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新疆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近百年来，学界对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所在聚讼纷纭。本文从方法论角度梳理清代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概要介绍近年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的思路、方法、主要收获和取得的认识，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意见。作者认为，西域地区城市文明有其特殊性和地域性特点，不仅在探寻西域都护府遗址时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地域性，在探寻中华文明时也应当加以注意。只有确定科学的认定标准，才能真正解决西域都护府考古问题。
关键词：西域都护府 军政建制体系 卓尔库特古城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乌什喀特古城
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府，在西域地区建立国家管理体系，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西域都护府遗址虽然逐渐被历史的尘沙湮没，但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西域都护府相关问题，丰富、深化了人们的认知。然而，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寻找和确认却长期悬而未决，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近年，随着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的开展，解决了以往的一些争论，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笔者拟概要介绍近年考古工作的情况，并就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的思考。错误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西域都护府考古研究史概况
建立西域都护府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一项重大举措。《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称：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是汉、匈双方经过多次反复较量，匈奴在西域力量退缩，汉王朝控制力加强的背景下发生的。
清代西北史地之学兴起，学者开始探讨西域都护府乌垒城所在。清乾隆时期编撰《西域图志》卷十五《疆域八》天山南路二喀喇沙尔属策特尔条下：
乌垒为前汉都护治所。《汉书》谓在焉耆西南四百里，尉犁西三百里。今自哈勒噶阿至库陇勒，为尉犁国地。则自库陇勒西至策特尔三百里，为乌垒之地无疑。所谓乌垒城者，当于是乎在。
库陇勒在今铁门关，策特尔即今策大雅。也就是说，《西域图志》将乌垒比定在铁门关至策大雅一带。至19世纪，徐松《西域水道记》则进一步推定乌垒位于策大雅至库尔楚以南的霍拉山山前地带。《西域水道记》卷二《罗布淖尔所受水下》称：
塔里木河自玉古尔庄东流，玉古尔者，汉轮台地。《西域传》云：“轮台、渠犁，地相近也。”庄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余里，尤多旧时城郭。田畴阡陌，畎陇依然，直达河岸，疑田官所治矣。河水又东二百里，迳策特尔军台南。又东一百六十里，迳车尔楚军台南，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汉于此置都护，以为西域之中。
其中，车尔楚即今库尔楚。徐松所述与《西域图志》大致相同，但更具体限定于近山地带。清光绪时期编撰的《新疆图志》卷八十一《道路三》轮台县条：
城东五里道南庄，三十五里土斯阑干，十里阿黑拉克奇，三十里雅呼立克，十里洋萨尔驿，五里八黑奇塔哈，十里喀喇卡奇，二十五里卡巴呼图买哈，十五里克尔雅合的，十里策达雅驿，四十里野云沟驿，四十里出境接焉耆南境官道。
策达雅下注：“一名策特尔，回语毡庐也，旧曾安营于此，故名。自焉耆府属之库尔楚驿至此三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犁故地也，北近山者乌垒故地也。”这明显是承袭了徐松的观点。不过，清人所述还仅是笼统地提出乌垒故地的方位，并未明确指出乌垒城之所在。
1928年夏，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塔里木盆地考察。黄文弼认为，库尔楚以西的轮台县小野云沟是乌垒故地。黄文弼还调查了野云沟两处遗址：一处在村南约半里，浮土堆积，地表有红陶片；另一处在村东北里许，平面为椭圆形，直径约540米，宽240米，中间有小土台，土台周长120米左右。地表大量碎瓦砾和铁块，瓦片为红色或青色带花纹，形制与库尔楚所出相同。黄文弼在城中发掘时发现，出土的碎木块大多被火焚烧过，说明此城是在遭火烧后废弃。野云沟古城出土的陶罐年代在公元纪年前后。据《轮台县地名图志》载，轮台县东56公里野云沟南32公里处尚有一古城，城垣大部分被掩埋在沙漠中，形制不明，称作“协海尔科塔克古城”。
乌垒城的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西域都护府图所标大致是北纬42°，东经85°。比照现代地图，相当于野云沟以西一带，也就是介乎野云沟与策大雅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过程中对古代地理均有考证研究，但目前只刊印了一册东北卷考释内容，其余部分尚未发表。《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识西域都护府位置的依据虽然不得而知，但比照可知应源自徐松、黄文弼的论断。
由于徐松、黄文弼，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影响力很大，学术界大多接受这种意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对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考古调查也主要集中在野云沟与策大雅一带。
直至2013年，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西域都护府“想必采用西域圆城与中原汉式方城相结合的建筑形式”，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才是乌垒遗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据此进行遥感探测，并做了数字化还原，定认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即是西域都护府所在的乌垒城。
与此同时，综合考量山川水系、道里、军事形势等方面因素，笔者提出轮台东南的卓尔库特古城有可能才是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所在之乌垒城。笔者还认为，西域都护府治所前后有所变动。大致在新莽以后，西域都护府治所一度从乌垒迁移至龟兹它乾城。故而提出“西域都护府遗址群”概念，即不同时期的西域都护府治所，以及西域都护府统辖范围内各地城镇均应包括在内。
综合上述，对于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所在可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是在野云沟、策大雅山前地带；另一类则比定在轮台县东南，而后者又有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卓尔库特古城两种不同意见。由于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工作，孰是孰非仍有待检验。
二、近年西域都护府考古发现与收获
为从实质层面解决汉代西域军政建置考古相关学术问题，2013年起北京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疆阿克苏、巴州等地进行考古调查、钻探，积累了新的基础信息资料。2017年，在“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同西域都护府乌垒遗址就在轮台境内，卓尔库特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是探寻的重点。2018年，北京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实施“汉西域都护府军政建置考古”课题，总体目标为通过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探索和研究西域都护府及其治下各级各类建置的总体框架，构建西域都护府遗址群体系，推进对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域地区的认识。课题组先期对卓尔库特、奎玉克协海尔两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因配合本体加固工程，对新和乌什喀特古城进行了局部清理发掘。
（一）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图1）位于轮台镇赛维尔牧业村西北约7公里。墙垣南北长31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约900米，残高1~2米，面积6万余平方米。中心高台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90米，周长约340米，最高处距现地表约6.5米。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主要发掘位置为城垣东北角和城内高台两处，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片、金属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类。陶片以夹砂红陶、灰黑陶与褐陶为主，少量灰陶，器形有单耳罐、折肩罐、带流罐（图2）等，与察吾呼文化相似。
根据遗迹间的层位关系与出土文物，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发掘者将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的年代大致分为四期。
第一期，公元前770—前550年，春秋早中期。主要遗迹包括“墙芯”以及与其同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出土带有斜线纹、网格纹的彩陶片。
第二期，公元前550—前400年，春秋中晚期。主要的遗迹包括城墙的主体部分，城墙外壕沟，高台建筑中最早期的部分，出土有夹砂红陶、褐陶片，可辨器形有带流器。
第三期，公元前400—前150年，春秋晚期至西汉初期。主要包括城墙外侧的修筑部分、高台上的第二、三期建筑，出土有夹砂红陶、褐陶和灰陶片。
第四期，公元前150—公元80年，西汉至东汉。主要的遗迹为高台外侧的棚架建筑、护坡以及南城墙上的墓葬，出土有夹砂灰陶、串珠等遗物。
根据发掘情况可知，该区域在公元前770—前550年就有人群活动，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至公元前550—前400年，高大的城墙及城中心的早期建筑开始建造。从公元前400—前150年，高台建筑不断扩建、改建，直到公元前150年至公元80年城址衰落、废弃。
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发掘情况来看，城镇是在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历了大概300年的时间，过程比较漫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体量并不太大，规模上只能算是中小型城址，但城墙基宽在25米左右，建筑使用大型土坯，尺寸为45×25×15厘米，且规格统一。这就表明营建过程需要动用大量人力，并有相对统一的工程管理。由此可以推断，公元前6世纪左右是该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才有了城市的营建。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第三期建筑下层为大量的灰烬和倒塌堆积，营建的工艺也较为草率，或许表明这时期该城已经开始走向衰落。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发掘者认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衰落、废弃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80年，似乎年代下限延续到了东汉时期。不过，外城南墙上发现几处人骨坑，测年显示为西汉前期。由此可以认定，西汉前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已经丧失城镇功能。存在更晚一些的遗迹、遗物只能说明此后仍有人类在此活动而已。由此，似可排除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是乌垒城的可能性，探寻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二）卓尔库特古城
卓尔库特古城（图3）位于轮台县城东南约 24千米处的荒漠中，西南距阔纳协海尔古城 15 千米，西南9千米处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西距喀拉塔勒河约10千米，东北距克孜勒河沟约2.2千米。
1928年8月，黄文弼最先到卓尔库特古城调查勘测，推测此城为汉代屯田轮台时所筑。1980年，新疆博物馆对该城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测量。1989年10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过程中进行调查并建档。1999年7月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6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巴州普查队进行了复查。
2018年初步探明卓尔库特古城外围还有一重城圈，而内城东侧高台应为一处小城，因此该古城实际为三重城结构。第一次发掘区域为内城东侧高台遗址，发现F1、F2为两处较大型古代房址（图4）。从内城东部高台建筑体量、规模推测，卓城在汉至魏晋时代应为塔里木盆地东北沿一处高等级城址。在此基础上确定2019—2022年考古发掘与钻探重点区域为：高台城址、内城中高台遗址、内城门遗迹。目的在于进一步揭示卓尔库特古城形制布局，深化对其构成、年代，及其性质的认识。
高台城址
东墙大致呈东北—西南45°偏角，中段被一冲沟破坏。高台城址墙体经过多次修筑、补筑。前后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为战国至西汉，墙体为较纯净的土堆夯，外抹墙皮。下部坡度较缓，约50°；至中部陡然升起，坡度较大，约75°。第二期为东汉，墙体依附于早期墙体之外。下部用倒塌土坯、碎土坯堆夯，外面包砌整土坯；上部加筑土坯。第三期为魏晋，主体利用前两期墙体，局部加以补筑。补筑所用材料较杂，不如前两期用料讲究，施工也较草率。内城城墙内部为堆土夯筑，内外两侧包砌土坯，土坯尺寸略小于高台城址内房屋所用土坯。
北城墙基宽约30米，顶部破坏严重，宽度不明。从城墙基宽推测，顶部宽度约8~10米。转角位置应有墩台，上有木构角楼建筑。角楼长15米，宽10米，面积约150平方米。高台城址的中部大墙贯通南北，北端直接连接北城墙中部。中心大墙由土坯加土块垒筑，最高处53米，最宽处35米。城内北侧，最晚一期建筑（F4）发现三级踏步，阶高16厘米，深30厘米，外抹泥皮，做工精细。由此表明，在现有高台以上应该还有部分大型建筑。其中，残存三处木柱，柱径30厘米，单位为“井”字形结构，不同部件以榫卯拼接，加长钉铆固。柱身残存朱红大漆（图5）。据出土遗物推测，为汉晋时期使用遗迹。
西墙大致呈东北—西南45°偏角。墙体也分为三期，后期的墙体均于早期城墙上加筑，局部可见不同修筑期墙体之间的明显接缝。I期墙体用土较纯，系河泥砌筑，后两期墙体用土较杂。最晚一期墙体外包土坯。墙底部最宽25米，顶部宽推测在8~10米左右。沿西墙外分布晚期棚架遗迹。
内城城墙与高台城址相接，时代晚于高台城址I期城墙。高台城址III期城墙因为重新修筑，部分叠压在内城城墙之上。
高台城址环绕围墙外侧搭建成排大型棚架结构，属于高台城址的附属建筑。最大一处棚架面宽12米，深4米，面积近50平方米。棚架顶篷构筑方式为：以较粗木头搭建梁架，上铺多层椽木，椽上用细树枝铺架，上面再覆盖土坯，构筑方式与房址大体相同。从剖面来看，棚架的顶部较厚，最厚可达80厘米左右。棚架以圆木为支柱，柱径约20厘米。支柱直接立于地面，未发现柱础石。较规整的地方，柱间距约2米。与房址不同的是，棚架一边依靠东墙，另外三面未见墙体痕迹，应是敞开式的结构。在棚架建筑内，发现多座灰坑。
高台城址下发现3处殉葬坑，2处殉人，1处殉犬。
殉人坑1，位于西墙南转角下。在早期城墙下，无圹，周边有烧火祭祀痕迹。男性，侧身屈肢，下肢粗壮。无头盖骨，系人为摘去，其余骨骼完整，身高约175厘米。根据地层堆积情况，推测当为高台城址筑城奠基时的殉人。
殉人坑2，位于北墙下，属最晚一期城墙。仰身直肢，男性，据骨骼推断，约30岁，身高175～180厘米（图6）。颅骨具有较明显欧罗巴人特征。腰部还有带扣残存。周边也有烧火祭祀痕迹。
殉犬坑，位于北墙早期堆土中，身长约70厘米。无圹。根据地层堆积情况，推测当为筑城奠基时的殉牲。
内城中高台遗址
高台位于卓尔库特古城内城中部。南北宽约70米，东西长约100米，平面为多边曲尺形。使用青沙、河泥进行奠基，厚度1.2~1.8米，奠基范围较大，工程规模可观。墙体经过多次修筑，后期的墙体均于早期城墙上加筑，局部可见不同修筑期墙体之间的明显接缝。南侧形成内外两重环墙，内环墙体宽3.5~4.6米，残高2.8~5.2米。外环墙体宽1.9~3.2米，残高0.8~3米。北墙外侧偏东部晚期补筑向外摊出一大平台，限于发掘面积，平台北沿范围暂时不明。
墙体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为战国西汉，中期为东汉，晚期可至魏晋。使用土坯尺寸与内城东高台相近，体量均较大。最晚期修补则使用青泥坯，尺寸长45厘米、厚12厘米、宽25厘米。中高台早期的年代略早于前述高台城址。
环高台四周在不同时期也搭建附属棚架结构。棚架下方为梁椽，上铺细小树枝，覆盖植物苇席，中间夹泥层。如此多层反复。一般棚架每层厚度约30厘米。后期墙体直接叠压、包砌在早期棚架之上。棚架下发现多处柱洞，其中多有青沙淤积，个别柱洞中垫土坯或石块。柱径15~35厘米。一般棚架面阔约15米，进深约6米。在棚架建筑内，发现多座灰坑。
内城中高台遗址北侧墙外发现1处灰坑，其内整齐摆放人颅骨（残）、羊角。根据摆放情况，似为祭祀坑（图7）。其南侧约略同期有埋藏两个大型红陶罐。
出土遗物
卓尔库特古城发掘出土大量陶片、兽骨（包括驼骨、马骨、牛骨、羊骨等）、骨器、铜器、铜钱、铁器、石器等遗物。
陶器早期以粗夹砂红陶、黑彩红陶、红彩黄衣红陶为主，常见带流器；中期以细泥红陶、黄衣红陶、黑陶为主；晚期多黄衣红陶、灰陶。可辨器形有罐、壶、钵、杯、碗等。中期以后陶质明显优于早期，显示出工艺水平和社会经济的提升。另外还出土一些陶纺轮、陶饰件。陶纺轮多为鼓形，制作较精。另有部分用陶片加工的半成品圆片状纺轮（图8）。
骨器多为磨制，包括骨簪、骨针、骨板、骨柄等，以及大量半加工品。其中包括两件卜骨，一件钻灼涂朱，一件涂朱未钻灼。
铜器有铜盘、铜印、铜带具等。其中铜印锈蚀严重，经实验室X光、红外等手段检测，印面痕迹已完全蚀尽不可辨识。
中期地层及房址中出土数枚五铢，晚期房址出土剪轮五铢、龟兹小钱。铜钱锈蚀严重，多数出土时已经粉化。
铁器大都锈蚀严重，残存部分较少。少量可辨有铁剑、铁锅等。石器包括石镰、石磨盘、砺石、石球等。
综合近年考古发掘情况，可知卓尔库特古城为特殊三重城结构。内城东部高台实际为高台城址，平面近长方形。高台城址年代晚于内城。内城中高台外围主体结构系两重墙体。高台城址、内城中高台墙体结构均可分三期：第一期为战国至西汉；第二期为东汉；第三期为魏晋。主体使用时期为两汉。中高台的时代范围与高台城址大致相当，但前段相对略为偏早。高台城址、内城中高台体量较大，所用建筑材料体量也较大。大型朱漆木柱和榫卯结构为典型汉文化遗物。这种朱漆木柱是古代高级别建筑专用，在新疆系首次发现。高台城址、中高台发现殉人、殉犬现象，应为筑城奠基或祭祀行为，有助于说明城址的特殊性质。
总体来看，卓尔库特古城规模大、使用材料规格高，建设工程量巨大。与新疆、中亚其他古城相比，又可见其建筑工艺相对规整，建筑质量也较高，说明其所具备和动用的社会、经济资源相当可观，这无疑都是与卓尔库特古城的地位和性质相匹配的。
（三）乌什喀特古城
另一处可资比照的是乌什喀特古城（图9）。乌什喀特古城位于新和县玉奇喀特乡玉奇喀特村西北1.5公里，三重城墙，分为外城、内城及宫城。外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大致呈东西向坐落，东西长1 750米，南北宽800米，残高约3米。外城东、南、西墙残存低缓的墙垣，北墙已辟为农田。内城平面近方形，保存尚好。城墙长、宽约350米，高2~4米，墙基宽30米左右，内城门开在西墙正中，门宽约8米。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坐落，城墙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米，残高约5米，门开在东墙正中，宽约4米。城垣由土坯垒砌而成，土坯尺寸45×27×16厘米，后期补筑的土坯多为32×21×11厘米、27×24×12厘米两种规格。
乌什喀特古城体量巨大，又是三重城的结构，说明该城比较重要，不是一座普通的城镇。1928年，黄文弼在此调查时曾发现“汉归义羌长”“李崇之印信”两枚印章。“汉归义羌长”为羊钮铜印，“李崇之印信”为桥钮小印，均为典型的东汉印。以往学术界有人认为两枚印章出自今沙雅县，实际上完全是误解。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仔细阅读黄文弼的记录。事实上黄文弼不仅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发现地点是位于通古斯巴西古城以西的于什加提，同时还在行程图上做了明确标注。二是对民国时期新疆的行政区划变迁缺乏了解，导致将民国时期沙雅县的范围等同于今沙雅县。李崇为西汉末期西域都护，从这两枚印章可以推测乌什喀特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它乾城。
近年我们在乌什喀特古城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局部试掘，有几点发现值得引起特别关注。第一，乌什喀特古城的文化堆积厚达7米以上。早期、中期地层中均发现彩陶（图10），年代在战国以前，表明建城之前此处存在较大聚落，后来的城镇就是在前期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二，乌什喀特古城与轮台卓尔库特古城建筑结构上存在一些相似性，在城外均有大量棚架式附属建筑。第三，乌什喀特中晚期采用的建筑材料、规制与卓尔库特相似。第四，未见汉以后的遗迹、遗物。
三、西域都护府考古的几点认识
通过上述三项考古发掘获得了对塔里木盆地北沿古代城址的新认识，在多个层面推动了汉代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的进展。以下简要说明几点。
第一，发现春秋战国时代城址，为研究新疆绿洲城邦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奎玉克协海尔、卓尔库特、乌什喀特三处古城均发现战国以前文化遗存，其中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可以早到公元前8世纪。目前看来，公元前6—前4世纪是塔里木盆地绿洲重要转型阶段，由聚落发展出城市文明。至于这一发展过程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变的，将来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城址。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体量不大，营建工艺也相对粗放，应与城市初步兴起有关。相对晚起的卓尔库特、乌什喀特古城体量更大，布局更加完善，显示战国中期以后城市形态进一步成熟。可以说，由于有了早期聚落向城市的发展，客观上为后来汉代国家管理的建立铺垫了物质基础。
第二，绿洲文明的区域差异。乌什喀特古城与卓尔库特古城时代相近，前者是典型的三重城，后者是特殊形式的三重城。乌什喀特古城体量更大，布局也更规整，显示社会发展程度更高。龟兹所在的渭干河流域绿洲远比轮台所在迪那河绿洲大，资源禀赋更加优越，可承载的经济活动和人口规模更大，应该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城市选址均临近塔里木河古河道。奎玉克协海尔、卓尔库特古城分别位于迪那河及其支流尾闾与塔里木河古河道交汇处附近，乌什喀特则位于塔里木河古河道与却勒塔格之间，临近渭干河支流。这说明，天山融雪形成的南北向径流与塔里木河交汇地带才是古代绿洲居民主要活动区。换而言之，这些绿洲的中心在塔里木河近河北岸，而非近山地带。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也应遵循同样的规律。由此看来，《汉书·西域传》称南北两道“波河”“傍山”而行，“波河”乃是实指，而“傍山”则是虚指。
第四，城址主体外均有木结构棚架建筑附属设施。卓尔库特古城高台城址、内城中高台外围连排棚架围合。乌什喀特古城宫城外同样环绕一圈棚架建筑，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高台四周亦是如此。棚架木柱直径大抵25厘米左右，进深5~6米，单间面阔10~15米，内有灰坑等生活痕迹。部分棚架内出土大量加工或半加工骨器，可能是作坊。以棚架建筑作为主体建筑的附属补充，似是主要城镇比较普遍的作法，或与城市功能的扩展有关。
第五，建筑结构符合地域环境特点。主体建筑墙体采用土坯砌筑，屋顶则是在梁椽上层铺设细木条、苇席、泥层。这种做法既适合塔里木盆地周沿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夏季隔热和冬季防寒。
第六，建筑材料、建筑尺度有迹可循。三处城址所用土坯长多为45厘米，大的可达50厘米以上。即使晚期土坯尺寸明显变小，也比西域长史府驻地楼兰城所用土坯尺寸要大。卓尔库特、乌什喀特两城建筑墙体厚大都为1.1米。这些现象表明，战国至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城市建筑营建遵循一定的规制。
余论
数年来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已经可以说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城址的文化堆积、建筑形态等方面有相当的特殊性，复杂程度远超过以往的设想。如果一味固守旧有的观念，脱离新疆考古实际，恐怕无助于研究的开展，还会淆乱视听，造成不必要的“伪疑难”。
在西域考古研究中似乎存在一种倾向，即以是否发现瓦当一类建筑材料来推断城址性质。这种观点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实际，都值得谨慎推敲。从新疆、中亚目前的考古实践来看，情况可能远非如此简单。即如魏晋西域长史所在的楼兰古城（LA.）遗址，至今也未见片瓦。现已知奇台石城子所出，高昌、北庭古城采集均为东汉中后期瓦当。或许可以推测，瓦当这类建筑材料要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在西域部分地区使用。详检史籍记载，推求当时情势，可知汉宣帝时代建西域都护府与乌垒同治，庶事草创，且地处南疆，恐怕未必遽然兴建大屋顶式建筑。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出土文字证据才能实证西域都护府所在。楼兰古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西高穴曹操墓，乃至于许多重要遗址的学术史研究无不从正反两面提示人们，就规制入手是考古学更本质的要求。包括地理空间等其他多方面因素，往往也可以是确定遗存性质有效且有力的证据。文字实物固然重要，却可遇而不可求的，也并非是唯一有效的证明。况且，塔里木河中游摆动区的盐碱化程度非常高，埋藏和保存条件恶劣，陶器、金属器锈蚀、酥碱化严重。单纯寄希望于文字实物，不免胶柱鼓瑟，在学理上也是值得省察的。
历史上根据西域地区形势的变化，西域都护府治所也随之发生迁移。以一成不变，或单一的方式来考量西域都护府治所恐怕既不符合历史，也无助于理解中央政权管理西域地区的动态过程。汉代西域地区军政建置是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西域都护府治所仅仅只是这个体系的“龙头”，而非全部。寻找西域都护府治所固然重要，点、线、面结合，完整考察军政建置体系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汉代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治理，也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的过程。
从大遗址考古来看，西域都护府考古工作实际尚处于启动阶段。希图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问题，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学术规律。这项工作必定是长期的，反复论证辩难的过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遗址群的认识会在这过程中逐渐水落石出，事实也必将在这过程中越辩越明。
西域地区城市文明有其特殊性和地域性特点，不仅在探寻西域都护府遗址时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地域性，在探寻中华文明时似也应当加以注意。只有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特性，从多元中归纳统一的内涵，才能更科学地总结文明起源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