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末，马林诺夫斯基在一位名叫托斯卡的年轻波兰女士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康拉德，康拉德用法语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简单交流，马氏向康拉德赠送了自己签名题献的《澳大利亚土著家庭》。在此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就一直将康拉德视为偶像，其作品让马林诺夫斯基对海洋和岛屿充满了想象和向往，可能也正是这份诱惑和吸引力，马林诺夫斯基才不惜放弃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业，转而奔向四面环海的英国。这份吸引力也可以从他日后的田野点选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如巴布亚的迈鲁岛、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阿姆弗莱特群岛等。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想象中，他甚至愿意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做交换，来成为“一个水手，继而成为一个英国水手”。即使不能做一个真正的水手，马林诺夫斯基也扬言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人类学界的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一位从“远在天边的无名之地”走出来的海洋文学作家。一八五七年圣诞节前夕，康拉德出生于波兰小镇别尔季切夫，但是他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去太多喜悦，尤其是对于一生都在为国家呼唤的父亲阿波罗而言，因为彼时的波兰并不是一个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地方，别尔季切夫更是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瓜分下四分五裂。康拉德一生的命运就像他的祖国波兰一样坎坷，出生之后他就随母亲辗转各地，居无定所。七岁时，母亲离世，只剩康拉德和父亲两个无家可归的游荡者，两人互相倚靠并给予对方力量。四年后，伟大的“波兰之子”阿波罗在病痛和思念中去世，康拉德彻底成为一个既没有国也没有家的孤儿。父亲留给儿子的遗愿是希望他能够“生活在体面的好人中，壮实自己的体魄，唤醒社会的精神”。天不遂人愿，康拉德并没有一副强壮的体魄，一系列难以查明的病症几乎伴随着康拉德的整个童年，家人为了他的健康考虑不得不每年为他策划一次旅行。也正是这些不得不做出的旅行，让康拉德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远方世界充满好奇和冲动。
八九岁时，康拉德读到了人生第一本海洋文学作品—维克多·雨果的《海上劳工》，在马里亚特船长的召唤下，康拉德决定要成为一名水手。一八七四年，在舅舅的安排下，康拉德如愿前往法国马赛做一名水手。临行前，父亲的一位挚友送了他一句话：“你记住，不管你朝哪里航行，你的心都要驶向波兰。”这句话一直铭记在这位少年的心里。在马赛，康拉德并没有遇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船长，负气之下他决定奔赴英国。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块自由之地，伦敦更是成为欧洲的流浪海滩，收留了大量因政治动荡而避难于此的波兰人、俄国人和匈牙利人。在这个被他始终称为“家”的地方，康拉德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海洋之旅，此后的二十余年他都一直漂泊在海上，并写出了大量以海洋为主题的小说。康拉德的写作之网覆盖了欧洲、非洲、南美、远东和印度洋，他的写作对象多是那些“电报线和油船航线无法触及”的地方和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群。康拉德的所有小说主题几乎都与“命运”有关，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生命犹如一台机械织布机，它引着我们来回穿梭，编织起时间、空间、痛苦、死亡、腐朽、绝望以及一切幻想，可是没有一样是真正重要的。”显而易见，康拉德的写作与他在“旧”世界的经历息息相关，异域社会的人群和文化赋予了他对“命运”源源不断的思考。
康拉德传奇在当时许多年轻人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其中就包括刚刚在英国人类学界崭露头角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马林诺夫斯基与康拉德在年龄上相差二十七岁，但是在二人的生命轨迹中展演的许多主题却是如此相似。两人都来自苦难的波兰，自幼都被疾病缠身，都具有超凡的语言天赋，都曾经背井离乡前往异域世界追寻自己的梦想，也都曾远涉重洋前往心目中的“圣地”英国并在此安家落户，都对殖民統治进行过批评并对“文明”有大量反思，愿意为野蛮的土著书写故事，两人的内在人格都充满极端而对立的两面。
虽然康拉德不是一名人类学家，但是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激发了他的人类学想象，他的非洲土著和马来人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人类学信息，完全是对他者文化的一种人类学式书写，这些内容无疑对其信徒马林诺夫斯基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从日记中的蛛丝马迹，抑或是他日后的生命轨迹，都可以看出马林诺夫斯基对康拉德有一种独特的偏好，而“康拉德精神”也不断滋养着他对自己人生的认识和思考。毫无疑问，马林诺夫斯基是在康拉德的影响下走向了一个陌生的异域世界，进而在这种异域情怀的感召下走上了人类学道路，同时也用他从异域世界记录的资料不断反哺着人类学。
自从成为康拉德的信徒之时起，一个关于旅行和冒险的浪漫神话就已经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心中初具框架，并伴随着他对人类学的学习逐渐成形。在与康拉德会面后的下一年，马林诺夫斯基正式踏上了这条早已在心中构想过千百次的浪漫的海洋之旅。旅途中，马林诺夫斯基除了学习莫图语和钻研《人类学的问询和记录》之外，读得最多的书就是康拉德关于背叛、罪恶、悔恨和赎罪的小说《吉姆爷》。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日常生活中，小说是爱情之外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日后的岛屿田野中，每当陷入疲惫之时，他都会选择钻入文学小说的想象世界之中，以此摆脱精神上的孤独和对田野的“厌恶”，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风格。
从旅途本身来说，马林诺夫斯基要比康拉德幸运许多。在前往大洋洲之前，他那位令人敬仰的专业导师塞利格曼已经为他提供好了经验上、个人关系上和经济上所需的一切帮助。塞利格曼希望马林诺夫斯基能够继承英国人类学的传统，马林诺夫斯基亦将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尊称为自己“田野工作的主保圣人”。然而，相比于里弗斯和塞利格曼参加的托雷斯海峡调查而言，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调查显然要走得更远、更深，他对导师们田野作业的推进和完善成为日后几代人类学家共享的奠基式原则。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曾一度将里弗斯提出的“集中式田野工作”作为自己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的宪章，但是他并没有全盘照抄这位前辈的做法，相反是通过对里弗斯的系谱法和对“纯粹事实”的崇拜的批判来提出自己对田野工作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整合了托雷斯海峡调查中的一系列教训，尤其是强调记录的完整性，即对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一种事无巨细的记录。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还认为，人类学家不能只做收集和记录事实的工作，还应该具备理论家的技能，即将事实与解释结合到一起的本领。这种全方位式的记录需要研究者全身心的投入和参与，但也为研究者带来了一个难以估量的好处，即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不断增进的熟悉和信任，而且这种关系是不断自我强化的。在这种新型作业方法的指引下，马林诺夫斯基能够逐渐感觉到自己在知识和态度上的转变，他开始变得期待村子里的重大事件，开始对土著们的闲话和新闻产生兴趣，开始对岛民的园艺巫术和仪式进行思考。
今人多将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实验的成功归功于他的田野调查“三原则”，但是仅仅有这三个原则并不必然就能带来成功，田野调查中的许多困难也并不完全是时间和参与就能化解的，更多的还需要一种价值观的引领。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英国人类学家普遍将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看作合作者，极度依赖他们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甚至连里弗斯和塞利格曼也曾认为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对土著社会和人群十分了解，并告诫马林诺夫斯基要多向他们虚心请教。然而，从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登上迈鲁岛时，他就对传教士塞维尔的家长作风和白人中心主义感到震惊和厌恶。后来在登陆基里维纳岛时，马林诺夫斯基又再次与当地执政官贝拉米产生嫌隙，究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对待土著人的葬礼、巫术、首领权力和一夫多妻制等“传统”方面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在当时，这些“传统”普遍是殖民地官员改革的对象，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却对它们抱持一种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这种他者观让殖民地官员十分不喜欢他。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还发现，土著们之所以遮掩他们的习俗，不愿意对他这位人类学家袒露“真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害怕政府。可以说，自从马林诺夫斯基踏上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之后，就基本上宣告了人类学家与传教士、殖民地官员之间的历史性关系的终结。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的自由派观点不是源自导师们的教诲，那么它会从何而来？
著名的人类学家史铎金（George W. Stocking）在一篇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分析中曾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的“实用人类学”和民族志叙事风格受文学小说的影响极大。如果此一说法可信的话，那么首选的文学家无疑就是康拉德。自从离开祖国那一刻起，康拉德就决定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将自己置于欧洲之外的异域世界，担当起人类学家的角色。对世界各地的亲历是康拉德文学的灵感来源，在他的笔下，有原始舞蹈、神秘巫术、鬼魂世界、宗教仪式、饮食习俗等。康拉德对非洲土著的文化习俗抱有深刻而持久的兴趣，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对非洲土著舞蹈有过大量描写。康拉德认为，舞蹈是土著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土著人获得精神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强烈表现了被殖民者主体的本质力量和本真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康拉德作品中还充满了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在《黑暗的心》中，主人翁马洛充当了康拉德的代言人，他眼中的殖民者是一群充满欲望、暴力和贪婪的魔鬼，他们对黑非洲的殖民是一种毁灭而非拯救。在遭遇殖民者之后，土著的文化被践踏，土地被剥夺，语言被抹杀，宗教被妖魔化，艺术被摧毁，自然被改变，传统被破坏。《黑暗的心》充斥着对西方文明和殖民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欧洲人担负的“文明教化”给予了大量的辛辣讽刺。康拉德强烈反对用白人文化至上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野蛮”，倡导要将身体和心灵都置于非西方社会中，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野蛮”的价值和意义。马洛在殖民地看到的种种“恐怖”正是康拉德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康拉德认为造成这些“恐怖”的症结并不是文明被伪善背叛了，而是欧洲人迷信的“文明即是好事”这一观念本身有问题。因此，康拉德要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殖民者的残暴行为，而且还针对欧洲人引以为傲并一以贯之的那套历史观念。
无疑，对康拉德文学的阅读可以让马林诺夫斯基获得一种“间接经验”，从而进一步影响他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相比而言，康拉德文学（包括康拉德自身）对马林诺夫斯基道德价值观的塑造和影响可能更大，“康拉德式幻想”是马林诺夫斯基自由派观点的主要来源。据雷蒙德·弗斯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里弗斯是人类学界的赖德·哈格德，而我就是康拉德。”也就是说，里弗斯带给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要是一种田野工作方法的启发，是对具体事实的追求，而康拉德对他而言则是一种哲学上的影响，是對人类心灵的追寻。缘于这种追求，马林诺夫斯基实践的人类学乃是一种“去浪漫化的”人类学，在他看来，对于他者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本质上是一种逃避的人类学，是一种文明的偏见，无益于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马林诺夫斯基的“实用人类学”的创新并不仅仅局限在方法论上，还进一步体现在他对民族志实用主义的尝试，即对土著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上。在已经流产的《基里维纳：一部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人的专著》一书的大纲中，马林诺夫斯基曾计划重点书写基里维纳在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之后所引发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且准备从三个视角展开分析，分别是政府官员、商人和传教士以及土著村民。要知道，当时的英国人类学仍然沉浸在一些古老的民族学兴趣上，他们更喜欢看到的是类似于“（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巫术与宗教”之类的主题，而对于后接触时期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几乎还无人问津。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英国人类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欠缺感到十分惋惜，他在笔记中多次提到，殖民地的种种变化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掩饰。他认为，对于民族志作者来说，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重构已不存在或存在已久的传统具有同等重要性。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最后未能成功写出这本反映岛屿社会文化变迁的专著，但是至少从构想上它已经具有了深刻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的构想直到一九三八年马林诺夫斯基移居美国之后才得以实验成功。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的海洋之旅是一场人生的奥德赛，那么这场奥德赛之旅并非只有激情澎湃、色彩绚丽和自强不息，同时也包含了不少悲情的成分。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向世人呈现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岛屿世界风光。然而，在其去世之后被整理出版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展示的却是一个与前者截然相反的人类学家，《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着对土著人群的蔑视和痛恨，身体上的病痛和情感上的困扰更是让其对田野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充满疑虑。两本著作，两种人格，被许多人质疑患有“人格分裂症”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否已经背离了康拉德精神？普通读者也许会惊讶于马林诺夫斯基对土著的无情蔑视和自身情感的揭露，但这些“真情流露”对于有过田野调查经历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只是很少有田野工作者敢于如此坦白地揭露自己而已。情感上的困扰是每一个身处田野的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孤独感的侵袭。“孤独”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方法。也许只有当在田野中感到孤独之时，田野工作者才会去思考许多问题，包括研究的意义，自己与他者的关系等等。对于马林诺夫斯基而言，他可能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和警诫自己的缺点，因为在他的理解中，日记的本质是“对过去的一种探寻，对生活的一种更深的认识”。《日记》真切传达出了马林诺夫斯基身处异域世界的感受，在那里，他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记录者又是分析者，智识、情感和道德上的矛盾不断交织在一起，让他不得不以日记的形式来释放自己内心的挣扎和不安，尽管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德。因此，《航海者》与《日记》并非矛盾的存在，而是民族志与日记之间的一种互补。
在康德拉文学作品中，读者同样可以读到大量孤独和沮丧，看到一种正反并存的矛盾。相比于康拉德早期作品中对个体命运的刻写，晚年的康拉德逐渐转向了对于世界命运的思考和书写。康拉德始终对美国式的强大抱持一种警惕，将自己对于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人类团结的观念上，然而现实又总是让他对自己的理想产生怀疑，其内心的焦灼不言而喻。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家喻户晓的康拉德携家人启程返回祖国波兰，就在驾车回克拉科夫时，他们看见途经的田野上到处都是士兵在肆意抢夺马匹。原来，就在康拉德一家出门时，有人发动了一场战争。八月三日，德国向法国宣战，四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这场战争再次让波兰陷入了困境，父亲阿波罗就是因为国家的四分五裂郁郁而终，如今康拉德又眼睁睁地看着祖国沦为强权者的杀伐战场，他向朋友诉说：“这太难受了。”因为康拉德一家都是英国公民，此刻却站在了奥地利的领土上，处于敌军的战线之后，根本无法继续前行。幸而在一位表亲和出版商朋友的帮助下，康拉德全家才得以安全回到英国的家，康拉德将这趟旅行形容为一场“梦中之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同乡人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踏上了大洋洲的土地，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趟追寻康拉德的海洋之旅竟然成了一段“流亡”岁月。
六年的异域生活让马林诺夫斯基十分怀念祖国，怀念在祖国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怀念儿时的快乐。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的许多内容是用波兰语写的，尽管他有保护隐私不被恋人偷窥的想法，但更多的是对祖国的感情，是对自己波兰人身份的肯定，是对自己爱国心的检验。田野中的马林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己是波兰人，甚至扬言，“我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波兰学者”。然而，这一切在一九一八年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一九一八年六月，马林诺夫斯基收到姑妈艾丽奥诺拉的信件，得知母亲已在三个月前去世。陷入悲伤之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再每天记日记，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中，马林诺夫斯基回忆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关于童年时代在波兰的生活以及与母亲和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快乐，有悲伤，有至爱，有悔恨，但更多还是纪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对过往的追忆中，马林诺夫斯基结束了日记，也结束了自己的“康拉德式幻想”。
（《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 澳] 邁克尔·扬著，宋奕、宋红娟、迟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美] 马娅·亚桑诺夫著，金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