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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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和嘱托的一件大事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他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过奋起抗争的近代文明,未来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肩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任。 我们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这一文明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实现现代化飞跃,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创造性涌流的活力性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 从历史长河看,中华文明有其创造活力迸发的时期,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诸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韩非子、管子、荀子等伟大思想巨匠;秦汉时期,我们不仅创制了郡县制,而且使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不仅出现了科举制,而且产生了《唐律疏议》等法律;在宋代创造出“预告资本主义到来的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江山秋色图》等充分展示了那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当然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停滞的时期和失去创造力的时期,甚至还有近代文明蒙尘的时期。还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更多的是自发性创新,既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也缺乏组织性的体系。 这种创新是断续性创新,创新不是连贯的,常态就是走走停停、断断续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用科学理论和思想激发出我们民族的优秀基因,消除那些糟粕的东西,清除那些旧社会的痕迹,使之在制度基础上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始终不断在量的积累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性是在科学理论贯注中焕发出来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激发中华文明的活力。我们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强大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些论断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这一飞跃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不仅如此,我们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强大的科学技术的力量。 我们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在 C919 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磁共振、彩超、CT等高端医疗装备国产化替代取得重大进展,国产航母连续下水、第五代战机歼 20 正式列装服役。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 2035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性极大增强。 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科学技术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对大至天体运行、星系演化、宇宙起源等宏观世界的认识深化了,对小至基因编辑、粒子结构、量子调控等微观世界的认识透彻了,我们对意识本质、物质结构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识更加全面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新的文明范式不断形成;科学技术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优化生命、拉长生命,在给人类文明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文明带来生命伦理的挑战;科学家们的那种勇攀科学高峰,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使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会不断提高,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风气会越来越浓厚;科学技术对自然规律和技术发展规律的把握水平越来越高,这使我们对于社会领域的规律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规律性认识大大加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性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我完善中迸发出来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鲜明的特征就是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和量的积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这是一个不断拓延发展空间、创造无限机遇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塑造自我活力性的。 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向前跃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有了活力性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有了物质文明的强大推动力、政治文明的内在引领力、精神文明的价值召唤力、社会文明的向善凝聚力、生态文明的优美塑造力。 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时代楷模、英雄模范不断涌现,文化艺术日益繁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日益昂扬,从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改革开放精神、女排精神、伟大抗洪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再到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探月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生机勃勃地发展着、变迁着。 从新时期的新阶段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再到新时代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量的积累接近质的飞跃性越来越明显,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接近质的飞跃,这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丰沛的活力性。

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民主性文明

西方学者臆造了西方现代化的一个神话,这就是:西方国家是因为建立了民主政治,才实现了现代化。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遍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现这是一个非民主化的过程,整个现代化的历史充满着对民众的敌视,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高压与权利剥夺。美国联邦党人著名政治家汉密尔顿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评论:“人民,阁下,人民就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对人民的轻视之情在汉密尔顿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地引人注目,如果我们不将这种响亮的宣言归到他的名下,就有可能有欠公允。例如,‘就人类的一般情况看,他们是邪恶的,他们受激情的左右’。”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米涅在近 200 年前的 1824 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中就明确指出:大革命后,“资产阶级要利用1791年的宪法来反对特权阶级,反对人民群众,来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德国学者鲁道夫·哈曼在1983年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是以大部分人民的巨大苦难和悲惨生活为代价取得的,社会不安定则被独裁政权或极权统治所制服。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几乎不存在民主的权力形式。”这是符合历史的论断。 法国 20 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 1979年出版的《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就谈到了 17 世纪荷兰最重要的纺织工业的工人被政治强制的情形。 他说:“莱顿纺织工业的一大特点,无疑是设置了有力的强制手段:监视、镇压、监禁和处决始终威胁着工人。 市政当局拼命保护特权者的利益。 尤其手工工厂主结成一个势力遍布荷兰和整个联合省的卡特尔。 他们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全会’(synode),以消除有害的竞争,确定价格和工资,必要时决定采取措施,对付可能或确实发生的工人骚动。”福山在其于1989 年刊发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也毫不隐讳地说道:“1776 年以前的世界,一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实事求是地讲,即使在1776 年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众也只是逐步地有了形式上的民主权利。 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新兴资产阶级靠专制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使劳动群众能够服服帖帖地为资本利益服务,从克伦威尔的专制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从路易·波拿巴到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对民众的镇压始终是保持不变的。 这个进程中,工人阶级民主权利都是自己流血争来的,从英国宪章运动到法国二月革命,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到第二国际早期和八小时工作制,任何一点民主权利没有一项是资产阶级主动给予劳动大众的。

与西方早期现代化的非民主性相反,我们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主性的,是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民主的文明,特别是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民主性特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惟邦本、肉食者鄙、众人拾柴火焰高等政治智慧都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性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 现代文明一定是民主性文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现代文明。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文明。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一切权力由人民行使。 这一制度既保证了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了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建立了最有效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这一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体现在:有着广泛真实的代表性,最新选举产生的五级人大代表共277 万多名,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约 262 万名,是由全国 10 亿多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不断开出绚丽的民主果实,277 万名各级人大代表就像民主的种子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扎根,开出民主的硕果;有效防止了民主形式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现象的出现,使社会生活的民主土壤日益深厚,民主就像新鲜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

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上。 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解决了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的问题。 协商民主实践有效地培育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体现在:首先,使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化。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其重要的源流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这些优秀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其次,使政治活动不休眠不断裂。 协商民主解决了政治权利休眠期和形式主义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在中国,民主始终是生机勃勃存在的,没有什么休眠期的问题,更没有那种永远兑现不了的空洞许诺。 再次,形成有话好好说、有事就商量的文明特质。 协商民主带来了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的文明气象,习近平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全体商量、地方商量、部分商量、基层商量,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商量使政治文明日益昌盛。 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文明都是协商出来的,是平等协商的结果。

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性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进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民主是生活化的民主,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区生活中有民主: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到高楼改装电梯,从物业收费到便民设施的更新,都要征求居民的意见,甚至是全民性意见征求,征求意见建议不遗漏一户一人。 学术生活中有民主:无论是晋升职称、获得荣誉,还是进人、晋级、出国、家属办理户口,都要严格按照民主程序进行,都要进行公示,接受大家的监督。 决策过程有民主:任何重大决策都要有民主化的程序和规范。 这一民主是最为真实的民主,各种民主制度越来越健全,一个单位进一个人需要走七八个程序,每一个步骤都是透明的。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实行逢进必考制度,而且考试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的。 这样的充分民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

三、臻于上善的制度型文明

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制度化的文明形态,是以制度形态为定存的。 从制度形态上看,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借鉴和模仿和运用,在人类发展史特别是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制度上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这一制度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立足中华 5000 年文明,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进一步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都是中华古代制度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 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得到了发扬广大,社会主义制度把其优秀的营养内化为自身的丰富营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成熟定型中扩容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就是制度是不断丰富扩展的,从秦汉时代的郡县制发展到元明清的行省制度,从选人的察举制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 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演进的科学制度体系。 2011 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极大丰富了这一制度体系,比如根本制度扩容了:不仅包括根本政治制度,更包括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比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扩容了: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制度扩容不仅意味着制度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意味着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创业创新创造创意机会大大增加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进的政党文明、政治文明以及高质量的产业文明、产权文明、分配文明、市场文明等,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熠熠生辉,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新面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制度体系引领社会向上向善的文明。 中华文明历来是以制度教化社会,无论是强调孝的作用,还是强调“人之初,性本善”,都有制度的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成熟定型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不断制度化。 我们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使社会的道德风貌不断改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念,这就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分配制度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这就要求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分配文明确立起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法治化的文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造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法治新形态。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不同的中华法系,这一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把中华法系中的治国理念、价值追求、慎刑思想、恤刑原则等转化为时代的要求,使中华法制文明变成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吸收借鉴中华法系中的优秀的理念和价值,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聚焦人民群众急盼,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毒品犯罪和“邪教式”追星、“饭圈”乱象、“阴阳合同”等娱乐圈突出问题,从完善法律入手进行规制,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更加文明化。 这种问题导向型的法治建设,使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不断形成,使社会文明的法治化程度日益提高。 法治化的文明包括三点:全社会的法律信仰程度不断提升,社会运行有着深厚的法治文化基础;公平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全场域各主体都把公平正义作为核心理念;经济社会生活在法治的轨道上和谐运行。 这种文明的建立和发展是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结果。 习近平指出:“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法治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基础性的文明实在。 离开法治建设的文明不可能是现代文明。

四、实现美好生活的人民性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文明,或者说,这一文明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文明,是实现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文明。 这一文明不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要实现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发展人权的文明。 现代文明跟古代文明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对人权的保障,我们说一个社会很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在说这个社会对人权有着切实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是世界上惟一连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也极大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我们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人权发展道路,这一道路塑造着人类人权文明的新形态。 这一文明形态的特质在于:全方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体参与者、促进者、贡献者、受益者;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全力促进这两大基本人权的实现;把保障和促进人权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使人权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种违背法治要求的、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人权的法治文明面貌日益呈现;提出了衡量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习近平指出,“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这是对世界人权理论的重大贡献,对于促进人类人权文明发展有重要价值。 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使世界人权事业在不断摆脱“人权高于主权”的霸凌主义的进程中,不断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普世价值”和“人权外交”的进程中,走在文明的大道上,引领人类文明的正确方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 近 130 年前的 1894 年,也就是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意大利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创刊号题词,而且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回答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为“新社会的本质”。 为什么是这句话? 因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使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要求,更是最系统、最全面、最科学地集中体现了自古至今所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就是以这一理想为目标方向的,也是在每一个阶段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 2035 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是实质性进展呢? 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得到极大丰富,每一个公民的精神世界充盈丰沛,没有“单向度的人”或者“低向度的人”;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才能都能得到很大提升,无论是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还是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新的社会群体,一个都不少,没有“颓废的群体”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人的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人们的文明素养好、思维方式辩证、法治意识强、合作能力高,积极向上、盎然奋进的人多,偏执狭隘的人少之又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能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文明。 一种文明是否先进,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看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人民至上价值理念融入文明内核和灵魂中,通过方方面面的文明建设实现人民的诉求。 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升,不仅实现人民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还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 我们通过文明进步,不仅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广大人民群众有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有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还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

2020 年,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马德里俱乐部主席达尼洛·图尔克出版了一本著作:《转型的世界:对国际体系、中国及全球发展的思考》。 他认为:“30 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那种简单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昔日用‘世界是平的’来表达对全球化的乐观情绪也已经消失不见。 就连颇受推崇的‘文明冲突论’,也在当前这个充满各种现代化版本的多元化时代里显得过于简单和无用。”这就启示我们:那种高唱“主权服从于人权” “人权高于主权”的霸凌主义不符合时代潮流,那种力图用所谓“价值观外交”“民主国家共同体”来筑墙设垒的行径同样是注定要失败的。 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文明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在国内在传承优秀文化的进程中促进人民群众福祉的实现,在国际社会相互交流互鉴中促进各国人民利益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古老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实际上这种文明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它有最为顽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而不是文明断裂,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更新,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的连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创造,而不是文明否定,它是亿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新,是在扬弃中的创造。

(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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