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66 次 更新时间:2023-12-27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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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所以当时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计划经济展开。但我们的计划经济搞得没有苏联彻底,因而计划经济学研究也没有取得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人研究计划经济学,产生了康托罗维奇这样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其实讲得很少,他自己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警觉——不要过多地预测未来。当然,马克思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社会主理论,但这也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基础上做的一个外延推演。

但是,怎么去搞社会主义,怎么去搞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得很少。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研究的实际上都是新的东西:一方面是为经济计划的制订做一些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应该是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我们那时候学习就用这本书做教材。这本教材出了14版,总计印刷近2000万册,在教科书领域是一个纪录。

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那就需要一个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引进这样的经济学。我听周其仁老师讲过,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专门跑到北京大学来听陈岱孙、胡代光、张培刚、厉以宁这些老先生讲课。他们办的西方经济学讲习班在办公楼礼堂讲课,这个礼堂可以坐800人,每次都挤得满满当当。陈岱孙和张培刚两位都是留学归来的,他们重新来讲西方经济学;胡代光和厉以宁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但在1978年以前属于小众。四位先生开讲西方经济学,使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普及起来。

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们只学会了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还远远谈不上应用这些方法去做严谨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主要还是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就必须提到当年的发展组。发展组就在北京大学招待所里面办公。发展组能够成立,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邓力群,另一个是杜润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参与了当时年轻人之间自发的讨论。他回去把这些讨论告诉了父亲邓力群,邓力群认为,这些年轻人是好苗子,不能让他们走歪了,得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这个工作就落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党内挂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就是著名的九号院。主任是杜润生先生,他从另外一个渠道也读到了那批年轻人写的东西。杜老先生把这些年轻人凝聚在一起,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我们今天能记住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邓英淘英年早逝之外,周其仁老师、宋国青老师,还有王岐山、陈锡文、杜鹰、王小强等,他们早期都参加了发展组。发展组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学生。后来,在发展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和农村发展所(简称发展所)。体改所研究体制改革问题,发展所研究农村问题。

CCER的根,就是发展所和体改所。林毅夫老师从美国回来之后当了发展所的副所长,周其仁老师是发展所的精神领袖,黄益平老师、沈明高老师也都在发展所工作过,我自己是在发展所写的硕士论文。王岐山是发展所第一任所长,后来陈锡文接替王岐山,他们俩都是很好的管理者。还有杜鹰,他后来也当了发展所的副所长。我们国发院2021年搬到承泽园来,陈锡文和杜鹰都出席了开园庆典。在体改所那边,有张维迎和宋国青两位老师。这两个所后来都被其他单位吸收了,在CCER这里,保存了一个火种。这是国发院能够扎根中国做问题导向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

在我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新的。经济学也是全新的内容,搞市场经济总得有新的分析方法。当时经济学界的主导力量主要是体改所、发展所,还有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所,以及陈元发起的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我们今天能想到的响当当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学者。

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特点呢?简单来说,第一个特点就是接地气。那时候的风气是做深入调查,有了问题就去调查,回来后写调查报告。因为我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农村问题,所以当时读周其仁老师等人的文章就多一些。当时读他们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心潮澎湃,他们总是一点一滴地去分析,能够了解中国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个特点是直接参与改革。当时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到达政策层面。我们前面谈到过双轨制价格改革,作为莫干山会议的成果被中央文件直接采纳。大家可以去读周其仁老师的回忆文章,能够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经济学家也会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但那时候只有很高层次的,像孙冶方、马洪这样的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才可以参与。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再论资排辈,年轻人开始参与了。这当然和我们搞市场经济有关系,需要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当中,转型最好的是吴敬琏老师。他是1930年生人,改革开放时已经近50岁了,但是老先生还出国去做访问学者,英语不行就学英语,回来后就转变了,成为我们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有个绰号,就叫“吴市场”,因为他主张市场化改革。

厉以宁老师的转型也很成功。早期因不能教书,他就去做图书管理员,当时有很多的机会读外国文献,于是他自学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两位老先生都是特别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人,一个叫“吴市场”,一个叫“厉股份”,改革思路不同,好像总是在争论,但是棋逢对手、惺惺相惜,他们的争论是最高层次的那种争论。我觉得老一辈当中有这么两个人,也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和学生的幸运。

第三个特点是和年轻学生结合特别紧密。体改所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研究生的讲习班,大家自己报名,报了名就可以去。我当时就报名了,好像也没人审查,直接列上名单,然后我就可以去参加活动。这个讲习班有不定期的讲座,主要是体改所和发展所的人来给我们讲。

除了办讲座,体改所还鼓励我们学生去调研。1988年暑假安排我们去全国各地调研,当时是体改所的办公室主任带我们去的,但交代完事情之后她就走了,所以我们就自己跟着当地体改办的人员下去调研,回来要写报告。这是非常锻炼人的。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学主要还是通过实地调研产生成果,参与到改革的讨论之中去,很多改革都是经济学家直接提意见,最后形成政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普遍的下海潮,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1994年,CCER正式成立。我一直强调,我们国发院和CCER的根有两条主线,一条是20世纪80年代的体改所、发展所,另一条是留美经济学会。在我们CCER的创始人当中,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一个是在发展所,一个是在体改所,而海闻老师和易纲老师都当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主席。这两条主线的结合也决定了我们CCER的基因——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20世纪90年代,CCER给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树立了标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生教材和教育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的水准提高了很多。现在基本上主要大学的经济院系的博士项目都在教“三高”,这就是我们给树立的标杆。

其次,在本科生教育方面,我们开创了北京大学的双学位项目。这个影响也很大,现在很多学校也有了双学位项目。国发院从2016年起开始有自己的本科生,从北京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中间选拔,是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博雅教育项目,希望能够在经济学教育领域再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最后,我们还编教材。这方面海闻老师功不可没。他编了一套中级经济学的教材,给本科生用,这套教材影响也很大,我现在还留着。然后,他还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老师合作翻译国外的教材,我也参与了其中好几本的翻译。翻译是非常艰辛的事情,但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在经济学界CCER的名气很大。后来清华大学也出了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也出了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过后来张军老师把它改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还有山东大学黄少安老师那边,以前也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改成经济研究院。这都说明CCER的牌子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海归学者越来越多,海归创办的机构也越来越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还是在引进的话,那到了21世纪,就是在消化吸收,然后做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把人家的那套方法给消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海

归创办的机构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CCER也接着做了一些工作。一个是出版《经济学(季刊)》。前面说过,林老师让我这个博士毕业才五年的年轻人做主编,我当然要卖力干。我利用自己的人脉和CCER的影响力找名家写文章,杨小凯、田国强等人都给杂志写过文章。我们是不付一分钱稿费的,这些名家能捧场,令人感动。《经济学(季刊)》采取当时国内还很少见的匿名审稿制度,审稿周期也比较短,很快就受到学界(特别是年轻学子)的青睐。当时《经济学(季刊)》没有刊号,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投稿,实属不易(在林老师的帮助下,《经济学(季刊)》在创刊近十年之后才终于获得刊号)。《经济学(季刊)》在经济学界成为仅次于《经济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情是我们赵耀辉老师和加拿大温尼佩格大学董晓媛老师合作的“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我觉得这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最好的资助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持续了1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女经济学家。

海闻老师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2001年创立了中国经济学年会。这是完全由民间发起创立的年会,没有太多的组织,仅仅有一个年会秘书处,靠年会的会费维持,但对现代经济学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早期,把高校经济学院系联合到一起,推动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海闻老师做了20年的年会理事长,2021年我接任。如果说在海闻老师的领导下,年会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那么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界提高设定议题的能力,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中国经济学家为经济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比较显著的贡献。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贡献是对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我在前面一直说,一个伟大的理论,一定是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回应。我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觉得我们的年轻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转型,而且,这一问题不光发生在中国,在东欧、苏联也都发生过。关于这一问题,林毅夫老师、周其仁老师、张维迎老师、樊纲老师等国内学者都做了很好的分析。海外华人学者当中,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做了很好的研究,他们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到2000年初期,这股热潮就过去了,但在中国经济学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第二个贡献是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这个领域的影响是持久性的,主要的贡献是钱颖一老师和许成钢老师做出的。两位老师是中国人里理论研究做得最好的,他们能把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高度抽象,然后发展出理论问题。我们那篇AER文章的发表用了15年,他们有一篇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PE)上的文章,基本上贯穿了他们整个学术生涯。我跟许成钢老师聊过,我说你们这篇文章好像一直在写,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一版发表在《欧洲经济评论》(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上。他说比这还要早,他们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一直在讨论、在改进,后来罗兰加入他们的写作。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他们二三十年学术生涯的结晶。

财政分权是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钱颖一和许成钢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许成钢在《经济文献综述》(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EL)上发表过一篇讲中国财政分权的综述文章。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因为在JEL上发表文章是受邀的,它不接受投稿。一定是编辑和作者联系好了,所以,受邀为杂志写综述一定是对学者在这个领域贡献的认可。直到今天,中国学者还在沿着财政分权开辟的方向做很多研究,很多外国学者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了研究,所以,钱颖一和许成钢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

第三个贡献是发展战略研究,这主要是林毅夫老师的贡献。我觉得林老师最大的贡献是在发展政策方面,理论方面他还在完善。他关于发展政策的讨论,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是在林老师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他对整个发展经济学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国际援助机构的影响更大,林老师重新提出在做国际援助时应该关注的问题。他重新定义了结构主义,提出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提议的意义在哪里?发展经济学从舒尔茨起就主要关注微观机制,宏观发展经济学已经让给了宏观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主要在做微观研究,所以国际援助也从宏观的视角(比如援助基础设施建设)转到微观的视角(比如援助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发展等)。后来,班纳吉夫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们做的是微观发展问题研究。而林老师把宏观发展经济学重新提了出来,强调需要关注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问题。而且,他再次把产业政策拉回到经济政策的讨论范畴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产业政策在世界银行里已经没有人讨论了。我现在是国际经济学会的理事,发现我们学会在重新讨论产业政策。林老师在十几年前提出产业政策问题,是很有远见的。

第四个贡献是关于官员激励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因为只有中国有一套特点鲜明的官员选拔体制。开创官员激励研究的,应该说是李宏彬、周黎安和他们那篇在JPE上发表的文章。在他们之前曾有人写过类似的文章,但是发的期刊不太好,影响不大。

读这篇文章的引言会发现,李宏彬和周黎安的思路是沿着财政分权这支文献展开的,他们把钱颖一的财政分权理论作为一个靶子,认为只考虑财政分权是不够的,还得说明官员的激励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分权就没有激励。过去这十几年里,沿着这支文献做研究的人不少,所以,李宏彬和周黎安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我自己现在很多时候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主要不是研究激励问题,而是考虑官员的人力资本问题。人力资本是舒尔茨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研究人力资本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很少有人研究官员的人力资本。然而,官员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官员的一个决策,可能让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也可能让国家经济倒退一两个百分点。我和合作者研究官员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影响官员的升迁。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般观念认为,官员的主要问题在于问责,只要有纪律(制度),把官员管住就可以了。中国的官员晋升经验告诉我们,制度不光要管住官员,还要能激励官员做正确的事情,要给他们正向的激励。中国官员选拔体制给了我们一个大试验田,让我们可以去做这些研究。这些研究也是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总是强调先把制度建设好,把官员管起来;但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有些官员根本没被管起来。我们要把思路反过来,不光关注如何管住官员,还要想如何激励官员,让官员去做正确的事情。

以上就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所做出的一些贡献。比起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我们的贡献相对较小,但毕竟我们已经起步了,能够从中国的特殊经验里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如果年轻学者都加入这个队伍,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经济学。然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这样的动力似乎是不足的。

三、当下的中国经济学

我们看到,本土的中国学者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质量越来越高。过去,中国本土学者能在国外前五名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主要也就是林老师,他在AER和JPE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但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本土学者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然而,在这些发表的文章里,中国人自己设立的议题很少,或者发表之后没有人跟随,没有形成一个系列研究。这和欧美有很大的差别,在那里,知名学者的文章发表之后,总会有人跟上,最后形成“潮流”。中国本土学者的发表水平确实上去了,但是,多数文章还停留在模仿的阶段。当下的中国经济学,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学者如何学会设定自己的议题。

林毅夫老师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应该做到“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我觉得我们在规范化和国际化这两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但在本土化方面做得不是太好。什么叫本土化呢?我的理解就是要设立自己的议题。没有自己的议题,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学,只能是跟着别人跑——别人做点什么,我赶紧拿中国的数据去复制一下。这种研究也能发表,有时候也能发表到前五名的杂志上,因为中国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那有些人就会有投机心理,外国人愿意看什么样的文章,我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发表得又快又好,但这样是没办法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的。

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当今这个时代是中国变化最快的时代之一。

当今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不能坐在金山上挖煤”,这是林老师一直提醒中国经济学界的。可现实是,我们好多学者都是坐在金山上挖煤,他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然后不管脚下的金子,就开始去挖煤,因为煤更好挖。在他们看来,能发表就行,不管这个题目有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样下去中国经济学会走入死胡同。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有雄心。美国人说美国是山巅之国,但中国也不是低洼之国,而是一个有着绵延不绝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自己的雄心壮志,要有自己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分国度,但是问题一定是分国度的。其实到了今天,你会发现连自然科学都有国界了,更别说经济学了。至少你研究的问题,得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学生说(也跟年轻学者说)做学问好与坏,在我这里就是两个标准:第一,对中国是不是有用;第二,对学术进步是不是有用。

所谓对中国是不是有用,就是你的研究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是有用,对于理解中国是不是有用。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学者的理性建议,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志业的要求。把经济学当作一种志业,就不能停留在旁观者的位置,而是要关注所研究的对象,身临其境地、感同身受地去研究所研究的对象,并找到改进或理解的办法。另外,经济学家不是单纯的政策研究者,经济学家要对经济学的学术进步做出贡献。当然,同时做到关注现实和对经济学做出贡献很难,但还是值得经济学家去尝试。

除了议题设置的问题,当下的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专业化和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和前面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美国的学术划分得非常细,专业化很强,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很小的问题。当然,美国的好杂志其实也不鼓励做这种问题的研究,像AER这样的杂志,还是鼓励问题导向的研究。

在这一点上,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好的杂志都不愿意看到学者做“大炮打蚊子”的研究。大炮看起来好像既雄伟又精密,但最后打到的却是一群蚊子,纯属浪费。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里的确有些张力。如果要把问题研究得很细致符合经济学的要求,那就必须要深、要专,但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意识可能就要失去一些。所以,我现在作为中国经济学年会的理事长,就要把舞台让给年轻学者,让他们来讨论这件事。2021年在西安开年会,就专门有一场年轻学者之间的讨论,讨论怎么来做学问。我发现特别有意思,参与讨论的有本土派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还有海归学者,如清华大学的陆毅、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方文以及我们院的雷晓燕。前两位海归学者强调如何去发表,按照发表的要求就是要专业化;国内培养的本土派学者强调问题很重要,认为最终还是要回到研究问题上来;雷晓燕在中间,说这两个方面不矛盾吧,我们都能做到。我觉得这样的路径是对的,要把问题意识摆在前面,然后用专业化的方法来分析,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张力是可以弥合的。

第三个问题是学术和政策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说,学者要不要走出象牙塔,要不要关注政策、关注社会?很多人被美国的经济学家所迷惑。比如卢卡斯拒绝担任政府的任何职位。以他的资历,去做美联储主席都行,但他拒绝,说我不去,我就是做纯学术研究的。所以,在中国学者的印象中,美国的学者不太关心政治和政策,一心做学术研究。但这实际上是错的。美国高层级的学者,绝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政策。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三所大学里的教授,他们非常关注政策。他们是咸水派,因为这几所大学的位置靠海近。但即使是淡水派学者(五大湖地区大学里的学者),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经常参与政策讨论的。比如赫克曼,他是搞计量经济学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躲在书斋里,可是过去十几年他在关注什么问题呢?幼儿发展问题。这在美国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这要从种族说起。美国在黑人社区投入了很多钱,但最后发现好像没什么用。比如,美国在黑人成人职业培训方面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最后,研究者发现,还是得从小孩抓起。所以,赫克曼就开始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能力发展。其实中国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专家,研究深度远超很多中国自己的学者。他的发现触目惊心:许多农村孩子之所以到初中就学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在三岁以前智力开发不够。这种研究有强烈的政策含义。

在美国,好的经济学研究都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我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读的博士,那里的教授们的研究和政策高度相关。10来年前,有一位华裔老师研究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是从玉米里提炼出来的,因为当时金融危机刚过,油价特别高,全世界都开始搞乙醇汽油。但是,搞了乙醇汽油后玉米价格就猛涨。那位老师的研究测算了乙醇汽油能为美国节约多少能源、使汽油价格降低多少。农民组织知道这个结论之后高兴得不得了,把这个研究结果印在华盛顿的公共汽车上面做广告。至于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做宏观研究的老师,参与政策讨论的就更多了。他们一有空就满世界飞,去开会,很难约到他们。

我觉得学者参与政策研究,对自己的研究是一个刺激。你不参与政策讨论,慢慢就没有题目可做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题目才是好题目。经济学还是一个入世的学问,不能像人文学者一样,天天待在自己的书斋里头就行了——其实我认为人文学者也不应该那么做。我们中国的很多人文学者,因为主要待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根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的逻辑。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不是飘在空中的吗?做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可以拓展我们的科研视野,而且科研做得好,在政策界发言也更有分量,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接触也是一样的,这与做学问是互补的。一方面,学者向社会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会给社会传递一个正能量,启迪民心,这是学者的一个责任。另一方面,学者在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民众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知道社会问题在哪里。比如我参与了关于中考分流的讨论,才更多地知道老百姓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自己也有了长进。

目前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很多年轻学者缩回书斋里,不关注现实问题。这当然和升等压力有关系,因为升等考核文章发表数量,所以大家就闷头专心于发表文章。

四、中国有哪些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

中国目前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结合紧密,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牵涉政治因素。这是许多国家没有的现象。现在,新政治经济学有取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有政治和经济接触面上的现象,中国的新现象多,又有特殊性,所以我认为是最容易做出成果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涉及关于制度的争论。现在国际上很多学者,包括阿西莫格鲁这样的明星经济学家,他们在写文章和著作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在诋毁中国的制度,但至少是把中国的制度看作一个不可能长期成功的制度。阿西莫格鲁明确提出两种制度分类,一种是攫取型制度,另一种是包容型制度,中国在他的分类里是攫取型制度,不可能支撑长期发展。但我们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回应。

第二个领域是宏观经济学。中国其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能跟上国际的脚步,但宏观经济学却是掉队的。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比较好,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是比较特殊的,本质上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比如,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基本能够做到比较独立,但在中国中央银行是归政府管的,最后的决策考虑的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了,而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建立宏观-政治经济学,这个方向目前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来过。如果能建立起宏观-政治经济学,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有价值,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价值。所谓的央行独立性,也是有争论的。斯蒂格列茨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货币政策不能完全只是央行的事情,因为它还牵扯就业等问题,不应该是个独立的问题。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有很多默契的配合。所以,美联储是完全独立的吗?很难说。

中国就更是这样,除了中央这一层,地方政府也很重要。有学者研究金融加速器问题,提出房地产行业是个金融加速器,因为它制造了很多资产,而资产可以变成抵押物,有了抵押物就又可以制造贷款,所以,房地产价格的提高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也是个金融加速器,因为它有很强的信用,所以,一家公司拿到政府的采购合同,就可以去贷款。我在我们家单元的电梯里看到一个广告,一家银行推出一个“政采贷”项目,就是允许企业拿政府的采购合同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最高可以贷1000万元。这样,政府资产的增长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地方政府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们的扩张和收缩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明显的作用,值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去研究。

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也是金融加速器。关于中国法治和经济增长的一个谜:中国的法治弱,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还能运转起来?我们的故事是,中国金融发展是不完整的,国有企业可以轻松拿到贷款,但私有企业要有很多的抵押物才能拿到贷款。国有企业拿到贷款之后,很多钱又进入了灰色地带,如后来出现的影子银行,转贷给了民营企业。法治弱,反而有利于国有企业把贷款转贷给民营企业。虽然这是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下的产物,但我觉得有世界意义,一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影子银行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学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做好的地方。当然,这和宏观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有关——宏观经济学习惯把制度设定为外生给定的,而这正是中国需要解释的东西。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需要打破制度的黑箱,发展宏观-政治经济学,这样很可能有所创新。

第三个领域是老龄化。日本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经济学成果,因为日本人不善于提出理论。较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多在美国,而且他们研究的也都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数学。这和他们的学术传统有关,注重描述问题,而不是提出理论。我认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日本那个层面。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经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还会带来什么影响?而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未富先老,研究中国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世界意义。我们国家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们的经济增长直到2012年都没有减速,而后面的减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主要是结构调整和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率下降造成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个是储蓄率问题。中国老龄化后,储蓄率没有很快降下来,2010年达到顶峰。自21世纪初以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但我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壮年,储蓄率达到最高。这可能是维持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另外,中国还处在上升期,也会推高储蓄率。

第二个是教育的作用问题。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教育回报率也越来越高,这可以很好地弥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损失。

第三个是消费问题。在日本,老龄化的一大影响是消费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很少。日本央行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把利率压低到负数,也就是说,你到银行去存钱,非但不能得到利息,还要给银行钱。可是老年人非但没有减少储蓄,反而增加了储蓄,因为利息没有了,他们未来的收入就会降低,所以他们需要存入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而中国,未来还有至少1.5亿人要进城,会带动消费。

第四个领域是企业家的产生机制。对于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根本没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企业家是怎么产生的?的确,能否成为企业家,和一个人的秉性有关,而这不是经济学家能够研究的。但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有利于产生企业家的条件。在这方面,张晓波老师的产业集群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产业集群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首次出现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它们的经济学家很少研究这个问题。而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工业化,我们要研究产业集群是怎么形成的,起什么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孕育企业家。在一个纵向的产业集群里,龙头一般是一个做贸易的公司,它接受订单,采购原材料,然后把制造过程发包给不同的家庭,形成产业链。

我想再次强调,最终被人记住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一定是对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回应。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关注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五、中国经济学能够形成中国学派吗

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个目标非常宏大,但目标再宏大,最终还是要回到如何落地这一问题上来。现在国内谈目标的人远多于谈落地的人,不是好现象。如何落地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设立自己的议题的能力。设立了议题,大家持续去做,不断交流,最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慢慢地别人就能听到你的声音,最终才能形成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派,或者也可以称作中国学派。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议题设定这个问题,不过,对于怎么推进,又感到很茫然。特别是年轻学者,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推进。我认为症结还是我们的年轻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参与不够。他们一方面焦虑于自己做不了现实问题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多参与对现实问题的讨论,觉得这些讨论的水平太低,也不愿意写面向公众的文章,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经济学家可以从政策讨论和与公众的互动中吸收很多东西,促进自己的进步。我认为我们的年轻学者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另外,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就像上文所说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牵涉政治因素。所以我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创立真正的中国学派,那一定是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叉面上。如果我们的年轻学者想在国际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而且,经济学家一定要多做正面的研究。什么叫正面的研究?就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的研究。只有研究中国是如何成功的,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派。总是研究政治干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行的,并不是说这个问题的导向是错误的,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不太可能出新的成果。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美国的政治也干预经济。美国对华实体清单上的中国实体都受到限制,美国企业不能和它们有往来,这对美国企业的效率肯定有影响。比如,芯片行业60%的市场都在中国,美国的芯片企业没有了中国市场注定不可能跟上芯片行业发展的步伐。所以,再写文章去讨论政治对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没有多少新的价值,有贡献的研究应该告诉我们,在中国的背景下,哪些政治因素非但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实际上还推动了经济增长。这并不是为政府干预市场做辩护。市场本身具有缺陷,所以政府必须参与进来,对市场做出补充。

做正面研究,当然不是要大家不去批评政府,而是如果我们想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就必须建立指导社会和经济成功的理论。哈耶克是少数以批评闻名的知名经济学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让他获得国际名声。但是,如果他没有写出来《自由宪章》这样正面论证古典自由主义的鸿篇巨制,很难说他最终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也类似。他是大政府的强有力的批评者,但他在学术界立足的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钱颖一和许成钢也可以选择做批评政府的研究,但他们没有,而是选择研究财政分权是如何让中国成功的。这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学者最终总是要“立”一样东西,说明它是如何有用的,才可能在学术界立足。

所以,要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就需要我们整个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较少地去关注具体文章的发表。一旦研究好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好文章的发表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当然,这很难。我们的多数大学还停留在考核发表的文章数量的阶段,年轻人面对要么发表,要么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威胁,似乎就只能拼发表的文章数量。所以,改变大学里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

 

来源:《经济学的意义》机械工业出版社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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