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亮:汉廷政事与经典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5 次 更新时间:2023-11-25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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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亮  

内容提要:武帝分封三王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局面而施行的措施,其分封仪式乃汉廷礼制史上的大事件。今存之《史记·三王世家》为司马迁之原著,他秉着记录史实书写经典的心态,采用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朝宪政大典及文书运作。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司马迁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三王分封策书和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都成为经典文本流传后世,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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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世家》为《史记》三十世家的最后一篇,因其通篇以当日朝廷文书连缀成文,作者不置一语,而显现出独特的文书学风格,在史传文学中独树一帜,被后人所瞩目。就该篇在后世的流传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争议。因《汉书·司马迁传》言《史记》自司马迁殁后十篇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三王世家》即此十篇之一,所以今本《三王世家》的正文是否史公原作,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封三王是元狩五年由大司马霍去病倡议,当时群臣推动,武帝裁决,礼官施行,而形成的轰动一时的公众事件。该事件的产生及之后的书写,在今天看来均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诸如今本《三王世家》是否史公原著?分封三王为何由霍去病发出提议?如果今本《三王世家》为史公原著的话,司马迁为何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叙写三王?他出于何种动机,要达到什么目的而如此写《三王世家》,这种文书组篇的叙写方式对后世有何影响,其所载文书的文学价值几何?这种写作方式在文学史上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一系列问题均引人深思,也是本文要讨论的要点。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试为剖析,以观觇武帝分封三王及史公独特书写的意义所在。

一、今本《三王世家》的来历

作为《史记》三十世家的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独特的书写风格一直为人称道。它以文书串联成文,作者在正文中不置一词,仅在篇末施加赞语进行评论。这种撰写方式在古今史书中可谓绝无仅有,因此,很早便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与之同时,其是否史公原作,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源于《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的文字,张晏在此处注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①虽然颜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指出张晏注存在谬误②,然包括《三王世家》在内的数篇为后人补足之作的说法,却在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载有“《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自注十篇有录无书,这个信息和《汉书·司马迁传》透露出来的一样。但也使我们思考,十篇有录无书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班固的《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增删而成,其正文源自《七略》,其他异同则通过班固自注体现。那么,可以看出在刘歆撰写《七略》时,《史记》一百三十篇至少从形式上看应该是完整的,其十篇亡失的信息为班固修志时所添加,这样的话十篇亡失似乎应在刘歆之后。但实际情况恐未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于《史记》条下云:

《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③

如《四库总目》所言,大概在《汉志》撰写时,《史记》原本已经和后人补作合为一体,保持一百三十篇的完整形态了,具体拼合的时间应在班固之前。再进一步探讨的话,考虑褚先生生活在元成之际、刘歆之前,或许以褚作补史公原文为一体的做法,在刘歆修《七略》之前即已完成。至班固修《汉志》时,复点出十篇有录无书,以与本传文字相照应。这样的话,《七略》所载虽能证明西汉末年《史记》仍保持全本的形态,但显然已非史公原本④。根据褚先生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以及《汉书·司马迁传》《艺文志》的说法,司马迁亡后《史记》或即有残缺,故而元成间递有补作,后人复将补作与原作合为完篇,这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具体到《三王世家》本身,对于它的存亡情况一直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种观点:(1)原篇已亡,今本为褚先生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张晏、余嘉锡等人。(2)原本不亡说,代表人物为归有光、牛运震等人。(3)未成稿说,代表人物为刘知几、王鸣盛等人。(4)赞本不亡,正文为褚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吕祖谦、柯维骐等人。(5)部分后补说,代表人物为沈家本。(6)原篇已亡,为褚少孙之外其他人所补说,代表人物为刘咸炘。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以《三王世家》原篇已亡,今本乃褚少孙所补说。张晏最先提出这种观点,后来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对此持之最力⑤,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书而不置一词,其赞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亲亲,自古至今,由来久矣,非有异,故弗论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辞烂然可观,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长笔。据文虽未定之笔,亦不可云亡,而张晏何以云亡?其后则有褚先生曰:“臣好观太史公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而传之。”据赞则取封策以当世家者亦子长所为,而褚乃以为其自所编列,是皆不可解。⑥

又尤侗《艮斋杂说》: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岀。《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诸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⑦

从出自史公手笔的《太史公自序》及《三王世家》赞文传递出来的信息看,司马迁在《三王世家》撰写中,所看重的本来就是分封三王的文书,当史公时三王亦无事可记,且依褚少孙补《史记》的义例来看,他所补的内容都在识语之后,并无列在前面的情况(详后),所以《三王世家》应为史公手笔,非褚少孙所补者。

再来看第二种观点,认为《三王世家》本未亡失,现存者即为史公原著,以归有光、牛运震等人为代表,如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

《三王世家》归有光、陈子龙等皆以为本不阙⑧。观太史公赞语云“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自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然则《三王世家》本无别撰,即原封三王之奏牍、诏、策编次以为世家明矣。班氏以为“有录无书”,褚少孙谓“求其世家不可得”。予甚惑之,诚不知其何说也。⑨

又如徐昂发《畏垒笔记》:

昔人谓褚少孙补《史记》,言辞鄙陋,非迁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见三王后事,徒以为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可观,故为作世家,原未尝阙也。少孙浅见,乃谓求其世家终不可得,因遂补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谓不知而作者欤?⑩

这种观点面临的最大困惑是,无法解释褚少孙为何在《三王世家》具存的情况下仍要补编,所以有“予甚惑之,诚不知其何说也”之叹。另有学者以为《三王世家》乃佚而复出,如孔壁古文之比,然这种情况虽偶有发生,但就《史记·三王世家》来说,却无证据支持此说,故只能流于臆测而已,无法让人信服(11)。

第三种观点以《三王世家》为未成稿,犹待后来加工者,代表人物为刘知几、王鸣盛等人,其中刘知几于《史通·古今正史》中云:“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12)以为《史记》于《三王世家》仅有目录,今所存者乃褚少孙所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载直取请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录之,与他王叙述迥异,则迁特漫尔钞录,犹待润色,未成之笔也。据《汉书·武五子传》,武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迁但取闳、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闳、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迁书讫太初,则三王自应入世家。髆封于天汉四年,既有所不及书,而戾太子之败在征和二年,迁固目击其事。前则因其为太子不当入世家,后则既败不复补书,且有所讳也。(13)

王氏认为今所存者乃司马迁之残稿。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14),所言篇数、字数清晰精确,显为全书完成后统计得来的结果。如果《史记》没有最终完成,很难想象司马迁会做出这么精确的统计。所以,认为《三王世家》本未成稿的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第四种观点,以为《三王世家》独赞语尚存,其他为褚先生所补,代表人物为宋吕祖谦、明柯维骐等人,如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吕祖谦语曰: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虽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载不过奏请及书,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赞乃真太史公语也。(15)

又柯维骐:

《太史公书》原缺《三王世家》,独其赞语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议及封策书补之。其书谆谆以保国艾民为戒,庶几古人命戒之词,故亦称世家。厥后,燕王旦、广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谋逆,一诅咒,身死国除,有负训词。太史公若在,则当降而为传,不得与诸王并也。(16)

这种说法似乎忽视了褚先生在《三王世家》赞语后的交代,褚氏明言其所补内容列于识语之后。那么,识语之前的文字就不可能出自他之手。此说与褚先生自己的陈述相矛盾,存在着很大纰漏。

第五种以为褚先生所补仅《三王世家》文书中部分文本,如沈家本《诸史琐言》即以为其中封策文乃史公原文,群臣奏议则由褚先生所补:

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归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阙,读此赞文可见。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后事,褚先生浅陋,遂谓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词可观,可知独载其文词也。赵氏恒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录无书之数。今观太史公赞,以封建之义,则云弗论著也,以燕齐新立,则云无足采也,以天子恭让,群臣守义云云,故附世家,则文词烂然,具在语中,是未尝亡逸也。窃意分封莫不有册,汉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独为可观,则汉文尔雅,非特三王之制为然,安得一一记录也。而褚先生从长老取其册,列其事且为疏解,殊失有损无益之义,是以褚先生所补者无不可删也。按:据褚先生所言,则此篇赞语仅存,而群臣之议及封策,皆一褚先生所补,归以为本不阙者,未为全是。太史公喜其文词,故附之世家,则封策乃史文本有而不可补者。至于群臣之议,文繁不杀,太史公为之,必不如是,褚全录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赵氏谓其所补无不可删,亦未为全是也。(17)

其所失如第四种观点,即与《三王世家》原文传达出来的信息不符。《三王世家》赞语明云“天子谦恭,群臣守义”,则史公在撰写此文的时候,必然兼采了代表君臣双方立场的文书,才会在文末下这样的赞语,不然赞语就是无的放矢了,所以其中群臣奏议断非褚先生后补。

第六种观点,以为今之《三王世家》并非褚先生所补,乃他人补之,然何人、何时补之乃不可知,此以刘咸炘为代表,他在《太史公书知意》中说:

吾疑此竟是后人所补,非出褚生,何也?褚生岂不知史公不及见三王后事,而乃云“无足采”,虽愚,未必至是。且褚语明言“编列左方”,今乃在前,是右方矣。吾疑褚生本载疏策于其识语之后,“王夫人者”云云之前,作伪者乃移前加论耳。(18)

但这种说法全出推测,更加没有证据,已为其书整理者所驳:“刘咸炘氏误读史公赞语及褚补,以上诸贤之议论及刘氏按语皆非,不足为训,皆深求之过也。”(19)

以上种种说法,虽各有其理由,但也都有其无法说通的地方。相较而言,实以第二种本未亡失说最为接近原貌,然也有其疑问之处,即既然《三王世家》原本不缺,为什么褚先生又说“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又言自己补策书,编列于左方,这个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我们要明了褚先生虽有所补,但正文则为史公原文,这是非常确凿的事实。因为褚已经明云所补“编列左方”,以《史记》褚少孙所补其他篇章体例论之,其所增补者皆在识语之后,无编列于前者。其例如下,《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20)

《史记·滑稽列传》: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21)

《史记·龟策列传》: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髙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22)

在这些地方,和《三王世家》一样,褚先生均言将所补的内容“编于左方”或“编于下方”,而其补的内容,也均出现在后面,从来没有被误认为是前面的正文,如《龟策列传》因正文过于简短,是最容易被认为出自褚先生之手的,但学者却仍认为其正文实出自史公之手,如何焯:

此卷但有序论而无传,故褚先生补之。以下乃少孙所补。若序论则非少孙所能为也。今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隐“有录无书”之一言也。(23)

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张晏谓《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言“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然此篇有“今上即位”之文,其词非褚先生所能作。(24)

《龟策列传》尚且如此,其余则可知。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褚先生所谓“编列于左方”“编列于下”者,无一例外,都是附在识语之后,与前面的正文毫无关涉。换言之,今天能看到的《三王世家》正文,在褚补时已然存在。既然如此,褚先生为什么又说“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这个问题连很多古人也为之不解,金圣叹即云:

《三王世家》,更无事可书,只载其受封三策文,往后多有明验,以见孝武意指过人。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故弗论著也,置却多少。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史公笔下已明。禇先生求其世家,终不能得语,不亦赘乎?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言策三王文后俱验,此皆天子群臣圣智过人。(25)

其“禇先生求其世家,终不能得语,不亦赘乎”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以《三王世家》为不亡者的困惑。那么,到底怎么来理解褚先生所说的“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呢?其实,褚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缘于他对史公赞语的误读,《史记·三王世家》太史公论曰:

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26)

史公此处言,分封诸侯王之事历代皆有,不足为奇;燕齐之事,于史公在世之日未有大异,也不足记载。但是分封三王的文书过程,却有独特价值,故把它记载下来,列入世家类的最后一篇,所以云“附之世家”,此处的“世家”是指《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等大的分类而言,并非指三十世家里的单篇文章。但褚少孙却误读了这一句,认为《三王世家》除君臣文书之外,还有一篇单独的世家正文为文书所附系。但这一部分文字史公本来就没有创作,当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导致他“求其世家,终不能得”。后世如张晏等人,因看到褚先生遍寻世家不得的识语,再加上班固所说《史记》存在十篇有录无书的缺失,故而判定《三王世家》于史公殁后亡佚,在十篇有录无书之数,今所存者乃褚氏后补之作(27)。

又,褚先生自述补作《三王世家》因由如次:

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28)

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29)

很多人受到这两条识语的影响,以为前面的封策文书,皆出自褚先生之手,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据褚先生识语“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他无疑是见过策书的原件,这和史公仅录文字格式相比,自然能传递出更多的信息。而褚氏所谓的“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这两段文字前者是对策书背后的人事历史进行补充,如王夫人、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之事均属此列;后者是对策书的相关文句进行解释,如“受此土”“稽古建国”之类则属于这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一语,是指他通过各种途径见到了策书原件并对其进行解读阐释而言,而不是说他取得策书并把其编连成篇。总之,褚先生所补充的内容均列于《三王世家》正文之后,和前者风格明显有别。而现存的《三王世家》,除褚氏所补苴者之外,则仍为史公原著,这一点是不应该存疑的。褚先生因对史公赞语有误读,所以去求并不存在的《三王世家》;而后人因对褚先生的话有误读,又以为现存正文皆出褚氏所补,故有司马迁殁后《三王世家》亡佚,今所存者乃褚先生所补的说法。

二、分封三王之缘起

令人意外的是,最初请求分封三王的文书竟是由当时的大司马霍去病奏上的,然由上奏文书可知,霍作为大司马乃军事统帅,本来是“宜专边塞之思”,主要掌管对外征战事宜,而分封三王则属于国内政务,应由丞相、九卿等官员负责,那么霍去病为什么在此时突然要提议分封三王呢,更何况这和他的本职工作也确实没什么明显联系。

要解释此事,必须要从霍去病的为人说起。霍去病与其舅舅卫青,作为武帝外戚当时均立下赫赫战功,一个被封为大司马,一个被封为大将军,是朝堂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此二人之所以能受到武帝宠信,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屡立战功,也和他们善于伺候武帝意旨有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30)

司马迁的叙述,体现出卫、霍平时在与武帝相处中小心谨慎,远嫌避祸的处世态度,使得武帝对他们完全没有猜防之心,自然容易取得他的信赖。而文中“其为将如此”一语,更隐约指出二人为将专以自保远嫌为务,言外之意大可玩味。而《史记·佞幸列传》中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段话,更把卫、霍之为人直白点出,传达出更多的信息: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31)

王鸣盛评此曰:“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子长措词如此。”(32)王氏之评,正道出司马迁笔下的真正意涵,即卫、霍二人实善于固结主意,揣摩上意以自媚,这本是佞幸工于邀宠的伎俩,卫、霍虽为名将却也谙于此道。《史记·佞幸列传》还记载了一件事情,反映出武帝的宠臣是如何费尽心机来讨其欢心: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33)

韩嫣虽然没什么才能,但却靠着能得武帝欢心,而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文帝的宠臣邓通。他在知道武帝有讨伐匈奴的意图时,便率先学习胡兵,以示拥护国策,愿为伐胡先驱,如此费尽心机迎合武帝,自是大得皇帝宠爱。卫、霍为人与佞幸相近,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中屡有暗示,后世学者也颇有能窥此秘辛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卫将军骠骑列传》叙述战功虽详,而指摘其短特甚。其论赞又补叙苏建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宜招选贤者,大将军谢以奉法,不敢招士,与传中“和柔自媚”等语相应。其下则云“骠骑亦放此意”,而末束以一句云“其为将如此”。论体应加褒贬,此则叙述而止,无所可否,乃论之变例,隐以见其人本庸猥,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岂真有谋略。“敌未灭,无以家为”亦是自媚之词,非其本心。上益重之者,与信燕齐怪迂士搤掔谈神仙同一受欺耳。此迁意也。(34)

秉持这种处世之道的卫、霍二人,对于武帝的意旨变化最为敏感。在元狩六年前后,卫子夫因为年老色衰,武帝对她的宠幸已经大不如前,此时赵地来的王夫人正得武帝宠爱,《史记·外戚世家》载: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35)

卫氏盛极而衰,王氏代之而起,元狩年间正处于此一过渡阶段。又《史记·孝武本纪》载: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36)

武帝不惜重金礼请方士,所求者不过是与故去的王夫人见一面,于此可见他对王氏宠爱之深。卫青即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通过种种手段结好王夫人以讨好武帝,《史记·滑稽列传》载: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岀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37)

东郭先生一言即为卫青所听从,以五百金为王夫人寿。这固然显示出卫青从善如流的心胸,但也必然是他平日就有此类想法,只不过无由而发,东郭先生不过适时道出了其心中所思,所以才会收到这么好的效果。于此也可以看出,作为外戚,卫青在与武帝日常相处时,是如何处心积虑讨其欢心以保荣宠的。

卫、霍既以外戚得幸,日常又善于伺候武帝意旨所向,而分封三王则正是武帝此时蓄谋已久之事,霍去病不过迎合此意提议分封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日的政治形势。武帝此时有四个儿子,除了卫子夫的儿子刘据已经立为皇太子之外,其他三个皇子刘胥、刘旦、刘闳皆未分封。武帝此时已四十岁,从古人平均寿命不高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此时应该已经有了时日渐少的紧迫感。况且之前武帝祖父文帝享年四十七岁,父亲景帝享年四十八岁,这些事实无不时刻提醒着已届四十岁的武帝,作为一国之君,要尽早为自己帝国承继的大事作一番谋划。如果从身后事的角度来看,立皇子为诸侯王以辅弼新君,则更是重中之重。因为此时在位的诸侯王,均非武帝所立,且与其关系疏远,这对以后的统治来说无疑是一种隐患。几十年前,贾谊就曾经对汉文帝描述过这种凶险之状,《汉书·贾谊传》: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38)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盭。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39)。

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原有的诸侯王国逐渐由国家藩屏,变成对中央朝廷的最大威胁。地方势力不断坐大,成为当时已然存在的事实。对于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贾谊也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汉书·贾谊传》又载:

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40)

一方面,针对眼前的困局,贾谊提议通过大封皇子的办法,设立新的诸侯国,并且增益其封地,而对原有的诸侯王则加以削减,这样使得新国对旧国保持实力优势,以亲间疏,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按照贾谊的建议,对自己的儿子大加封赏,使他们为大国之君,对周围的诸侯王产生威慑作用:

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阳王,抚其民。(41)

另一方面,对现有大诸侯国,贾谊则提议通过分封其子弟的办法化整为零,削弱他们的势力,《汉书·贾谊传》载: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42)

对于贾谊的这个提议,文帝也适时予以采用,《汉书·贾谊传》载: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43)

文帝封亲子为大国诸侯王的做法,也在西汉中央朝廷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收到了成效,《汉书·贾谊传》载:

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44)

在七国之乱的危局中,文帝分封的梁王刘武,在捍卫汉中央朝廷的斗争中,顶住了叛军主力的进攻,为西汉中央军的部署和反攻争取了时间,在平叛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证实了分封皇子为大国诸侯的必要性,殷鉴在前,更坚定了武帝考虑立皇子为诸侯王的决心。

由于世次的更迭,旧王与新帝之间,血缘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的离心力不断加剧,这对于大一统统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当使武帝对此有更为深切的认识。而他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此时的诸侯王主要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如河间王、江都王、赵王等以及祖父汉文帝所分封的诸侯王。武帝元狩二年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淮南王谋反案,这个案件在当时牵连甚广,《汉书·淮南王传》记载“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45)。史书还记载了这个案件处理的详情,《汉书·淮南王传》:

衡山王赐,淮南王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上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让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免,削爵为士伍,毋得官为吏。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46)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后、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47)

武帝更是借此机会对诸侯王进行整肃。在刘安事件上,他虽然表面上说让大臣合议,然领略武帝意指的大臣谁敢为刘安开脱求情?尤其是与淮南王刘安等同处诸侯王之位的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等,为了避嫌更是主张对刘安及相关人等进行严惩,武帝于是顺水推舟发动了淮南大狱。不管怎么说,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武帝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如《史记·五宗世家》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48)

河间献王是当时以文教闻名的诸侯王,照理说应该受到皇帝的嘉奖,但武帝却对他很是忌惮,《史记集解》于《五宗世家》篇下所引《汉名臣奏》载:

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49)

诸侯王过于贤明,便会引来帝王的猜忌,武帝与河间献王的对话,足见他对诸侯王抱有很强的提防心理(50)。

除了河间献王之外,其他诸侯王也让武帝倍感压力,如元狩六年尚在位的赵王刘彭祖,《史记·五宗世家》: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51)

赵王刘彭祖对中央派去的官员多方陷害,使他们不能自主行事,甚至连正常的履职任满都无法完成,这就造成自己大权独揽,朝廷完全无法插上手,这又怎么能令武帝放心呢?钱穆即云:“又如赵王彭祖,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以故赵王家多金钱。榷会者,盖独买商物以专其利,是藉侯王势,经营商贩,贵族与商人,声气互通,相为消长。要其皆足以上撼政局,而使之兀臲不安,则一也。”(52)

出于对诸侯王的猜忌,武帝平时对他们也痛加裁抑,《汉书·景十三王传》即载: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53)

这样做虽然对诸侯王的权势稍作压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中央的威胁,如何破除这种局面,是武帝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武帝看来,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通过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皇室树立新的屏障,改变天子孤立无援的局面;另外一个则是通过分封诸侯王子弟,将大国分解成更多的小国,瓦解诸侯王的势力。武帝虽然在元朔二年(前127)颁行推恩令,企图对诸侯王的势力进行瓦解。但政策推行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吕思勉即云:“制驭诸侯之策,固不外众建而少其力一语也。然当推行之初,犹未能遽收其效。”(54)且政策实施起来,也未必能特别顺利,《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即载:“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55)可见推恩令在淮南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因此,武帝同时要考虑的还有如何通过分封皇子,增强皇室的势力。到了推恩令发布十年之后的元狩六年(前117),外部异族威胁基本解除,目光内转,分封皇子为王对年届不惑的武帝已经迫在眉睫了,成为萦绕在他心头上的大事。霍去病作为武帝心腹,自然意识到了武帝日常忧心所在。正因如此,所以他虽说自己作为将帅是“宜专边塞之思”,却又依然跨越职分向皇帝提出分封皇子的建议。而这也引出武帝分封三王这一汉家礼制史上的大事件,又因史公之独特书写,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三王之封及其经典书写

武帝分封三王,在汉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书·武帝纪》即于元狩六年大书此事曰:“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56)凸显了它在汉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诰命之体虽然产生甚早,且《尚书》中已载有《康诰》《酒诰》等篇章,但春秋以后此礼不行,秦代焚书坑儒,灭弃典章,古礼古仪更是废除殆尽。汉兴之后,因民生凋敝,故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礼仪方面也未遑更张,多承秦制。至武帝时期开始着意复古,礼乐制度逐次建立,诸侯王的分封便是一次重要尝试。

《三王世家》所载文书曾言及:

“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57)

“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58)

群臣奏疏中屡次提及“具礼仪上”“礼仪别奏”,说明这次分封三王在礼仪方面是有精心准备的。此外,在褚先生所补《三王世家》的文字中,也透露出一定信息: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59)

如此文所言,当时礼仪中应有模仿古籍所载分封社土的行为。褚少孙又言分封三王策书:“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60)则在文书外形上,简册乃采取一长一短相间的特殊形式。许慎《说文解字》云:“,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段玉裁注云:

《尚书》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左传》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及《三王世家》策文皆是也。后人多假策为之……谓五直有长短……蔡邕《独断》曰:策,简也。其制:长者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字五直,象一长一短,象其意而已,其简之若干未可肊定也。蔡氏云:长者一尺,短者半之。此汉法如是。(61)

通过蔡邕《独断》所载可以得知,三王分封策书的一长一短相间之制,成为此后汉朝册命王侯文书的通用形制,这是为了模仿上古典诰文书形制而采用的特殊样式,这种做法从形式上标橥了对古圣先王神圣典制的传承。因分封三王在礼仪上具有诸多以复古为革新的创制,所以《汉书·武帝纪》才大书“初作诰”一语阐发其特殊之处。虽然自汉朝创始,便有分封诸侯王之举,但像武帝这样不管从分封礼仪还是文书上,力求复古,隆重其事的,堪称前无古人,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朱子语类》卷128载朱熹云:“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古自有此礼,至武帝始复之耳。”(62)黄震《黄氏日抄》卷38亦云:“古有册命礼,至汉武封三王,始复之。”(63)朱、黄二人均指出册封三王在礼制史上的创始作用,所以《汉书·武帝纪》于此特为点出。史公以详记其文书程式的特殊方式撰写《史记·三王世家》,其实也与它在汉朝礼制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

时移世易,三王分封的礼仪已经不可详知,然三王分封策书及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却成为文学书写的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王分封策书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太史公于《三王世家》末赞之云:“文辞烂然,甚可观也。”(64)又《太史公自序》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65)则策书辞采之美,乃《三王世家》创作的主要原因。

策封三王的文辞出乎武帝手制,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又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自手制。”(66)因其作者的特殊性,加之古代社会对帝王受命于天的崇拜心理,其策书文辞也被认为有非常人可及的神圣性,这在褚少孙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67)

“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一语,体现出褚因诏书出自圣主而产生的崇慕之情。

三王策书因其文辞烂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成为后世诰命策书的典范,引起后人的瞩目。围绕其文辞风格、流传影响的评价也颇多,如梁任昉《文章缘起》,即列汉武帝封三王策文为策文一类的缘起之作(68),凸显了它在文类发展过程中的创始之功;又《文心雕龙·诏策篇》云: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69)

刘勰论文偏复古,主宗经,三王策书驱遣典籍,熔铸经诰,堂皇雅懿的风格正是他所推崇的,所以在《诏策》篇中对三篇策书大加弘奖,推为典范之作。

三王策书与先秦经诰具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共识,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汉武册封三王诏,本仿《尚书》体。”(70)又孙梅《四六丛话》亦云:

诰,告也,其原起于《汤诰》。《周官》大祝六辞,三曰诰;士师五戒,二曰诰。成王封康叔、唐叔,命以《康诰》、《唐诰》。汉元狩六年,立三子为王,初作诰。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诏,中书曰制诰,盖内外命书之别。(71)

又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汉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诰即《武五子传》所载赐策三篇,各以国土风俗申戒者,纵亦规摹训诰,而深穆简重,气味自是近古,与后代手笔不同。譬诸世胄子弟,即不肖乃祖父,而大家风度自存。若优孟衣冠,终伪而已。(72)

可见,因《尚书》乃古圣先王政典的遗存,其训诰更是多出圣贤之手,为尧舜以来君臣相与的见证,一直是后世追慕的典范。为了彰显帝王封策的崇高与神圣,三王策书在写作时有意模仿《尚书》训诰,它们也因颇肖其神韵的成功模仿,成为秦汉以后策书的楷模。

除了论及三王策书的艺术性外,后人还注意阐发它们与三王命运的关系,宋陈仁子曰:

诰命所以可传万世者,虽以其辞,亦以其人。武帝子三王,同日受封。今读其策命词语,中以风土之宜,教以辅佐之义,语言温厚,直有成周训诰风度。惜三子或夭或自杀,无伯禽康叔之业,三复策书,吾重为三子愧。(73)

又清杨琪光曰:

汉至孝武,文教隆启,迄今读三王策词,皆式于谟诰,不同三章之仅有质胜也。其时古籍凑出,诸儒皆得进显,故斑然文采可观焉。然策语均肖三王质行,知子若父,恐亦孝武自成也。三王克遵行无替,何至争立如燕旦,竟以大逆诛死也哉。然要由武帝之立少子,无以服其心耳。(74)

这两条评论一方面将武帝策书所具有的针对性特点揭示出来,说明它们非无的放矢的泛泛之谈,实具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则将三王的结局交代出来,揭橥三子因不遵策书告诫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对于《三王策书》的艺术价值,历代也多加褒扬。首先是各种文章选本将它们屡次选入,作为范文流传后世,如真德秀《文章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均有收录。其次,编选之外,推崇文字也颇多,如《骈体文钞》载李兆洛评曰:“策命之文,取式经训,二汉以还,遂成绝轨。”(75)《史记评林》载董份评云:“三王之封,诏制奏请皆尔雅深婉,上下皆得其体矣。故太史公特称其文辞烂然,不虚哉。”(76)“可与《周书》诸命同为古雅。”(77)这些评价不一而足,均体现出三王策书在语言艺术上的巨大价值。

与三王策书的经典价值相应,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在文学史上也具有经典意义。首先是《三王世家》以文书成篇的特殊形式,不仅在史书世家体中绝无仅有,于史传文学中也是独具一格。明杨慎云:“《三王世家》具载奏疏制册,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词烂然可观,又见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78)又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题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录之以存一体,不厌其繁也。”(79)这两者均是从文书学史料价值方面着眼,阐发《三王世家》的独特意义。

其次,《三王世家》因结构独特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引起后人的注意,清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云:

《三王世家》不载三王事迹及世系承继飨国久近本末,但载原封三王奏牍、疏、议、牍、诏书、封策以为世家。盖太史公不及见三王封后事,第纪其封国策案成篇,此创体也。而诸奏牍、诏、策训词深厚,摛字古雅,忾然渊然,真西京文章之盛,即是《史记》中异样声色文字。(80)

点出《三王世家》因由原生态公文连缀,而形成的摛字古雅,忾然渊然的特点,自有后人虽刻意模仿却无法再现的艺术特质。

再次,《三王世家》这一文书拼缀成篇的形式,不仅引起后人的关注,还有效仿之作,较为著名的有苏轼之《表忠观碑》,据董弅《闲燕常谈》载:

王荆公在蒋山,一日,有传东坡所作《表忠观碑》至,介甫反复读数过,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体否?”叶致远曰:“古无之,要是奇作。”蔡元庆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诸公未之知尔,此司马迁《三王世家》体。”(81)

苏轼之《表忠观碑》以奏状成文的独特文风,让时人倍感奇异,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奇作,然博览多识的王安石一眼便看出,这是受了《三王世家》的影响。此事既显示出荆公之博学,也体现出《三王世家》自成一体的风格特征

其实在《表忠观碑》之前,已有《三王世家》的模仿之作出现,如东汉的《乙瑛碑》《史晨碑》等,全祖望在《汉史晨祠孔庙奏铭碑》跋中说:

东京隶墨,其流传于今者,《乙瑛》、《韩勅》、《史晨》最为完善,书法亦属一家。《乙瑛碑》只叙奏而附以赞,是碑祗叙奏而附之铭,盖法《史记·三王世家》,为髯翁《表忠观碑》所祖。(82)

全氏又跋《汉孔庙置百石卒史孔龢碑》云:

是碑,尽于欧公之跋,以为汉家文书之式,于此可见。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请,后相平踵成之,而其作百石吏舍者,则前令鲍叠也。赞中极归功于乙、鲍,盖即后相平所作,可谓不没人善者矣。(83)

汉碑中与此风格相类的还有《樊毅碑》《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等。以文书上石成为东汉一时的常见现象,这种做法应和《三王世家》的影响有较大关系。此风延及后世,则以苏轼之《表忠观碑》最为有名。于此可见《三王世家》作为经典文本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三王世家》作为《史记》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引起了历代学者的注意,不仅关于其现存篇章作者众说纷纭,对于史公撰写此篇的目的也颇多猜测。有学者便本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谤书说,认为此篇暗含讥讽,寓意武帝除诸侯立己子,徒事文辞,最终落得事与愿违(84)。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临终对他交代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惶恐回应以“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85)。由此可见,史公撰《史记》时实有记录时代风云,成一代大典的使命感。而武帝分封三王,礼仪隆重,文书渊雅,实为史公所亲见汉代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以此而入史书可谓正当其宜。所以,《三王世家》应是史公以史笔对重大历史的回应。他在书写历史时实负有崇高的使命感,有以经典文本传光辉史事的自觉意识,惟其如此,才特意在撰写时不着一字,用文书形态传述分封三王的具体细节。而这种独特的书写形式,也让后世读者仿佛亲临分封现场,目睹汉廷君臣如何反复论议,才做出这一重要决议。当然,这种独特的叙写模式也引起后人的效仿,东汉《史晨》《乙瑛》等碑文,宋苏轼之《表忠观碑》都是众多模仿之作中的佼佼者,体现出经典文本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除了《三王世家》的整体风格形式外,其所载“文辞烂然,甚可观也”(86)的汉廷文书,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尤其分封三王的策书,作为后世策书的典范之作,被历代学者传述、探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或许正是史公撰写此篇时所追求的目标。在以纂集专门文学作品为目的的总集出现之前,史书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均凭史书誊载得以流传后世。对于分封三王的文书来说,因为《史记》的广泛流传,它们也得以布在人口,作为汉廷文学的经典作品为人传述。《三王世家》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同时,从《三王世家》在后世的流传来说,通过不同方式的争议、接受、阐释、点评,也展示出一个经典文本在接受学上的生成过程。总之,《三王世家》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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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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