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冷战最高潮之际，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后来定居美国。同一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出版了《旧制度下的俄国》（Rus s ia under the Old Regime ）一书。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不约而同地反对美国对苏缓和政策，后来却成了舆论场上的敌人，而这本书是点燃矛盾的导火索。
派普斯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是出生在东欧的犹太人，一九三九年为了躲避欧洲的战乱和反犹运动，随同家人迁居美国，先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后来成为哈佛大学俄国史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旧制度下的俄国》是他的代表作“俄国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这一领域的重磅之作，被许多大学当作参考书目，并被翻译成好几种外语。
在个人回忆录《活过：一个无根之人的回忆录》（Vixi：Memoirs ofa Non-Belonger ）里，派普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旧制度下的俄国》讲述了从古代到十九世纪晚期俄罗斯国家地位的演变，强调了沙皇权力的世袭垄断本质，这一特点延续到了苏联。在其看来，这种权力与西方的专制主义截然不同，因为后者一直受到私有财产制度的制约。
派普斯最初对索尔仁尼琴颇为钦佩，一九七四年夏天甚至取消了去苏联的访问，以抗议他被驱逐。次年十一月，派普斯把《旧制度下的俄国》寄给了他，随书附上一封信，以为他会“在我们的观点中发现几个巧合”。
当时，派普斯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一无所知，还以为后者是同道中人。然而，索尔仁尼琴虽然反对苏联当局，却对沙皇俄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而这本书里却对它的诸多传统进行批判。当他翻开正文，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无论俄国的爱国主义史学家们如何书写，上帝在创造人类时，都并未将俄罗斯人置于他们今日所处之地”，接下来叙述了斯拉夫人迁徙的历史，暗示俄罗斯具有与美国相似的殖民性质，它那广袤的领土几乎都是沙皇侵略扩张的产物。这样一本书被送到自己手中，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几乎是一种挑衅。
一九七六年末，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加州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对派普斯和这本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时的派普斯没有做出回应，后来在回忆录里评价道：“他完全没有历史知识，对革命前的俄罗斯有一种天真的浪漫主义观点，并将俄罗斯的苦难完全归咎于从西方进口的各色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上，刚刚获颁该校荣誉博士学位的索尔仁尼琴，又对着美国开炮，称他所避难的国家在精神上软弱无力，并深陷庸俗的唯物主义之中。美国人很胆怯，很少有人愿意为自己的理想而死，因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仓促投降。
冤家路窄，作为哈佛教授的派普斯刚好在典礼上与他碰面，于是问道：“为什么您认为同样的人，有着相同的历史，说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同一领域，可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事物？即使是生物学上，也没有这种突然和极端的突变。”
可能是听出了派普斯话中的讽刺之意，索尔仁尼琴的怒火越烧越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一切可能的公开场合对派普斯进行抨击。当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向苏联播放《旧制度下的俄国》节选时，他甚至表示抗议。一九八0年，他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理查德·派普斯的书《旧制度下的俄国》可能是一长串关于俄罗斯扭曲形象的声明里的典型。……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对一具尸体的解剖。这本书只允许得出一个可能的结论：俄罗斯民族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在其一千年的历史中，它一无是处，就任何未来而言，它显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案例。派普斯甚至把发明极权主义的荣誉颁给了尼古拉一世……我对派普斯的一种‘学术’技巧感到特别痛苦。俄国谚语约有四万条，它们的统一性和内在的矛盾性构成了一座耀眼的文学和哲学大厦。派普斯从这些谚语中挑出半打适合自己需要的谚语，并用它们来‘证明’俄国农民的残忍和玩世不恭的本性。這种方法对我的影响，就像我想象中罗斯特罗波维奇（音乐家）不得不听一只狼拉大提琴时的感受一样。有两个名字被所有有这种倾向的学者和散文家反复提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但你也能轻易找到两三个国王—在英国、法国或西班牙，甚至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残酷性丝毫不减。”
索尔仁尼琴刚来美国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警告总统福特，要避免与他见面。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观点甚至让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同胞感到尴尬，他与总统会面不仅会冒犯苏联人，还会引起美国的一些盟国的争议。”福特听从建议，让索尔仁尼琴吃了闭门羹。虽然福特的继任者里根总统开始遏制苏联，但仍然没有青睐索尔仁尼琴。继基辛格之后，索尔仁尼琴的老对手派普斯，将会成为他通往白宫之路的第二个绊脚石。
领取诺贝尔奖，前往西方，是索尔仁尼琴的高光时刻。但是，来到美国之后，他的命运却一路下沉。而理查德·派普斯，这个被他形容成像“一只狼拉大提琴”的学者，却节节高升。
随着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做了几次不合时宜的演讲，西方媒体对他的批评愈演愈烈，一些欧美政要甚至公开表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索性退居到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里致力于创作《红轮》（The Red Wheel ）。
索尔仁尼琴与海外俄裔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后，有一批移民逃离俄国，被称为“白俄”。他们大多是内战“白军”的支持者，与苏联“红军”针锋相对。出现在西方后不久，索尔仁尼琴就与“白俄”移民组织关系密切，成为其精神领袖，将多本作品都授予他们发行。相比之下，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新移民，虽然人数比当年更多，而且差不多与索尔仁尼琴同时来到，却遭到后者的鄙视，因为他们对宗教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复兴漠不关心，只想到西方追求更好的生活。
理查德·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里，曾总结沙皇俄国时代的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特点：为了维护沙皇的统治，斯拉夫派创立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通过贬低西欧来抬高俄罗斯。斯拉夫派对他们自己所排斥的东西，即法律、财产，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无所知。至于“西化派”，只是历史学家们为“斯拉夫派”创造的一个镜像，除了反对之外，很难找到将它们统一起来的共同点。
仿佛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索尔仁尼琴抗拒学英语，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却在沙俄的遗老遗少里如鱼得水。虽然他希望表达一种“治愈的、有益的、温和的爱国主义”，但是美国媒体习惯性地把他与专制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混为一谈，因为他的小圈子里不乏此类人士。
与索尔仁尼琴一路下沉的命运相反，理查德·派普斯这段时间里顺风顺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有关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革命的大型课程，场场爆满，还指导八十多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旧制度下的俄国》启发了许多历史学者，二十一世纪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希尔德迈尔的《俄国史：从远古到十月革命》（Ge s c h i c h t eRussland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Oktoberrevolution ）仍有它的影响。除了学术，他还获得了影响政治的权力。从一九七六年起，派普斯领导了中央情报局（CIA）的B 组分析小组，负责分析苏联的军事政治战略和目标。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他成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东欧和苏联事务主任。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索尔仁尼琴的提议下，“白俄”移民的一个重要组织——“俄罗斯裔美国人协会”（Russian American Foundation）筹划一场大规模的明信片活动，要求白宫解雇理查德·派普斯。无巧不成书，同样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位美国参议员向白宫提议，安排索尔仁尼琴与里根总统会面。派普斯正好是负责东欧事务的专家，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担忧，他都建议里根不要与其直接见面，而是在某个合适的场合向索尔仁尼琴致以公开祝贺。
当年秋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再次提议，邀请索尔仁尼琴与总统见面。这次会面以午餐会的形式进行，他将会与一群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出席。“白俄”移民媒体在几天后的报道中暗示，索尔仁尼琴因为没有被单独邀请而生气了。于是，白宫的众人决定，在午餐之前给他安排十五分钟与总统的临时会面，由理查德·派普斯起草会面邀请函。但是，这一邀请函被白宫延迟发出，根据派普斯的说法，是“在办公室里被放错了地方”。
索尔仁尼琴感到自己不仅被怠慢，还被不怀好意地捉弄，断然拒绝前来。取而代之的是，他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指责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黑暗势力，策划针对俄罗斯人口的种族灭绝的核攻击……”在信件结尾，他大笔一挥，“当你（里根）将不再担任总统，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你碰巧在佛蒙特州，我诚挚地邀请你来拜访我”。
理查德·派普斯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原以为里根会做出愤怒的反应。但读完这封信后，他平静地说，作者显然不愿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为伍。……自由电台公开广播了对他的信，还荒谬地指责美国有一个针对俄罗斯人口的种族灭绝策略。俄罗斯移民媒体，指责我出于个人目的“阴谋破坏”了它的英雄与总统的会面。二十年后，索尔仁尼琴回忆他在美国的生活时，为这一事件指责我，指责我对他怀有“个人仇恨”，因为他几年前批评我的《旧制度下的俄国》。
派普斯所说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回忆录《落在两个磨盘之间的小谷粒》（The Little Grain Fell Between Two Millstones ）。索尔仁尼琴在二十年后仍旧余怒未消，认为自己就像一颗“小谷粒”，夹在强大的苏联和西方两个磨盘之间。当自己与苏联进行斗争时，感受到了西方精英的满满恶意，他们似乎在抓住每一个机会对自己进行围追堵截。索尔仁尼琴还对自己的老对手进行评价：派普斯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学者，也是一位随心所欲地将俄罗斯传统与专制、神权、反犹太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的学者，对俄国传统的怀疑多于尊重，还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正统、民族主义和专制”的危险代表，将他自己视为“永恒的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以一种殉道者的姿态来描写自己的处境，似乎是夸大其词。但是，至少有一点没错—他的确是在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派普斯這样的西方精英针对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那“神圣的俄罗斯”。
《旧制度下的俄国》是一本现象级的书，从诞生之初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在以往俄国的历史书里，基辅罗斯—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是一个神圣的世系，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一世系往往被戴上耀眼的光环。但是，派普斯在书中写道：在蒙古征服基辅罗斯之后，莫斯科大公之所以从诸大公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罗斯大公，正是通过讨好蒙古大汗，为其征收赋税、镇压叛乱，而后反客为主，夺得国家的控制权。“没有一个王公曾踏足过君士坦丁堡，而他们对通往萨莱（金帐汗国首都）的道路则太熟悉了。正是在萨莱，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绝对君主制的运行，观察到‘一种不容人们协商而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几百年来，沙皇俄国凭借西方的先进技术向东方一路扩张，无往不利，却因为惯用高压手段而被西方当作异类。在十九世纪多次改革失败后，沙皇俄国建成了一个漏洞重重的官僚 — 警察制国家，注定了灭亡的结局。
同时代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学者唐纳德·特里戈尔德（DonaldW.Treadgold）在《斯拉夫评论》上写道：“他给了我们一本博学且深刻反思的书……然而，人们希望在一本关于一个伟大民族的悠久历史的书中看到更多的积极品质，更值得赞扬的事情，以及对所讨论的人类更多的同情和温暖。”
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关于俄国史最重要的分歧是对沙俄晚期政权的态度。如果认为沙俄政权无法进行改革，那么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合理的。
维护沙俄的保守派，往往寄希望于斯托雷平，把他推行改革的时代描述为一个可以脱胎换骨的时期。索尔仁尼琴在《红轮》里认为沙皇俄国并非是一个腐朽专制的政权，而是被暴力横加摧毁的理想国，呼吁犹太人认领自己的罪过。例如，沙俄首相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凶手德米特里·博格罗夫是一个犹太人。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他之所以刺杀斯托雷平，不是因为后者大肆捕杀革命党，而是因为推行改革，为沙皇俄国力挽狂澜，因为“对俄罗斯有利的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说却是坏事”。对此，派普斯评价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反犹主义。索尔仁尼琴不是种族主义者……这基本上是宗教和文化问题。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和爱国者，也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曾在沙俄畅销一时，后来更是被“白俄”流亡者奉为政治圣经。其中充满政治隐喻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检察官故事。耶稣基督再次来到世间，却被逮捕下狱。检察官对耶稣说，他的教义是残酷的，因为它允许灵魂的自由，很少有人能够承担，只能打开通往邪恶的道路。只有由一个精英的铁腕控制，才能拯救人民免受其自身无法无天的激情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来为沙皇的专制辩护，无独有偶，索尔仁尼琴的理想也是一个仁慈的神权专制国家，他认为这植根于俄罗斯历史，是自然而然的。虽然他承认沙俄治下人们的苦难，却认为他们应该默默忍受，等来统治者推行的德政，而革命者推翻沙俄，是被西方输入的思想蛊惑了。
派普斯也许会惊讶于索尔仁尼琴的不切实际，这个与自己不约而同地主张封锁苏联的人，居然还幻想在苏联解体之后复兴“神圣的俄罗斯”，仿佛生活在十九世纪。但是，他在别的问题上比自己的对手更加感情用事。在《俄国革命史》里，他花了四十四页来描述末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全家被处决一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写作过程中，他眼前浮现的是犹太同胞被屠杀的惨象，这两幕重叠了起来。他同情沙皇，把沙皇一家代入了那些像鸡蛋一样被碾碎的犹太家庭，却忘了沙皇不会同情他们犹太人。在一九0五至一九0七年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古拉二世都进行过反犹屠杀。派普斯家族原为加利西亚犹太人，被沙俄大军屠杀驱逐，聚居区毁于一旦。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波蘭军团的一名士兵，“一战”后迁居西里西亚，后来又被纳粹德国逐出欧洲。
索尔仁尼琴将自己视为“神圣的俄罗斯”的化身，为其承受西方的恶意，但是，“神圣的俄罗斯”被西方排斥，领导它的沙皇难辞其咎。一九一五年在加利西亚的首府利沃夫，尼古拉二世在演讲中说：“这里没有加利西亚，只有伟大的俄国。”从结果来看，派普斯这样的东欧犹太人才是受害者，是夹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扩张和德国的尚武之间的炮灰。直觉，往往比严密的逻辑更直截了当，索尔仁尼琴能够感觉到派普斯反对的是什么，派普斯也清楚索尔仁尼琴想追求的是什么。矛盾在一百年前已经埋下，即使隔着冷战意识形态的重重障幕，也能分出朋友和敌人。即使沙俄灭亡、苏联解体，他们的仇怨仍然不会化解。
结束流亡后，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由总统赠与的别墅里，将斯托雷平和“白军”首领高尔察克的画像高悬于室。尽管这两个人备受争议，但在他眼里却能够拯救俄国。忧国忧民的姿态，大国师和预言家的外表，让他并未像西方精英们预言的那样被时代抛弃。通过对传统的召唤，他赢得了新一波的荣誉。在被白宫拒之门外二十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另一条路，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铺着红毯的道路。
理查德·派普斯在回忆录里曾评价索尔仁尼琴：“他想象中的‘神圣的俄罗斯’未能在苏联解体的瞬间重现人间，这一定使他非常失望。”二0一七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说：“过去一百年没有任何改变。……人们仍然想要那样的政客……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让他来管理。而他们本身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旧制度下的俄国》，[ 美] 理查德·派普斯著，郝葵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0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