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政研究兴起，为当时国人普及了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以往对于新疆的“边地”“塞外之塞外”的印象逐渐得以破除，而“亚欧大陆枢纽”“国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交通线”等形象较成功地实现了对“新疆”观念的知识性重构。此外，研究者及时应对了对于新疆主权归属的政治挑战，并通过报刊传播巩固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知识观念。这是一个为“统一”立法的政治行动，坚持了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治学立场。最后，研究者对新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述，动态地展示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与交融的发展历程，以及新疆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历史景象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为“多元”阐释的知识行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构筑了蕴含新疆地方经验的观念基础，代表着民族团结的进步方向。

【关键词】 近代中国,边政学,“新疆”观念,知识形塑

“边政学”作为近代中国一门颇具本土特色的学术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旨在应对当时日趋严峻的边疆危机。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小堡事件”①发生后，东三省沦陷，而新疆亦爆发连年的军阀混战和民族纷争，并引来外国势力的干预。因此，各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其关系整个中国之前途，实有胜于过去之历代”，②并在客观上促成了边政学研究潮流。当代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边政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多聚焦于边政学学科性质、发展历程和关于边疆治理的对策建议等，③以及以学界人士为主的近代国人对边疆地区的知性认识和游历考察等，④即狭义的边政学研究，但较少关注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对边疆观念的知识形塑。回顾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当时的研究者不仅有学界人士，也有其他各界人士，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在社会上引领起关于边疆治理的资政热议，从而形成了广义的边政学研究。而在新疆边政研究者中，不乏知名学者和报人。例如，以翦伯赞、黄文弼、黎东方、王日蔚、苏北海和吴荣曾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以及艺术考古学者常任侠、地质学者王恒升、地理学者金祖孟、教育学者梁瓯第、民族学学者陈志良等其他专业学者，以及知名报人黄震遐、傅希若和杜重远等等。另外，当时知名的边政报刊——《边政公论》《新亚细亚》《西北论衡》《天山月刊》以及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等，也对新疆边政给予颇多研究与报道，从而对“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当时中国边政的现实需要来看，无论是狭义的边政学研究抑或是广义的边政学研究，其兴起初衷既是为边疆治理提供资政，又是为改变民间社会对边疆地区和边政事务“多漠不关心”的境况；⑤以边政舆论唤醒国人对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解放的精神意志，更是近代中国边政研究的使命所在。⑥因此，在笔者看来，考析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不仅能够实现对近代中国边政和边政研究的具体化考究，而且能够以此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现一定的学术启示。

一、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

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地缘战略地位，在晚清著名的“塞防”和“海防”之争以及左宗棠率领湘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已突显出来。而左宗棠关于“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⑦的奏疏名句，更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句格言。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人对全国边防安全的日益关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新疆成为内地联系苏联和欧洲战区的交通枢纽的形势下，中国边政研究者以报刊为媒介，对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进行了传播与普及。

（一）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

在近代国人认知中，“新疆”与“西域”隐约有着相近的地理方位，但二者的史地关系长期未能明确起来。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新疆地方局势的日益严峻和复杂，为国人廓清“西域”与“新疆”的史地关联就成为边政学界的一项基础研究工作。1932年，何观洲通过考证《皇朝西域图志》和《汉书》等史书典籍而较早指出，近代新疆南部即为汉代管辖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在地，新疆北部亦为统属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乌孙之地，故“新疆即古西域”。⑧1933年，袁士骧也通过考据指出，“新疆省，在古代称为西戎，汉以下称为西域，到了清朝乾隆时候，始称为新疆”，⑨但古代史上葱岭以西亦为西域的一部分，故古代西域的地域比近代新疆大得多。1934年，吴其玉提出略为不同的观点：“西域”的区域范围在汉代大致相当于近代新疆南部，但随着历代中央政府的经营而逐渐扩展至新疆南北全境，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实现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治理。⑩黄佩也在1935年提出，“我们知道汉时的西域，就是现在新疆的南路”，11但随着历代经略和开发，新疆“南路”和“北路”实现了统一管辖。由上可知，当时边政研究界对于“西域”的区域范围有着不同见解。为此，有研究者主张从广义与狭义划分的角度出发去界定“西域”的地域范围。12其中，何璟在1937年发文指出，“狭义之西域，系指我国本土西部关门，——玉门阳关以西，而至葱岭之间而言，即汉时所称西域。今天山南路者是。广义之西域，则包括中亚、阿富汗、伊兰一部，印度与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帝国属地，及西伯利亚南部，暨我国新疆等地是”。13郜英则在1940年提出，“‘西域’一辞，汉时有广狭二义。狭义讲，专指现在天山、葱岭、昆仑三山间之塔里木盆地……广义讲，包括天山南北麓，外有大宛，至今俄领费尔干地方”。14尽管当时边政研究界对于广义“西域”的区域范围存在分歧，但对于狭义“西域”的区域范围则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从汉代的天山以南地区逐渐扩展至清代以来的天山南北全境。丁国藩于1948年在《益世报》发文指出，近代新疆境内各处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无不表明古代中国先民在“西域”的活动痕迹，因此对国人而言，新疆从来都应是不可忘却的疆域故土。15质言之，研究者对“新疆”和“西域”史地关系的考证，明确了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并致力于以这一史地知识去加深国人对“西域-新疆”的历史文化情感。

（二）新疆是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的“枢纽”

民国成立以来，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省区已成一种常态认知，但不少国人关于新疆史地文化的认知仍然停留于传统的“塞外之塞外”和“边地”印象，16“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17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边政研究界而言，阐述和普及新疆在亚欧大陆文化交流史上的枢纽地位，以打破对新疆的传统而刻板的“边地”印象，是一项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化知识传播工作。其中，王日蔚于1935年在知名的边政报刊《新亚细亚》上发表《新疆之语言文字》一文，开篇就特别指出，“新疆在古代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中西文化传播的空（孔）道”，18并非人们所以为的“边地”。其他研究者也陆续发文指出，新疆作为亚欧大陆枢纽地区的地缘区位及其效应，往往会在中原王朝统一时期突显出来，这时候的亚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一般处于历史高峰，而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宗教、艺术、语言、文学、音乐等交流都需要通过新疆这个“枢纽”进行。19随着中国统一王朝覆灭或陷于分裂动荡，中西之间通过新疆的商贸和文化交往一般会相应减少，但部分学者强调，新疆作为亚欧大陆枢纽的地缘作用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其中，翦伯赞以魏晋时期为例，指出：“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流治，虽时断时续，而这一具有欧亚贸易和文化走廊作用的塔里木盆地，仍然有苦行的僧侣和冒险的商人不断的穿过。”20及至近代，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界而言，近古中国的固步自封是逐步落后于西方的主因，因此，追寻中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及事例去启发国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成为许多知识人的研究志趣，而边政研究界亦不例外。其中，丁国藩在《益世报》发文指出，“张骞凿空西域”就是中国民族史上“坚毅不拔”的重要代表，“西域-新疆”则是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文化象征，“就在这里，更指示着我们的祖先曾经倾注过广大的人力物力，来保持中西交通重要的路线，因此，多少世纪以来，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汇合的枢纽”；21“张骞凿空西域”之功，“使蛰伏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开始知道外面的世界，亲身探险的经历，无疑地打破许多中国人旧时对世界的妄想猜测”。22在边政研究者的叙述下，新疆不仅不是“边地”，而且历来都是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的“枢纽”，并始终应作为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的前哨站。

（三）新疆是中国的“国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交通孔道”

晚清以来，随着英国和沙俄加大在中亚地区的侵略势头，新疆以其险阻的沙漠、戈壁和山脉等地理屏障，拱卫中国内地的边防作用日益突显。而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对华北地区的染指，使中国边政研究者意识到，以往对内地起到拱卫作用的新疆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抗击日寇入侵的“国防大后方”。231937年全民族抗战打响以后，许多边政研究者纷纷在报刊发文，提出改善新疆地方政局而将新疆改造成为国防大后方的资政建议。其中，丁瑞馨于1937年在《突崛》上发文指出：“凡是关心西北大局或关心国家和国际情势的人，对于新疆的现状——内外隔离，政不自主……——没有不十分焦虑的；因为新疆对于西北，以至全国以至最近的将来之国际情势关系太大了。”24而随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推进，特别是海上运输线和西南陆上交通线相继被日军封锁与切断的情况下，新疆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特别是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唯一国际交通线，从1937年至1941年间为中国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疆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新疆各族同胞支援内地军民抗战的众多事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得以传播开来。1938年5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建设中的新新疆》，指出“自从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规模的侵略我国以来，沿海诸省均相继沦陷，新疆遂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后方和交通的孔道”。25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主编的《反帝战线》也一度成为新疆各族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宣传阵地，在当时全国抗战舆论中显现出较大影响力。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曾以“林浦”为笔名，于1940年7月在《反帝战线》发表《三年来新疆民众对抗战的贡献》一文。该文回顾了全民族抗战三年以来新疆各族民众支援抗战的重要贡献，深刻指出了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与重要影响，文中特别言明，“新疆是通苏联的道路之一，在抗战发生之后，变成了西北唯一的国际交通孔道，因此，决定了新疆在抗战中之重要性”。26后来，为调和抗战末期一度紧张的中苏关系，以及巩固中美苏三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于1944年6月访华，期间对新疆沟通中苏两国的战略区位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对中国来说，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部，与美国的西部有同等的重要性”。27华莱士关于新疆战略区位的言论，受到当时中国报刊舆论的热议。其中，《中央日报》在10月2日发文评议道：“华莱士先生说得好，中国的大门以后要建筑在新疆。……我们要怎样将各宗族精诚团结起来，好好地建设大门内的美丽庭园呢！”28

抗战结束以后，尽管中苏关系随着新疆边境民族问题的发生和国共两党关系的紧张化而发生波动，但不少学者依然主张，中国仍须重视新疆在中苏关系中的特殊作用。例如，梁瓯第在1947年发文呼吁，“新疆是中国的前门，这一扇前门是朝苏联亚洲而开，中苏的友谊不但有关系；新疆，且与中国，远东及世界和平，息息相关”。29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及各界文化人士以其关于新疆地缘区位的认识，为经略新疆以至实现内治外安而出谋划策。1947年7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学者孙兆乾撰写的社论，呼吁国民政府务必重视新疆“地居亚洲的中心，为欧亚陆路交通的孔道”的地缘特征，并以“目前新疆的内忧外患，和汉初的情势差不多”为论据，主张“应该赶快厉行屯垦治边的政策”；30同年，周东郊也在专门研讨西北边疆问题的《西北通讯》上发文指出：“抗战以来新疆成了大后方的对外交通主线，它的盛衰兴废，对中国之前途的隆替荣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自然要注意它的演变”，31而随着大西北政治和军事局势的严峻化，“中国的命运在这里所受到的威胁极大，如果不注意它，不研究它，不研究出治理它的正确政策，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而新疆恰是中国领土中最弱一环，同时又是中国内地的主要屏障，便于控制也必须控制”。32以上研究及其知识传播，不仅能够普及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地缘政治观念，而且能够为国人认识新疆的地理枢纽作用打下一定的知识基础，从而较大提升新疆在国人心目中的战略地位。

二、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政治史识及地名寓意

晚清以来，中国各边疆地区频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个别边疆地方上层人士甚至被帝国主义列强策动，谋求从中国分裂独立出去。20世纪初期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主义”）思潮在外国势力支持下逐渐渗透新疆，并趁30年代初全疆局势动荡之际，在南疆成立伪政权并出版刊物宣扬其分裂主义主张。33因此，对当时中国政界和边政研究界而言，维护中国对新疆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政治主权已刻不容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少边政研究者对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详细考证和不懈论辩，以其特有的治学路径和舆论引领，捍卫着中国领土完整。

（一）新疆作为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边疆行政区及其建制历程

当时的边政研究者基本认为，从汉代开始，新疆就正式成为中国疆域版图的一部分，此后的历代“大一统”王朝都曾在新疆行使过管辖权，并进行行政建制。而汉代在新疆的行政建制是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治疆范本，须特别普及。其中，丁国藩在当时以坚决抵抗外侵、捍卫国家主权著称的《益世报》上发文指出：汉代经略新疆本出于对付匈奴，但随着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相继设置，以及派遣军队和官吏进入新疆各地驻防与治理，新疆逐渐纳入中国国家版图。而汉宣帝始设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汉代对新疆行政建制和治理的基本完善，“置都护以统治塔里木盆（地），屯田以给食商旅，汉朝的势力范围，完全掩有西域的全部，岭外诸国也被牵制侦视，汉朝的声威竟日中天了”。34以往一般认为，相较于汉代而言，魏晋时期对于新疆的行政建制和治理有所衰落，但翦伯赞通过考据《三国志·魏志》《魏书》《魏略》等史籍指出，魏晋时期“中国在塔里木盆地尚驻有戊巳（己）校尉，长史，因而证明了在四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这个盆地的统治，并未消灭”。35对于隋唐时期，研究者基本认为，这是新疆行政建制和治理历程的高峰。其中，寇田发文指出，唐代扩大了郡县制在新疆的范围，“唐代州县之在西域，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下的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引者注）的机能，不只是军事政治的事”，36而且随着北庭都护府的设立，唐朝实现了对天山南北的完全统辖，“北庭都护府的威势，控制了天山北路，而置于其下的金满，蒲类，轮台之县，即在济木萨，木垒河，乌鲁木齐的附近”。37对于元代，研究者大多认为，“元帅府”在新疆的设立使元朝大大强化了对新疆的管辖权，如杜光简指出，“开阿力麻里元帅府，以监天山南路，别失八里元帅府，以监天山北路，曲先元帅府，以统吐鲁番以东。并广设驿站，东西交通称便”。38

相对于前代，明朝对新疆的管辖则有所退步。但王恒升以新疆史事年表的形式指出，明朝也曾在新疆东部设立哈密卫，而哈密卫作为管辖新疆地方的行政机构，主要负责新疆地方政权的朝贡事务。39相比于明代，研究者更为肯定清代对新疆的行政建制及治理。沈达铭认为，乾隆年间清廷对准噶尔叛乱的彻底平定，实现了对新疆天山南北的统一管辖，“乾隆二十七年，设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南北两路”。40丁实存于1944年在《边政公论》发文，为人们详细介绍了清廷在新疆设立的伊犁将军及其“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并指出，“新疆伊犁将军之权力，有过于内地各省之总抚，而新疆自设伊犁将军之后，即已如同内地矣”。41但比较起来，清廷在光绪年间对新疆实施行省化的行政改制，则是研究者更为看重的历史节点及事件。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为近代中国巩固对新疆的政治主权和行政管辖权打好了政制基础。其中，何璟于1937年在《突崛》发文指出，光绪年间新疆的行省化改制，具体落实在全疆各地则是“道制”的推行，并为民国所继承和发展，42“今则就原有八道辖区，划为九个行政区计。六十二县，八设治局”。43在研究者的考述下，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在新疆地区的行政建制及治理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晰的历史谱系，而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基本观念，亦初步获得新疆地方行政制度史性质的研究支持。

（二）新疆历史上的地方政权及其中国属性

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在新疆地区的行政建制及治理是新疆地方史的重要部分，但新疆地方史上也成立过不少地方政权。而这个历史现象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释史兴趣。其中，张耀庚较早就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他指出：中国古代史籍记载的新疆地方政权，最早为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但这些“国”并非近代意义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更为狭义的、臣服于汉朝的城廓“诸国”。44至20世纪40年代，西汉“西域三十六国”并非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在边政学界已成共识，而丁国藩仍于1948年在《益世报》发文向大众普及指出，“在汉时，西域之中，小国林立，据汉书西域传告诉我们：‘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这些小国，实不能目之为国家，宁可说是城邦而已”，45旨在使这一学术共识成为大众常识。此外，有研究者提出，尽管新疆历史上出现诸如于阗、高昌、喀喇汗、准噶尔等地方王国或汗国，但它们或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或始终保持对于中原政治文化的认同意识。其中，袁士骧1933年在《国闻周报》发表《新疆变乱之史的讨究》一文指出，新疆历史上一旦出现地方政权割据统治以及中原王朝管辖衰弱的状况，往往就会伴随着战乱与动荡，因此回归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管辖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的历史必然。清代康乾年间逐渐统一天山南北，以及光绪年间发兵驱逐阿古柏势力而收复新疆则是主要例证，“直至有清末叶，新疆之能得以平靖无事”。461935年，著名的边政刊物《禹贡》发表由纪彬翻译的日本学者崛谦德所作的《于阗国考》一文，详述了历史上于阗国与中原王朝的统辖关系。该文特别指出，尽管是在内乱不已的五代时期，于阗仍与中原王朝维持朝贡关系，“晋高祖天福三年（西历九三八），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方物”。47同年，《禹贡》又发表王日蔚的《葱岭西回鹘考》，该文简述了公元1009年葱岭西回鹘（即“喀喇汗王朝”）遣使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过程——“且其使曰回鹘人，颇可玩味。又其王复自称外甥，以舅称宋，按回鹘以世尚唐公主”。48黄文弼则以古高昌国为考察对象，在1940年发文指出：古高昌国以中原汉人为统治主体，其政制、文化、宗教、文字等与中原几乎一致，后为唐代西州所管辖，继而为回鹘所占领而成立高昌回鹘，12世纪初则成为西辽属国，但在13世纪中叶后复归元朝统一管辖，“不可谓非为中国历史上最可留意之事”。49

以上研究初步为当时国人对于新疆地方政权的历史认知奠定了以中国国家统一为主线的政治史观：新疆地方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的统一时期，又有地方政权的割据时期。而新疆地方史上的城廓诸国、行国、王国、汗国等都不是主权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其不仅与中原王朝建立和维持朝贡关系，而且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于中国的政治向心力、文化认同性和民族亲缘性。这决定了重返中国国家“大一统”是新疆地方政权的历史发展必然。

（三）“新疆”既是褒称，又有故土新归之意

晚清光绪年间，朝廷在天山南北建置行省，并取“新疆”作为地名，其寓意在民间常作“新开辟的国土”来理解。但随着近代新疆地方局势的日益严峻化，新疆地名及其寓意却成为分裂主义势力炒作的政治议题。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部分“双泛主义”分子趁新疆局势动荡之际，于1933年在南疆成立伪政权，并制造舆论攻击新疆地名为“贬义”称谓，进而主张以“东突厥（东土耳其）斯坦”指称新疆地区，试图将新疆塑造成独立的“突厥民族”国家。但实际上，“突厥（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一般作为18世纪以来欧洲知识界指称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分布区域的地理概念，其大致包括中亚至南疆的广大地域。而所谓“东突厥（东土耳其）斯坦”一般特指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由于与中国新疆地区大致重叠，故当时又有“中国土耳其斯坦”等别称。50以上词汇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一度为中国文化界所沿用。例如，1931年《时兆月报》就曾报道，“海登博士主领之中亚探险队，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发见之古城遗迹”51——此“中国土耳其斯坦”就是地理概念，特指中国新疆地区。但随着“双泛主义”对新疆地名及其寓意问题的炒作以及对“东突厥（东土耳其）斯坦”词义的国家政权化篡改，许多边政研究者意识到，这已然危及中国领土完整，故一方面必须回击“双泛主义”对新疆地名及其寓意问题的政治炒作，另一方面则必须阐明新疆地名的缘起及正确寓意。袁士骧在《新疆变乱之史的讨究》一文中指出，新疆“以前的称西戎或西域，并不限于现在的新疆省的范围，乃是包括葱岭以西，东西土耳其斯坦一带的总称”。52尽管其较早普及新疆地区的地名流变，也表明了“东西土耳其斯坦”仅作为地理概念的性质及意义，但尚未能够有力回击“双泛主义”对新疆地名及其寓意问题的炒作。

1934年以后，坚持“新疆”地名，更加谨慎对待“东突厥（东土耳其）斯坦”或“中国土耳其斯坦”等词汇，以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学术自觉。其中，陈志良在1934年发文评介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及其畅销著作《新疆之文化宝库》53的时候就指出：勒柯克以“Chinese Turkestan”指称新疆（原书为德文，以“Ostturkistan”称谓我国新疆——引者注），一方面认为新疆“西至阿母河……东至中国本部”的特殊区位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沟通之大道”，另一方面却断定“十五世纪之前，新疆毫无中国文化之痕迹”。54对此，与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一样，陈志良始终坚持“新疆”的地名称谓，并以汉代以来内地和新疆文化交往以及历代中央政府的新疆治理历程为论据去批驳勒柯克的观点，明确15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随之传入西域，是信而有征的事实”，55以此巩固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文化合法性。金祖孟则于1944年在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的《新中华》上发表《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一文，向国人指出，“新疆”在中国疆域史上常作省名使用，寓意“新开辟的疆土”。中国历史上不少省份都曾做过“新开辟的疆土”，也曾被称为“新疆”，却唯独新疆以“新疆”作为正式省名。这是因为“只有‘新疆省’这样广大的地方，才配接受‘新疆’的‘尊称’，也只有‘新疆’这个‘尊称’才能表示‘新疆省’的广大”；56而较具时政影响力的《正气杂志》也于1946年专门发表文端人撰写的《新疆是“新疆吗”？》一文，回应了当时对于新疆地名及其寓意的政治炒作，并提出了较为正确的新疆地名寓意阐释：新疆之所以称为“新疆”，是因为其乃清代“新建的省份”，但在清代以前却是“中国旧有的疆土”，故应取故土新归之意，从而“新疆这块地方，无论在历史的演进，地理的环境及宗教习俗各方面来论，是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绝不能独自分离的疆土”。57研究者对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之地名寓意的考论，自觉以反对分裂主义作为治学立场，为维系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本职的努力与贡献。

三、新疆作为多民族地区的民族知识及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关于新疆民族关系的认知往往呈现为民族复杂和矛盾丛生的危机图景，但对于新疆地方民族的具体构成，民族矛盾怎样形成及如何解决等问题，具有“真正认识”的人士不多。故有学者指出，改变上述状况正是近代新疆边政研究的主要目的。58进入20世纪30年代，新疆地方政府着手进行民族识别，使新疆地方民族的具体构成明晰起来。与此同时，“双泛主义”思潮实现运动化发展，试图将新疆塑造成“突厥民族”为“土著民族”的专属地区。以上情势，促使边政研究者自觉对新疆民族问题进行严肃的考究、分析乃至论战，并通过各类报刊传播开来，为当时国人普及关于“新疆”的民族知识。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和交融的地区

新疆地区“人种”或“民族”之复杂是近代中外文化界的一个共识，乃至有“人种展览会”之称，但长期以来新疆地方民族的具体构成却没有实现识别。而随着盛世才主政新疆并实行亲苏政策，苏联的民族识别经验被运用于新疆，初步识别出14个民族，分别为：汉、满、蒙、东干（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兰其59、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泊、索伦、归化（俄罗斯）。当时不少研究者发表文章，对此予以介绍。60也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一民族识别结果提出不同意见，如伊犁里克指出，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人应该怎样识别，仍需继续探讨研究；61而更多研究者认为，“东干族”（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或至少早已汉化，不应作为单独的民族。62但无论如何，新疆作为多民族共存的边疆地区已成共识。部分研究者更进一步考证，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共存的地方。1935年，一位署名为“铭志”的研究者在《天山月刊》发文，介绍中外人类学和考古学关于汉代新疆“种族”构成的研究状况，该文指出：早在汉代，汉族就是新疆的主要民族。而除了汉族，从语言上区分则还有吐火罗语族、和阗语族、索格底语族等。从体质人类学区分，汉代新疆则主要有“东方亚细亚人型”和“欧罗巴人型”。63

更多学者则通过考据中国古代史书典籍，勾勒出不同时期的新疆地方民族构成及其交融状况。其中，陈志良于1935年在《开发西北》发表《新疆各族之研究（续二卷六期）》一文，对新疆地方史上的民族交融进行了简要论述：史书记载汉代以来众多民族相继进入新疆，在此发生了血统和文化的交融，因此“新疆虽包括这多不同的居民，可是他们都因历史的进展，而渐结成一个单位了，为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64苏北海则于1949年在《新疆日报》发表《历史上天山南北之民族变迁》一文，提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和交融的地区，并非特定民族的专属地方。新疆天山南北在不同时期都有众多民族相继迁入，而汉族先民早在先秦时期就在新疆地区活动了，并与其他民族发生血统和文化上的混合与交融，因此新疆“至今日为止，已难寻找真正之土著民族了”。65

（二）新疆地方社会不存在作为“土著民族”的“突厥民族”

20世纪初期，“双泛主义”从西亚地区传至苏联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而随着该思潮的运动化发展，其骨干分子不仅捏造出所谓的“突厥民族（土耳其族）”，而且试图将“突厥民族”塑造成为新疆的“土著民族”，进而为将新疆塑造成独立的“突厥民族”国家埋下伏笔。以麦斯武德为代表的“双泛主义”骨干分子在抗战期间投靠国民党当局，于是得以创办《阿尔泰》月刊，公开宣扬其分裂主义主张。麦斯武德本人于1944年1月在《阿尔泰》发表《介绍新疆的民族》一文，激烈反对新疆地方政府的民族识别工作，极力主张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等为“土耳其族”的六个“部落”，而这六个“部落”又与非突厥语族的塔吉克人共同构成“土耳其族”。66在国民党当局的纵容下，穆罕默德·伊敏等另一些“双泛主义”骨干分子也于当年10月13日以“新疆旅渝同乡会”的名义在《大公报》发表《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67不仅延续以往的“泛突厥主义”观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突厥民族”，而且进一步公开提出将“新疆”改为“突厥斯坦”的主张，而该所谓“意见”亦于次年被《阿尔泰》转载发表。68麦斯武德和穆罕默德·伊敏等人的分裂主义行径引起了部分边政研究者的警惕和反对，双方在抗战末期掀起了一场关于“突厥民族”问题的论战。1944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央日报》连续刊载关于“突厥民族”问题的论战文章，论战双方分别是以穆罕默德·伊敏为主的“双泛主义”骨干分子和以黎东方为代表的边政研究者，《阿尔泰》则于次年出版的第1卷第2期将这些论战文章进行结辑转载。其中，穆罕默德·伊敏提出，不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兰其、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等是所谓“突厥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突厥民族”是新疆唯一的“土著民族”。69

对于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及其主张，黎东方给予反击。黎东方在《中央日报》发文批判指出：第一，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等民族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也没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故而也就没有构成所谓“突厥民族”的主观基础；第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先民以及历史上的突厥部族都起源于蒙古高原，而且各自在迁徙过程中与众多民族发生血缘和文化交融，故彼此之间没有构成所谓“突厥民族”的客观基础，从而新疆不存在作为“土著民族”的“突厥民族”；第三，维吾尔族是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但维吾尔族的先民主要为隋唐时期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回鹘人，曾被突厥人统治，二者相互为敌。后来突厥反叛唐朝，回鹘还为唐朝提供军事援助。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应将维吾尔族视为突厥的一部分。70黎东方等边政研究者以报刊论战的方式，普及了新疆地方民族构成的基本状况，并为当时国人揭示了“双泛主义”炒作“突厥民族”议题的分裂主义本质，在“双泛主义”批判史上发挥着先行者的作用。

（三）新疆民族问题是中国边疆问题的一个范本

晚清以来，外国势力的多方干预以及新疆地方内部局势的持续动荡，使新疆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并引起晚清史地学-民国边政学的持久关注。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爆发少数民族民众武装反抗盛世才军阀统治的“伊宁事变”，在其爆发和发展过程中，既有苏联的革命策动，又有“双泛主义”分子的趁机渗透。因此，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伊宁事变”是近代新疆民族矛盾的集中爆发，新疆民族问题亦由此成为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一个代表性范本，故必须对其进行严肃分析，以探究中国边疆危机的本质及解决路径。关于新疆民族问题特别是“伊宁事变”的成因，研究者大多从国内和国外两大方面进行探究与分析，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则是以国内原因为主或以国外原因为主。

认为以国内原因为主的研究者，如陈澄之在1946年发文指出：“伊宁事变”在伊犁爆发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变乱传统息息相关，而该地区民族构成的不平衡是主要原因。71陈斯英则于次年发文分析认为：“伊宁事变”的爆发源于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的高压统治——给非汉民族造成了长久的政治恐怖和沉重的经济负担。而盛世才的后继者——吴忠信和张治中，尽管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大局，但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难以改善新疆民族关系。而后，麦斯武德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利用职位之便为“双泛主义”推波助澜，进一步恶化了新疆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72认为以国外原因为主的研究者，大多将新疆民族问题归咎于历史上英国和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干预，以及当时苏联的革命策动和日本的政治渗透，从而对以上国家挑拨新疆民族关系和干预新疆地方事务等行径进行激烈批判。73其中，苏联对新疆的革命策动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针对其他研究者对于苏联革命策动的负面认知和批判立场，陈力在1948年发文给出相对全面的观点：苏联在“伊宁事变”爆发及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为复杂，须作更为详细的分析。例如，较少为人们所知的是，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民族）共和国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相关讯息，在新疆传播过程中被“双泛主义”分子故意歪曲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经验启示。这并非苏联方面的主观所为，却在客观上成为民族分裂主义的诠证。74通过探讨1944年“伊宁事变”，研究者将新疆民族问题定性为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表现的范本，从而做出了一系列分析，尽管大多为非实地考察的时政评述，但仍为当时关心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了许多解惑性的基本知识。

四、结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政研究对“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内涵和外延的近代化改造与增量式改进，无论是对国人大众抑或是对政界人士而言，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主动把握“新疆”这一认知对象的本质内涵、历史形态和现实内容构筑了知性基础。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对“新疆”观念的知识形塑，既有边政学的学术需要，也有应对新疆治理危机和响应国人维护新疆主权归属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而才能发展成为对于新疆地方施政的观念影响及舆论规范。在此意义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政研究者与国人大众共同扮演了对于“新疆”观念的“立法者”角色。特别是对于新疆作为抗战大后方支援内地军民作战的宣传，使“新疆”观念形成“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知识增量，大大提升了新疆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以及“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全民认知水平。抗战胜利以后，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和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政治史识，基本化成国人大众的政治立场，并促成了维护中国对新疆的政治主权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社会舆论及其规范力量。75以此观之，这是一个为“统一”立法的政治行动。而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边政研究者又扮演了对于“新疆”观念的“阐释者”角色，他们借助报刊的媒介作用，将“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亚欧大陆文化交往枢纽的史地和地缘知识及形象传播开来，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长期以来内地部分人士对于新疆的“边地”刻板印象，提高了内地大众对新疆及新疆各族同胞的认知与认同水平。这不仅是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志业的体现，也是其发挥社会影响的本质体现，并与马大正、厉声等当代知名边疆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应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来观察现实、分析现实、指导现实”和“深入实际，不尚空谈，探求当代边疆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规律，探讨和解答当代边疆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热点和难点问题”76的学术倡议，形成了跨时代的精神共振。此外，近代中国边政研究者通过对新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考述，一方面挫败了“双泛主义”试图抹煞与篡改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属性的政治图谋，另一方面则通过动态地展示自古以来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与交融的发展历程，在客观上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和而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意志，也为内地社会传达了新疆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历史文化景象，从而彰显了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现实意义。以此观之，这又是一个为“多元”阐释的知识行动。因此，尽管近代中国边政研究者并非齐格蒙·鲍曼所特指的“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但其对于新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解释性话语”，确实能够在新疆和内地之间，在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建立起彼此理解的文化心灵桥梁，于是既能够在客观效应上起到齐格蒙·鲍曼所言的“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77的作用，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构筑了蕴含新疆地方经验的观念基础，代表着民族团结的进步方向。总而言之，对当代中国学术界而言，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好民族政策宣传的经验及启示”（项目编号：GD22YDS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1931年，新疆哈密小堡镇发生农民反抗当地驻军的武装暴动，马仲英、马虎山等内地军阀趁势进入新疆，与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本地军阀展开常年混战。

②杨缵绪：《新疆概况及其危机》，载《康藏前锋》第12期（1934年），第44页。

③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佳红：《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载《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④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郑亚捷：《1930年代前的新疆游记及其文化想象》，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⑤《教部通令研究边政文化》，载《蒙藏旬刊》第57期（1933年），第19页。

⑥于右任：《新亚细亚之使命》，载《新亚细亚》第1卷第1期（1930年），第1页。

⑦左宗棠（著）、刘泱泱（注解）：《左宗棠全集》第6册（奏稿六），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649页。

⑧何观洲：《新疆》，载《新亚细亚》第4卷第3期（1932年），第29页。

⑨袁士骧：《新疆变乱之史的讨究》，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第1页。

⑩吴其玉：《新疆问题史的分析》，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期（1934年），第81—86页。

11黄佩：《二千年前的新疆》，载《天山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转引自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上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121页。

12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书店1989 年版，第1—2页。

13何璟：《新疆历史之沿革及人口之分布》，载《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7页。

14郜英：《汉代的西域交通》，载《西北论衡》第8卷第24期（1940年），转引自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上册，第199页。

15丁国藩：《前汉的西域经略》，载《益世报》1948年2月24日，第6版。

16虎矫如：《到新疆去》，载《中央日报》1933年6月25日，第2版。

17朱希祖：《中国经营西域史·序》，载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书店1989 年版，序第1页。

18王日蔚：《新疆之语言文字》，载《新亚细亚》第10卷第3期（1935年），第1页。

19黄文弼：《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的地位》，载《禹贡》第4卷第6期（1935年）；常任侠：《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载《青年中国季刊》第2卷第2期（1941年）；吴荣曾：《唐代音乐与西北之关系》，载《西北通讯》第3卷第6期（1948年）。

20翦伯赞：《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载《历史社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7页。

21同注15。

22同上。

23同注⑩。

24丁瑞馨：《新疆现状怎样改变》，载《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3页。

25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26陈潭秋：《三年来新疆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27［日］吉田丰子：《“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的对苏外交——从阿山事件至华莱士使团访华前后（1944年3—7月）》，载吴景平（主编）：《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28赵效沂：《新疆的十四个宗族》，载《中央日报》1944年10月2日，第3版。

29梁瓯第：《新疆问题的症结》，载《历史社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37页。

30孙兆乾：《新疆的屯垦治边政策》，载《中央日报》1947年7月17日，第10版。

31周东郊：《论新疆问题（上）》，载《西北通讯》第1卷第5期（1947年），第2页。

32同上，第3—4页。

33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34丁国藩：《前汉的西域经略（下）》，载《益世报》1948年3月2日，第6版。

35同注20，第5页。

36寇田：《唐代西域州县考》，载《新亚细亚》第10卷第3期（1935年），第31页。

37同上，第36页。

38杜光简：《西北史概述（下）》，载《西北通讯》第1卷第8期（1947年），第5页。

39王恒升：《新疆史事年表》，载《现代》第2期（1947年），第22—35页。

40沈达铭：《清代经营伊犁纪》，载《西北通讯》第3卷第1期（1948年），第9页。

41丁实存：《伊犁将军设置之起因与其职权》，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8期（1944年），第28页。

42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置行省，全省分为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道，下设州、府、厅。1913年，新疆省废州、府、厅而为县，全疆分成伊犁、和阗、阿克苏、迪化、喀什噶尔五道。1916年，新疆省增设塔城道。1919年，阿尔泰并入新疆省，设为阿山道。1920年，新疆省增设焉耆道，至此，全疆共有八道辖区。

43同注13，第20页。

44张耀庚：《汉代之边患》，载《新亚细亚》第8卷第4期（1934年），第43—55页。

45同注15。

46同注⑨，第8页。

47［日］崛谦德：《于阗国考（未完）》，载《禹贡》第4卷第1期（1935年），第78页。

48王日蔚：《葱岭西回鹘考》，载《禹贡》第4卷第5期（1935年），第4页。

49黄文弼：《古高昌国历史略述》，载《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合刊（1940年），第108页。

50黄震遐：《新疆漫谈》，载《新疆文化》第1期（1947年），第20页。

51《时兆月报》第26卷第10期（1931年），封4页。

52同注⑨。

53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 Leipzig: J. C. Hinrich’sche Buchhandlung, 1926；英译本为Albert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ans. by Anna Barwel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8；现代中译本为《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陈海涛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外，根据荣新江的考述，勒柯克及该书内容有较多的民族和宗教偏见。该书的英译本比德文原著更为畅销，故1934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根据英译本出版该书，译者郑宝善将该书的书名译为《新疆之地下宝库》，大约同时，向达将该书的书名译为《勒柯克高昌考古记》（未出版）。荣新江：《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342页。

54陈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载《开发西北》第2卷第6期（1934年），第53页。

55同上。

56金祖孟：《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载《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4期（1944年），第90页。

57文端人：《新疆是“新疆吗”？》，载《正气杂志》第2期（1946年），第34页。

58傅希若：《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载《新疆论丛》第1卷第1期（1947年），第16—21页。

59“塔兰其”为族称的汉语音译，在当时又称作“塔兰奇”或“塔勒奇”等，蒙古语意为“种地人”，为清代准噶尔部招到伊犁地区垦田的维吾尔族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塔兰其人经过重新识别而归入维吾尔族。

60杜重远：《新疆民族问题》，载《西北论衡》第6卷第8期（1938年），第147—148页；梁瓯第：《新疆问题的症结》，载《历史社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第37—41页。

61伊犁里克：《漫谈新疆各种族》，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民俗文献》第24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81—192页。

62杨大震：《新疆回族杂谭》，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1期（1924年），第58—77页；刘孟扬：《回教回族辨》，载《回民公报》创刊号（1937年），第6—8页。

63铭志：《汉代的新省种族》，载《天山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第67—72页。

64陈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续二卷六期）》，载《开发西北》第3卷第3期（1935年），第53页。

65苏北海：《历史上天山南北之民族变迁》，载《新疆日报》1949年4月29日、30日及5月1日，第3版，转引自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下册，第639页。

66麦斯武德：《介绍新疆的民族》，载《阿尔泰》第1卷第1期（1944年）。

67王建民：《新疆的民族族称与民族主义》，载王晓莉（主编）：《民族研究文集（文化·民族·民俗·考古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68《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载《阿尔泰》第1卷第2期（1945年），第6—8页。

69穆罕默德·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载《中央日报》1944年10月31日，第3版；《新疆突厥民族问题论战辑》，载《阿尔泰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第5页。

70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吗？》，载《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4日，第3版；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 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载《中央日报》1944年11月2日，第3版；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 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续）》，载《中央日报》1944年11月3日，第3版。

71陈澄之：《新疆伊宁事件之分析：西北近闻摭萃》，载《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11期（1946年），第20—23页。

72陈斯英：《伊宁事变前后的新疆政局》，载《中国青年》复刊第9号（1947年），第23—30页。

73丁瑞馨：《新疆现状怎样改变》，载《突崛》第4卷第3、4期合刊（1937年），第13—16页。

74陈力：《伊宁事变军事冲突经过》，载《现代》第8、9期合刊（1948年），第4—13页。

75张大军：《反对声中麦斯武德出场》，载《新闻天地》第26期（1947年），第11—12页；《从麦斯武德到鲍尔汉》，载《中国新闻》第3卷第8期（1949年），第8页；《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571页。

76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厉声：《新千年改版之际的祝贺、回顾与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77［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作者简介】 龙其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Long Qixin, Marxism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