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晓雨 张明:魏晋诗歌中的“我”字何以如此之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7 次 更新时间:2023-12-06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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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晓雨   张明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是人们常说的唐诗,但魏晋诗歌同样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些魏晋时期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其诗作同样不乏名篇佳句。

阅读欣赏魏晋诗歌,会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我”字入诗的现象。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记载统计,魏晋诗歌“我”字直接入诗共涉及92位诗人的449首诗(累计858句)。从指向上来看,含“我”的魏晋诗歌除了少数指诗人之外的他人他物外,多数均指诗人自我,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我类诗歌。

魏晋诗歌“我”字入诗是较为明显的现象。那么,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字作为诗人寄托个体情感的重要对象,关乎诗歌主旨以及情感的传达,在魏晋诗歌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诗歌内部发展来看,“我”字入诗,于先秦诗歌尤其是《诗经》中已多有所见,汉乐府中的“我”字亦是屡见不鲜,东汉无名氏所作《古诗十九首》中同样也有“我”字的使用。魏晋诗歌汲取前人这一作诗传统,在诗歌中使用了“我”字。

魏晋诗歌中的涉“我”诗句,有一些是对《诗经》诗句的引用或化用,诗人借此表现魏晋时代主题下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诉求。魏晋诗歌之“我”受《诗经》影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袭用《诗经》成句,如曹操《短歌行》“我有嘉宾”取自《小雅·鹿鸣》。二是化用《诗经》诗句,如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我行永已久”,化用《小雅·六月》“我行永久”。从以“我”入诗的魏晋诗歌对《诗经》具体诗篇的袭用与化用,能够看出魏晋诗歌所受到的《诗经》的影响。

尽管从建安到东晋,诗风是变化的,但在“我”字入诗这一点上的确是有共性的,这一共性与始于《诗经》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主体是抒情诗,情感抒发是作诗的目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抒发的是诗人主体的情感,而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无疑是诗人主体情感抒发最直接、最明显的指称。以“我”入诗写作诗歌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魏晋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发展阶段,自然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这一传统。

《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个体存在的强烈意识即人自身的觉醒,魏晋“人的觉醒”这一时代思潮,自然会体现在魏晋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而以“我”字入诗,适合直抒胸臆,适合表现强烈归结于自我的主体情感,彰显主体意识之“我”,契合魏晋诗人自我意识发展的现实需求。比如魏晋的羁旅行役诗,诗人们以“我”入诗,清晰表达了个人的主张与情感。魏晋诗人生当乱世,多有因不同原因而背井离乡者。行旅之“我”在艰难乱世寻求立足之道,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境遇之间注入深沉忧思。大致说来有:羁旅而处家国百姓世界中的“我”,羁旅而处人世情感世界中的“我”,羁旅而处个体精神世界中的“我”。家国百姓境界中的“我”多是曹魏诗人写作的,个体精神世界中的“我”多是两晋尤其是东晋诗人写作的。这与曹魏到东晋思想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人的觉醒”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下,魏晋诗人的羁旅行役诗写出了不同的“我”,其他游仙诗、隐逸诗等题材的诗歌同样彰显着“我”这一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情感诉求。正如章培恒所说:“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了。文学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

从汉语语言发展情况来看,“我”“余(予)”“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在《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使用的较为普遍。“朕”因作为帝王专称而退出第一人称代词的原因众所周知。“余(予)”的萎缩,“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洪波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谦敬这一语义功能的不同,“我”由于没有“余(予)”“朕”那样的语义功能(“余”表谦卑,“朕”表尊敬),在使用上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生命力强大,所以一直沿用下来。上古汉语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吾”。王力、向熹均指出古汉语口语发展过程中“我”取代“吾”的事实,且均猜测了取代发生的时代。朱庆之撰文认为,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除了“我”都退出口语这一重要变化,最晚在东汉时期已经结束。

据上述研究者的研究可以判断,“我”在魏晋时期应是存在且广泛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魏晋诗人欲以第一人称代词在诗歌中抒写个人情志,“我”无疑是最佳且最现实的选择。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魏晋时代,诗歌中使用“我”更能突出抒情主体的内心世界,因为它广泛存在且在使用上没有谦卑与尊敬的语义功能。所以,魏晋诗歌以“我”入诗也是汉语语言自身发展的一个选择。

基于上述原因,魏晋诗歌大量使用“我”字就成为必然。“我”在诗中不单纯是第一人称代词,而且是具有相当表现力的艺术符号。它在魏晋诗歌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在魏晋诗歌中反映了时代风尚,代表着魏晋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展现了主体意识高扬的时代风采,呈现了诗人真实而复杂的心灵世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字都必然会被诗人们用到诗歌创作中。

(作者:连晓雨、张明,分别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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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11月23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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