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亦称“法兰克福审判”）开审六十周年。相较纽伦堡审判，中文读者对这场由德国司法机构独立开展的对前纳粹人员的审判，可能有些陌生；但若说到二〇〇八年那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朗读者》，相信很多读者都不陌生，影片中，对曾为奥斯维辛狱警的女主人公的庭审，就是对法兰克福审判的艺术性再现。三年里，检方共起诉了二十二名被告，约两万人旁听了审判，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正是法兰克福审判令奥斯维辛成了集中营的代名词。而审判的直接策划者就是德国黑森州犹太裔检察总长，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鲍尔在魏玛时期已是引人瞩目的左翼司法新锐。一九五二年，他因竭力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密谋案”的参与者、那些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国者”平反，成为战后德国的热点人物；法兰克福审判更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个人物按理会自然刻入公众的记忆，可现实却是，伴随鲍尔的突然离世，德国公众很快就将他遗忘了。几十年来，在司法界之外，几乎没几个德国人知道鲍尔，这一情况直至二十一世纪才开始改变。
二0一三年，法学博士罗南·斯坦克（Ronen Steinke）的《弗里茨·鲍尔： 法庭上的奥斯维辛》（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 ）一书，几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部被媒体誉为“法律工作者的必读书”，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弗斯库勒（AndreasVo?kuhle）教授热情推荐的传记，令鲍尔郑重回归德国公众生活。二0一五年，受到该书启发的电影《鲍尔的反抗》（Der Staatgegen FritzBauer ）大获成功；而该片导演拉斯·考姆（Lars Kraume）在二0一一年之前甚至未曾听说过鲍尔。
一
一九0三年七月十六日，弗里茨·鲍尔出生在符腾堡州斯图加特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一个典型的“自相矛盾”的犹太家庭：他的祖辈和父辈既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努力证明“自己与基督徒邻居们没什么不同”，又坚持犹太的信仰和文化传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法官，是这个严于自律、力争上游的家庭对子弟的深沉期许。早慧又勤奋的鲍尔没有让家人失望。
一九二八年，鲍尔以“极优等”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同年，任职斯图加特地方法院陪审法官，一九三0年升任正式法官（他可能是魏玛时期最年轻的地方法官），成为符腾堡州仅有的两名犹太法官之一。鲍尔外公的兄弟曾在一八八四年通过国家司法官考试，但终因民族和宗教问题未被录用。身为犹太人的鲍尔能成为德国的法官，这无疑是一个“现代”的果实，但在当时的德国，要捍卫这个果实，谈何容易。
鲍尔在大学时就深受各种排犹的右翼“兄弟会”侵扰（兄弟会虽是学生组织，但影响已越出校园），鲍尔也并不认同那些宣扬“复国主义”的“主流”犹太兄弟会。在海德堡大学时，他加入了一个被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犹太保守人士共同排斥的左翼犹太兄弟会“自由科学社”，该社主张超越宗教分歧和民族界别，以“现代、人文、进步”为宗旨，以“统一、正义、自由”为座右铭。鲍尔很快就因雄辩和博识成为该社的文胆。一九二二年，鲍尔到慕尼黑继续学业，此时的慕尼黑，将希特勒的话当成“律法”已成了风尚，在一片黑云压城的情势下，自由科学社的很多同仁感到绝望；但鲍尔坚信“没有奋战就无法前进”，十一月，他被推举为新社长。提及青年岁月，鲍尔曾用第三人称说：“他摇摇晃晃骑着堂吉诃德的瘦马，想将它变成特洛伊木马，在乱世中善加驱策，以寻求正义。”
鲍尔十七岁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他在斯图加特开始工作时，他是符腾堡州唯一一位社民党党籍的法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斯图加特是共和派的据点，纳粹在市议会中的势力并不大；但同时，“皇帝虽已离开，满朝的将军、官员和法官却都留了下来”，符腾堡法官们整体的精神取向是“保守和专制的”，鲍尔回忆道。这些法官常对右翼的非法行径从轻发落，对左翼人士则相当严厉。鲍尔后来说，这种“政治的司法”就是纳粹统治的“司法序曲”—他当年为与之对抗，在符腾堡州注册了一个“共和派法官协会”，但该州只有3% 的法官支持他。
自从回到斯图加特，鲍尔就和颇具影响力的社民党人库尔特·舒马赫（Kur t Schumacher）结成盟友，二人常一同到各地演讲，呼吁抑制蹿升的极端主义。即便一些敌对者听过演讲后也承认，鲍尔有“一种易于理解且非常吸引人的表达方式”。一九三一年，鲍尔接任舒马赫，成为“国旗团”（当时德国最大的捍卫宪政的跨党派组织）斯图加特分会主席，并投身“钢铁阵线”的组建，以对抗当时成立的极右翼政治联盟“哈尔茨堡阵线”（纳粹党也在其中）。一九三三年三月，鲍尔和舒马赫参与策划的反纳粹大罢工失败，二十三日，鲍尔被捕，七月，舒马赫被捕。在经历了几个集中营后，鲍尔于一九三六年流亡北欧。
即便在流亡中身受多种辖制，鲍尔仍不放弃“奋战”。一九四三年在瑞典，他与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威利·勃兰特等人创办期刊《社会主义论坛》。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宣布战败，兴奋雀跃的鲍尔五月九日便在斯德哥尔摩工会大廈发表了一场具有“纲领色彩”的演讲，号召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德国人齐力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德国。鲍尔显然认为战后的祖国在等待他，但现实却是：他又在北欧等待了四年，祖国才向他开了一道门缝。
流亡加速了鲍尔的衰老，而这四年更让鲍尔痛苦地认识到，非犹太裔与犹太裔德国人之间的鸿沟比战前更深了。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德国联邦议会近五百个议席里，只有三名犹太裔议员。同年，一位进过集中营的犹太医生获任奥芬巴赫市某医院主任医师，而该市市长直接干预，将其撤换，理由是人们担心这个医生有种族怨恨和报复心。基于同样的理由，很多人不愿看到鲍尔重披法袍。但他们远远低估了鲍尔的抱负—他要做的，是让德国“从废墟中绽放出新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鲍尔终于在时任社民党主席、老友舒马赫的帮助下，在下萨克森州的布伦瑞克谋得了一个司法职位。一九五0年，鲍尔升任下萨克森州检察总长（该州共三个“总座”，各自分管一片辖区）。自联邦德国成立，阿登纳政府事实上淡化了盟军对德国去纳粹化的政策导向。一九四九年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第一部“大赦法案”（一九五四年通过了第二部），赦免了在盟军监督下被德国司法机构判罚的大部分纳粹人员，甚至这些人员的判罚记录都被删除！在联邦议院和公务员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大批原纳粹文职人员重返公务系统。五六十年代的德国政界、司法界，大量旧政府人员盘根错节，构成了“广阔的联合战线”。而下萨克森正是战后“纳粹幽灵”的重要堡垒，极右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在这里具有绝对优势。
一九五一年六月，曾参加反抗运动、时任联邦内政部长的罗伯特·莱尔（Rober t Lehr）向萨克森检察机关控告“帝国党”前纳粹警卫团少校奥托·雷莫（一九四四年七月，就是雷莫将希特勒没被杀死的“喜讯”告知戈培尔的）公开将七月二十日密谋案的参与者诽谤为“叛国者”。此时公务系统的潜规则是“踩刹车的人比把事情公之于世的人更有机会升迁”，面对没有检察官愿意受理莱尔的控告的局面，并“鉴于这场审判的根本重要性”，鲍尔决定亲自接案上庭。
一九五二年，一个回归的犹太检察官起诉一个纳粹明星，这样的审判吸引了多方的关注。鲍尔也积极调动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将密谋者称为叛国者，既可被视为事实陈述，也可被视为意见判断，而“刑罚的利剑”不能指向意见，对此，鲍尔并无异议；法庭最终以“侮辱”而非“诽谤”判处雷莫三个月拘禁，对此，鲍尔也无异议。闭庭前，鲍尔做了一场令《时代周刊》（Die Zeit ）记者“目瞪口呆”的结案陈词，他向法庭内外的德国人申明：“不服从藐视人道的法律，是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不服从暴君是德意志文化的本质”；叛国罪的构成要件是行为者意图主动危害国家，给国家带来严重不利，而“密谋”的士官们却是意图“主动缩短战争，挽救德国人的生命，挽救德国的声誉”！
鲍尔意图通过下萨克森的法庭达成的不是惩罚某个人，而是激发德国人对国家义务与公民责任的反思。鲍尔的苦心得到了回应，法庭外围绕审判出现了各种辩论，有些辩论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法庭上的控辩攻防”。民调显示，该审判前，只有38% 的联邦公民认同反抗将士的行为，审判后，认同率达到了58%。被希特勒枪决的密谋者之一、“独眼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曾与鲍尔就读同所中学。战后，因为上校是“叛国者”，他的家属一直被联邦政府排斥在军眷抚恤行列之外，是一九五二年的审判将上校和他的家人“从国家的谴责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还有许多被第三帝国以叛国罪处死的士官们要至二0一0年才终得平反。正义无法一蹴而就，但一九五二年的审判不仅让更多的德国人明白了，对不义政权的反抗不是叛国，也令鲍尔对纽伦堡审判的宗旨—法庭应是“形塑人们历史理解的场所”—更具信心。
一九五六年，鲍尔站到了德国检察机构的“峰顶”，获任黑森州检察总长（该州是联邦德国唯一一个只有一位“总座”的大邦），他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应当是神圣的。照顾和保护他们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作为对职务的承诺。
二
自“二战”结束，鲍尔就一直呼吁，德国应“独立地”审判纳粹，新德国需要以此向世界证明其愿意与“无法无天的过去决裂”。一九五七年，鲍尔得到情报，第三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部主任、“最终解决方案”（旨在灭绝犹太人）的直接承办者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鲍尔立刻行动，筹划逮捕艾希曼。其实，“盖伦组织”（GehlenOrgani zat ion，德国联邦情报局前身）早就知道艾希曼的下落，正因有一层天网护佑，许多纳粹分子才能逍遥法外。阿登纳时期，有八位部长曾是帝国的要员；警务系统中，不少身居要职者都曾以“惊人的程度”参与了纳粹罪行；能影响情报和司法部门，左右内政部人事安排的国务秘书汉斯·格娄伯克（Hans Clobke）就是一个与帝国种族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的人物。让艾希曼在德国受审，不知会牵扯出多少现任人员，联邦政府的合法性都会被质疑，美国也不希望如此。对这些情况，鲍尔非常清楚。
战后初期，占领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对德国人展开的报复行为，残暴程度不亚于纳粹，这极大强化了德国民众对战胜方的敌意。纽伦堡审判结束时，6% 的德国人认为审判不公，至一九五0年，这一比率上升至30%。一九五八年，德国联邦法院表示，“联邦共和国在司法上不承认任何一个纽伦堡审判的判决”，联邦司法部长将“不予承认”视为“有关德国的尊严”。在“删除过去”的政策性导向下，德国战后的一代在很长时间里普遍缺乏对第三帝国的了解，他们要么不知有集中营，要么以为那是“保护性拘留所”。虽如英国史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中所言，“若没有集体失忆症，战后欧洲令人惊讶的复苏是不可能的”，但一个历史记忆被中断甚至被篡改的民族真会有光明的未来吗？鲍尔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鲍尔致力将艾希曼送上德国法庭，就是意图促动德国政府重启被中断的“去纳粹化”进程，唤醒德国人正视自己的过去。然而，各方设限令鲍尔举步维艰。最终，他决定将情报送给摩萨德，请以色列逮捕艾希曼，并将之引渡到德国—以色列在鲍尔去世多年后，才公布了这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前历史。德国政府没有同意鲍尔的引渡申请，而当时需要德国军援的以色列也不会将艾希曼交给德国。一九四五年的鲍尔曾写道：“新德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正义的国家。”而一九五七年的鲍尔，则因深感挫败显得更苍老了……
但现实的严酷仍未打磨掉他身上的倔强，此时的鲍尔愈加清楚，没有一个“诚实的、德国的《我控诉》”，这个国家将无法绽放出新的生命。将纳粹的高阶人士绳之以法，阻力太大；鲍尔遂决定将纳粹的“虾兵蟹将”送上法庭。以二十二名纳粹中下層人员为对象的“法兰克福审判”就是鲍尔用尽最后的气力，为德国人提供的一个大型“启蒙”课堂—二0一四年的电影《缄默的迷宫》讲述了为开启这场审判，鲍尔和同仁们经历的万难。这场有三百一十九名证人（包括一百八十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出庭的审判令德国人“大开眼界”，一次次“瞠目结舌”。
《朗读者》的女主人公汉娜在集中营外既有爱心又有公德心，她会在遇到陌生人生病时伸出援手，还会把奶瓶在送去回收前清洗干净。但这个普通的良民，同时会面不改色地谋害无辜：当关押囚犯的教堂着火时，她和她的同事不打开大门，反将之锁死，几百人因此丧命。法庭上，面对谋杀指控，她以内含着反诘语气的陈述句，躁怒地自我辩护：“我们是狱警，我们的工作（难道不）就是看住囚犯！”
艾希曼说，他“如果”参与了杀人，也仅仅是在履行公务，并非出于针对性的恶意，这同样是汉娜，也是法兰克福法庭上被告们的基本辩词。但不同的是，艾希曼是在诡辩，而汉娜是在说真心话！艾希曼绝不是个无知、被动的螺丝，他始终对种族清洗怀抱由衷热情，他在阿根廷时还多次向当地极右人士坦陈，为没能灭绝犹太这个“劣等种族”感到不甘甚至愤怒（相关材料已很确凿）。而汉娜却没有明确的种族观、政治观，对她而言，（协从）杀人就是一个与在公交车上检票无异的谋生工作而已。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是汉娜，还是现实中法兰克福的被告们，他们都并非“只能”“必须”效力奥斯维辛，即便“入行”后，他们也有权选择“改行”；换言之，他们没有“拒绝（协从）杀人”的清醒意愿！
法兰克福的法庭向德国民众发出这样的训告：形式上的合法性（集中营是帝国的合法机构）不能改变事实性的犯罪本质，人的义务，优先于工作的职责！德国人在战后（在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普遍自我认知是，普通的德国人民只是被希特勒绑架的受害者；而法兰克福审判传递的信息是：没有“普通人”的主动支持或默许，希特勒政权不可能存在。现实中的恶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成就的，普通的德国人也许不须为帝国的战争和屠杀罪行承担“法律”责任，但却对之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这堂大课，太残酷了……
鲍尔绝少提及他在集中营遭受的折磨，他不愿加深人们对他的误解—一个“报复心重的犹太人”。对鲍尔来说，复仇是虚妄的，“惩罚应是为了预防和杜绝”，这是他毕生坚持的刑事原则。鲍尔身上既有《旧约》的严厉，又有《新约》的慈悲。他欲将法兰克福的法庭锻造成一个启蒙的方舟，载着德国人，驶向“现代”。但三年的审判“警醒”了他。审判结束前后，民调显示，63% 的德国男性和75% 的女性不赞成对纳粹罪行进行追诉。鲍尔极其失望地对记者说，法兰克福审判的教育意义“微乎其微”。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鲍尔死在家中的浴缸里，他常年服用安眠药。关于死因，官方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是自杀”，“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杀”。
三
晚年的鲍尔有一种“直击人心”的“深沉、咆哮的声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在一档电视座谈节目中对年轻人说，德国有美丽的山川，有歌德、席勒，“但那不是我们的成就，我们必须以自己的作为，让自己骄傲”。鲍尔很看重年轻人，毕竟他们才是德国的未来。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我相信德国的年轻人已准备好去了解德国整体的历史，那些他们的父母难以面对的事情。”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法兰克福审判让他们看到的历史太沉重，且满是芒刺，他们被刺伤了……他们需要时间，关起门来舔舐伤口，就像《朗读者》的男主人公迈克。
《朗读者》小说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 ink）生于一九四四年，是迈克的同代人。而今，迈克们的孩子都已成人。宪法法院院长弗斯库勒教授、导演拉斯·考姆、传记作者斯坦克博士，分别生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三和一九八三年。当年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已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作为”深感骄傲。法兰克福审判的历史重要性被重新肯定；二0一七年，记录该审判的一百零三盘原始磁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錄”；曾经“消失”的鲍尔也以各种形式被郑重纪念，他对当代德国的贡献不会再被（选择性）遗忘。
今年是弗里茨·鲍尔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