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建设中国话语首当颠覆西方概念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6 次 更新时间:2024-02-14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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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内容提要:建设中国话语要求系统解构西方话语。西方话语主要由四类概念所支撑: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等;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如极权、威权等;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如民主、文明等;四是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如国家、阶级等。对这四类概念,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对策来加以破解。中国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可能继续低调沉默,讲好中国故事、建设中国知识体系,都要自系统颠覆西方概念体系始。

关 键 词:西方话语  核心概念  中国话语  中国知识体系

 

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突出,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多元主义话语破产,源于1980年代的“文化战争”到今天已经酿成社会文化撕裂的苦酒;美国三权分立和两党制如今孵化出尖锐的“党争”情形;①新冠病毒更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损失显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治理无能。②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乐观的理由。从国际看,西方世界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攻击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诸种思潮,如极右思想、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保护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思潮上升不仅会加大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世界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而且在话语层面上,它们仍然会对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从国内看,中国国内主张自由宪政、三权分立和所谓“普世价值”的思潮虽然因西方自由主义的受挫而丧失了一部分力量和迷惑性,特别是在青年人中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环,但是并未全线退潮。在拜登当选之后,自由主义的阵线调整巩固并有回潮之势。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对世界思潮演变势头保持高度敏感,同时也对我们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彻底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之后,历史要求我们正视和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解决国内价值观问题,牢牢建立起全国人民对党的理论和道路的认同;通过科学、客观而高明的话语战略,赢得全球价值观竞争,树立起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及基于科学精神,打扫屋子,清除披着社会科学外衣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科学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和人类政治经验的政治学新知识体系。

这样一种新知识体系一定是基于强大的核心概念体系构建起来的,而新的核心概念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求系统解构西方核心概念。概念是思想的支点。哲学家们喜欢以烦琐的语言抽象地讨论历史上出现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些哲学观念出现时绝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针对活生生的经济利益、政治立场和思想斗争的。如果不关注那些在历史语境中凝练出的概念,人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思想的历史。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强调在思想史研究中要聚焦于“观念的单元”,③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将这种“单位”具体到“概念”之上,将概念的研究作为研究和理解历史的一种形式。④社会科学同样离不开概念,任何理论体系都始于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就是对概念化的现实的解释,因而在形式上必然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民主化理论就表现为“竞争性选举”与“经济发展”“稳定”“人权”“法治”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又是日常会话的基础,人们日常谈论社会问题时,不可能摆脱国家、民主、自由、法治之类的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往往过于复杂,很难被大众理解并运用在日常会话中。只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版本可以渗入日常生活,而这些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论表达,就更离不开概念。因此,概念对意识形态理论和日常话语都是关键的要素。

要解构西方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首先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然后有针对性地应对。概念有很多类型,但西方意识形态常用的概念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这三类概念通常搭配使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此外还有一类,即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西方不愿意使用哪些概念和喜欢使用哪些概念是同样重要的,被刻意回避的概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号。

一、西方话语的核心概念

西方话语是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它的每一个核心概念背后都有着明确的阶级属性和利益指向。但是在西方长期宣传之下,这些概念往往被“中性化”,戴上了“普世”“进步”和“文明”的面具。一些受其影响的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不知不觉地就假定它们是正确的、公正的。这些概念主要有:自由、法治、宪政、程序正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多元主义,等等。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其他概念均从自由推演而来。围绕着自由概念,法治、人权、宪政等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支撑起了西方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西方人为何如此重视自由?有多重原因。

首先,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自由。现代自由概念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而在古希腊、古罗马,都没有个人意识。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人的价值就在于是共同体的一员,是部落的一员。⑤罗马政治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⑥到了基督教时代,教会对人的思想、行为都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人紧紧依附于教会,不信教的人在欧洲没有生存权利。即便是推翻罗马教会之后的近代,比如在美国建国之前,新英格兰等殖民地,异教徒或不信教者还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处死。美国建国之后各教派也争当国教。⑦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天主教和各新教教会还在试图控制国家。德国和北欧曾指定路德宗为国教,荷兰、苏格兰和瑞士的几个州也曾给予加尔文宗国教地位。⑧所以,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个人意识,极其缺乏自由。相比起来,中国过去两千多年虽然也有地方宗法的约束,但是社会总体上要比西方自由得多,如章太炎所说,“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⑨。

其次,中世纪的日耳曼蛮族带来了野蛮自由。例如,自由主义者尊崇的普通法传统就源自不识字的蛮族的习俗。在9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有些人懂拉丁语,法官可以查阅罗马法汇编,但是9世纪之后的蛮族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法兰克,国王、贵族多不识字,几乎已经不存在立法。法国最后的一项法规产生于884年,德国自虔诚者路易死去、帝国分裂后就没有法规产生了。⑩所以除了意大利外,在欧洲各地,习惯法都成了唯一有活力的法律源泉。打官司要靠口头咨询当事法官,签订契约要靠一套仪式和手势。在这种蛮族文明和法律制度下,保留了蛮族的很多原始习惯,也是西方自由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再次,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产生了作为贵族特权的自由。封建制的特点就是权力分层,对贵族来讲,是十分自由的。这种所谓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特权。封建制度下产生了很多与自由相关的制度,如代议制就是典型的贵族特权政体。今天很多人认为议会制是民主制度的形式,实际恰恰相反,章太炎早就看到:“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11)再如选举制、任期制、轮值制等也部分源于封建制度。

最后,资本主义要求基于财产权的自由。现代自由的本义就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的自由。斯金纳在考察自由概念演变时也指出了这一转变,他发现自由的概念在近代早期指的是一种地位,到18世纪发生了变化,开始被定义为仅仅是不被干涉的自由。(12)因而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允不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财产的问题。

在欧洲一千多年的神权封建贵族政治中,既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家,也不存在个人。13世纪之后,新兴的商业阶级兴起,追求发财致富,但是受到了天主教财富观的限制。于是,这个新兴阶级首先就要打倒教会,从教权统治下解放“个人”。同时他们也推翻天主教的财富观,为不择手段获取财富辩护。贪婪需要将自己打扮成一种道德,于是制造了自由主义的哲学。但是这还不够,做生意和发财除了需要自由,也需要法律、和平与武装,而这些东西需要强大的权力来提供。所以新兴资产阶级也是在打倒教会的过程中,与国王结盟,建构起了集权的国家。

因而,资产阶级的个人和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而且自产生起就是同盟。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编造出的反对国家干预市场、限制公权力、强调小政府和分权与放权的这套历史叙事,其实都是完全违背当时历史事实的虚假史观。资本家崛起过程中何曾限制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是靠国家力量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剥夺之后才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靠国家的力量把人强行塞进工厂受剥削,然后建立起劳资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国际上,靠炮舰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占领殖民地后,开始编造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神话。

然而,国家一旦强大和集权,必然会对资本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主权从定义上就是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力。国家和资本的“蜜月期”结束之际,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商人擅长的私人领域中的法律应用到整个国家,让市场的规则成为人间的规则。一旦市场的规则和资本的法律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就不再满足于和国家的结盟,而是要俘获、主导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使国家只作为市场自由的“守夜人”和“打手”,只是仲裁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政策和制度的产生,只有在其全部维护功利原则时,才是合法的。”(13)自由,也就是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优先性,成了现代的“政治正确”,论证这种个人优先性也成为自由主义哲学的宗旨。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14)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说:“几乎所有近代关于道德行为的著作都以假设选择与追求他自己的活动方向的个人开头。似乎需要解释的不是这样的个人的存在,而是他们怎么会有对他们同类的他人的义务和那些义务的性质为何。”(15)

自由国家都建立了代议制,原因就是代议制是最适合将经济权力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制度,是让各种类型的财产权按比例享有政治发言权的制度。“这种统治样式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等地的议会制政府达到高峰,曾经是共同体的东西被认为是个人的联合。这是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16)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把王权架空,让议会来统治国家。美国革命就是成立一个服务于商人和地产、债券投机者的合股公司。法国大革命干脆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让资产阶级的民法典来统治。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让自由来代替专制,用财产权的自由替换了贵族的特权自由,用法律的统治掩盖了古老的权力的统治。

我们要将自由的本质讲清楚,并广泛传播,让世人认识到,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自由言论、自由行动,都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目的是让毒药更容易下咽。

在澄清了自由的概念之后,我们很容易继续指出法治概念的本质。自由概念直接导向了法治概念。一旦自由概念获得了霸权地位,也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社会整体的代表,而是财产权的代言人,政府不再是规则的提供者,而仅仅是市场规则的守护者。资本家或拥有财产权的阶级最乐意看到市场规则决定一切,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市场规则被称为法,与所谓的公权力对立起来,政府对市场和财产的干预被扣上了不道德的标签。由此法治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法治的程序正义成了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例如,美国独立司法权的功能就是为联邦生成统一的商法和民法。(17)商法和民法本身只是处理私人事务,特别是财产关系的工具,但是当它们以“契约自由”“程序正义”等抽象而普遍的面貌出现时,就使人们只看到所谓过程的公正,不大关注结果的正义了。经过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断建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或政治多元主义被描述成了一种可以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展开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以获取国家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表面上是透明、开放的,但实际上只有成功的“个人”才有赢的可能。这套游戏规则不必讲公平、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干脆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符合程序,人们不能因为结果而抱怨,只能怪自己是失败者。在这种概念话语的误导之下,法治概念掩盖了资本通过代议制、律师和司法权实施统治的事实。

法治概念又引向了宪政概念。法治本身也会出问题,比如,它会失控(列宁曾说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利用议会夺权(18)),它会遇到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美国联邦和州权、不同资本集团之间都会有冲突),它会遇到技术性危机(如美国2000年和2020年大选的选票争议),它也会遇到因社会弊病而导致的政治分裂(如特朗普这种所谓民粹总统当选后导致的政治极化)。所以法治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机制,令真正的权威——资本的意志来出面裁决争议,于是就有了所谓宪政。宪政就是将一份宪法文件供奉神坛,通过“祭司”(最高法院)的解释权来实施政治操纵,令少数统治者的力量足以压倒多数的人民。

这些概念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一旦被破解,西方价值体系就会轰然崩塌。但是这些概念也最为坚固,它们的内核被大量的理论、历史、新闻和文艺作品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令人几乎无法窥探其实质。数百年来的话语建构,也使普通人对这些概念产生了习惯性认同,使人们看到这些概念时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正面联想。因而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辨析批判也最为困难。

二、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

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会通过凭空捏造或改造利用而炮制出一些概念,用来攻击、污蔑敌对、竞争或受害方,如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转型国家/经济、东方专制主义等。这些概念大多产生于冷战和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本身就已经嵌入了对别国的妖魔化。

“极权主义”概念是这类概念的核心和典型。极权主义曾经被用来指纳粹德国和苏联,今天也被一些人用来影射中国。极权主义概念在中国地位极其特殊,学术文化界热衷于使用极权主义的陈词滥调,媒体界受极权主义理论启蒙洗礼的从业者不在少数,出版界不厌其烦地出版此类洋溢着冷战气息的书籍,(19)大学专业书目里也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强政府传统以及“文革”等特殊历史时期常常被一些学者和媒体或明或暗地指为极权主义。事实上,极权主义和集中营恰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党亦是学习美国的做法(20)),在中国乃至世界多数文明中都没有出现过,但由于这种概念的大肆传播,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

极权主义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totalis,指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1925年,墨索里尼第一次用这个术语来表示他的政治运动。后来西方国家用这个词来指代法西斯主义。1930年代的所谓“莫斯科审判”改变了一些原本同情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开始有人给苏联贴上极权主义标签。1939年春,这些知识分子组织了“争取文化自由委员会”,发表了“反极权主义”声明。(21)但当时这种观点在美国还没有占据主流地位,纳粹德国对西方威胁更大,很多人希望与苏联合作。就在“反极权主义”声明发表后不久,美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1939年发表公开信,反对将苏联视为法西斯国家。(22)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发展,西方为苏联量身打造了极权主义标签。由此,极权主义成为一个抽象的、貌似学术的概念,大举进入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在许多政治学教科书里‘极权主义’一词俯拾皆是,它把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制度画上了等号……仿佛政治学教科书不谈极权主义便不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了。”(23)

哈耶克、阿伦特等人功不可没。哈耶克最早将极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相联系,阿伦特则完成了这个概念的建构,使之成为一个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对立物。(24)如果说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一样的极权主义,(25)阿伦特则主动承担起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给极权主义换上了左翼标签。阿伦特的概念塑造工作十分成功,使得“国内外许多政治学家不愿谈唯一的一种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毫无用处),而喜欢谈纯理论的‘一般极权主义’如何如何”,西方政治学家“赋予这一术语以超历史、抽象的涵义,使之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定式、思想代码和印记”,“说到底是在培植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对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支配各国人民命运的自由无关的一切事物的仇恨”。(26)这句话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批评中国的不少政治学者乃至社科学者。

当然这种扭曲历史的概念游戏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就批评了阿伦特式的概念,认为它模糊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界限,目的就是维护自由民主的霸权地位。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一样,今天的人们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之下,容易丧失对自由民主之外的向度的想象力。因此齐泽克认为,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空洞的思考方式,破坏了思考的深度和自由,人们从接受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始,就已经陷入了自由民主观念的牢笼,人们真正要反抗的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极权主义,而是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27)

西方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要混淆世人的观念,让人们忽视法西斯主义才是它在历史中唯一真实的形态,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西方现代文明和现代国家的产物,“极权主义是现代国家由来有因的一个特性”(28)。阿伦特所描绘的所谓的极权主义的特征,与西方历史上长期的神权统治和一神教排他性观念有深刻关联,也与地中海数千年来的种族竞争和敌我观念分不开,更以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为理念基石。这些都与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民本传统和文化包容力的文明型国家风马牛不相及。

与极权主义相关,西方还炮制出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所谓威权,汉语习惯上称权威。这两个词在英语中表述无不同(authoritarian),但是国内一些学者为了与极权主义相对仗,刻意生译出威权主义这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威权主义最初用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右翼国家的研究中,(29)按胡安·林茨(Juan Linz)等人的定义,它比极权主义温和一些,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多元性。(30)故威权主义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向所谓民主政体演变的过渡型形态。现代化、民主化理论等领域热衷于使用威权主义的概念。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将其泛化为指所有不民主政体。(31)与阿伦特将极权主义从右翼挪用给左翼异曲同工,亨廷顿也成功地弱化了威权主义的右翼色彩,将之偷换为所有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政体,实际上将左翼也包括进来。结果就是,威权主义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扣在中国的脑袋上。国内政治学界相当多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定义,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连威权主义都配不上。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威权主义享受着比极权主义还尊荣的地位,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不加反思地直接套用,极少有对此概念本身的辨析和批判。围绕着威权主义之类的概念,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大套“黑话”“行话”,堆叠出大量毫无意义的文献,不断地自我复制、自我增生、自我强化。这种“文献霸权”形成了再生产机制,使中国政治学界虚掷春秋、靡费资源,浪费了无数学人的生命和精力,为西方话语打工,却丝毫未能接近中国实践,更遑论对思考人类政治作出任何有价值的智力贡献。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已经成了“到处乱贴的狗皮膏药”。(32)

由威权主义,逻辑上自然导出转型概念。依据威权主义定义,必然会存在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再到民主巩固这样一个路线,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都将经历这样一个转型过程。“转型”这个词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堂而皇之地充斥于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行话之中。但是,出现于冷战终结、苏联解体时期的转型概念隐含着对“正常国家”“正常道路”的定义权,西方价值观认为非西方式的国家不是正常国家、非自由市场道路不是正常道路,所有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走向西方,政治制度和观念上走向“历史的终结”,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到达丹麦”。几乎所有的转型学说都或多或少隐藏着对中国现实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否定,因而此类概念的流行对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造成“内伤”式损害。

三、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

这些概念原来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有些曾经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但是在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后,为西所用,和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了表面上的逻辑一致。由于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大多具有某种进步性和正义性,所以人们容易接受,而忽略其含义的转换。所以这类概念的欺骗性极强,包括平等、民主、文明等。

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人的平等的文明,秦汉之后逐渐消除了人身依附,西欧和美、俄等国都是到19世纪才废除奴隶或农奴制;中国最早进入平民政治阶段,亚欧大陆其他几乎所有主要民族都是19世纪才开始走出贵族政治。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西方文明自古即存在长期而大规模的不平等。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才使得财产的不平等取代了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随着人的觉醒,平等成了现代社会生命力最强大的价值追求之一,西方资产阶级虽然希望在打破贵族式不平等、实现基于财产权的自由权利之后,平等就不必再往前推进,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普遍的平等。于是处心积虑地将平等概念改造成在市场中竞争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形式的平等。具体到美国,不少人认为美国是现代平等的首倡者,依据是《独立宣言》中的“人人被平等地造出来”(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但实际《独立宣言》中所要求的无非是“美国人应该与英国人平等”。“平等”一词在美国1787年宪法文本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并不适用于个人。美国内战前各州主要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因为“保护财产是社会的基本目的”。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把个人平等纳入宪法,但司法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20世纪中期,美国的法院才明确扩大平等的含义,实施平等保护。(33)在西方话语建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逐渐披上了虚假的平等主义面纱,“简单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平等”(34)。实质的平等则不断被污名化,甚至被视为暴政、极权的要素之一。前文所提及的那些提出极权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几乎都致力于建构平等与极权之间的关系。

由平等概念,导向了民主概念。现代民主概念最初具有平等主义含义,原本由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含有经济民主、社会平等和集体主义等内涵。直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都极少自诩民主,而是自称“自由阵营”,苏联东欧才是“民主阵营”。但是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向民主妥协。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民主,西方思想家们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不断阉割和改变民主的含义,将之改变成一种程序性工具。

与当代多数人的印象相反,代议制是欧洲封建主义的遗产,原本是贵族政治的标配。约翰·密尔(John Mill)较早将民主与代议制挂上了钩。(35)集大成者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解构了民主的价值内涵,重构了民主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天才地偷换了民主概念。熊彼特重新定义了民主,视民主为一种程序、手段而非目的。(36)亨廷顿深解其意,称只有程序民主才是有用的概念。(37)这种操作就使“由人民来统治”被消解为由选票选出的代议机构和政客来统治、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政党来统治。本质上无非用选举出来的国王代替了世袭的国王来进行统治。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早就嘲笑过这种概念游戏,认为人们只是在选举时才有自由,一选完就又变回了奴隶。(38)通过这种概念偷换,民主概念的价值性因素被剥离,而代之以程序性因素,人民作主的权利被代之以一套竞争性选举程序,民主的名称也被偷换成“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这一对原本对立的概念被强行嫁接在一起,并成为今天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一种错误观念。对于今天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讲,提起民主自然地就会想到自由民主,那么西方政体显然是民主的。通过概念操作,西方价值观有效地掩盖了名实相违的困境,实现了虚假的“制名指实”。这个民主概念是二战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比较政治学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以它为支点。驳倒这个概念,几乎就可以摧毁西方政治学;盲目跟从,则中国知识体系无从谈起,政治学也永远不可能向真正的科学前进一步。遗憾的是,中国政治学者之多数仍在跟随而非反思这一概念。

再如文明概念,在通常意义上指人类产生文字以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全部,却被西方所俘获。英国金融资产阶级在光荣革命之后塑造起与古典德行所不同的风尚,(39)法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培育了一种以宫廷文化为主的高雅格调,(40)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现代西方的“文明”模板。18世纪之后,文明日益被塑造成英、法、美等代表的西方商业化社会组织模式,所有非西方文明均被贬低为“野蛮”。通过片面强调、夸大甚至编造西方文明的进步一面,回避战争、殖民、宗教独裁及大屠杀等阴暗面,西方思想家们成功地将文明与西方画上了等号。(41)

德国人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西方文明概念的狭隘性,例如,奥雷尔·科尔耐(Aurel Kolnai)就将西方文明界定为“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英裔德国哲学家亚瑟·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就将法国、英国和美国描述为没有希望的“犹太国家”。(42)为了应对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念,德国、波兰及其他东欧地区倾向于将文明重新定义为物质的,以德国为典型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转而调用更强调精神性的“文化”概念。如诺贝特·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的,德国市民阶层将德国文化自诩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43)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用文化概念挑战了英、法文明概念。(44)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通过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精神的力量,强烈批判英国实证主义。(45)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也批判西方文明概念的物质性,指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4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将“文明”看成不过是应对自然的方式而已,认为文化才是精神。(47)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战争,以美国在二战末期出台的“摩根索计划”(48)和“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号指令”(49)为标志,德国式的概念建构被“有组织暴力”彻底打败,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明概念的合法性,强化了英美历史叙事的霸权地位。获胜的西方自诩为以城市生活、中产阶级、理性化和女性化为特征的“现代巴比伦文明”,非西方的反抗被视为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抵制。(50)西方文明概念随着美国的轰炸机、商品和货币而征服广大世界,但是在冷战中遇到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挑战,一度隐入幕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西方文明史观。作为应对,亨廷顿重新祭起文明概念的法宝,希望通过界定“我们”来重新凝聚西方的身份。(51)他此举实际是盗用和解构了德国式文化概念的方法,接续了18世纪式的西方文明概念。亨廷顿之流尚不失斯文,今天随着西方的衰落前景越发明显,美国人连这个虚伪的文明概念都守不住,一路滑向种族主义。(52)

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改造策略十分成功,今天中国人使用这些概念时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本来含义,往往是人云亦云地在西方意义上加以理解,并用这些被改造过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很自然地批评中国“不平等”“不民主”“过于强调特殊性”,甚至“自绝于世界主流/普世文明”等。殊不知,恰恰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才应该放在这些概念的法庭中接受审判。

四、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

“于无声处听惊雷”,观察西方不使用什么概念、回避什么概念往往和研究其使用什么概念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一类概念是西方话语所不喜欢使用,或仅在特定条件、前提下使用的。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概念的地位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当代西方资本统治集团是力图限制、掩盖并使人们遗忘它们的。这类概念包括国家、阶级、共同体、秩序等。

国家概念,在资本主义早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时期,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仰赖国家暴力的支持。“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借此解构东欧诸“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清朝的“天朝上国”等。直到今天,西方仍然试图利用新清史、蒙元史、内亚史等所谓的学术“创新”来解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国内却有一众学者盲目跟随这些噱头,并将之奉为圭臬。谁掌握了国家概念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正义、进步和道德的定义权,西方的话语霸权离不开西方对国家概念的定义权。

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殖民体系的扩张,国家概念逐渐受到冷落。究其原因,既是由于资本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国家,西方资产阶级在国内已经成功俘获权力,在世界上也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控制和文化控制;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阶级性的分析入木三分,资产阶级很难在理论上加以反驳或偷换,不得不采取回避策略;最后也有西方国家概念本身的定义过于狭窄之因素,不利于建构对现代社会的整全性知识体系。(53)国家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逐渐退出了中心舞台。如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为了实现“纯粹的”作为“自主规范系统”的国家概念而放弃了经验的国家概念。(54)二战后,随着行为主义兴起,西方社会科学也是系统性地解构国家概念,例如,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纷纷以“政治系统”(55)“政治过程”(56)“集体行动”(57)“行为体”(58)“多头政体”(59)“多元主义”等概念来取代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含义,甚至根本不愿提起国家这个词。(60)在不得不谈及国家时,或者致力于建构一套中立性、功能性、价值无涉的国家观念;或者对国家概念“降维”,将之分解转化为具体而微的政府分支、政党、地方政府和社区等组织;或者以“治理”等概念来消解国家和政府作为合法权力来源的唯一性,达到去国家化的目的;或者用“法治”这样的概念来消除国家的政治性目标,将之仅仅局限到制约权力的单一层面;(61)或者以“公民社会”等概念来将国家变成二元对立之一端,使之处于一种被警惕被审判的状态,如将国家视为对社会进行掠夺汲取的能动主体。(62)

与政治学不约而同,西方经济学也建构出反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神话,崇尚市场和社会,反对国家,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则片面突出认同、族裔、身份等“低政治”概念,借以解构国家的阶级性等“高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西方亦大力塑造“世界公民”和“普世价值”等反国家主义价值观。虽然自1970年代以来,屡有学者呼吁找回或重新发现国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引起了对国家问题的关注[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zas)的辩论],政治学界也有学者重新提出国家能力等命题。(63)但总体上,国家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体系中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概念。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给予国家和政党组织充分的力量”(64)。

类似地,阶级概念对资本主义具有颠覆性意义,所以也遭到系统性的屏蔽,西方社会学通过制造“阶层”“社会分层”等新概念来回避阶级问题,同时用“中产阶级”之类的收入统计类别来取代“阶级”,借以将阶级概念“去政治化”,用纯粹的收入流量概念掩盖财产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概念。

共同体本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群体总要结合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才可以生存。从经济上讲,共同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财产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共产主义”“同志”等概念在西方语言中都与共同体概念有着历史的和词源的联系。资本主义始于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关键就是消灭传统共同体的共有产权,确立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权制度。因而,资本主义与共同体观念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但同时,当前的西方资本仍然需要国家作为载体,尚无法接受政治共同体的完全解体。由于这种矛盾心态,西方意识形态对共同体也是讳莫如深。

秩序,原本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一切价值都基于政治秩序的存续。但是西方为了自身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和所谓“民主推广”中处处打破秩序,因而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也掩盖秩序的第一性,直到西方国家自身遭到秩序和安全的困境时,才迫不得已地讨论秩序问题(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福山扭扭捏捏地讨论政治秩序)。

五、结语

西方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历史真相。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说,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历史的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65)为了回避丑陋不堪的历史真相,西方思想界通常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建构抽象的、“纯粹”的概念,以之作为其逻辑演绎的基点。这样做可以违背一切历史事实而凭空构造逻辑与理论。因而我们要解构西方概念,至少在第一步,要采取以具体对抽象、以历史证逻辑的方法,通过重构历史叙事来颠覆西方思想的正义、进步神话。当然,长期而言,我们要建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需要抽象概念和纯粹理论,但是就眼下而言,针对上述四类概念,可采取以下具体应对方法。

对于西方话语核心概念,重点是去除其正义神话,揭露其概念实质。西方建立这些概念时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神话的建构,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要以解构西方历史叙事为主。例如,大力挖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历史,包括其国内政治经济史和对外扩张史,让世人充分了解西方历史叙事的虚伪,通过历史的证伪来解构这些核心概念。

对于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一要在学术史、概念史方面做大量的考证工作,明其源流,揭露其意识形态性和战略性;二要在中国的传播领域中加以清理,避免乱用和炒作这些概念,例如,尽量避免政治学中大谈“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经济学中高谈阔论“转型”“接轨”等现象。

对于西方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重点是正本清源,剥离它们的资产阶级性,还原概念原义。比如民主概念最为典型,目前几乎完全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偷换。如果我们能够将遭到程序化、形式化阉割的民主概念(也就是自由民主)还原为实质性的民主概念(包括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中国古代的民本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人民民主等),那么民主就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建设性概念,我国的政治制度在民主方面也会获得话语优势。

对于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我们更要加强研究。其中一些重要且有利之概念要成为中国价值观话语的核心概念,我们要以之为武器来解构西方话语。例如,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西方的国家问题、阶级问题等,显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术话语所无力抵抗的。这种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在话语竞争中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守变为主动出击,赢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有人认为不必挑战西方的概念,认为西方的概念是数百年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晶,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可以事半功倍,不必另起炉灶。但是,概念是逻辑的起点,是理论的支点,如果不颠覆西方的概念体系,就很难真正揭露其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虚假性,用别人的“锅”也不可能炒好我们的“菜”。借用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辩论中的一句话:“因为观念和概念绝不是无害的,用对手的思想回击他,将使它们合法化,允许它们继续存在。”(66)中国今天正在建构和传播中国话语和知识体系,这离不开中国核心概念体系的建构,此项工作当自系统颠覆西方概念体系始。

注释:

①范勇鹏:《政治极化之源:美国制度中的党争基因》,《学术前沿》2021年第22期。

②范勇鹏:《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12期。

③参见[美]阿瑟·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④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16.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⑥罗马法学者拉皮拉认为罗马国家的目的不是“人”,罗马法也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法;马尔蒂诺认为,罗马政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集体意识。详见[意]皮朗杰罗·卡塔拉诺:《对罗马公法的运用: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载[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一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著名罗马史家塞姆就是以显贵家族(gentes maiores)作为其撰写罗马史的中心,因为“贵族家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其中的各个时代只能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详见[英]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页。

⑦例如,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中,圣公会在弗吉尼亚、清教在新英格兰都享有接近国教的地位。杰斐逊当选后,长期受到圣公会压制的洗礼派、贵格派、卫理宗等少数教派一度希望借他的地位翻身,促使杰斐逊提出了教会国家分离理论。参见《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8页。

⑧[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英]埃菲·霍卡斯:《宗教美国,世俗欧洲?》,曹义昆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3页。

⑨《章太炎全集》(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8页。

⑩[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5-196页。

(11)《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12)Quentin Skinner and Bo ,eds.,States and Citizens:History,Theory,Prospec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3.

(13)[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14)[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7页。

(15)[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6)[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92页。

(17)[美]乔治·阿纳斯塔普罗:《美国1787年〈宪法〉讲疏》,赵雪纲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159页。

(18)《列宁全集》第35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19)在《新京报》等南方系、财经系报刊的各种推介、评比中此类书一向是高居榜首。如《新京报》2015年好书评选活动中,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获得了经济类第一名,见《新京报》,2015年12月5日;《新京报》2018年评选的“大民大国·40年40本书”,《一九八四》《极权主义的起源》《通往奴役之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古拉格群岛》《乌合之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赫然在列,俨然就是一部“极权”概念建构史,见《新京报》,2018年9月24日。

(20)参见Isabel Wilkerson,Caste: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New York:Random House,2020。

(21)Thomas Lifka,The Concept "Totalitarian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3-1949,Vol.I,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8,pp.67-68.

(22)Frank Warren,Liberals and Communism:The "Red Decade" Revisited,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6,p.184.

(23)[俄]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李国海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7期,第2页。

(24)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5)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6)[俄]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第3页。

(27)参见Slavoj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Five Interventions in the(Mis)use of a Notion,London:Verso,2001。

(2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6页。

(29)“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使用,参见Eric Voegelin,The Authoritarian State: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the Austrian State,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9。

(30)参见Juan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31)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章。

(32)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33)[美]斯坦利·卡茨:《宪法上平等之历程》,郑文鑫编译,《中外法学》1992年第4期,第64-6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8页。

(35)[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36)[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37)[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5页。

(38)[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39)[美]约翰·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5-76页。

(40)[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8页。

(41)“欧洲遗产是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殖民主义、欧洲极权、大屠杀、非殖民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多层次性”,见Theodora Kostakopoulou,Citizenship,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Between Past and Futur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26。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也指出,欧洲本原属性的确立离不开对相反属性的遮蔽:“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详见[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42)转引自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22,Vol.49,p.4。

(43)[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48页。

(44)参见Johann G.Herder,Against Pure Reason:Writings on Religion,Language,and History,Minneapdis:Augsburg Fortress,1993。

(45)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46)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47)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48)该计划要求肢解德国,铲除工业,使其变为农牧国家。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49)JCS1067号文件,要求将德国视为战败的敌人,彻底摧毁其军事和工业,使其经济和消费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详见"Directive to Commander in Chief of United States Forces of Occupation Regard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April 26,194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Diplomatic Papers,1945,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Austria,Germany,Vol.III,pp.484-503。

(50)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pp.4-8.

(51)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52)2019年4月3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凯润·斯金纳称中国的竞争是第一次来自“非高加索人”的竞争。详见Jack Crosbie,"State Dept.Official Can't Talk About China Without Getting Real Racist"(May 1,2019),Splinter,https://splinternews.com/state-dept-officialcan-t-talk-about-china-without-get-1834448374,retrieved November 22,2022。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也进行了种族主义式的极限制裁。

(53)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中,国家更多指的是与社会对立的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或统治集团,如韦伯强调国家是对暴力的垄断者(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施米特指的是不包含被统治者的统治集团(参见[德]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蒂利强调强制因素(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资本、强制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吉登斯亦指拥有最高权力、垄断暴力和汲取经济资源的统治系统(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54)参见董静姝:《论凯尔森国家理论:“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西部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

(55)如[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56)如[美]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7)如[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58)如[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9)如[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0)如[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61)参见杨光斌:《一份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政治改革清单——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科学论坛》2014年第1期。

(62)如Mancur Olson,"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3)。

(63)如[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64)Theda Skocpol,"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Politics and Society,1980,10(2),pp.199-200.转引自杨雪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简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116页。

(65)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2021年5月8日),观察者网,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09253&s=fwzwyzzwzbt,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9月29日。

(66)Nicos Poulantzas,"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New Left Review,1969,No.58,p.70.转引自杨雪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简评》,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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