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事件的本质

————钓鱼岛主权纠纷的祸根与日本大国军事主义的圈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4 次 更新时间:2001-06-05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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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扬  

跨千年的两个五月无疑是令中华民族悲愤的。尚未从世纪末年“五八”之伤痛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又不得不在台海内战阴云的笼罩下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钓鱼岛这一事实。

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在海洋划界与军事战略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日本占有钓鱼岛,其海域可扩充近20万平方公里。钓鱼岛自1373年被中国渔民发现以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土。在19世纪末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之前,日本也从没未对钓鱼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日本人使用“尖阁列岛”(钓鱼岛)这一名称也是在1900年冲绳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氏写出《尖阁列岛探险纪事》一书之后。1940年,日本占领下的台北州渔民与日本冲绳县渔民为“尖阁群岛”的捕鱼权问题发生争执,当时东京法庭作出裁决:台湾胜诉,冲绳县败诉,“尖阁群岛”仍归台北州管辖。

从近代历史来看,钓鱼岛主权的纠纷源于三大祸根:

祸根之一:美国的强权政治与殖民主义

美国公然违背《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作出的关于“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决定,非法宣布了对“西南诸岛”及钓鱼岛的“施政权”。1971年 6月,美日在签订《归还冲绳条约》时,竟然以所谓的“日本拥有剩余主权”为由把钓鱼岛也列入“归还”的岛屿之内;1972年 5月,美国把联合国托管的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把钓鱼岛也交给了日本。是年,触发了全球华人的光辉的第一次保钓运动。

祸根之二: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优先理论”导致了中国在外交上的软弱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的政治哲学观点,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可否认,20多年来这一政治哲学观点和基本国策给文革后的中国带来的变化是辉煌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物欲的增长;精神、道德的沦丧;外交上的软弱;甚至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尚在演义中,想全面地评价邓小平倡导的政治哲学及其制定的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其双刃性目前已暴露无疑,过份地崇拜并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无疑是盲动与幼稚的。

中国在外交上的软弱已在“海湾战争”弃权票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在1999年朱容基访美“给美国人消消气”的言论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1999年5.8 炸馆事件是对沉迷于“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政府的第一针清醒剂;第一次促使中国高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所坚信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怀疑;也第一次使中国膺派挑战“经济发展中心”的基本国策,在中国的“表层政治”上取得上风。

1978年正是在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中日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当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邓小平没有向日本明确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仅仅对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表示,应把钓鱼台问题“交给下一代人处理”。

祸根之三:两岸政府的对峙使日本坐收鱼翁之利

据《解放军报》2000年5月4日报道,穷兵黩武、大肆扩展军备的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军事大国,在某些特定领域,日本的军事实力已与美国持平,其海军实力甚至有所超出两岸海军力量的总和。

大陆与台湾政府都对钓鱼岛宣称拥有主权,但因两岸互斗,内耗了大量的军力;再加上各存私心,两岸根本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有效地配合。当1989-92年,日本战机拦截在钓鱼台岛附近演习的中国战机的时候;当1996年 9月,陈毓祥宣布成立“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并乘“保钓号”前赴钓鱼台宣示主权葬身大海的时候;当1998年日本军舰在钓鱼岛撞破香港“保钓号”的时候;当2000年5月日本外务省公然宣称,拥有钓鱼台的主权,“日本青年社” 在钓鱼台上设置神社的行动“并没有违法”,并派军舰阻止香港记者的时候......已互相牵制得丝毫不能分神的两岸政府和军队除了空洞的外交抗议词令之外又哪里有多余的一点力量去抗击急剧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为。

日本人真可谓是机关算尽,不早不晚在2000年 5月两岸局势悬于一发的紧张时刻,重新挑起钓鱼岛争端。这无论对大陆还是台湾都是一个难题,尤其对大陆政府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两难选择:

(1) 大陆如与日本──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交战,势必要放松对台湾新政府台独倾向地挟制,到头来甚至可能丢了台湾。在与日本的交战中,势必要向台湾、美国暴露自己的海军实力。底牌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况且,无法预料美国与台湾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无法控制战争的结果及其对亚洲军事、政治格局带来的深刻影响。

(2) 如继续保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消极软弱处理方式,共产党、政府、军队的尊严、形象和威望必将重重地打个折扣,影响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以及社会的稳定,背上历史的骂名。

贫困与软弱都会导致挨打。大学士李鸿章当年签卖国条约的时候,我想以他的学识是肯定料到了他的可耻行为必会为后代所唾骂。可以想象,他签字的那一瞬间的心情是何其悲壮和无奈。在列强船坚炮利、国家腐败的情况下,他个人又能如何?5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虽还贫穷的中国人却以前所未有的气概与自信否定了以往与列强所签的不平等条约。韩战、越战哪有不敢打的仗;"苏修"、 "美帝",哪有不敢反的敌人。 或许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策在现在看来是值得怀疑与反思的;但在李鸿章、毛泽东均已成为历史,中国国力大有提高的今天,我们难道还有什么理由去奢望后代原谅我们丢失钓鱼岛的行径或在主权问题上埋下的第四个祸根吗?

作者云飞扬寄自北美 <<读者周刊>>收稿时间:200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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