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临照:望桃李春色,仰蜡炬高风——回忆吾师严济慈先生的教育工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9 次 更新时间:2023-11-12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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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临照  

 

在21世纪的钟声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最敬爱的老师严济慈先生却离我们远去了。今年5月份,先生还为我的九十岁生日题辞勉励,而今睹物思人,不觉感慨万千。我再次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追随先生投身科学的往事。在中国的科学界,直接或间接在严济慈先生教育扶助下走上科学圣殿的又何止我一人焉!回望海内,李国鼎、朱应诜、余瑞璜、陆学善、顾功叙、钟盛标、王大珩、郭永怀、龚子同、方声恒、钱伟长、傅承义、翁文波、钱三强、杨承宗等后来的著名科学家,早年都受益于先生。在悼念先生的日子里,我愿意将他对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介绍一些给大家,这不仅仅是我曾经是他的学生,更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仍然需要先生这种周公吐哺的精神。

严济慈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我已另文介绍,值得强调的是,先生对于我国科学人才的培养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累累硕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他在我国物理学教育上的突出贡献,50年代,先生曾和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并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家,备受世人推崇。我是192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严济慈先生的。当时,先生刚刚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便回国应聘到大同大学等四所大学任教授。从先生的物理讲课中,我得到了关于西方物理学的启蒙和教益。大学毕业后,我辗转来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我随东北大学师生一起被迫入关,来到北平。在北平,又是严济慈先生收留我暂时借住在他的家中。此时,严济慈先生已是二度赴法归来,刚刚参与创建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接任所长,百事待举。而我则迫于生计,不敢麻烦先生太多,几经周折后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管辖的电话局里联系到一个职位,有160块大洋的月薪。就在我把打点好的行李送上黄包车,向先生辞行的时候,先生对我说:“以你的才学,应该留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才是,只是我这里助理员的职位已经满员了,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破额录用你在这里做研究,只是薪水也只好‘破额’一一暂时只有正式助理员的一半,月薪40块,你愿意吗?”

能够继续留在先生这里参与当时国内最前沿的物理研究,这正是我求之而不能的!我几乎没加思考,就从黄包车上取下了行李。这样,我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正式进入北平研究院。虽然从经济上说,40块月薪的确很清苦,但是能够在严济慈先生这样一位卓越的科学导师指导下搞学术研究,正是我孜孜以求的,今天看来,60多年前的这次选择是很有意义的。

从此,我在先生的指导下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从1932年到1935年,我和先生合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英国《自然》周刊等科学杂志上共发表了8篇科学论文,3年内完成了两个课题:一是压力对照相乳胶的感光作用之研究;另一是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下产生电荷及其振荡的研究。此时的北平虽然并不安宁,但严济慈先生领导下的物理研究所却在高效地运转着,每年都有二三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跟他一起工作,他对这些青年训练十分认真,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当时先生规定我们不得白天在实验室看其他的书,而应当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研究中。先生既有严厉的一面,更有宽厚的一面。在对助手的使用上,他是完全放手的,鼓励大家开动脑筋;对助手们的成长和发展,先生更是备加关注和爱护,当他们所协助的研究工作取得成果、同时开始表现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时候,严先生就把他们推荐到英、法、美等国的著名物理实验室去深造。除我之外,先后还有陆学善、钟盛标、翁文波、吴学蔺、方声恒、庄鸣山、陈尚义、汪仁寿、钱三强、杨承宗等十余人都是在先生的引导下走向世界的。整个30年代,严济慈先生领导下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创了团结合作、意气风发的浓厚学术气氛,研究所里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誉满科坛,闻名欧美。为此,严济慈先生也于1935年和法国的约里奥-居里以及苏联的卡皮查同时被法国物理学会选为理事。

如果说严济慈先生的前半生还是科研与教育平分秋色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则几乎全部倾注到了对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上。这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说起。当时,郭沫若等领导人到位于东皇城根的物理研究所访问严济慈教授,要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而严先生则还有些踌躇。他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可是郭老也很会动员,他对严济慈先生说:“这话很对。但是,倘因此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不是更大的好事?”就这样,为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严先生便从此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全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中。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兼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等职务;积极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培育科学新秀,促进我国同世界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今天的年轻人同我谈起严济慈先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由他编著的一些著名的教材。是的,年轻的一代不可能详细了解严济慈先生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但却从他编写的那一本本深入浅出的教材中认识了另外一个严济慈,一个作为著名教育家的严济慈。

事实上,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严济慈先生就编著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译著了《理论力学纲要》,这些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初中算术》还被当时的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流行近20年,并为东南亚一些国家采用。40年代后期,他又编著了《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60年代则编著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和《电磁学》等,直到80年代,他还出版了《几何证题法》的白话文版。这些教科书培育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1927年至1928年,他在沪宁四所大学同时担任数学、物理学教授,每周往返两座城市四处地方,讲授27课时,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科学家,和我同时受教的还有陆学善、顾功叙、余瑞璜、霍秉权等。30年代,他在北平负责中英、中美、中法庚款留学物理考试的命题,并参加评审工作,先后考选20多人出国深造,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的科学家。在中国的科学天空群星闪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严济慈先生曾经付出过的巨大努力。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严济慈先生献身教育的一段感人故事。那是1958年,他受郭沫若院长的委托,参与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中国科技大学按时开学了,而我们的严济慈先生也操起了久违30年的教鞭,精神抖擞,重新走上了讲台。他要亲自给大学生们讲授《普通物理学》。这一讲就是六年,直到文革开始才被迫中断。和先生同期,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台,但到最后,讲课时间最长的科学家,又是我敬爱的老师严济慈。直到今天,每每回想当年先生讲课的盛况,都让人心驰神往。听课的学生挤满了学校的礼堂,而先生则如同炉火纯青的表演大师,为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展示着科学的妙味。此时,我已经无法估计这些听课的学生中间又会有多少人将成为明天的科学家了。今天,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还在继续发展着,我们最需要的,不正是先生这种甘为人梯、化作春泥的忘我高风吗?

1978年郭沫若院长逝世后,严济慈先生接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还兼任了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此时的严老,已近80高龄,仍然为培育科学新人而呕心沥血。1980年起,严济慈先生和李政道合作组织了著名的CUSPEA计划,此项计划是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历经10届,已考选了900多人,分布在美国72所学府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成绩甚为优异,已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才学成回国,而他们明天的发展,则必然是无可限量了。写到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篇较能代表严济慈先生教育思想的文章。这就是80年代初期,严济慈先生应著名的《红旗》杂志要求而撰写的《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一文。记得当时文章发表后,一时传为美谈。因为《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大多是可以作为政治学习的辅导材料的。而严济慈先生的这一篇却是格外地别开生面,谈读书、谈教学、谈做科学研究,娓娓道来,语重心长。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年轻人提高思想修养的好文章。记得严济慈先生在文章中谈读书时说:“理工科的学生,应该读点文科的书。同时,文科学生,也应该读点理科的书。理工科的学生只有既懂得自然科学知识,又知道一些社会科学知识,既有自己专业的知识,又有其他学科的一般知识,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联想到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人才素质教育,严济慈先生十多年前讲的这番话可谓有先见之明。

在谈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时,他提出了“搞好教学工作是老师的天职"的思想。他认为,“一个大学老师要想搞好教学工作,除了要有真才实学以外,还必须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是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他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讲课的技巧和方法,如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书是一门表演艺术。如果一个教师上了讲台,拘拘束束,吞吞吐吐,照本宣科,或者总是背向学生抄写黑板,推导公式,那就非叫人打盹不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要‘进入角色’,‘目中无人’,一方面要用自己的话把书本上的东西讲出来,另一方面你尽可以‘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进行一场绘声绘色的讲演。这样,同学们就会被你的眼色神情所吸引,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探索科学奥秘的意境中来。”而要做到这些,并不是靠玩弄小技巧之类的花招,而是“必须真正掌握自己所要讲的课程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要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讲课时能详能简,能长能短,既能从头讲到尾,也能从尾讲到头,既能花一年之久详细讲解,也能在一个月之内扼要讲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自己知道的、理解的东西,比你要讲的广得多、深得多。”事实上,确如严济慈先生所言,“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但这个道理对教书的人来说,就并非人人都懂了。所以,我们今天重温严济慈先生的讲话,仍然可以感受到鼓励和压力。

在谈到教师的责任时,他格外强调说:“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我们做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所应当十分警惕的。”这些话对我们教育目的和方法的提醒,实在是入木三分啊。

严济慈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谈了怎样做科学研究,他特别重视创造意识,认为“科学研究工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探索未知,科学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则要经过训练,要有导师指导,在学术上必须第一能够提出问题,第二善于解决问题。在评价什么是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时,他认为“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可以说我们的科研工作是第一流的。”今天有些人一味追求洋设备,老是在重复或改动别人的工作上花心思的做法,不是应当从严济慈先生的这番话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随着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人们容易看到的,是那些在成功科学家面前的鲜花和掌声,而严济慈先生则告诫我们:“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在怀念严济慈先生的日子里,我愿以先生的这句话和大家共勉,因为先生自己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去做的。

 

注:

[1] 本文原载于1996年12 月1 日《科技日报》。

[2] 钱临照(1906-1999),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起任中国科大教授,1978-1984年任中国科大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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