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青: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如何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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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这是我们建军、强军的根本原则。纵观党的历史,这一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历史的经验与昭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与呼唤,关乎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之后,党组织精心策划,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起义之前,根据中央的部署,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对起义中的重大事宜进行了精心筹划。作为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起义前,周恩来去看望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贺龙毫不迟疑地向前委书记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在起义的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始终团结在党的前敌委员会这个领导机关周围,按照党的命令行事。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在参观八一纪念馆时曾指出:“这里(指江西大旅社)不是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是在子固路圣公会内,大旅社是党的前敌委员会所在,是领导总指挥部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页)这也反映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对具体指挥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部是领导关系。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在艰苦的条件下,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陆续离队,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损失。到临川后,前委着重研究了加强宣传教育的问题,着手整顿党和军队的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起义军在转战途中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当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其中就明确指出:“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页)党中央从总结教训的角度强调了党对军队领导的至关重要。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奠基于三湾改编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最初确定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起义军虽然曾经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后来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再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起义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的意见。

起义军南下途中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敌军前堵后追,部队一路艰苦作战,总指挥卢德铭等指挥员牺牲,连续行军,疟疾流行,伤病员增加。而且当时队伍中党组织不健全,还存在军官打骂士兵的旧习气,整个军队的士气都非常低落,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当时在这支队伍中。他后来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就很难继续前进下去。

怎样把这支革命武装建设成为党所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1929年9月29日,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时,毛泽东果断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长官不能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奠基于此,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后来谈到三湾改编的时候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页)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定型于古田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队伍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转战赣南闽西途中,由于离开根据地连续作战,条件艰苦,部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有所发展。在军队建设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看法。有的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打仗,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削弱党的领导;有的公开提出要限制党代表的权力,要求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并逐步找到了解决办法。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急需召开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736页)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727页)。这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原则出发,决议阐明了党同军队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需要服从于政治,甚至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观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727页)。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系统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在古田会议定型。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贯彻这些思想原则,大大加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成为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

(作者:韩晓青,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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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31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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