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博尔 禚明亮: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6 次 更新时间:2024-02-15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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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博尔   禚明亮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多次阐发。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不久,在本人参与组织的一场国际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会议上,许多中国学者对“两个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对“两个结合”又进行了新的阐发。不过,习近平对“两个结合”最重要的、最深入和系统的阐述则是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习近平20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两个结合”的相关思考。第二部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契合性”进行了考察。第三部分对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进行了分析。在讨论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点看法之后,本文论述了新旧之间、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含义。第四部分是结论,关注的是依据一个漫长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走自己的道路,与更深入地参与、更广泛地向世界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解读

在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对“两个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解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下面,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进行逐一解读。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或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者们所关注的。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中国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这一认识。那时,毛泽东同志就认为,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学习、理解和吸收的宝贵遗产。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呈现出民族形态。实际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现实中只存在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特点。然而,这一论述拓展出了一种新的“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许我们可以说,第二个“结合”不仅是首次被明确提出和强调,而且事实上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换句话说,中国在今天或最近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深受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有其鲜明的侧重点。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只有深深扎根于丰富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才能蓬勃发展。事实上,基于一个多世纪的经验,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拥有的鲜明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主张密切相关。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和理念,已经在人民的意志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我们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详细讨论,但本人现在想集中探讨的是“革故鼎新”。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从头再来”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仔细分析什么是属于旧时代的、落后的东西,什么是属于推进文化认同和传承所必需的东西的问题。正是后者是属于新时代的,是可以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发展的,甚至可以达到一种更高的质量和水平。在对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的分析中,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阐述。但是现在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扬弃”的过程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确定什么是有用的、有益的过程。这个辩证的过程确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活力”。

其次,习近平在这一论述中也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意义重大。为什么?它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之一。本人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奇怪的举动,那就是要孤立马克思,把他变成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他们将恩格斯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并指责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结果是,实际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主流——先是列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切断了。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所以我建议读者参考几篇最近的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奇怪发展的一个结果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之下,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来看,“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具体实际”是指影响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主要因素,而“传统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和支柱,关系到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与“传统文化”之间联系紧密。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在今天或最近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深受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文化”的内涵远比英语单词中的“文化”更为全面。更进一步地讲,文化从来不是一种贯穿于全部时代的具体现实。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或时代的精华,它本身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而不断丰富、演变和发展。套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该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上最受推崇的文化之一——进行结合、整合与发展呢?这里的答案也是辩证的。我所说的“辩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出的唯物辩证法,挑战了西方传统中以“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一切的倾向。他们使用的术语是“扬弃”,其中包含了否定和转化。如前所述,具体到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多次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然而,本人想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并得到实践检验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保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二、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

在这里,想谈一谈本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0多年来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一点体会。请允许本人借用一首著名的短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很难翻译,所以让我解释一下: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庐山,比如远近或者高低,但是如果你在庐山里面,你就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我实际上去过庐山,亲身领会了它复杂的历史,但本人引用这首简短的诗意在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外国人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可能是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所看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指的是完整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我研读了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在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笔记,多次阅读了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大家都会注意到毛泽东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的贡献,因为毛泽东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即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毛泽东的注释和笔记中列举了许多来自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案例,同时又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案例。

当国际上的朋友和同事们问我如何理解中国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本人会说,矛盾分析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悠久文化和哲学传统的重要贡献。当他们问我应该学什么的时候,本人回答,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注释开始,从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义开始,从上面提到的三篇重要的著作开始,接着再阅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著作和文章,进而开始认真研读习近平的著作、文章和讲话等。通过这个学习的过程,我认为,他们会逐渐理解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内涵。此外,本人还建议他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待在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进行交往,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妙不可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感悟两者之间相互交融而迸发出的独具特色的“火花”。

每当我听习近平的讲话,阅读这些讲话的文本时,本人不断地被他的每一句话、每一种表达所蕴含的如此彻底的辩证和整体的思维方式所震撼。相互对立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的,每个对立面也是一种关系,虽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可能选择走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既需要考虑一个情况的所有方面,也要考虑所有方面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还有其他许多观点,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我研究中国的学术时,发现其整个话语框架是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方式来考虑问题的。当然,中国读者会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正常的方式,但对于外国人来说,这种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带有典型的特征,其源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哲学传统。

更具体地说,当这一悠久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法相遇时,就产生了一种绚丽的火花,凸显了一种明显的契合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确实已经在中国扎根了。当然,其中一些中国传统观念具有一点形而上学的意味,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阴阳”的时候。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得到转化与更新。

三、新与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部分重点介绍本文对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的理解。让本文从引用一句话开始:“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许多方面,这句话捕捉到了本人想在本节中强调的东西:新与旧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解放思想:对五点内容的诠释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五点内容,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两个结合”最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第一点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一点实际上总结了我们前面所研究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原则和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在这里,我要补充我在第二节内容中的结论,我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和契合是在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

第二点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观点提出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观察这一共同成就的“双向奔赴”过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三点也涉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但是是通过考虑过去和现在,或者旧的和新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这种“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很显然,这一重要表述充满着深刻的辩证思维。

第四点和第五点着重强调“第二次结合”,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述再一次呼应了邓小平1978年12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但是,现在的重点是“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对于一个西方读者来说,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西方的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是不会改变的,或者最多只是以“自然”的方式非常缓慢地进行改变。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都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其次,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换句话说,这项任务既要守正,又要创新。

第五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和巩固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有鉴于此,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如此之深,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足为奇了。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片丰富的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是高度接纳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这片中国的土壤上不断孕育、发芽并进而枝繁叶茂。

(二)新与旧的问题

在以上五点内容中,本文想更详细地讨论两个方面的内容:新与旧的关系,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新旧问题而言,这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寻求——在许多国家仍然是这样——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如何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

历史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良好指南,所以本文需回顾一下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实践活动的经验。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生的政权该如何处理与历史以及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从哲学层面上看,革命的前提是取消被推翻的一切旧制度,重新建立起新的、真正的自由。然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应该把旧的东西连同旧的统治阶级一起消灭,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以及全新的社会,还是应该寻求与旧的文化进行接触,并依据新的要求和标准来进行“扬弃”。从更为普通的层面上看,人们可能会问:新秩序的基石是什么?例如,在俄国,20世纪20年代整个社会开展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领域创造力的巨大爆发,并影响到世界各地。在中国,这种文化的推动力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学术辩论,特别是体现在“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方面,甚至其中一些人呼吁废除中国文字和所有文化传统。

归根结底,这种持续迸发的、带有引诱力的观点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新事物从来不是建立在白板上的。相反,人类必须依靠各种各样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来建立新的东西,进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彻底地“扬弃”它们。十月革命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激烈进行着。其中,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竭力主张,通过革命对过去进行“扬弃式”的改造,主张取缔、保存和改造所有过去的东西。至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材料显示,他可能倾向于对旧事物进行干净利落的革命性“决裂”。例如,在1917年8月—9月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但值得注意的是,十月革命后,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主张“我们不是那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来完成的空想家,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留下来的材料”。

行文至此,读者会期望本文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本人认为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正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相反,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过时的封建糟粕)相结合,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的进一步提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更新。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地提炼和总结,并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也就是扬弃的过程)。

(三)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本文想强调的第二点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鉴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听到和看到过很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的描述,尤其是关于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论述。在此,本文就不再赘述。

相反,本文想从西方观察家本身的现代化经验中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西方人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将受到现代化的挑战和破坏。西方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一矛盾,要么是传统文化“获胜”,要么是现代化“获胜”。同时,这的确也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现在正在衰落中)的历史发展事实。例如,他们将个体的人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将人类社会简单地视为“个体的集合”,这已经摧毁了旧西方文化中关于共同利益的假设。“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的旧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爱自己”,其造成的负面后果现在是如此明显。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迷失了方向,并跌入了谷底。西方社会还没有找到深挖其自身历史文化的方法,以便形成新的、不同的发展思路。换言之,西方文明自身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斗争要面对。到那时,世界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将处于不太重要的国际位置上。

在本人与中国同事和朋友的讨论以及在本人的学术研究中,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我们在讨论习近平关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讲话中的五个要点时,已经看到了这种辩证的方法。让我在这里引用一篇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颇有见地的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新,同时没有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决裂或断裂。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一个文明古国崭新的生命形态,因此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这与西方的经验和观念相去甚远,因为西方社会认为传统文化会因现代化而受到破坏。

在这里,本人想提及一下最近到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体会。在调研中,我注意到西藏各个地方都在全面地发展和走向现代化,包括经济发展、生态文明、能源供应、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教育投入、提高预期寿命、推进共同富裕,等等。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不但保存和传承着西藏地区独特的文化遗产(它构成了中国整体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促进了西藏文化遗产的自我更新。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力量。当经济增长强劲时,文化和教育可以蓬勃发展和创新。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可以更加强大。此外,虽然文化中总有一种强大的历史沉淀,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所有假设,但每一代人都以自己创造性的方式为重塑他们所继承的文化,进而传承给下一代作出了贡献。“随着西藏地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发展,西藏的文化发展也空前繁荣。事实上,西藏地区的文化已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文化本质上既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辩证思维来看——则是整个过程的两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走自己的路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

作为结束语,本文想谈谈依据一个漫长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和更广泛地向世界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同样,对于西方人和他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说,这两者之间关系通常被视为要么走自己的路,要么对世界开放,只能选择其一,不能两者兼得。但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西方的思维方式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习近平在2023年6月2日的重要讲话向我们提供了思考上述问题的独特观点。习近平首先指出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一些重要特点: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就必须了解这一点;内在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在领土、社会、政治、文明等方面的团结和统一。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这三个方面意味着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现代化道路和文化更新道路。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把实现全面独立自主视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素。任何试图放弃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自取灭亡。

现在,关注一下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国际情怀。首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多民族性,意味着中国本质上是以交流、互动和开放的精神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浓缩地展现了与世界文明交往的宏大图景。其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和平及对和平的渴望。从历史上看,中国参与的战争,要么发生在国家内部崩溃期间(比如战国时期),要么发生在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得到捍卫的时期。简而言之,中国没有侵略、占领或殖民过他国,也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和某种形式的霸权强加于他国。这表明,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个真正民主的、能够平等对待每个国家的国际秩序。

大家会注意到,中华文明的这些特征——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体现出中国既要走自己的路,又要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换句话说,这些均是中华文明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而有之”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当一个国家深入挖掘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时,才有能力与世界上不同的文明进行互动和交流。走自己的路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的最佳途径。

最后,本文想谈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把独立自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要素。同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力量都在经历着显著的发展)。我想指出的是,独立自主和不干涉彼此事务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只有依据本国实际,创造性地结合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才有可能真正通过相互学习斗争经验的方式,共同参与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作者:罗兰·博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海外人才”岗位教授,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译者:禚明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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