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鹿:巴蜀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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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鹿  

 

哲学史专家钟肇鹏说:“广义的蜀学,其内涵和外延均相当于巴蜀文化。狭义的‘蜀学’就是指巴蜀人士的著作及论述巴蜀文化的著作,总称巴蜀文献。弘扬蜀学首先要加强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宣扬蜀学,弘扬中华文化。”巴蜀文化的形上哲学思维体现了巴蜀文化的内在本质,构成蜀学的哲学内涵。巴蜀哲学与经学有着紧密联系,巴蜀哲人通过诠释儒家经典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巴蜀哲学是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创新,整理研究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巴蜀文献及其蕴含的哲学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具有重要现代价值。

巴蜀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兴起了神仙方术。到了汉代,神仙方术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巴蜀及汉中之人大多对巫鬼较为信奉。至东汉末,张陵等对巴蜀的灾异图谶、阴阳五行之说加以采纳,把民间巫术与对黄老的崇拜结合起来,五斗米道得以创立;早期道教代表作《老子想尔注》对《老子》进行阐释,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代以后,巴蜀佛教逐渐勃兴。隋末唐初之时,不少僧人因中原动乱而入蜀,使得佛法兴盛,以至玄奘也入蜀问疑求学。玄宗、僖宗为避“安史之乱”入蜀,使巴蜀佛教进一步兴旺。在与中原、江南等地的交流中,巴蜀佛学有了长足发展。唐朝佛教禅宗有八大派,巴蜀占了五派,可见巴蜀禅宗在全国禅宗中的地位。此期,出现了马祖道一和宗密两位影响深远的巴蜀佛学大师,其佛教哲学在全国产生了突出影响。

巴蜀哲学所具有的包容性、会通性特征表现在儒佛道三教交融、互涵互补上,这在宗密、杜光庭、三苏父子、张商英、虞集、刘沅、蒙文通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体现。受刘沅影响,刘咸炘亦强调“吾学乃儒家兼道家”,融合儒、道,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汉初蜀守文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先富后教,体现了躬行践履的蜀学风气。李白的老师赵蕤,在所著的《长短经》里明确记载了自己的经世哲学。宋代张栻批评“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由此强调躬行践履才能获得真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表达了张栻的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互相促进的思想。魏了翁继承张栻,主张知行互发,强调“真知,著于实践”,既重功利,讲求实事实功,又主张义利统一,“趋事赴功”。明末清初的费密提出以力行代清谈的主张,提倡“通人事以致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巴蜀哲学重视人情,以民为本。在这方面,三苏蜀学思想颇具代表性。三苏蜀学对自然之人情较为重视,这有别于更加重视人的道德理性的宋代理学家,亦是蜀学及巴蜀哲学特征的体现。苏洵的《六经论》贯穿着重人情的思想线索。苏轼对苏洵思想加以继承,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苏辙提出礼皆“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观点,认为礼与情不可分离。魏了翁指出人欲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生逢乱世的费密亦重人情,反对以理压制人的欲望,批评理学家“责人以必死”“律人以圣贤”等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刘沅将其经学与人情紧密结合,认为“六经”本于人情而为教。

贺麟和唐君毅作为巴蜀现代新儒学家,学贯中西,造诣颇深。贺麟提出要对西学进行“华化”“儒化”,主张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唐君毅主张积极面对并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西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融合中国文化的相关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加以超越。刘咸炘亦认为,中西之学各有长短,可以“相参而求之”。

巴蜀哲学与经学相结合

哲学与经学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使蜀学经学化、经学哲学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蜀哲学有重经学的传统,并对前人旧说有所超越,勇于创新。文翁兴学化蜀,在全国首次创办地方官学,并派遣生员到朝廷去学习七经,学成回来教授吏民,使得儒家经学、经典得以流传入蜀。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扬雄、杨终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学家。扬雄不信谶纬,糅合儒道,以玄为高,拟圣制作,具有拟经创始之功,他以其《太玄》一书“妙极道数”,而“度越诸子”。杨终提议召开并参与汉章帝在白虎观组织的考论经义活动,讨论五经异同,表明他在当时的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讨论的结果撰为《白虎通义》。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一书,集三十五家易说,重象数而转移时代之风。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著《孟子说》阐发义理。他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与经学的发展。和会蜀洛之学的魏了翁遍注群经,把阐发义理与训诂考释相结合,著《九经要义》等,占据经学史上一席。

明代杨慎重视汉学的考证方法,提倡多见、多闻,重传注疏释,这对于纠正理学流弊,提倡考据实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明末的来知德重视象数,指出“舍象不可以言易”,认为“理寓于象数之中”,假象以寓理,通过象数来阐发义理,重新解释《周易》,对易学有所发展。明末清初的费密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提出离开经典便无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考查汉唐学者如何注释经典,以此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表现出尊崇汉儒而非宋儒的倾向。其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胡适对费密评价颇高:“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

清代中后期学者刘沅经典诠释著作等身,著有《四书恒解》和多种对儒家经典的“恒解”。其治学倾向在于思想学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而不是侧重于文字训诂;其治经重点在于求经书中的道而不局限于宋儒和清儒的旧说。廖平作为近代今文经学家,其经学经历了六变。其中,“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与“尊今抑古”这两变,颇具有超越传统旧说的意义和特色,通过释经体现其创新精神。现代国学大师蒙文通一方面继承阐发廖平师说,另一方面提出己见,发展了师说。在对待古文经的真伪、《公羊》学的托古改制说以及与之相关的今文经学之革命说等问题上,与其师说有所不同,随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变,体现了巴蜀哲学释经创新、超越前说的特点。

巴蜀学术史上的这些著名人物把哲学与经学相结合,其哲学思想颇具经学的造诣。而他们对经学的钻研富于哲学思辨,对哲理的阐发亦不离经学的形式。由此在中国经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经学与哲学的发展。

巴蜀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

巴蜀哲学包含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具有重要价值。

巴蜀哲学蕴含着创新精神,如文翁开创地方官学,扬雄以“玄”为最高范畴,以天、地、人三分宇宙观取代《周易》的阴、阳二分法。唐代李鼎祚重象数而转移时代之风。宗密在哲学思维上不囿于往见,自有一系统。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及思想。魏了翁主张“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经学和尊今抑古。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蒙文通批评汉学流弊,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倡鲁、齐、晋之学。贺麟提出以中学化西学的新命题。唐君毅提出返本开新,以创新中国哲学。

巴蜀哲学具有“多元会通,兼容开放”之特色,其中蕴含的和谐兼容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由今文独尊向今古文兼容并蓄,成为蜀汉经学流传演变的趋势。谯周的经学倾向具有兼容性,较难区分其今古文经。赵蕤以开阔性眼光著《长短经》,对诸子各家思想均加以吸收,并结合社会发展实际融会贯通,而不限于一家一派。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体现了三苏蜀学的学风。北宋宰相张商英亦提出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刘沅槐轩学对理学扬弃,对三教融合,认为佛老不为异端。贺麟、唐君毅、刘咸炘等融贯中西等思想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和谐兼容精神。

巴蜀哲学重行,强调知行统一、经世致用。扬雄强调“强学而力行”“言必有验”,以力行对言论加以验证,将学与行统一起来。唐甄批评“儒者不计功”的说法,肯定事功修为,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上,而主张“崇实黜虚”。刘沅主张“《大学》之道,知行不可偏废,人知之;而其用功,知行一时并到”,强调知行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巴蜀哲学强调“沟通道欲,情理结合”,即以人的理智之心来把握人的本性和情感欲望。既重人情,合理满足人的基本欲望和客观物质生活需要,又加强道德修养,重责任义务,把情与理、道与欲结合起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三苏、魏了翁、费密、刘沅等众多巴蜀著名人物的思想中。发扬此种情理结合的精神,有助于克服贵理贱欲、崇性抑情观念带来的压抑个性的流弊,调动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反对单纯放纵欲望、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规范和他人利益,以至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行为。

巴蜀哲学具有除旧布新之特色,其中蕴含的批判精神可为今天提供借鉴。唐代赵蕤在《长短经》里对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大胆批评,“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并通过解释《左传》所记《周易》大壮卦的卦象,说明君臣易位的可能性。魏了翁主张君臣“共守天下”。唐甄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最高权威,“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颠覆三纲观念,强调以君下于臣、夫下于妻为德,表现出对君主权威的挑战、对妇女的同情和男女平等的思想。邹容强调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

巴蜀哲学所蕴含的开拓创新、和谐兼容、知行统一、经世致用、情理结合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整理研究,进而继承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源优势,立足巴蜀,面向全国,突出地方特色,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服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我们研究巴蜀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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