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明使命”是欧洲殖民帝国广泛推行的一项殖民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是除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之外的一套殖民手段和道德修辞。19世纪，法国通过塑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对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族际关系、教育模式和政治制度实施了全面的所谓“文明化”改造。“文明使命”的推行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也给土著居民套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通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等多个维度试图祛除“文明使命”的烙印，摆脱对法国文明的崇拜和心理依赖、宣传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然而，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文明使命”印记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鉴此，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重塑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为。
关 键 词：民族国家构建 阿尔及利亚 “文明使命” 非殖民化 文明自觉 文化自信
19世纪，西方殖民话语的基础是所谓“文明”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话语①，这种政治修辞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之上，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和文明等级观念，更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殖民扩张中的典型体现。通过“文明使命”话语，英、法等殖民帝国不仅蔑视和忽略文明多样性和文明多源性的事实，反而以“征服者”“开化者”和“文明传播者”自居，在武力征服和政治控制之外建构了一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以一种更加隐蔽而深刻的方式维系其统治秩序，可见“文明使命”话语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印度学者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的评价：“如果将‘文明使命’从殖民主义中抽离，殖民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②因此，在研究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时，应当重视“文明使命”话语的历史影响。在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的132年里，法国不仅破坏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还将土著纳入其殖民话语体系，通过推广法式教育、宣传法国文化、管理土著和穆斯林群体来实现同化目标，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冲击着阿尔及利亚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认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殖民势力逐渐退潮后，法国加诸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文明使命”烙印成为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重要任务：首先是意识形态构建③，即从适应法兰西“民主”和“共和”观念的思想泥淖中解放出来，突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重新肯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代价值，④重塑国家主导型意识形态，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其次是国家构建，阿尔及利亚力图摆脱法国殖民控制，将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打造独立的政治框架以推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和现代化建设；再次是民族构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是推动国家实现独立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构建统一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核心部分。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打造以阿尔及利亚人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协调族际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整合民族资源，书写民族历史，来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殖民史学者惯于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观念角度去解释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殖民遗产⑤，而对“文明使命”话语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影响研究相对不足。⑥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不断遭遇认同危机、族际冲突、政治发展缓慢乃至转型困难等问题，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灌输和植入的“文明因素”余音犹在。有鉴于此，从“文明使命”的主体性视角分析法国殖民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殖民政策的推行，有助于我们阐释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践理路和发展困境，为破除思想殖民魔咒和祛除殖民意识形态残余提供若干理解。
一 作为法国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明使命”
“文明”(Civilisation)⑦原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后来逐渐被欧洲殖民者加以利用，成为其实现帝国主义理想、统治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工具。⑧殖民者声称“欧洲资产阶级对非洲大陆的征服是把非洲人从野蛮的‘自然状态’带入了文明状态”⑨，为“无知”的土著人民带去了先进的文明。相较于其他欧洲殖民帝国，法国更重视在殖民扩张中推广“文明使命”论和“文明开化”论。
(一)法国“文明使命”话语的形成
18世纪以来，“文明”概念已经变成法国推进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这一做法也被其他西方国家所借鉴，它们自认为是一个个现存的、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和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⑩拥有教化治下土著居民的特殊使命。(11)彼时，法国的文明观念和文明理论受到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具有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12)加之，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塑造了法国人的文明自负感，正是这种文明自负以及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和鄙视，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国“文明使命”观念的诞生及应用于殖民统治。在拿破仑的对外扩张战争中，文明观念首次被作为侵略口号加以利用。(13)但是，拿破仑政权的战败很快导致了法国在埃及乃至北非的影响力式微，法国亟须参与“争夺非洲”的殖民活动，为其殖民扩张和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的话语支持。
19世纪中叶，法国抱持着“文明”的使命来到非洲大陆，直接将民族和“种族”等级制度套用在当地土著居民身上。正如法国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所言：“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不是为了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14)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着手为“文明使命”话语造势，宣扬人道主义和同化主义，为殖民干预打造了一套“道德”理由。时任法国总理、殖民扩张的拥趸朱里斯·费里(Jules Ferry)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法国身负一项特殊使命：“我们必须相信，如果天意半推半就授予我们成为地球主人的使命，那么这项使命并不是去尝试种族间不可能的融合，而是传播或唤醒其他种族的优越观念。”(15)1884年，费里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优越种族”有权利教化“劣等种族”的言论。尽管费里的政治观点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左翼的批评，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精英深信法国独具“文明使命”，并很快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1885年7月28日，费里在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的演讲中提出“高级种族有接近低级种族的权利。我说他们有权利是因为他们有义务，有义务教化劣等种族。当西班牙士兵和探险家将奴隶制引入中美洲时，这一职责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常常是不为人知的。但今天，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具有慷慨、伟大和诚实这一文明的崇高责任。”(16)
至19世纪90年代，法国西非殖民司令部制订了详细的“文明使命”话语和殖民政策，借助各级教育渠道推而广之，实现且巩固了其对西非和北非殖民地的统治。189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明确将“文明教化”列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二)法国“文明使命”话语的特征
法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将“文明使命”话语付诸实践，并形成了“一个核心要点，两个支撑点”的基本特征。
第一，“文明使命”的核心特征是其作为一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代表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法国人将文明嫁接于法国人的民族气质和形象之上，在欧洲大陆塑造“文明”形象和文明优越心态。反过来，文明观念的普及促进了法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在法国人看来，它符合共和国精英们所说的法国人的“气质”：法国人是革命之子、罗马之子，是来拯救被遗弃民族的。殖民行为是法国文明和慷慨的证明，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完美展现。(17)18世纪，文明观念逐渐从欧洲知识分子的常用术语下溢到社会各个阶层、渗入公众意识，成为他们审视非欧洲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第二，“文明使命”话语的第一个支撑点是其所依托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生物学理论，后者为法国等欧洲帝国的殖民活动附加了科学光环。19世纪下半叶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种族主义被应用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区分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从而建立了一套符合殖民主义的“文明”标准。米歇尔·阿达斯(Michael Adas)坦言，现代法国文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信西方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具有优越性。刘易斯·潘森(Lewis Pyenson)则走得更远，他声称“文明使命”的本质是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学者)在全球传播西方“精确”科学的无私愿望。(18)
第三，“文明使命”话语的第二个支撑点是得到了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宣扬，成为思想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话语和政府殖民事业的道德辞令。19世纪早期，法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宗教领袖认为，法国文明具有相对其他文明的绝对优势。例如，从1828年起，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在他开设的关于欧洲文明与法国文明的系列课程中，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法国文明的优越性，而(以法国文明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本身又优于世界其他文明。(19)1841年，雨果直接将征服阿尔及利亚描述为“文明战胜野蛮，文明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另一个人……启迪世界是我们的责任。”(20)19世纪八九十年代，费里与莱昂·甘贝塔(Léon Gambetta)、查尔斯·福莱希内特(Charles de Freycinet)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征服运动和文明使命话语构建中发挥了政治主导性作用。
由此可见，“文明使命”话语不仅是法国自由主义发展与帝国荣耀再造的时代结合体，更是法国殖民意识形态塑造的原则和道德理性的再现。19世纪至20世纪，法国在征服非洲的过程中将文明观念与殖民主义相结合，衍生出一套除领土侵占和政治统治之外的另一种控制手段——“文明使命”话语(21)，其根本目的是对被殖民者进行思想奴役、文化控制和文化身份再造，从而确保其殖民利益和帝国权威。
二 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时期“文明使命”的实践
1830年5月10日，法国政府向即将出征阿尔及尔的法国士兵发出皇家公告，称“阿尔及利亚人民长期遭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法国取代土耳其人的统治和封锁阿尔及尔城是正当行为，也是为帝国荣耀增色的机会。(22)随着1830-1840年的有限占领和1841-1847年的全面征服遭到阿尔及利亚人的抵抗，法国亟需一个正当的道德理由为其殖民活动“正名”，“文明”话语旋即展现了其独特的效用。(23)
(一)构建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合法性”叙事
法国“传播文明使命、教化未开化民族”的热情超过了任何一个殖民帝国。殖民当局从未承认其殖民占领阿尔及利亚背后的真实动机，而是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渲染其“文明使命”的责任。第一，通过否定法国进入之前的阿尔及利亚历史、贬低阿拉伯人、推广欧洲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尤其是向阿尔及利亚青年人推广文明教化理念，打压和矮化阿尔及利亚人民，使后者从心理上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殖民统治。(24)同时，透过“文明使命”，法国人给阿尔及利亚当地人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和留下“亟待开化”的刻板印象，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土著民族面前享有合理的支配地位。
第二，法国文化强势渗透进阿尔及利亚，将帝国主义殖民系统伪装成服务于土著人民的慈善机构，以便在经济、宗教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摧毁阿尔及利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通过说明阿尔及利亚落后以及成为一个“开明的”欧洲国家的潜力，以便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弗朗茨·法侬(Frantz Fanon)评价其“以慈善的方式展现文明使命”是成功的，因为“殖民者不满足于宣称被殖民的世界已经失去了价值，或者从未拥有过任何价值。‘本地人’被认为不受伦理的影响，这不仅代表着价值观的缺陷，也代表着价值的否定。”(25)
第三，法国借用“文明使命”为其侵略和军事暴力行为“正名”，不惜将血腥之举美化为“人道主义”行为。1931年，法兰西政府为了向世界展示第二帝国巅峰时期的“文明贡献”和纠正阿尔及利亚错误的“善行”，特意举办了庆祝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100周年的博览会，以此证明是法国的殖民统治维护了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传统。(26)此外，法国通过接纳阿尔及利亚移民和为阿裔移民建立福利网络，向国际社会证明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27)总之，法国“文明事业”带来的殖民、剥削、奴役和屠杀，给土著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文明使命”话语的宰制不仅是停留在表面的破坏、歧视、压制态度，(28)更是深深镌刻在阿尔及利亚人脑海中的思想意识。(29)
(二)推行家长式的土著和宗教管理
在“用什么机制、战略和工具可以打败伊斯兰教，让(法兰西)文明取得胜利”(30)问题上，法国人首先通过殖民帝国的“家长式”作风征服土著居民。1844年，法国人建立了情报和管理机构“阿拉伯局”(Les Bureau Arabes)，以辅助殖民统治、监督酋长、审理案件、确定并征收捐税。“阿拉伯局”由掌握阿拉伯语的殖民官员领导，负责调整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管理结构，通过“家长式”控制模式将殖民者与各部落的关系制度化。(31)殖民官员通过充分了解人口信息、文化习俗、社会关系、部落派系和地方习惯法等，(32)加快对阿尔及利亚各地区的渗透和控制。
法国的同化政策同样体现在宗教控制方面。一方面，法国殖民者制定宗教信仰标准，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包括压缩阿拉伯语教学空间、关闭古兰经学院、监督且控制穆斯林的节庆和朝觐活动等，企图将伊斯兰教从阿尔及利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清真寺被频繁地征用，神社、墓地等也陆续被拆除或改建为法式建筑。那些坚持伊斯兰信仰、拒绝改信基督教和接受政治规训的阿尔及利亚人失去了成为“法国公民”的机会。(33)1871年之后，法国大肆推广同化政策。为消除伊斯兰教对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法国殖民者将伊斯兰教纳入官方管理体制，开办伊斯兰学院，培训对其忠实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实现对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全面掌控。(34)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被成功“驯化”，成为同化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工具。
1881年，臭名昭著的《土著法》(Code de l'indigénat)出台，其条款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民众举行公开集会、开办学校或拥有武器均须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也须得到特许；土著居民必须向殖民地行政人员提供食物、水和燃料等，如若拒绝，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法国通过《土著法》使法属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社区全面服从其殖民统治，从而软化其政治威胁。尽管法国的土著管理政策和宗教改造举措确保了欧洲移民和殖民官员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35)，但《土著法》造就的身份分类和殖民等级制度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这成为20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爆发的根源之一。
(三)全面推广法式教育和法国文化
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人就曾尝试在阿尔及利亚创办法国学校，但由于欧洲人的偏见和阿拉伯人的敌意，加上师资力量不足而未能实现。随着殖民势力的扩展，法国首先在阿尔及尔、奥兰等以法国人和欧洲移民为主的城市建立了与法国本土几乎同等水平的教育体系，推广法语教育。为了争取阿尔及利亚的富人阶层对法国殖民事业的支持，殖民政府不仅向阿尔及利亚本土精英和富人阶层的子女开放阿尔及尔等城市的教育资源，还提供法国高等教育机会和移民政策便利。此举不仅为法国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36)，并且为法国“文明使命”论的推广打开了方便之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人确实是殖民政府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们仍旧保持着强烈的亲法倾向。另则，法国的殖民教育基于一套精心设计和顺应时势的框架，这是殖民当局对阿尔及利亚文化殖民战略的核心环节之一。为了更加细致、深入和持久地践行其殖民政策，法国殖民政府于1850年7月14日出台相关法令，进一步限制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初等和高等教育，将该地的殖民教育系统纳入军方管控之下。
与法式教育相伴随的是法国文化的推广，尤其是法语的普及。法国人认为法语是削弱伊斯兰教政治动员的最佳手段，在此逻辑之下，法语被规定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而阿拉伯语则成为外语。在1885年7月法国国会关于殖民政策的辩论中，费里就强调语言应该放在文明使命的首要位置：“(法国)必须将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将其语言、习俗、旗帜、武器和天才带到任何地方。”(37)殖民者一方面借助殖民教育系统和世俗教育模式调整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教育，严格限制阿拉伯语的教授和使用，取消阿拉伯语课程，将法语定为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38)另一方面，将那些接受过法国教育、“进化了”(évolué)的阿尔及利亚人引入殖民教育系统，间接培养效忠法国的新一代臣民。此外，殖民者还要求阿尔及利亚作家以法文写作，取缔阿拉伯语出版社，文化、艺术完全以法国殖民文化为主。长此以往，阿尔及利亚人的母语被强力弱化和压缩，阿拉伯民族文化和历史教育逐渐淡出生活。
(四)人为区别和制造差异性的种族观念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间的族际冲突是法国殖民政府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产物。法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通过文明、宗教、身份、种族等观念奴化阿尔及利亚土著民族，推行民族分治政策，蓄意制造族际矛盾。以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为例，历史上两个民族长期保持和谐的族际关系，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后，打破了这一平衡态势。为了方便统治，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分而治之，重新定义二者的历史和族群身份。法国人有意歧视人口占多数的阿拉伯人，抬高柏柏尔少数族群，挖掘柏柏尔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天然差异。殖民者宣称，与懒散野蛮的阿拉伯人不同，柏柏尔人具有高贵的品质，两族之间有着清晰的分界线。为此，法国殖民者精心炮制了“卡比利亚神话”来区分两族人民，长期塑造了两个民族完全不同的身份认知和民族意识。(39)
这种叙事影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柏柏尔政治精英之间的理念差异。在亲法的柏柏尔人眼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殖民统治战争。他们反抗的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权，但并不反感法国文化、思想和语言。而阿拉伯人则认为，阿尔及利亚人的文化在百年来受到了法兰西文化的严重侵蚀，因而不仅要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还要发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去法国化。如果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脱离法国建构的族际关系，那么独立后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该如何塑造？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历史矛盾并没有随着法国势力的撤离而消除，反而很快演化成民族对立冲突。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实施非殖民化的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被用作对抗法国文化和柏柏尔文化的武器，甚至出现了不顾柏柏尔人利益，强制推行阿拉伯化政策的现象。文化和政治空间长期遭受压抑的柏柏尔人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综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它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0)。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文明使命”无疑对阿尔及利亚造成了更深层次的“破坏”。在“文明使命”话语和同化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法国的殖民统治不顾阿尔及利亚的长远发展，给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留下了诸多亟待“建设”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文明使命”话语所推动的理性主义、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教育等促使法属殖民地人民接触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走出封闭状态，促进文明互动和社会发展，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文明使命”话语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助力殖民政府解构了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压抑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还摧毁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思维模式和传统文明，将欧洲文明相关的文化、教育等思路复制到阿尔及利亚，造成阿尔及利亚人普遍的文化保守趋向和文明自卑心理。放眼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法国推行的“文明使命”话语尤其凸显了“文明”殖民思路的“破坏性”本质，即殖民者的“建设性使命”寓于“破坏性使命”之中，最终服务于殖民利益。
三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文明非殖民化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反抗性质的非殖民化运动(41)，其目的是瓦解法兰西帝国殖民统治历史的合法性，使得建立在旧殖民体系之上的宗主权一去不返。然而，殖民统治的终结和殖民机构的解散并不意味着殖民意识形态的完全消失。(42)法国“文明使命”话语在文化和心理上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塑造着阿尔及利亚人的价值观和文明观。因此，以政治制度建设、民族构建、意识形态塑造和民族文化建设等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构建，内含了祛除“文明使命”的历史任务，即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本质是进行一场彻底的“文明非殖民化”持久战。
(一)伊斯兰社会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政治制度建设和民族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一般包括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前者是指政治制度建设，后者是指民族认同的构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斯兰教原则内重建民主的和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主权国家。(43)独立后，在政治派别分裂和形势动荡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文化的非殖民化。本·贝拉(Ben Bella，1963-1965年在位)执政时期的重心是巩固政治权力，推动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向独立民族国家转型，即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国家。
从1954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到1962年6月的黎波里会议通过的《的黎波里纲领》，均突出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且将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度建设之中。(44)也就是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被提升至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政策层面，用以替代法国“文明使命”话语。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努力将本土传统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第三世界革命思潮(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充分结合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中，进而建立“伊斯兰社会主义”(45)，其目的是在消除法国“文明”观念影响的基础上，探索国家政治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国家建设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国“文明使命”遗产的影响。一方面，从政治制度设计上看，阿尔及利亚从形式上采用了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希冀从制度上完成“现代化”转型。但同时，受血腥的反法独立战争影响，阿尔及利亚军事和安全机构也在战后国家构建中确立了显著的地位，甚至与总统权力相挟制。这进一步塑造了独立至今的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即军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46)另一方面，独立后，法国通过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干涉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决策和国家建设，(47)对当代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阿尔及利亚还进行了民族构建，即在“国家民族”构建的层面上完全扫除“法属阿尔及利亚”构建的民族认同，并对过去殖民统治下分裂而出的民族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48)法国的殖民征服推动了阿尔及利亚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和认同意识，它们在反殖民浪潮中孕育了现代民族意识。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命团结了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独立后，如何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身份的群体纳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强化彼此的认同和联系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49)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该国民族主义者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作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标识，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觉醒。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者融合了北非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共同打造了阿尔及利亚“国家民族”的核心，即将反殖民主义、阿拉伯—伊斯兰认同和民族主义融入新的国家民族之中。(50)例如，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宣言就强调了民族传统的现代价值，主张在伊斯兰教原则的范围内重建民主的和社会的阿尔及利亚主权国家。(51)
(二)阿拉伯—伊斯兰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
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中，文化批判和思想“去魅”从未停歇。从殖民地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重置，即将战争状态下对抗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家内在的政治共识。《的黎波里纲领》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称为最核心的意识形态，(52)强调国家回归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也即突出了阿尔及利亚文明中阿拉伯—伊斯兰的单一特性，并将其与非殖民化相结合，以达到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目标。
统一的意识形态对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建设是阿尔及利亚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转变，将战争革命话语转化为民族国家的内在共识，从而防止社会因文化符号的碰撞而遭到撕裂。(53)因此，民族解放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从理论层面强调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独立后的前三任总统先后通过政府行政体系和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使国家对民族认同的定义转变为公共话语。《阿尔及尔宪章》“重构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用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话语取代了以往的反殖民主义叙事”(54)；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是伊斯兰—穆斯林民族，其历史叙事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初期；(55)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相协调，从而推出符合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路线。其主要任务有：其一，实现政治精英和各民族的团结，培育民族认同；其二，实现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合法化，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其三，重新解读历史资源，帮助解决现实问题；其四，为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提供一个行为框架。(56)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延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上升为民众‘忠诚’的依据。”(57)阿尔及利亚拥有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通过重新解读民族历史资源，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
从阿尔及利亚意识形态构建的路径看，阿拉伯—伊斯兰化辅助构建民族认同的第一步是民族文化层面的去法国化；第二步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强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属性，否认存在其他民族；第三步是以阿拉伯语为工具进行宣传，并使其成为政府、教学和生活中的首要语言。(58)伊斯兰改革主义者进一步重申阿尔及利亚的官方信条：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59)从《的黎波里纲领》到1986年重新修订的《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意识形态刻上了三重烙印：民族(民族团结)、国家(专家治国制度化)、伊斯兰教(文化的确定性)。(60)“阿拉伯人”“阿尔及利亚人”和“伊斯兰文化”的回归无疑都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共同体塑造的体认过程，这些不仅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书写的前提，而且是民族话语权和民族自信心重新树立的过程。
(三)民族历史书写与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自信重塑
实现文明非殖民化的一项核心任务是阿尔及利亚人通过重新书写民族历史，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当代阿尔及利亚历史书写长期被殖民者把持，处于失控和失语的状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方式之一是抹杀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种对殖民地历史的征服与话语垄断(61)，刺激了阿尔及利亚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后对民族历史和国家文明的书写与记忆。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打造普遍的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感，首先要突破文化霸权和历史“被塑造”的现实。通过重写和改写法国人书写的阿尔及利亚历史，解构殖民话语和学术权威，重新建构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身份、集体记忆和共同体意识。
20世纪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史学书写旨在唤醒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记忆，同时尝试与法国争夺战争遗产的话语权。战争记忆史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揭露法国殖民主义、建立民族自豪感”以及非殖民化的必要过程。阿尔及利亚民族史学书写中的“通史转向”与“战争记忆转向”突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单一叙事和历史连续性、统一性线条模糊的现状，对于重塑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多元化和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的理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此外，新民族史学进一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树立历史意识、培养民族集体记忆，夯实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20世纪80年代，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起了一场阿尔及利亚现代史书写运动，呼吁所有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完成这项使命，要勇于挑战殖民主义者“伪造”的历史，将占领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国家施加暴力的事实证据挖掘出来，作为阿尔及利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写入历史。拥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史学家杰巴尔(Djebar)使用法语写作，模仿殖民话语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书写历史，(62)达到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对威权主义的彻底颠覆……模仿的威胁在于它的双重视野，揭示了殖民话语的矛盾心理，也破坏了它的权威。”(63)
总之，独立以来，如何祛除法国“文明使命”论的影响已经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任务。尽管阿尔及利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依然努力从政治制度建设、民族认同构建和意识形态重塑等方面打造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国家。
四 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困境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文明使命”印记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尽管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屡遭挫折，但仍在不断调适中前进。
(一)阿尔及利亚精英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转型的矛盾
受法国“文明使命”话语的影响，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国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部竞争基调和精英政治文化(elite political culture)，各派精英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剧了政治分裂态势，长期严重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家稳定与政治转型。
第一，当权者和反对派、军方和文官之间长期互不信任，权力轮转频繁，国家政治转型或权力过渡屡次陷入危机。(64)由于革命经历和政治立场不同，亲法知识分子阶层和阿拉伯—伊斯兰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独立后陷入了政权斗争漩涡。例如，受过法国教育的本·贝拉和受过阿拉伯伊斯兰教育的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1965-1978年在位)在政治立场和国家政治道路认识上分歧重重。(65)1965年6月19日，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本·贝拉后，民族解放阵线随即失去了唯一执政党身份，沦为统治工具和政策执行机构。(66)1989年宪法终结了布迈丁时代的权力结构，传统的权力支柱总统、军队和政党三者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多元民主政治开启和一党制的废除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在阿尔及利亚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原先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正在丧失竞争力；另一方面，转型时期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系沦为政治精英手中的权力争夺工具，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下降，政治发展失序。(67)例如，1991年，军方以非常规方式干预议会选举，引起了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不满，进而引发了阿尔及利亚十年内战。1999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1991-2019年在位)当选总统以后，一直设法在民族解放阵线、民族民主联盟和情报安全局之间维持一定的权力平衡。(68)21世纪布特弗利卡开启军队全面现代化以后，阿尔及利亚军队继续保持强势地位。随后，围绕布特弗利卡继任问题，阿尔及利亚再次经历了一场波及军队、安全部门和政府的内部权力斗争。
第二，随着革命一代领导人的魅力消退，新的精英阶层倡导政治自由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不断翻新的政治危机。加之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djedid，1979-1992年在位)总统第二任期的经济改革失败后，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顿，民族矛盾突出。长期被边缘化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精英阶层要求通过社会运动迫使统治阶层在尊重权力轮换原则、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多党化改革。沙德利总统就曾尝试开放党禁，重建政权的合法性。1999年，布特弗利卡上台后继续推行民主化改革。他作为以军队和官僚集团高层所组成的旧体制的一代，也是富有政治魅力的革命元老，尽管他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更迭局势，但没有终止阿尔及利亚政治动荡。2019年，因布特弗利卡继续参加总统大选引发民众抗议浪潮(又称“希拉克”运动)，阿尔及利亚政权合法性遭受全面挑战。(69)总之，常态化和规模化的抗议运动表明，阿尔及利亚当权者内部的权力斗争还将持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危机继续考验着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韧性。
第三，尽管1989年宪法试图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来重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结构，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并没有获得阿尔及利亚统治阶层的信赖，而是沦为政治反对派起势的工具。2019年12月，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通过选举上台，从参选到最终当选的整个过程都遭到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反对。民众不能接受“统治权力”(le pouvoir)(70)继续主导阿尔及利亚政治，严词批评特本总统是一个妥协型的领导人。
从本质来说，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政治困境不仅仅反映了法国殖民历史遗产束缚之因素，而且暴露了其自身的政治发展缺陷。独立后的数十年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建设总体落后于经济发展，以至于不能协调精英矛盾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压力与转型问题。另外，不同统治集团派系之间、阿拉伯语族群和法语群体之间以及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最终累积为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道路上的沉疴旧疾。后布特弗利卡时代，特本总统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期望以经济发展缓解阿尔及利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压力，同时推动“重返非洲”(71)、向邻国派遣军队参与维和，不断提升阿尔及利亚作为北非大国的地位，进而试图摆脱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困境。
(二)阿尔及利亚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乏力
法国“文明使命”话语对阿尔及利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法国“文明使命”论的传播过程中，异质民族与文化的进入使得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在不同文化碰撞中陷入迷茫，无法像埃及、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那样从本土文化中进行民族寻根，获得文化自信，从而形成具有本土特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统一的文化认同。(72)独立后，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塑造阿拉伯—伊斯兰意识形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大力推动社会、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阿拉伯化，力图摆脱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因“文明使命”而维系的依附性关系，但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第一，阿拉伯语化运动举步维艰。语言是一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独立后，本·贝拉和布迈丁两位总统都曾极力推动自上而下的阿拉伯语化运动，以破解法国殖民统治导致的阿拉伯语地位下降难题。但法国100多年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渗透早已将法语及其文化深嵌于阿尔及利亚的主流社会，阿尔及利亚的掌权精英大多具有法国留学背景、崇尚法国文化，他们视法语为“贵族语言”，即便大学毕业生也将精通法语作为进入政府部门或大企业的基础条件。(73)随着20世纪全球化的浪潮推进，国际性语言的广泛应用成为主流趋势，代表阿尔及利亚人身份的阿拉伯语地位再次受到冲击。1992年，时任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长阿里·本·穆罕默德曾考虑把英语纳入教育体系，他后来因此被迫辞职。(74)布特弗利卡总统一方面强化阿拉伯语的母语地位，另一方面引入其他外语来抵消法语的强势影响，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法语仍然是高等教育、政府和商业等领域重要语言，阿拉伯语仍然只是宗教、日常生活和公立学校的语言，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法语的霸权地位，更难以推行全面的阿拉伯语化。21世纪，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北非国家的语言政策开始转向，倡导英语的广泛使用，以努力争取英语所代表的全球性资源。(75)2020年上半年，阿尔及利亚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长切姆斯·埃丁·奇图尔(Chems Eddine Chitour)言及提升英语水平有利于增大就业机会，提高学术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因此强调让英语逐步融入大学课程和学生培养计划中。(76)可见，阿拉伯语化与英语、法语的选择应用，不仅彰显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的取向，更代表了语言背后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较量，其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多元化路径来解决殖民文化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阿尔及利亚教育体系的阿拉伯化和本土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教育深受法国的影响，本土化建设推进缓慢，教育体系也是以法国教育体系为蓝本进行修修补补。直到1978年，阿尔及利亚初等教育层面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才彻底完成。(77)沙德利时期的高等教育阿拉伯化政策更多的是注重量化结果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78)布特弗利卡执政时期，尽管阿尔及利亚在国民教育制度方面进行了相应改革，如课程设计、教学实践、师资培训以及学制规划等，(79)但这些仍是形式上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体制。阿尔及利亚现有教育体系暂时无法为塑造阿尔及利亚本土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提供更大的支持。总之，去法语化关涉社会、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消解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依附性关系，这需要漫长的发展和调适过程。
(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化与多元民族文化身份的矛盾共存
在“文明使命”话语之下，作为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同样遗留着复杂的族群矛盾和双重身份群体归属问题。但是，过于激进的阿拉伯化政策给阿尔及利亚人的多元文化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过分激进的阿拉伯化政策加剧了柏柏尔人等少数群体的被边缘化，而且导致政治、文化与社会活动的低效乃至混乱，不利于社会价值的健康传播和长足发展。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最终走向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的属性被诠释为阿拉伯—伊斯兰认同。(80)1963年和1976年，阿拉伯人主导的执政党分别通过两部宪法确立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属性，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拉伯语为官方用语，国内教育全面阿拉伯化。同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否认柏柏尔人的民族属性，认为后者与阿拉伯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差别是法国人种论学者虚构出来的。(81)柏柏尔人发展本族群语言和文化的诉求被认定为“威胁国家的危险因素”，在公共场合及文学作品中使用柏柏尔语也是非法行为。大学教学中的柏柏尔语课程被取消，大量伊斯兰研究机构进入柏柏尔语言区。沙德利时期，柏柏尔人控诉政府在教育和行政机构推行的阿拉伯化政策伤害了柏柏尔人的民族平等权利，社会鸿沟持续扩大。阿拉伯化的快速推进导致柏柏尔文化长期被国家忽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柏柏尔之春”(Berber Spring)是柏柏尔人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全面压制其语言文字、粗暴推行阿拉伯化的斗争，甚至点燃了马格里布地区柏柏尔人的文化复兴运动。因此，阿拉伯化政策主导下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激化了更加复杂的族际矛盾，不利于民族国家构建和族际政治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许多曾在法国留学、接受法国文化浸染的阿尔及利亚人虽然能够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法语，但从长远来看，当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属性投射到同一个体身上时，文化的二重性时常带来矛盾和碰撞，(82)造成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撕裂。在阿尔及利亚国族身份的构建过程中，拥有“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y)的阿尔及利亚人身处阿法关系夹缝之中，长期饱受身份困苦。法国政府有意淡化国内阿尔及利亚后裔关于殖民历史与其身份的关联，(83)努力将阿尔及利亚殖民历史记忆与当下的“穆斯林问题”区分开来。但随着21世纪阿尔及利亚劳动移民持续大量涌入，法国世俗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间的冲突愈发激烈，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穆斯林移民长期深陷适应融入问题(84)，逐渐成为法国社会中的受争议性群体，也是法国政治隐喻中的特殊存在。
从长远来看，针对“文明使命”论影响下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的困境，该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努力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被法国文明观念及法国文化“染色”的本土文化重新调和，这是因为受到法国政治文化深度影响的精英阶层的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了阿尔及利亚国家政治道路和国家认同构建。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也应处理好族际关系，加强国民的共同体意识，平衡去殖民化与维护国内团结二者的关系。
五 结语
“文明使命”话语塑造了一种不对等的文明交往形式，从一开始就建构了一种文明等级观念，从而衍生出法国畸形的文明殖民意识形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支持，西方文明以野蛮的方式征服和控制亚非拉地区人民，后者被动卷入西方的“文明进程”和话语轨道。相对于殖民统治的经济剥夺和武装破坏，法国强加的文明压迫和殖民后遗症早已渗入阿尔及利亚历史和民族血液之中，成为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文明使命”论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社会原有的社会观念和发展节奏，也将文化殖民理念植入阿尔及利亚人的思想深处，迫使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文明非殖民化和思想去殖民化过程。概而言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实际上内含着摆脱法国“文明使命”的历史重任，是巩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成果、团结各个民族和社会团体、建立种族平等包容国家的关键步骤。
就阿尔及利亚国内而言，经过60年的政治建设和民族认同打造，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和国家认同。但是，由于政治精英难以完全摆脱殖民思想的影响，导致阿尔及利亚在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受困于持续翻新的政治危机。阿拉伯化运动和伊斯兰现代价值的再现为阿尔及利亚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非殖民化的历史任务驱动，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初期国家建设中过于强调单一意识形态，直接导致国家政治建设稍显僵硬。加之，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内耗问题突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族际冲突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等，严重损害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构建效果。
从国际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后，法国仍然与阿尔及利亚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关系，通过合作和特权来获取直接利益。法国常在国际上以“非洲代言人”的形象自居，继续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加大渗透与控制阿尔及利亚。(85)例如，在马克龙主持发布的2022年《法国国家战略评估报告》中，强调法国政府通过文化外交等多重手段重塑法国在非洲的形象。(86)这种文化软实力输出和经济贸易影响无形中左右了阿尔及利亚的内政外交。由此可见，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均没有放弃法国在非殖民化时期对非洲大陆的“新殖民统治”，这种“借助原殖民地实现大国战略目标、保障国家利益的殖民惯性”(87)丝毫没有褪色。因而，充满自主性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既需要重塑自身的民族文化自信、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颠覆文化霸权长久以来的倾轧，也需要警惕法国文化殖民主义复燃，更要倡导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文明对话、平等交流，以促进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国家发展和非洲文明普遍的自信、自觉与自为。
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在“文明使命”论的阴影下，非洲前殖民宗主国对非洲国家依然保有一种“主人翁”的姿态，肆意干涉非洲事务，对于殖民时期的各类罪行也拒绝做出官方回应。阿尔及利亚政府多年来一直要求法国官方和社会对其殖民行径进行“真诚的道歉”和忏悔。虽然法国近几任总统均有发表过象征性的演讲，但在实际行动中依然态度傲慢，反复无常。例如，2007年12月5日，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大学发表演讲时公然推卸法国殖民的历史责任：“儿子不需要为父亲所做的事情道歉”。(88)
严峻的现实深刻地表明，“文明使命”论的历史遗产仍旧横亘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法国方面继续延续殖民思维和帝国幻梦，将法、阿两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置于一种“主—从”关系之下，导致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至今难以发展出真正平等的双边关系。即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3年初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未来：法国—非洲关系》的演讲，阐述法国与非洲“新伙伴关系”(Le Partenariat Afrique-France)，(89)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其经济、军事和安全利益。阿尔及利亚独立60余年的历史清楚地证明，法国若不摒弃“文明优越论”执念、放下“文明使命”论的迷思，其非洲“新伙伴关系”难以走出话语与行动悖论的怪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更是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改善。总之，在全球深度交流交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厘清“文明使命”论的历史遗产，对于理解现代西方国家的新型文化战略与欧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文明使命”一词也译作“开化使命”，是15～20世纪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期间，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为自身合理性辩护的一种措辞。该概念最早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用以强调法国文明相对于其他所有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其在非洲殖民事业的理论化表述。See Pernille et Marion Leclair,"l' Politique en France 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 en Afrique",Dix Huitième Siècle,Vol.44,No.1,2012,pp.117-130; Mathew Burrows,"'Mission Civilisatrice':French Cultural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1860-1914",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9,No.1,1986,pp.109-135；魏孝稷：《“文明”话语与19世纪前期英国殖民话语的转向——以英属印度为中心的考察》，载《全球史评论》第二十一辑，2021年版，第98页。
②Ashis Nandy,The Intimate Enemy: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1.
③John Ruedy,Modern Algeria: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203.
④Mary-Jane Deeb,"Isla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lgeria:Islam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Discourse",The Muslim World,Vol.87,No.2,1997,pp 113-114; Mohamed Benrabah,"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Algeria",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10,No.1,2004,pp.62-64; Mohamed Benrabah,"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Algeria",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Vol.6,No.4,2005,pp.410-412.
⑤陈铭著：《文明与帝国：“文明”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美国]珍妮弗·皮茨著：《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⑥Amelia H.Lyons,The Civilizing Mission in the Metropole:Algerian Families and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 during Decolonization,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Lewis Pyenson,Civilizing Mission:Exact Sciences and French Oversea Expansion,1830-194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⑦西方话语中的“文明”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阶级意识，是“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直接反映。文明观念在19世纪末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建立世界霸权和确立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参见陈铭著：《文明与帝国：“文明”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究》，第i～ii页；刘文明：《自我、他者与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对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演变的历史人类学反思》，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第154～160、239页；[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著：《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⑧Tony Chafer and Amanda Sackur,Promoting the Colonial Idea:Propaganda and Vision of Empire in Fra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⑨胡键：《文明的“两个进程”、“两极相联”、“双重使命”》，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7页。
⑩[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著：《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第116页。
(11)Alice B.Conklin,A Mission to Civilize: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1895-193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
(12)参见[美国]珍妮弗·皮茨著：《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第245-303页。
(13)陈铭著：《文明与帝国：“文明”观念作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研究》，第119页。
(14)Saliha Belmessous,Assimilation and Empire: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7.
(15)Alice B.Conklin,A Mission to Civilize: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1895-1930,p.13.
(16)Pascal Blanchard,Sandrine Lemaire,Nicolas Bancal,and Dominic Thomas,Colonial Culture in France since the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Alexis Pernsteiner,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p.457.
(17)Jean-Marie Antoine de Lanessan,Principle de Colonization,Paris:Félix Alcan,1897,p.16.
(18)Lewis Pyenson,Civilizing Mission:Exact Sciences and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1830-1940,pp.xi-xv.
(19)Francois Guizot,Histoire de la Cvilisation en Franc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nouvelle édition,Paris:Didier,1846,p.17.
(20)Victor Hugo,"Choses Vues",in Paul Arène and Nicole Priollaud eds,La France colonisatrice,Paris:Liana Levi,1983,pp.48-50.
(21)Cécile Canut,"' bas la francophonie!' De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 du Francais en Afrique à sa Mise en Discours Postcoloniale",Langue ,Vol.167,No.3,2020,pp.141-158.
(22)Patricia M.E.Lorcin,Imperial Identities:Stereotyping,Prejudice and Race in Colonial Algeria,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1995,pp.18-19.
(23)1830-1870年间，阿拉伯局的法国军官制定和实施的殖民政策基于“文明使命”的原则，强加的欧洲文化规范和对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意识形态塑造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同化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See Osama W.Abi-Mershed,Apostles of Modernity:Saint-Simonians and the Civilizing Mission in Algeri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4)Haley C.Brown,French Colonialism in Algeria:War,Legacy,and Memory,Honors Theses,Bucknell University,2018,p.23.
(25)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1963,p.6.
(26)Frederick Cooper,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51.
(27)Amelia H.Lyons,The Civilizing Mission in the Metropole:Algerian Families and the French Welfare State during Decolonization,p.17.
(28)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9)Paul Tiyambe Zeleza,"Afric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since Independence",Transition,No.101,2009,pp.130-131.
(30)Abdelmajid Hannoum,Violent Modernity:France in Algeria,Massachus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8.
(31)Martin Evans,Algeria:France's Undeclare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5.
(32)Patricia M.E.Lorcin,Imperial Identities:Stereotyping,Prejudice and Race in Colonial Algeria,p.79.
(33)Haley C.Brown,French Colonialism in Algeria:War,Legacy,and Memory,p.28.
(34)Michael Willis,The Islamic Challenge in Algeria:A Political History,Berkshire:Ithaca Press,1996,p.7.
(35)Martin Evans,Algeria France's Undeclared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3.
(36)David C.Gordon,North Africa's French Legacy:1954-1962,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2.
(37)Jules Ferry,Devant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le 28 juillet 1885,https://www2.assemblee-nationale.fr/decouvrir-l-assemblee/histoire/grands-discours-parlementaires/jules-ferry-28-juillet-1885,2022-05-17.
(38)Osama W.Abi-Mershed,Apostles of Modernity:Saint-Simonians and the Civilizing Mission in Algeria,p.59.
(39)慈志刚：《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第67～69页；黄慧：《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问题探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58～59页。
(40)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92页。
(41)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58年也提出了非殖民化政策，但该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而是维持对旧有殖民地的控制。参见李维：《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第39～47页。
(42)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第9～10页。
(43)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4年4月16日至2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44页。
(44)Jonathan N.C.Hill,Identity in Algerian Politics:The Legacy of Colonial Rule,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2009,p.4.
(45)潘蓓英：《从〈的黎波里纲领〉到〈国民宪章〉——“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1981年第5期，第10页。
(46)朱泉钢著：《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以埃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共和制国家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245页。
(47)Salim Hamidani,"Colonial Legacy in Algerian-French Relations",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Vol.13,No.1,2020,pp.70-71.
(48)韩志斌等著：《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49)王建娥著：《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50)慈志刚、钟艳萍：《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非殖民化”的双重语境》，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79页。
(5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宣言：告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事业战士！》，参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4年4月16日至21日)》(内部读物)，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44页。
(5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的黎波里纲领》，参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4年4月16日至21日)》(内部读物)，第206页。
(53)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35页。
(54)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198页。
(55)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尔宪章》，参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1964年4月16日至21日)》(内部读物)，第39页。
(56)Robert B.Revere,"Revolutionary Ideology in Algeria",Polity,Vol.5,No.4,1973,p.480.
(57)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206页。
(58)《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编委会：《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内部资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译，1984年版，第71页。
(59)John Ruedy,Modern Algeria: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p.135.
(60)John P.Entelis and Phillip C.Naylor,State and Society in Algeria(State,Culture,and Society in Arab North Africa),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173.
(61)[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著：《文化与为帝国主义》，第383页。
(62)杰巴尔从双重文化身份和性别政治的角度书写阿尔及利亚现代史。她的作品不仅聚焦于塑造民族和个人身份，也聚焦于阿拉伯/穆斯林妇女从伊斯兰父权制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中寻求解放。See Tzushiow Chuang,"Rewriting and Identity in Assia Djebar's l' Amour,la fantasia",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Vol.31,No.3,2011,p.20.
(63)Homi Bhabha,"Of Mimicry and Man: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in Ed.Gaurav Desai and Supriya Nair,Postcolonialisms:An Anthology of Cultural Theory and Criticism,Oxford:Berg,2005,p.268.
(64)John P.Entelis,"Elit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ization in Algeria:Tensions and Discontinuities",Middle East Journal,Vol.35,No.2,1981,pp.191-208.
(65)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209页。
(66)[阿尔及利亚]布迈丁著：《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页。
(67)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214页。
(68)"Algeria's Military and the FLN:An Endless and Violent Tug of War",Fanack,October 10,2017,https://fanack.com/politics-en/algeria-military～92311,2022-10-02.
(69)慈志刚、刘爱娇：《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根源、特点及趋势》，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期，第37～38页。
(70)阿尔及利亚人常用“le pouvoir”一词来指代国家政权。
(71)2020年2月，特本出席了非洲联盟峰会，并从联盟和双边关系发展的维度表达了阿尔及利亚“重返非洲”的决心。
(72)张楚楚：《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85～86页。
(73)张楚楚：《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马格里布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第85页。
(74)索玛亚·纳斯尔：《英语教学：阿尔及利亚决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英语教学有何挑战》(阿拉伯文)，载英国广播公司(BBC)阿拉伯语网站：https://www.bbc.com/arabic/middleeast-62071670,2022-07-10.
(75)许静荣：《阿尔及利亚教育领域法语与英语地位问题探究》，载《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2年第1期，第27～28页。
(76)C.Lyes,"Anglais à l'université en Algérie:Le ministre Chitour fixe sa stratégie",Société et Culture,l',Dzairdaily,May 19,2020,https://www.dzairdaily.com/anglais-universite-en-algerie-ministre-chitour-strategie-langue-francais-universitaire-2020,2022-04-20.
(77)邵丽英、慈志刚著：《阿尔及利亚史》，第240页。
(78)同上书，第258页。
(79)Zohra Hassani,"La réforme du système éducatif en Algérie:quels Changements dans les Pratiques des Enseignants?",Insaniyat,No.60-61,2013,pp.11-27.
(80)黄慧著：《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81)Robert B.Revere,"Revolutionary Ideology in Algeria",p.485.
(82)Amar Guendouzi,"Assia Djebar and the Legacy of French Colonialism in Algeria:Mimicry and Subalternity in Nowhere in my Father's House",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Vol.22,No.2,2017,p.216.
(83)Haley C.Brown,French Colonialism in Algeria:War,Legacy,and Memory,p.78.
(84)关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参见彭姝祎：《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融入还是分离？》，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38～56页。
(85)冯亮著：《法兰西战略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页。
(86)"Revue nationale stratégique 2022",https://www.sgdsn.gouv.fr/publications/revue-nationale-strategique-2022,2023-01-12.
(87)冯亮著：《法兰西战略文化》，第123页。
(88)Salim Hamidani,"Colonial Legacy in Algerian-French Relations",p.80.
(89)"Le Partenariat Afrique-France:discours du Président à la veille de son déplacement en Afrique centrale",,February 27,2023,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3/02/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dans-la-perspective-de-son-prochain-deplacement-en-afrique-centrale,2023-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