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塞缪尔-亨廷顿齐名的大牌学者。他十余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得以再版，表明了这一理论持续的生命力。福山在该书序言中回应了这些年来对终结论的种种质疑和批评，但它并不会引起美国思想界的兴奋。真正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著《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近日，保罗-威尔福茨在“女友门”丑闻中交出世界银行帅印。随着重要成员一个个淡出政治舞台，“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正显出日薄西山的迹象。福山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大将，他在世纪之交积极参与了新保少壮派威廉姆-科里斯托（William Kristol ）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主持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然而，伊战之后福山与新保路线渐行渐远，《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更是立场鲜明地与新保圈子划清了界限。福山在此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即是，在新保守主义破产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走向何方。
该书第二章“新保遗产”轻车熟路地梳理了新保守主义长达七十年的思想谱系。新保思想的起源可以简单归结为“一所学校，两位学者”。同世界上其他重要思潮一样，新保守主义也少不了犹太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哈佛等美国顶尖大学限制招收犹太裔学生，一批有着移民工人家庭背景的犹太青年纷纷入读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其中就有后来美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丹尼尔-贝尔、西蒙-李普塞特和有“新保教父”之称的艾尔-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这一早年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形成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六十年代创办了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以制衡激进的新左派运动，反对大规模的国家福利项目。《公共利益》主要关注国内政策，为补其不足，克里斯托后来又创办了讨论保守派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涉及新保起源的两位学者分别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和核战略理论家阿尔伯特-沃斯坦特（Albert Wohlstetter）。前者的大名在国内政治学界已经如雷贯耳，不必多作介绍，需要注意的是此公的犹太血统。沃斯坦特虽非犹太人，但同样就读纽约城市学院，他的两大新保弟子沃尔福茨和派勒（Richard Perle）也是犹太人，难怪有人把新保运动与犹太阴谋划上等号。去年三月，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施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与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M. Walt）在《伦敦书评》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指陈新保圈子与犹太游说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外界的普遍印象相反，福山认为，将伊拉克战争的思想源头硬拉到施特劳斯头上实在荒谬。如果你问小布什或切尼谁是施特劳斯，他们很可能会想起那位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与新保的人脉联系仅在于沃尔福茨——后者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上过前者几堂课而已。不过，施特劳斯关于政权性质的论述对新保守主义多多少少有些影响。通过仔细阅读古希腊政治学经典，施特劳斯认为政权性质，如民主或是独裁，的确塑造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政府政策。相比之下，沃斯坦特对新保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他的几个学生都成为布什政府任内的高级官员。这位数理逻辑学出身的核战略家一贯批评 “相互确保理论”。在他看来，这一基于两败俱伤前景的威慑理论既不道德也没有效力，尤其是在现实战略中不足以胁迫苏联就范。沃尔福茨等人继承了沃斯坦特对冷战的悲观看法，他们曾经联手反对基辛格等现实主义派通过核武限制达到相互确保的目的。
七十年代末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新保守主义也渐渐与其他保守主义合流，如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宗教与文化保守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变得面目模糊，其成员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一致，在冷战结束之后尤其如此。但强调政权性质的重要性和现实主义的相对性这两点依然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共识。至于那种志在推广民主的强硬干预政策，其实是新保少壮派头脑发热的产物。1996年，威廉姆和卡根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力主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应该充当“仁慈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抵制甚至扫除这个世界的“邪恶力量”，实现政权变更。这一主张在几年后成为布什伊战政策的基调。所谓新保的破产其实也就是这一少壮派新保理论的破产。
在理清新保思想脉落之后，福山概括出这一政治派别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美国外交政策应反映其自由民主价值理念；其次，美国的庞大力量应用于道德意义上的政治目标；第三，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最后，怀疑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福山看来，新保守主义在伊战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源于威廉姆等人忘记了其中第三项原则，试图短期内在伊拉克这个种族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第五章回顾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理论，福山坦陈，我们现在对如何将强健的制度输入发展中国家还所知不多。他并不全然反对干预政策，但是提醒美国政府关注其他国家内部的制度演进，不能像新保那样鲁莽行事。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一书中更多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传统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四大流派，新保守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大派别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派的国际主义以及“杰克逊式”（Jacksonian）的美国民族主义。最后一派中国读者多不熟悉，这里略作一介绍。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美国历史上第七任总统，1829年至1837年在任。此公生前在1815年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大败英军，还曾多次夺得印第安人的领地。杰克逊式的民族主义比较偏重国家安全，不信任多边外交，甚至走向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近年来新保与杰克逊派联手对付现实主义派，赢得了在伊战问题的主导权。
福山在书中对这四派主张作了比较，兼收并蓄地采取了从现实主义出发支持威尔逊主义的立场（Realistic Wilsonianism）。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矛盾，因为威尔逊主义开创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大唱反调。如果说新保守主义等于威尔逊主义减去国际组织，福山的外交政策主张则相当于现实主义加上国际组织。福山同新保一样承认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现有问题，但他强调国际组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尤其是北约这种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他并不认为单一国际组织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此转而提倡“多元的多边主义”（multi-multilateralism）。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支持众多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竞争的国际组织，这样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就可以有选择地借助相应的机构团结盟友或是打击对手。
在2005年初的《外交》杂志上，福山提出了将现有的六方会谈转变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大国协商机制。他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明确指出，“（东亚地区）基本的战略选择在于任何新的政治架构是否应该包括中国。”根据“多元的多边主义”，他进一步提出美国在东亚事务方面可寻求两种国际组织，一种包括中国，一种不包括。在福山最近的一次讲座中，笔者就中国崛起问题请教福山。他首先承认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今后二十年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随后具体的回答则有些模棱两可：福山一方面不认为中国必然重复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中的大国毕竟会和当前的超级大国有所冲突。他因而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在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可见，福山并非单纯的遏制派或是接触派，而是并用两种手段的“双管齐下派”。
《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导向实质上是美国保守主义外交路线的一次内部修正，从单边主义转向国际机构，从武力干涉转向软实力。这位坚信自由民主政体终将一统天下的学者自然不会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忽视国家政权性质，他的思想只不过比新保诸公更加慎密和周全。同新保拉开距离后，福山在2005年调用《国家利益》部分人马，创办了兼顾内政外交的评论刊物《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随着《公共利益》于2004年寿终正寝，《美国利益》很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前沿舆论阵地。福山将怎样领导这一保守派转向还有待观察。
在布什任内，福山的政策主张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我们现在也很难判断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采纳他的建议。《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只花了极少的篇幅谈到中国，因为布什政府目前的外交重点依然是伊拉克问题。然而，当美国政府从伊战中抽身出来，必然会将目光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应针对美国保守派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选项，及早做好准备。同时，福山“多元的多边主义”也有助于打开中国人自己的外交思路。外交政策圈可以参考这一思想重新审视中国与众多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谋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创建、加入、疏离和反对特定的国际组织。
顺便说一句，美国外交界早年重用有欧洲移民背景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现在赖斯、福山和扎卡瑞亚等非洲裔和亚裔面孔也颇成气候。在外交政策这样重要的领域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正是美国国力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5．29．2007．
作者单位：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