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人类世、大历史与“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90 次 更新时间:2024-02-1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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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荻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韩非子》)

“我!”奥地利新锐作家菲利普·韦斯(Philipp Weiss)回答说。

这一联想缘于韦斯的长篇小说《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小说由形态各异的五卷组成,串联起五位主人公分别以“我”的口吻讲述的个人故事:波莱特·布兰查德(1853—1878)的词典体自传《我之百科》、尤纳·尤纳斯(1981— )的意识流自白《模糊地带》、尚塔尔·布兰查德(1961— )的图文笔记《手记》、伊藤昭夫(2001— )的录音转稿《昭夫的录音》以及青木阿伯拉的漫画合集《幸福岛》。韦斯告诉读者:“复调和联动是阅读的关键。”若分开来看,小说好比五位主人公运用“各自专属的语言和感知世界的方法”或曰“精神上塑造世界的方法”搭建起来的五个“高度主观化的世界模型”;若合起来看,小说又是一位超级叙事者“我”所营造的“一处有趣的象征性的超空间”(The Deceleration of Terror: An Interviewwith Philipp Weiss )。他的言下之意在于,前五个“我”可以视为后一个“我”的不同分身。与前者仅能制作小巧的世界模型相区别,后者作为更高能的存在,足以创造广阔的超空间,即世界全景。

不言而喻,摹画这样的“我”并非易事,那么韦斯是如何做的呢?

在小说名字“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里,“人”(Menschen)是复数,可专指一群人,也可统指全人类。当今读者颇有见地,认为小说生动刻画了人类统治地球的人类世时代,故而称之为人类世小说(anthropocene novel)。韦斯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就像他在小说行文中默许了人类世概念那样:“我们正处于地球历史的新纪元,未来保罗·克鲁岑将称之为人类世,亦即那个人类本身成为地质力量的时代。”

的确,人类世最初表述的是地质时间。二000年,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和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联袂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将十八世纪末看作人类世的滥觞,因为当时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工业文明的兴起前所未有地撼动了地球,从那以后,人类施与地球的消极影响有增无减,一步步地把地球史变成了灾难史。加上人类世概念的地球史,大体样貌如下(见下页表)。

我们事先应该很难想象,这些地质学知识对韦斯而言有多么重要。他为摹画“我”所做的首要准备,就是构设、呈现这样一部由人类世压台的世界演进史。不过,他没有遵循时间顺序,反倒故意将之打乱,促使读者自己去梳理、认识世界的漫长演进轨迹。

韦斯写道,历史由一百四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开启,那时,“世界从虚无中诞生”。两亿年后,产生了可以“分娩出星辰的星系”。到四十六亿年前的冥古宙,“银河里一片有无数分子的原始星云大坍塌,形成我们的太阳系”。时间又过了六亿年,太阳系中的水“以彗星的形式”“随雷霆霹雳到达地球”。接着进入“太古代,三十五亿多年前,生命的基本单位,第一批细胞,以原始古菌的形式出现了”。可惜这些生命大都孱弱,“叛变微生物”蓝藻在二十四亿年前的一次大泛滥,直接“引发了规模空前的[ 生命] 集体死亡”。到六亿年前的寒武纪,世界终于迎来生命的蓬勃期,“生物圈的复杂性得以轰轰烈烈地释放”。

尽管世界变动不居,但百亿年来,有一点始终未变:主导世界之演进的是自然。为了强化这点,对于接下来的历史阶段,韦斯甚至更加浓墨重彩地刻画自然现象,特别是地质运动和气候变迁:在三叠纪末,“发展了数百万年的地质过程给地球带来冰”,也带来了高寒的“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帕米尔和青藏高原”。在“白垩纪到第三纪(今称古近纪)的过渡阶段”,“幽暗的冬天”肆虐,“恐龙的灭绝在地球的生物圈撕开一个缺口”。到古近纪始新世,“南极大陆漂移到南极的位置”,浩浩荡荡的南极环流形成,地球再度变冷。后来的新近纪中新世则是“由火山活动触发的短暂温和期”。气候冷热交替如转轮,北冰洋洋冰的形成又让“世界陷入[ 寒冷的] 第四纪更新世”。“随即是一段鲜有的稳定的温暖期——全新世”,“因为全新世气候的稳定,人类文明得以绽放”。

世界发展至此,一場转折已如在弦之箭。果然,随着那个“只为把水从英格兰中部的煤坑中抽出”的“小发明”(指瓦特蒸汽机)陡变为“彻底改变世界的、炼金术式的阴谋”,人类凭借自身绝无仅有的灵智打破了宇宙格局,开始支配他们“所栖居的脆弱球体”。人类世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生于人类世的人是幸运的。以上地质史叙述间接地表明,该时代的人们既享有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如相对稳定的地质环境、适宜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等,又因为取代自然成为世界主角的缘故,天生携带着胜利者的自信。与此相应,小说在“我”们—人类世时代人们—的一分子的摹画上也就确定了底色。然而韦斯并未就此满足。他宁愿“我”们生活的世界“要命地复杂”,这样才能“免于无聊和死寂”(Es geht um Alles )。所以在描绘人类世的时候,他充分运用了那个宏阔的框架“大历史”(big history):“大历史作为自然史与文化史的融合,让我从宇宙史的无数斗争中提炼出主人公角色及其与现时代的智力斗争。”(TheDeceleration of Terror )

韦斯的大历史观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长度或深度,认为考察历史应从宇宙的诞生入手, 而不是其后很久的人类的诞生。二是历史的广度。像欧洲许多智识者那样, 韦斯从他们用“universal”一词来为最高学术机构“university”赋名的祖辈那里继承了对统一的森罗万象知识的渴求(Erwin SchrÖdinger. Wasist Leben? ),所以相信,历史是一个顺应万物本身之普遍性而形成的巨大开放性空间,不应局限于精细的现代学科分野。于是在小说里,人类世就被塑造为一处由人类文明作为基础,胜利和失败、幸运和灾难并存不悖的复杂之所。并且,与当今现实有关,文明之殇显得分外醒目。

大都会巴黎最为典型。小说里的巴黎曾经闪闪发光,被本地居民视为“人类精神的胜利”“文明超越纯粹自然的象征”。但是,随着钢铁做的埃菲尔铁塔堂而皇之地高出周边石质的教堂,这座城市的光辉形象在现代化机器的侵蚀下日渐消损,以致有人愤言:“我痛恨埃菲尔铁塔,我们在它的餐馆吃饭,因为,正如莫泊桑所说,那是全巴黎唯一一处不必看到它的地方。”也因为此,民间有了“巴黎综合征”之说,意在表明这座城市带给人的绝非理想成真之感,而是理想画面的坍塌、“幻觉的轰然崩溃”。

核技术同样如此。它一方面创造着无可比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成为国家“富强繁荣的象征”和“从根本上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技术”,另一方面却始终无法抑制其“脱缰的杀戮之子”的本性。核技术在乌克兰造成涂炭生灵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复又蒙骗日本福岛的民众,让他们误以为,“核电站是整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福岛的“福,福气;岛,岛屿”之实受惠于核电站,甚至引诱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福祉奉献给高危的核电站工作。

从十八世纪的大都会到二十一世纪的核技术,从传统的工商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人类文明持续扩展,人类的灵智愈加繁荣。用小说里的话来讲, 地球上生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圈层——“灵智圈”,它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思维与创造之网”,是“包覆住整个地球的宇宙膜”。然而,在这层宇宙膜的保护下,曾经波澜壮阔的地球却变成了“脆弱球体”。韦斯所描绘的世界复杂得要命,也吊诡得要命。

“贴近世界, 把自己裹进世界这个故事团中。”韦斯提到,这则想法始终激励着他的小说创作(The Deceleration of Terror )。小说的五位主人公达成了韦斯所想,他们与其身处的世界始终相连,其生平要事大都来源于世界性事件(且多为不幸事件),生命起伏则伴随着世界的变迁。

他们五人当中,波莱特生活的年代最早。她出生于一八五三年,法国最后的君主专制政权—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的次年。在短暂的二十五年人生里,波莱特见证了外部世界的风雨飘摇,包括尖锐的阶级斗争、普法战争、九月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等等。与时局如影随形,她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辗转奔走,足迹近至耶尔、巴黎、克莱西、维也纳,远至横滨和东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高潮之际,波莱特死于一场偶然的雪崩。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血腥镇压阿尔及利亚人的巴黎惨案突发,波莱特的玄孙女尚塔尔在事发地的不远处降生。似有巧合,这天也是著名的气象学理论“混沌”问世的日子。两个不期而遇的意外事件合成了尚塔尔的人生预告,预示了她后来的怀疑主义思想以及气候研究事业。

小说中另外三个“我”—尤纳、阿伯拉、昭夫的故事则系于二0一一年三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尤纳,赴日本寻找失踪情人尚塔尔的维也纳青年摄影家,在东京停留时偶然邂逅了有幻肢痛的假肢少女阿伯拉,并与她一起逃过地震之劫。后来,尤纳前往地震、海啸与核事故多灾并发之地福岛,在一家医院认识了九岁小男孩昭夫。昭夫在福岛的家被海啸冲走,他带着妹妹漂泊数日才返回家乡。

韦斯说,复调和联动是这部小说的关键。因为紧贴世界这一共性,主人公“我”们之间的确联系着。但是,联系倘若仅限于此,足以将“我”们合而为一吗?

当然不够。韦斯还藏着一个玄机,在尤纳身上。

小说频频使用“jenes Ich”(那个我)的说法。这表明,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有多个“我”平行存在着,与此同时,也引人联想:在这若干“我”的背后,是否有个母體或本体,就像哲学上的道生万物、神学上的三位一体那样?尤纳的全名写作“Jona Jonas”。Jona + Jonas的写法恰好与jene + jenes(指示代词jene 及其变格形式)相映成趣。众所周知,类似的文字游戏在卡夫卡与其《变形记》的主角萨姆沙那里就出现过;萨姆沙的多重指涉性便是因此得到了彰显。另外,在韦斯塑造的五位主人公里,尤纳是唯一一位了解全部其余四位的:他与尚塔尔、阿伯拉和昭夫有直接交往,又通过尚塔尔得知了波莱特。

尤纳曾自问:“我为何摄影?摄影,Fotografie。古希腊语phós的意思是光,graphein 的意思是画”;“摄影是我的叙事形式,无字的叙事”,“唯有叙事,不断的叙事,对抗着消亡”。对尤纳而言,摄影将所有拍摄对象无差别地定格并留存下来,是追求统一和永恒的叙事方式。而他既擅长使用老莱卡相机,拍摄实物,又熟练掌握先进的技术工具,拍摄自制的实物模型,其大获成功之作《世界草图缩影》与《想象的风景》就是以模型为拍摄对象的。换言之,无论是亲见的尚塔尔、阿伯拉和昭夫,还是脑际的波莱特,皆可归入尤纳的叙事系统,或者更确切地讲,归入他理想中的能够对抗消亡的叙事系统。小说尽管没有点破,但对于敏锐的读者而言,那个超级叙事者“我”已经可察可感了。

(《人坐在世界的边缘,笑》,[ 奥] 菲利普·韦斯著,陈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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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1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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