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展:日本全面侵华初期的持久战略与军政关系(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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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日本全面侵华  

张展  

摘 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围绕持久战略,作为日军军令部门的陆军参谋本部与军政部门内阁陆军省产生分歧,这一分歧随战局发展进一步扩大。南京沦陷后,日本内阁自认为中国缺乏长期抵抗能力,主张停止对华媾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表态反对,但因在权力博弈中失利而让步。内阁利用天皇的支持与人事任免等权力,间接干预军令部门的决策。徐州会战后,内阁与宫廷集团更换反对媾和的阁僚,推动日军战略再次转向“以战促和”。日军持久战略的变化过程表明,利用“统帅独立权”推行自身主张的军令部门,仍不可避免地受内阁影响。

关键词:参谋本部 持久战 日军战略 近卫内阁 天皇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当局便制订了应对中国持久战的分析方案。通过多元材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发现,负有政治责任的政治当局与负有军事责任的军令部门,在战争战略上存在不同设想和利益诉求。日军最终成型的战争战略,实际上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本文尝试考察日军持久作战战略内容演变,探析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决策逻辑,厘清各权力主体的相互关系,在展现日本决策体系运作方式的同时,揭示日本各部门的战争责任。

一、日军全面侵华初期的战略分歧

持久作战系“与速决战相对而言,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具体又可分为战术持久与战略持久。战略持久即毛泽东《论持久战》中与速决战的“亡国论”、“速胜论”相对的“持久战论”。日军亦以“持久战”指称应对长期战争的作战、编制、动员、物资等规划,本文考察军事作战战略。

1936年,日军修订《帝国国防方针》,确定持久战略为不得已的预案。文件要求,以“先发制人,从速达成战争目的”为基本方针。受“帝国资源并不丰富,战时难以迅速扩充军备”等客观条件制约,日军“不希望战争陷入持久战”。但日军确定的四个主要假想敌按顺序为美国、苏联、中国与英国,海军以美国为头号假想敌,陆军以苏联为头号假想敌,由于“假想敌国均为大国,必然利用消耗战略,进入长期战争,须对此有所准备”。

日本“陆军兵力主要应对苏联,海军兵力主要应对美国”,但陆军对苏兵力不足。日军“考虑到了苏军战时整备兵力,和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战时苏军向远东派遣兵力可达七十个师开外”,日本陆军“战争初期所需兵力,约以师团五十个为基干”,而“现在发起动员的话,只能动员三十个师团,与五十个师团还有相当差距”,常备兵力仅有“十七个师团及若干独立部队,总兵力约25万”。在日苏对峙一线,到1936年底,远东苏军有16个师,而在伪满洲国和朝鲜的日军只有5个师团。

在对苏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日军仍积极计划军事侵华,系基于对中国战争能力的判断。制定《帝国国防方针》之际,军部认为,“中国不具备独力对抗帝国之实力”,“中国的政策及政情若无法实现我方期待,帝国即以强大威力处理之”。这一思路体现在对华战略规划上,则是奉行速决战、歼灭战的基本方针,“作战目标为摧毁敌野战军及敌主力舰”,后来又“新增加了占领所需疆域一项”。

为避免分散兵力而影响对苏备战,日本陆军欲以局部战争实现侵华目标,妄称“中国为不统一之国家,国民政府衰弱,可能不会出现(中日)全面战争”,“应将作战限制于华北、华中或华南其中一方面,严防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考虑到对苏警戒,要全力限制对华作战规模,尽可能利用小规模兵力,从速达成作战目标”。但这一方针即使在日军内部也存在争议。在讨论1937年度作战计划时,日本海军认为,中国日渐走向统一,局部战争可能无法达成目标,应一开始便发动全面战争,投入充足兵力。陆军则主张“一定要从始至终地坚持局部战争”,担忧如果进行全面战争,中国会以持久战应对,利用领土广阔之利,实行“后退战略、消耗战法”,而日本受限于国际形势,既无法在军事上打赢速决战,又无法在思想上瓦解中国的持久战意志,从而陷入被动局面。在其坚持下,日军仍沿用原定的局部战争方针。日军《1937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将主要作战范围限定于华北,以中国驻屯军为前锋,开战后攻占北平、天津、张家口乃至济南,后续援军则着力“攻占黄河以北各要地”。

日军要以较小投入实现战争目标,需要配合外交讹诈使中国让步。根据局部战争要求,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在华兵力较弱,如参谋本部作战课编制班松村知胜所言,“仅仅是华北一个规模不大的军司令部(约五千兵力的中国驻屯军——引者注),和台湾的一个混成旅团”。日军妄图不战而胜,“原则上避免对华行使武力”,利用中国外交弱势,以少量军事投入撬动较大外交成果。

对日本的企图,中国方面有所预料,计划予以抵抗。1935年,德国军事代表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建议,在华北问题上,“日方必先设法不战而必达到此目的”,“用最后通牒式之空词恫吓,即可如愿以偿”,中国“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判断日军“或因局部军事行动,而揭开战争之序幕”。蒋介石亦以这一思路观察日军行动,认为日本“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遗,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部就战争前景发生争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主张集中力量对苏备战,在华实行所谓“不扩大”战略。当时陆军内另一种观点认为,能以较小代价完成侵华战争,为对苏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主张“给予中国以一次痛击,使之屈服,从而实现以华北分治为主的我方一贯的要求”,此即所谓“对华一击”论,“认为这是百分百能实现的,要说后来实际陷入对华全面战争的泥潭,当时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时任陆相的杉山元,便以“三月亡华”论著称。

当时日本实行军令、军政分离制度,陆军内部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并立。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权,承担作战责任。根据“统帅独立权”原则,他们可以绕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内阁中的陆军省、海军省承担预算管理、编制规划等军政职能,承担政治责任,无权直接干预军令部门的作战规划。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指出,陆军由此分成两个派别:以石原莞尔与后来担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派”,亦即“不扩大派”,和以陆相杉山元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为代表的“陆军省派”,亦即“扩大派”。石原莞尔的观点之所以能代表参谋本部,是因时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身为皇族不甚参与实务,参谋次长今井清病重,石原莞尔主持参谋本部实际工作,能利用其批准派兵及作战计划的权限,推行自身主张,并得到了战争指导课课长等人支持。但“几乎陆军全体”实际上都属于“扩大派”。参谋本部内部也有不少人支持“陆军省派”意见,如作战课长武藤章与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共同形成了强硬派佐官的集团。

“参谋本部派”与“陆军省派”的分歧,演变为陆军参谋本部与日本内阁的分歧。当时内阁的主导权由陆军省掌握。外务省基于与陆军省一致的“对华一击”战略构想,同陆、海军省达成协议,准备对华提出“全面调整国交”的停战条件,包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等。外务省设想“凭借武力逼迫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其不得不全数答应我方条件”,或“我军击破中央军之后,可能导致蒋介石政权崩溃,出现新的中央政权,届时可以直接与之交涉”。石原认为出兵上海会引发全面战争,但他担心在上海驻有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会积极寻求在上海开辟战场,并要求陆军出兵。

日本陆军最终确定的战争方案,反映了争论双方的相互妥协,即进行局部战争但不排除全面战争的可能性。1937年7月11日,日本内阁在与陆海军军令部门达成一致后,决定向华北增派三个师团,规定以华北为作战范围。7月13日,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共同通过《华北事变处理方针》,决定“现地解决”,继续谈判。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二课据此制订战争方案,要求暂时限制兵力投放,但在需要时“投入充足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平定战局,至少整体地解决华北问题”。7月17日,第二课制订了更为具体的作战方案,将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膺惩”第二十九军为目标,寻求华北问题的“解决”,第二阶段则是“为颠覆作为排日、抗日根源的中央政权而进行全面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预期将在三四个月后结束”。7月20日,参谋本部确定“武力解决”方针,21日由陆相上奏天皇允准。8月8日,参谋本部确认以局部战争“在冀察方面给予中国方面以痛击,动摇其战争意志”。

1937年7月下旬后,蒋介石的应敌战略由局部速决渐转向全面持久。事变爆发之初,蒋要求“应即准备向华北增援,以防事态之扩大”。法肯豪森曾对蒋提议,“窃以华方所有新式兵器,从未有今日之充足,故苟以之临敌,我特能用以拒敌方初次攻击,并能用以逆袭,获局部胜利,阻止敌方攻击,如是方足启列强干涉之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亦要求集中优势兵力“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只有“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蒋介石起初认为,日军“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事最多限于局部”,中国应利用日本战争决心之不足,“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中央军北上后,蒋自以为战略优势已经建立,“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其目的矣”。对蒋借局部军事施压寻求日本让步的做法,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蒋先生对日举动有些投机性”。国民政府中亦有主张全面应战的意见。刘峙建言蒋介石,“拟请订定整个作战计划,密调部队乘势大举进攻,期一举占领榆关沿长城至多伦之线”,“先发制人,大举进攻,消灭其在平津一带势力”。宋哲元致电蒋介石,强调“局部抗战易陷于被动地位”。陈诚也认为,“华北局部战为敌之企图,若我亦以局部应之,则我全陷于被动,且无胜算可操,职以为我军主力在华北应采取歼灭战”,“最大把握仍在发动全面战”。7月25日、26日,中日两军间相继发生廊坊事件、广安门事件,蒋意识到全面战争恐难避免,“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若日本改局部战争规划为全面战争,则中国应战之道在于持久,“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

8月,日本内部就全面战争的争论激化。11日,海军军令部以“保护侨民”为名,要求陆军向上海派兵。内阁在12日夜召开四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通过了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兵力的决定,淞沪会战随即爆发。但石原莞尔代表参谋本部反对扩大战事,认为:“我一开始就认为与中国的战争是持久战,因此要尽可能的限制作战范围,这样的作战范围要保持多年。”石原认为,日军制订作战计划的作战参谋多出身于陆军大学,而“陆军大学专注于战术教育,缺乏指导持久战争的教育,进行决战战争尚可,指导持久战争是不行的”,“能应对决战战争,但不能应对持久战争。能把日本的战争能力和中国抗战能力,苏、英、美对远东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和德、意对其的牵制能力等综合考虑,在大脑中进行统筹,进而判断日本对华作战要投入多少兵力,并制订战争方策的人,在参谋本部一个都没有”。

日本不惜冒陷入持久作战的风险,持续增兵扩大战争,是其内部博弈的结果。作战事宜本由军令部门以辅弼天皇为名单独决定,而战争的走向问题超越了具体作战的范围,需要与内阁商讨。石原后来就此强调,“持久战争不是参谋本部自己能决定的,具体要由统帅、政治两方各部门主事者合作决定,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则由天皇圣断”。淞沪会战爆发之际,裕仁天皇质询参谋总长载仁,表达同时对华、对苏作战的担忧。但裕仁认为在对苏备战的同时,仍有余力进行侵华战争,并向载仁表示,“因为要考虑苏联的存在,(侵华战争)所能使用的兵力是有限的,但还是要尽可能地(投入)来进行战争”。裕仁的表态名义上是质询(所谓“御下问”),实际上是“天皇借此来暗示特定方向……直接影响政治政策与军事方针”。石原莞尔随之不再反对在长江下游开辟新战场。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日军正式准备了应对持久战的预案。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无耻宣称要“膺惩暴戾之支那”,意即将战争对象从华北扩大至整个中国。而针对全面战争演变为持久战的可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便提出了简要思路,即战争全面化、长期化之际,限制占领范围于“河北省北部、上海和苏州之间”。淞沪会战后,石原莞尔按照限制战线的方针,制订了应对长期战争的方案,由参谋总长正式上奏裕仁。该方案要求切实控制华北占领区,对来攻的中国军队进行防御反击,占领上海以破坏中国经济,并适时封锁中国沿海来切断对外经济活动,而不准备继续扩大占领地区。9月,石原在权力斗争中失利,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退出了决策核心。日军随即加速对华增兵,战争范围也向华北与上海之外扩张。

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初的三四个月中,围绕应对持久战争的争论,本质上是陆军内部的博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在侵略中国与维护陆军整体利益的根本目标上具有共识,也存在战略分歧。负责陆军作战事务的参谋本部关注苏联这一头号假想敌,以石原莞尔为代表,对华奉行“不扩大”方针以避免陷入全面持久战争,而“陆军省派”认为扩大战争规模可求得速决,持久战争风险微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参谋本部确定了对华持久战的基本思路,即不扩大占领区,加强对华封锁,寻求在消耗战中取得优势,这在后来日军应对该问题之际得到沿袭。

二、日本当局对持久战争前景的判断

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两军均面临如何进行持久作战的问题。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调整战略规划,决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11月,日军登陆杭州湾,上海的中国军队遭包抄而快速溃退,首都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认为,迁都在于“为长期抵抗计”,“打破敌人讨城下之盟之妄念”,并向徐永昌等军事将领强调,要让日本“无法停止战争,彼居于被动地位终归失败”。这一信息迅速为日方所知晓,并判断国民政府将行政机构内迁,是“已决定采取长期持久态势”。11月20日,蒋通电各省市政府及国民党党部,明言迁都是要“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

日本陆军内部有人提出,应主动选择对华持久作战,以完全达成战略目的。华北方面军强调,应以伪政权取代国民政府,为此“要做好事变长期持续的准备,将之作为处理本次事变的最高方针”。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抵抗不会改变,日军媾和撤兵“只会让事变的巨大牺牲付诸东流,在数年后面对更排日的中国”,要从“政治、经济、思想”上全面改造中国,就需要“在占领区及其周边建立地方政权”,并扶植其逐渐成为“统制整个中国的政权”,为此不惜进行长期战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不仅积极活动,寻求陆军省支持,还要把这一“长期斗争”的观点向日本大众普遍推广。对此,陆军省“十分理解长期驻军的必要性”,外务省也私下与冈部通气,在华“如有相当长时间驻军之必要,将予以承认”。长期驻军即意味着战争的长期化,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认为,扶植华北伪政权代表“真正的持久战才刚刚开始,日本要有这样的觉悟”。军务课也主张,如果媾和失败,要以伪政权取代国民政府,进行长期战争。参谋本部中国课认为,要将“新政权”视作未来中国的“中央政权”。关东军亦呼吁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

国民政府对日持久战略的核心,在于利用广大国土,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进行持久消耗战。具体到作战中,便是分段防守、层层抵抗,以分散日军兵力。战争初期,日军之所以能凭速决战获得局部胜利,与国民政府“在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但“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有关。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吸取教训,将战略重点由大城市向广阔空间转移。蒋介石宣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要“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小胜,而成全局大胜”。1937年12月13日发布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要求,“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以分散日军兵力为目标,“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并发动游击战“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

对外界而言,中国的持久战意图不难判断。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就是“诱引帝国军队深入内地,使事变长期化、复杂化”,“拉长战线以虚耗帝国国力、战力”,即进行持久消耗战。日军应对之道在于有计划地控制战线,保持主动地位,“除有特别必要外,不扩大战面”,“着力于维护占领地区的治安”。如何在扩大战果的同时减少消耗,是日军应对持久战的核心问题。日本媒体如《朝日新闻》也清楚地看到,“攻陷上海到南京”只能说是“第一期作战”,“中国方面构建了从汉口到广东、香港的防线,所谓长期抗战”,在如此漫长战线下进行的长期战争是“第二期作战”,“皇军当然要严防被诱入内地作战”,但同时也要有计划地继续进攻,“攻下中国第二期作战的基地”。

日本陆军研究认为,在对华持久消耗战中占据优势是可能的。1937年11月,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提交《对中国进入长期抵抗之际的形势判断》(以下简称为《判断》)。在参谋本部中,中国课的主张素来接近“陆军省派”,卢沟桥事变时任课长的永津佐比重“强烈主张对华一击论,以其在华活动的经验,认为拔刀威胁中国便可使之屈服”;现任课长影佐祯昭则呼吁“从速援助以防共亲日为方针的华北新中央政权的组建”。《判断》对中国战争能力评价较低,认为国民政府经济困窘,军事孱弱,坚持长期抵抗会导致分裂;中国之所以“借地域而行持久”,是寄希望于“借帝国战力疲敝、舆论分裂的机会,期待国际调停”,日本“应对长期抗战,首要在于使中国放弃长期抵抗的意志”。以该文件为基础,结合同时期日本陆军其他文件,可总结日军对持久作战的观察和预判。

第一,军事方面。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希望在扰乱日占区的同时,“以主力固守陇海线与南京,并分兵固守华南沿岸,尔后逐渐退入中国内地,进行持久战争”。这一判断基本符合蒋介石对日战略,即在北方防守陇海线,在南方固守南京,其后以南昌、武汉为防守要点,且战且退,将四川作为最后防地。

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差距将扩大。军队素质方面,“中国第一线兵力由保安团和新兵补充,虽然数量可能不会减少,但素质不免逐渐低下”;战争资源方面,“长期抵抗阶段之前,中国军队武器弹药储备便将消耗大半,中国贫弱的兵工厂无法满足需要,且大部分已被我军占领或破坏,其补给只能依赖外国援助”;外部援助方面,中国进口的军需品“因我方的海上封锁而难以运输,加上欧洲最近也形势紧张,将愈加难以入手”,苏联的援助“因陆路运输而较为困难”,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中国恢复战力”;战争意志方面,“中国军队在华北和上海的败北,使其认识到日军实力,消磨抗战意识,将逐渐引发其最高统帅层内斗、中央与地方军阀间的不信任、军队的叛乱等”。

第二,经济方面。《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无力支撑持久战:“丧失华北及上海等军费来源地,又遭我军海上封锁,政府收入将显著减少”,国民政府“只能加强对国民的征收力度,将使国民愈发感受到战败感”,“政府财政数月后甚至连军费也难以支出,国民经济亦受战争影响而逐渐破产”。

中国持久抗战的基础是广阔的大后方,但《判断》却错误地认为大后方无力支持战时经济。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之命运“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蒋介石强调,“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陈诚也提到,内地对抗战的意义体现在提供战略空间,令国民政府有“退守到兰州迪化”的余地,并提供“无穷的人力物力”。但《判断》认为,沿海大城市的工业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中国内地仍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具备近代的作战及经济组织”,不足以应对近代化战争。这也和法肯豪森的悲观预判相合,后者认为中国富庶地区沦陷后,除非中国四川实现工业化,否则军备告罄,“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

第三,政治方面。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向来有共识,认为中国未实现完全统一,中央权威未能完全覆盖地方,各地割据势力强大,内乱不止。淞沪会战末期,陆军省军务课判断国民政府的地位将因战败而丧失,扶植“新中央政权”是应对长期战争的主要政治手段。作为媾和失败的预案,大本营陆军部(主要由参谋本部主导)准备以华北伪政权控制河北、山东、山西等,以华中伪政权控制江苏、浙江,在广东、福建建立华南伪政权,从而“终结持久战”。《判断》预测随着华北伪政权吸收各地伪政权成为“新中央政权”,国民政府将无处容身而“趋于瓦解”。参谋本部亦准备促成“新兴政权与蒋政权相互妥协,从而在政治上终结对华战争”。

利用伪政权造成中国分裂,有利于日军拉拢离间抗战阵营。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存在“抗日政权内部的斗争”,“红色与白色,反日与亲日的不同势力之间存在矛盾”。《判断》认为,“长期抗战将导致中国愈加艰难穷困,从而利于赤化势力渗透”,“随着抗战的持久化,其官民的抗战热情必然逐渐消磨,对赤色势力的增强而心存畏惧的一派,将逐渐发起反共、反战运动,两股势力将围绕长期抗战问题产生内讧,使南京政府陷入崩溃”,“随着赤色势力掌控大局,白色抗日分子将逐渐离开抗日阵营,南京政府会失去中央政府的实质,转为共产的一地方政府”,“军阀便获得了反中央的名分”,民间也可能“改变抗日思想”。日军计划“宣传上海会战中蒋介石的责任问题,策动南京政府内部红色、白色势力的冲突,从而促使其政府走向分裂与崩溃”,同时“以华北和上海为中心,促进对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结成反共、反中央阵营,促成地方实力派起事、敌军队和民众暴动”,“促成华中、华南的反中央暴动,诱导其普遍的排外情绪,尤其是排英运动”,并重点拉拢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结合军事施压,使其展开“倒蒋安民运动”。

第四,外交方面。《判断》预计国际形势暂时不会直接影响中日战争,日本可全力应对中国的持久战。苏联“极希望通过中国持久抗战来消耗日本国力,但苏联除非与英美法,至少与英美结成反日德意同盟,否则不太可能对日动武”;美国“虽然会呼吁中日和平,但会与其他列强保持协调,除非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不然不会武力干涉”;英国“会竭力调停,但无力强力干涉,甚至会在国民政府濒临崩溃时转而亲日,法国则会追随英国态度”;德国、意大利会“与日本保持一致,且德国为避免日本消耗对苏战备,会竭力调停中日问题”。参谋本部甚至认为,“有必要让作战课长不为对外形势等事烦扰,专注于作战”。为维护这一国际环境,日本陆军要求外务省采取“防范苏联、施压英国、拉拢美国、亲近德意”的外交方针。

第五,日本国内宣传和经济方面的应对。《判断》认为,战争长期化确实将引起国民反战情绪,为此要着力宣传日军作战的顺利,要求在国内“确立对内教化的指导精神,并对各个机关进行总动员”。1937年9月,日本要求国民准备接受长期战争的困苦,以“涵养坚忍持久之精神,锻炼吃苦耐劳之身心”为主旨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经济方面,《判断》认为,除石油等少数原料外,日本国内与占领区内资源可自给自足,支撑军需重工业的发展。日军正在建立“围绕财政、金融、工业、粮食、布匹、商业、贸易、交通、劳务全方面的战时体制”,着眼于“实现内外需求与供给的长期均衡”,发展生产、充实军备,实行“军需的总动员”,打造“耐久的国家总动员形态”。

从后来战争实践的发展看,日军的上述观察分析有准确之处,但根本没有预见到中国人民抗日持久战争的韧性。上述分析虽未直接给出明确结论,但其大意显示,日本侵华持久战虽然不易,但未必不能取胜。而强调其“不易”的参谋本部,与预期乐观的日本内阁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基于淞沪战局的进展与对战争前景的预期,日本内阁的战争设想发生了变化。内阁不负责具体侵华作战事务,而主要着眼寻求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国民政府迁都说明日本原定的城下之盟不易促成,扶植傀儡政权似乎成为实现战争目标的捷径。11月26日,首相近卫文麿针对国民政府迁都的消息,强调日本不惜进行长期战争。表面上看,这是近卫对其9月5日在议会公开表态的重复,随着战局变化,近卫的信心已大大增强。据近卫心腹、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记录,近卫此时认为“不用过于担心日本陷入长期战争”,依据有三:“(一)放弃了南京的国民政府,把自己的基地迁移到四川重庆,这样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必然会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二)就算对方叫嚣长期抗战,也不过是将死之物的悲鸣,可以说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风险是不存在的;(三)诱导新政权成立并提供帮助,使其发展壮大后,贯彻日本的要求来收拾时局。”12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朝日新闻》透露,表示准备“否认”国民政府,正在讨论发表声明的时间。12月13日,日本在华北扶植的伪政权“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华中的伪政权亦在筹备。如果中日实现媾和,这些伪政权便难以立足,因此其支持者坚持要求否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据具体负责组建华北伪政权的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总务课长根本博回忆,该任务是陆相杉山元与次官梅津美治郎秘密指示的,而陆军省正是要求叫停媾和、以伪政权取代国民政府的重要力量。

11月、12月间,在日本内阁内部,扶植伪政权取代国民政府,不惜对华进行长期战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徐永昌注意到,日本对中国长期抗战不以为意,“敷衍德国,且戏辱我长期抗战之对策”。在日本内阁中,首相近卫与陆相、海相、外相各自动员下属谍报机关,均得出“否认国民政府是收拾时局最佳途径”的结论。日本要在华扶植伪政权“另起炉灶”,那么国民政府无论答应何种条件均无意义,于是在内阁中“和平交涉无用论占据了压倒性地位”。停止对华媾和,意味着内阁卸下谈判求和的责任,提出扶植傀儡政权控制中国的政治诉求,参谋本部就需要在军事上承担风险,在负责对苏备战的同时指挥长期的侵华战争。

参谋本部主张以军事角度优先考虑对苏备战任务,尽量避免对华持久战,放弃部分政治诉求。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均与石原莞尔主张相近,认为日军对苏战备严重不足,应全力避免长期分散兵力于侵华战争。作战课强调,“现在仍然要坚持以中央政权统一处理全中国问题的方针”,“在现中央政权确实沦落为一地方政权之前,我方不要下进行长期持久战的决心,而应该设法在保持其面子的情况下,实现媾和,期限为本年年末”;如果“南京中央政权坚持进行长期持久战,且事实上成为一地方政权”,再利用伪政权发动“政治攻势”。作战课从军事战略角度强调,“要从根本上、综合地解决中日整体的问题,进而向下一阶段的东亚经纶前进,中国中央政权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反省的蒋政权或其继承政权的存在是必要的。若将之否定,便使其只能走向反日一途,无论其崩溃与否,中国都会出现经年累月的分裂,此际苏、英、美必然借机介入,使永久抗争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消耗帝国莫大的国力”。作战课据此判断,即便中国抗战阵营出现了所谓“赤色”、“白色”的内争,亦不利于日本“防共”,因此还是要迫使国民政府“在不过于严酷的条件下媾和”。

11月下旬,针对对华持久作战,参谋本部向内阁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负责参谋本部实务的参谋次长多田骏表现出“改变最高国策的决心”,全力支持战争指导班提出相应方案。由于担心尖锐言辞与内阁产生冲突,“可能会引发不稳”,该意见以战争指导班班长高嶋辰彦“私人方案”名义提出,实际上该班“全员同意此方案”,并得到参谋次长与作战部长支持。方案指出,内阁因不了解军事作战情况而出现重要误判,即以为日本不断胜利、中国陷入困境,而参谋本部为避免战线过长,在翌年一月便会令日军停止进攻,要认清“帝国在本次事变中期待让中国从根本上屈服,是不现实的”,“如果继续对华持久战争,即便中国方面战力被显著消耗,但我方对苏、对华、对英的国防总体力量也会相对减弱,将诱发苏联参战,或者苏、英等国干涉。在这种危局之下,凭日本的实力无以经纶东亚”,因此必须“排除万难,从速结束战争”。11月27日,多田骏要求战争指导班“判断对华持久战的意义”,实际上是准备论证持久战争不利的材料,完成后交给陆相杉山元。

参谋本部得到海军军令部支持,而陆军省则得到海军省支持。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与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同为皇族,实务由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主持。多田骏曾拜访岛田,提出“若错过媾和的最佳时机,战争会长期化”,因此要抓住机会实现媾和,由陆海军军令部门达成共识,通报“政府”(即内阁),岛田表示同意。对参谋本部“尽早停止同中国的战争,应对在远东增兵的苏联”的主张,海军军令部也准备为此整备第五舰队。不同于之前对进攻上海的积极,海军军令部对继续向内陆推进战线兴趣不大,且与参谋本部同处负责作战事务地位,考虑有限资源的配置问题,反对将兵力与资源长期投入中国战场,影响其负责的其他方面作战任务的实现。但海军省与其他内阁部门保持一致。在12月14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多田骏质问内阁成员:“政府是有导向持久战的打算,还是想要解决事变?”阁员“皆表示希望解决之”,但又强调无法实现。海相米内光政直言,“我认为实现和平的概率为零”。

前文所言围绕“不扩大”的争论,主要还是日本陆军内部的观点对立,而是否要对华进行持久战,决定于内阁主导的媾和工作,于是催生了陆海军军令部门和整个内阁的博弈。首相近卫在回忆中指责,这是主导内阁的陆军省所为,“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意见对立,一方要全力对华,一方要将着力点置于其他国家,军方的方针各行其是,事变更难解决了”。但实际上近卫等内阁成员并非超然事外,而是站在陆军省一方与参谋本部激烈交锋。

1938年1月11日,在御前会议上,参谋总长代表参谋本部强调,虽然对持久战争早有准备,但考虑各种因素,还是要“尽速将事态导向终结”,“媾和解决”。海军军令部总长表示“对参谋总长所述有同感”。日本内阁坚持叫停媾和,1月15日,日本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与会的内阁成员,即首相、陆相、海相、外相等均提出停止媾和,陆相杉山元提出“要推进作战打到蒋介石屈服”,得到海相、外相附和,却遭到军令部门一致反对。多田骏称,此举意味着“国家全体不得不做好进行持久战争的觉悟”,并预测“长期战争前途暗淡”,海军军令部总长与次长表示赞同。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也表示,战争拖长会削弱军备,海军也会受其影响,导致日本“在大陆和满洲的经营无法实现”。结果“政府与大本营的意见完全对立,在陆军内,大臣和次长的意见激烈对立”。海相米内光政施压称,“作为外交当局的外相,与参谋本部的判断不同。政府推进国策当然要以外相的判断为基础,那么参谋本部不信任外相就是不信任政府,统帅部与政府意见不同,政府又不能插手指挥战争,那就只好辞职了”。多田骏听后坚决抗议,“声泪俱下”。

战略见解分歧激化了军令与军政部门间的权力斗争。陆军省军务局要求“陆相发动人事权,果断更换统帅部首脑”,即换掉反对持久战争的多田骏。参谋本部中则有人呼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帷幄上奏,发挥独立统帅权之妙用”,绕过内阁直接借天皇权威推进其主张。多田骏取得海军军令部支持,通过身为皇族的军令部总长博恭王,请求裕仁天皇打破不在御前会议上发言的惯例;近卫文麿则希望裕仁只出席,不发言,把会议交给自己处理。裕仁答应了近卫的请求,实际上站在内阁一方,多田骏只得宣布为避免内阁解体“暂不反对”持久战方针。1月15日晚,参谋总长与军令部总长先后向裕仁表态同意内阁意见。

日本侵华战争是由其军政部门共同协调推动的。1937年、1938年之交,日本高层围绕侵华战争的大讨论中,作为政治部门的内阁,寻求扶植“新政权”来全面实现其对华诉求,叫停与国民政府的媾和。但叫停媾和这一政治决断,意味着在军事上要进行持久作战,在国力有限的前提下,军令部门需要应对多方面作战的沉重压力与巨大风险,故明确提出反对。军政部门之间的博弈,以天皇倾向于政治部门而告结束。这也反映了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政治部门的立场有时比军事部门更为激进。而军令与政治部门间的张力,导致日军军事规划无法保持稳定。

三、围绕持久战略的军政博弈与方针演变

日本内阁叫停对华媾和工作后,参谋本部认为,内阁沉迷于战胜的喜悦而使“国家进入不幸的长期战”,实际上对此“无认识,无决心”,没有意识到“战争要持续四五年之久”。参谋本部考虑的是世界战争临近爆发,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须准备对苏战备。参谋本部还认为,既然内阁叫停媾和,由参谋本部承担持久战的压力,那么参谋本部今后也要向内阁“提出各种要求,满足持久战的需要”。

参谋本部应对持久战的基本原则是一贯的,即采取保守战略,限制战线以降低战争消耗。上文所言《判断》要求,在战争长期化之后,“彻底转向战略紧缩态势,严禁扩张占领区”,“为应对中国长期抗战,采取最低程度的军事行动”,“除防止中国军队反攻和维持地方治安之外,避免分散地面部队,做好随时将军队转用于所需方面的准备”。参谋本部认为应对持久战的核心,在于切实控制占领区以“增收”,尽力避免扩大战线以“减耗”:“从整体的政治、军事战略上的大局考虑,适时对占领区进行整理”,“严格控制占领区,维持治安、确保交通线”;随着扩张的停止,将作战重点转向“以陆海军航空兵力之大部轰炸中国内地,彻底破坏中国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等国家设施及生产设备”,打击中国抗战意志。停止扩张之后,日军要“从速建设警察队伍和所需军队,逐渐替换日本守备军队”,由伪政权承担战争功能。

参谋本部的稳健策略,与日本内阁的行动并不完全同调。如前所述,参谋本部上书警告,沉浸于战胜喜悦的内阁不了解战争规划,而参谋本部已计划在1938年1月停止攻势。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停止媾和声明,宣示要与国民政府作战到底,参谋本部却并未准备配套攻势。参谋本部主张,不应根据内阁的政治需求来决定战争进程,而应坚持自己的军事规划,认为该声明中“政府虽然表现得很强硬,却不知道怎么处理事变。因此我们军方要打坚决的持久战,制订大规模的计划来进行真正的持久战”。所谓“大规模的计划”而非“大规模的行动”,表现在日军作战上,便是暂停攻势,制订长期战争规划。

1938年1月下旬,参谋本部完成侵华持久作战方案,即《昭和13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案》。方案回应了之前裕仁天皇“御下问”的内容:“若陷入持久战,国力将面临怎样的消耗?苏联若参与,形势将如何?”方案的核心是加强对苏军备,减少对华持久作战消耗,有两点突出诉求:一是要为对华持久作战留下充裕时间,作战要循序渐进,限制消耗;二是提供足够资源和体制支持,保证军备充足,从而在对华侵略的同时做好对苏防御。方案立足于“指导目前的对华持久战”,“计划时间约以昭和十三年至十六年(1938—1941年——引者注)四年为期,为尔后预想将发生的国际形势的大变化做好战争准备”,将对华持久作战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收缩战线、休整部队、消化占领区的“对华消极持久”阶段。本阶段为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主张以“纯粹的消极持久战方针来指导作战,极力减少国力尤其是战力的消耗”,在完成既定战略目标后,“彻底转向战略紧缩态势,严格控制占领区,严禁扩张”。

第二,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一系列“正面进攻战”阶段。本阶段为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作战核心在于“从三个方面,向武汉分进合击”,并配合政治手段促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屈服。

第三,与抗日力量长期对峙的“长期普遍持久战”阶段。本阶段为1941年及以后,主要作战目标是“整顿中国的戡定地区”,将战争重点逐渐转移到“准备对苏联的战争上,应对下一步国际形势的变化”。

参谋本部不准备深入中国内地,要求“对华战争的终结,在于除去中国内地,实现华北、华中(尽可能加上华南)的统一”。在回答裕仁“如何处理南方残存的抗日军队”的“御下问”时,参谋本部表示“尽可能地击灭之,但不考虑无止境地去追击”,就控制华北伪政权,也准备“尽可能居于幕后,防止增加日本的负担”。这一全力节减在华消耗的方针,主要着眼于保留国力军力,用于未来对苏、美的战争,于1938年2月16日召开的大本营会议上审议通过。

参谋本部采取收缩战略,引发了与内阁的争论。内阁公开发出与国民政府作战到底的声明,但日军却按兵不动。于是内相末次信正质问参谋次长多田骏“要如何使国民政府崩溃”,“从常识上看,当然知道没法靠武力一直追到四川去,但至少应该拿下汉口和广东”。多田骏以内阁支持不足来反驳:“这可不是什么常识,这只是军备不充实带来的结果。”而一旦日苏开战,参谋本部便将放弃华中,仅在华北留“一部分兵力应付对华持久作战”。这“一部分兵力”,实际上只有三个师团和三个飞行中队,即优先对苏备战。在内阁中,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认为,参谋本部这一计划偏重于对苏战备,对华投入不足。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批判,“这是放弃了利用军事力量解决事变,而企图以政略和谋略手段为主轴解决事变”,“统帅部(指参谋本部——引者注)不知道如何终结对华长期战争”,强烈要求以“今后一年间的作战,作为终结战争的作战”。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也站到内阁一方,抗议参谋本部对持久作战“缺乏热情”。

陆军省通过干预参谋本部人事,试图使其战略转向积极。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为侵华而设,专注于完成其自身任务,因此反复请求加大对中国战场的资源投放,扩大战线。参谋本部派遣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前往前线部队司令部进行压制。河边向华北方面军强调,收缩战线的方针是“经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的,对各种反对意见,参谋本部都“不以为意”。结果在3月1日,河边在视察途中突然接到调离参谋本部的指令。河边称,本次调动是路线之争导致的。时任作战课课员的井本熊男也认为,陆军省试图通过行使人事权力改变参谋本部战略方针。接替河边虎四郎的稻田正纯,正是来自坚决反对战略收缩的陆军省军事课。人事更替之后,华北方面军以“追击”国民党败军为名,提出派遣部分兵力南下的请求,得到参谋本部批准。同时,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分别上书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请求改变战略收缩方针,攻占徐州、安庆,配合内阁方面向军令部门施压。在台儿庄战役失利后,参谋本部迫于各方压力决定重采战略攻势。4月7日,大本营下令进行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与接下来进行的武汉会战,打乱了参谋本部原定的持久战争部署。日军持久战战略的核心思路在于限制战线扩大,切实控制占领区。日军当时正在实行战略收缩,专注于巩固占领区的“消极持久战”,但为寻求在徐州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参谋本部对增兵的要求急迫,“规模也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这导致其“被眼前的形势牵着走”,“消极持久战思想破产”。如毛泽东所观察的,日军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匆忙发动战略进攻,“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徐州会战后,参谋本部又进一步发动了武汉会战,计划在军事进攻的同时,“统合各种施策,捕捉终结战争的机会”。

参谋本部匆忙改变作战方针,与内阁政策的调整有关。参谋本部作战课抱怨,在1月确定进行持久作战,结果“缺乏决心,只是空口一说”。背景是近卫内阁再度改变了对华态度。内阁在年初之所以叫停媾和,是预判国民政府失去中央政权地位,伪政权将取而代之,因此不惧与国民政府的长期战争。但形势发展不如日本内阁所愿,使其意识到要从战争中脱身,还是需要与国民政府媾和。5月末,近卫文麿认为自己之前“在打倒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上,话说得太彻底了”,提出承担政治责任下台,借主和的宇垣一成来“转换外交方针”。宫廷集团促使近卫留任,但进行“内阁改造”,由积极推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陆相杉山元、外相广田弘毅承担政治责任并下台,代之以对媾和持开放态度的板垣征四郎、宇垣一成。宫廷集团的目的是,利用精通中国事务的二人与国民政府媾和以完成战争。近卫在战后宣称,是多田骏、石原莞尔不满杉山元扩张战线的方针,筹划了陆相的更替。但这显然是在为近卫本人与宫廷集团开脱战争责任,宫廷集团与内阁在人事安排、作战方针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宫廷集团代表木户幸一参与策划的“内阁改造”,意在摆出拿下武汉的态势以加强军事施压,从而增加政治诱和的筹码。6月24日,近卫内阁通过《今后之中国事变指导方针》,要求“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在媾和问题上考虑接受“第三国友好的中介”。

随着近卫内阁战争政策的调整,参谋本部持久战略规划再次遭到批判。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上书新外相宇垣一成,猛烈批判参谋本部的持久作战方案,强调收缩战线“会让国民政府以收复失地的名义聚拢民心,我方占领区内的治安愈发难以保障”,傀儡政权“根本无法威胁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进行的各种分化工作也不会动摇中国抗战大局,只能与国民政府媾和。宇垣一成于是批示并推荐传播这一报告,推动其媾和主张。

参谋本部为配合内阁媾和诉求而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动摇了其进行持久战的基础。参谋本部要以限制战线来应对持久战,但进攻武汉意味着将战线扩张至极致。参谋本部分析认为,着眼完成战争,“以进攻汉口为中心的第一波解决机会,与进攻广东的第二波解决机会”,“如果上述两波工作尽了一切努力,仍然没能终结战争,那么军队自不用说,还要使全体国民决心永久抗争,决不让步,进入新持久战争”;但以战线拉长至武汉的态势,进行持久作战,那么战争投入“每年都十倍于建设满洲”,“到明年(1939年——引者注),国内的储备金将消耗殆尽,产业和贸易萎缩、国内经济疲敝”,经济、社会问题将大量涌现,再考虑到可能的对苏战争,最终将使“皇国走向自我毁灭”。届时别无他法,只能回归年初的战略,“极力限制战线之扩张,采取紧缩持久态势”。

徐州、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从根本上冲击了日军的持久战略。中共中央指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当时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认为,扩大占领区可以增加地域、人口、资源,这也是持久作战的基础,所以“先用作战来寻求解决事变的机会,不成功的情况下,再去进行长期战”。毛泽东指出,日军占领区的扩大,对其而言确实是一种“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是“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1938年末,随着武汉、广州沦陷,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再次强调了停止扩张的战略收缩方针,并愈加重视中共敌后战场的发展。此时中日主战线已长达2975千米,是一战西部战线790千米长度的4倍左右,在华南425千米的战线,也远远超过日俄战争战线的长度。日军发现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蓬勃发展,“新四军、冀中军区、冀南军区、冀察热宁边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山东纵队等几乎都是这一年成立的”。武汉会战后,“各部队、各根据地乃至游击区都已经形成,成为中共军队发展的基础”。参谋本部总结当年战况指出,“徒劳的持续进攻内地,只会中了敌军的消耗战略之计,有害无益。而抽出大量兵力来作战,会让我占领区内部治安迅速恶化,尤其是中共军会迅速而强力地进行渗透,因此确保占领区的安定,目前来说最为紧急”,提出“汉口陷落后,事变将进入新的阶段,届时我军最大的任务是从速恢复中国的治安,因为治安不恢复,我军不管想干什么,都没法腾出手来,中国治安之癌便是赤色势力,为此要斩草除根地消灭共产军”。1939年后,随着主战场向敌后逐渐转移,日军开始对中共抗战投入更多关注,着手编译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论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的战略也不得不根据形势进行调整,而参谋本部的持久战略的基础,也因敌后战场的发展而破产。

结  语

日本军政当局的内部博弈深刻影响其侵华战略。日本陆军负责作战事务的军令部门参谋本部,主张集中力量对苏备战,在华采取限制战线、开放媾和方针,避免陷入持久消耗战。而作为军政部门的内阁陆军省及其他内阁阁员认为,凭武力可迅速使中国屈服,即便不能如愿,中国长期抗战能力有限,日本可以在持久作战中居于优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本内阁不顾军令部门反对,决定叫停与国民政府的媾和,发动持久战争。参谋本部基于固有思路,确定了控制消耗的消极持久战略,而内阁方面先是寻求消灭国民政府,后又立足现实准备诱和,因此要求参谋本部采取积极进攻战略。但日军的进攻未能使其从中国脱身,相反极度拉长了战线,使参谋本部控制消耗的持久战略走向破产。

日军持久战略的制订及搁置过程,折射出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军政关系。日本天皇总揽大权但不承担责任,由内阁负政治责任,参谋本部与军令部组成的军令部门承担军事责任。两种权力的平行存在,为双方博弈留下了空间。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令部门利用“统帅独立权”干涉政治,以提升军部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而在战争时期,政治决策可以对战争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如内阁叫停与国民政府媾和,意味着战争的长期化,实际上影响到军令部门的作战方针及其“统帅独立权”,军令部门为配合日本政治决策,而在压力下调整其作战规划。在政治机关与军令部门围绕各自主张与利益的争斗中,天皇及宫廷集团发挥了决定政策走向的关键作用。如石原莞尔所言,政治与军令部门意见不合,则由天皇“圣断”。纐缬厚在探讨日本军政关系之际也表示,“就历史事实而言,是宫中派的态度最终加速了军部主导的政军关系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在军令与军政部门发生冲突时,军政结合的日本战争机器一直在不停运转,最终双方基于共同的侵略立场达成妥协,而天皇则在事实上掌握着主导战略走向的权力。

日军持久战略的制订和演变,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发展密切相关。日本不仅轻视中国敌后战场的创立和发展,也低估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韧性,结果在军政博弈中,未能坚持集中力量控制占领区的持久战争方针,而投机于扩大战线寻求国民政府屈服的速决战略。中共领导人敏锐地判断战争形势,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决断,把握了发展敌后根据地的机遇,这也颠覆了日军持久战略规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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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3年第1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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