信仰，活出来的信仰。他们能够以一种身体信仰方式，出离了道德－政治的主宰。正因为它的这种能够出离政治的精神结构，才会使它成为中国信仰体系中硕果仅存的一块净土。

中国人最讲究道德，亦热爱政治，但道德与政治有如月亮和太阳那样，自然转换过渡。它们之间的矛盾，秘不可分而彼此互补，缺乏一种明确的界限。这就会使中国人常常会深陷在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更谈不上明哲保身了。所以，道之为道也，信仰之为信也，实为保身者明哲之术，能够把本来一体化的道德－政治模式，使用隐居、隐士的信仰生活方式把它们二者予以分离，建构出二者之间的精神距离。

为此，可以说，隐士信仰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身体政治，建构了最适合中国人的一种信仰表达方式和一种政治批评方式。特别是隐士们的信仰表达，以他们独特的个人信仰方式，隐藏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 “终南捷径”，隐藏了中国人彷徨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选择痛苦，隐藏了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道德与政治间常常发生无界限冲突的秘密，进而把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化解为个人化的神秘修道路径，在冰箱里冷冻了政治的顾盼，从而建构有比较完整的个人认同结构。

尽管这些道教隐士忙碌于生命，佛教隐士执著于心性，学者隐士则喜欢把隐居变成了人生艺术，但这些取决于信仰者个人的修行方式，它的文化本质是个人的，而在当代社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亦同时是信仰的。倘若人们都能在道德与政治间建构一种信仰距离，兴许中国人就会因此而建成一个远隔红尘的精神群体、道德修练的共同体。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报户口。隔离了那些不自由的外相，人就自由了。因此，我依然愿意相信，波特找到的这些隐士，就是当代中国最自由的中国人，而他们的信仰表达方式，等同于建构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身体政治。

比较隐士们的信仰方式，曾因出家为尼而轰动中国、如今哀荣遍地，被誉为上品上生的“林妹妹”，她所表达的佛教信仰，就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仅是一种告别生活的方式罢了。我不像作者那样乐观，以为隐士们的“纯粹思考”和“纯粹生活”，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至于比尔·波特的“寻隐之旅”，是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之旅”，此言甚大，不敢多虑。最后要指出，波特很熟悉中国信仰的奥秘，却在书的末了，说错一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它告诉中国人，“终南捷径”，亦殊胜因缘，但一了非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