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泰坦尼克号”:西方传统建构与种族主义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71 次 更新时间:2023-08-30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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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益  

二〇二二年是“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的一百一十周年,也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上映二十五周年。隨着美国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纪录片《六人》(The Six , 2〇21)以及同名著作《六人》([ 美] 施万克著,中信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的陆续上映和出版,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重新上映,与“泰坦尼克号”海难相关的问题被重新推回公众视野。《六人》讲述的是“泰坦尼克号”上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

“泰坦尼克号”是二十世纪人类科技的象征,是“漂浮的社会缩影”(搭载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乘客,他们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它的失事可以引出政治、法律、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船上的华人在海难后的遭遇又可以引出美国的《排华法案》以及华人劳工、华人移民等问题。但一百一十年来,“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重点一直围绕着爱、勇气与命运展开。这种叙事的结果,在当时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幸存者的命运,参与到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流传中。今天,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六人》,仍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只是《六人》的叙述主角变成了中国人,但它骨子里仍然是有关命运、爱以及勇气的叙述,这些都是西方传统的延续和再次建构。“泰坦尼克号”海难是一个思想事件,既交织着西方传统的自我建构,又若隐若现着种族主义,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施万克的纪录片和著作均命名为《六人》,但“命运”问题在著作中更为突出。施万克说:“我们要呈现的这个故事并不是‘泰坦尼克号自身的故事, 而是关于这几名中国乘客如何幸存以及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这才是这个故事格外突出之处。”这个说法让我们意识到命运问题才是《六人》的命意所在。并非巧合的是,卡梅隆在本书序言中也对《六人》做出了有关命运、勇气的解读。他说:“那个中国男人求生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激发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结尾的拍摄灵感,即众所周知的杰克与露丝生离死别的情节。……《六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群由于命运使然而最终登上这艘历史上最著名巨轮的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和考验, 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也证明了对于像这六个中国人一样坚韧和勇敢的人们来说,即使是一次如此巨大的海难也淹没不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决心。”卡梅隆不仅提示了《六人》这部书的主旨所在,也指明了《泰坦尼克号》与《六人》相通的精神内涵。由此可知,命运、勇气是本书的主旨,而非海难本身。六名中国人的境遇—海难、二十世纪初艰难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局势,西方人对“六人”的侮辱性指控、与家乡亲人的纽带,都成为衬托他们与命运抗争的背景。

这种有关勇气与命运的叙述,表现的是人通过德性与命运和自然抗争,这是西方传统的主题。从荷马的《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到现代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贯穿着这一主题。同样,“与命运抗争”也贯穿于《六人》的叙述中。该书第一章“一块木板”里,作者讲述了方荣山落水时的所思所想,面对死亡的心境,以及他通过抓住木板坚持到救援到来,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茫茫大海中因为波塞冬惩罚而落水的奥德修斯,后来因为女神相助而得以幸存的故事。《六人》第六章“逃离”部分,再次讲到方荣山在落水时如何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坚强而获救,这种感觉再次袭来,它提示我们,对“泰坦尼克号”的叙述已经慢慢被西方传统吸纳,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这种传统在尝试吸纳其他民族或者他者的故事。方荣山等人虽是中国人,但“命运”明显不是中国传统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没有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在对这一“海难”的叙述中,西方的问题不断涌现。

历史叙述原本就承担着教育民众以及凝聚和塑造民族意识的功能。对于灾难,除了鉴往知来外,最大的意义就是如何理解和消化它。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的理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的方式。他在该作品中曾经探讨过“疏离”问题,即当自我亲身经历灾难时,只会产生恐惧,如果灾难没有落在自己身上,“恐惧”就会转化成“怜悯”,进而形成对“命运”的一种认识,并且达成对观众(听众)的教育或者净化。面对一百年前的海难,任何叙述都不会仅仅停留在“灾难”这个层面。当然可以去追问灾难的原因,从而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这些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技术条件来解决,但更难的是在德性的层面理解海难。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之后,有关它的创作和研究一直是它思想的一部分,这百年来出版的相当多的回忆录及相关的研究资料,都构成了英美历史和西方传统的一部分,美德、勇气、爱情渐渐代替了苦难、灾难等问题。

《六人》中,这一西方传统的主题则是通过讲述方荣山的故事突显出来。这不仅因为方荣山的经历在六位中国人中最完整可靠,更是由于方荣山的一生最艰难坎坷,他的品格更坚毅,他的故事最传奇。总之,方荣山的一生非常契合《六人》的主旨:在艰难的社会背景和人生际遇下,为了生存而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开头即表达了对方荣山与命运抗争的智慧和勇气的赞扬;二是六人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中的真相,包括“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海难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指控;三是六人在海难之后的生存和抗争。这样的结构所展现的视角是—正如施万克在“前言”中所说—“中国乘客如何幸存及他们的最终命运如何”。也就是说,海难本身也是凸显“命运”问题的一部分,并且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从施万克讲述的视角来论证对方荣山故事的建构在突显《六人》主旨上发挥的作用。

首先,是《六人》的两个“开头”。作品中的开头是“一块木板”,这是方荣山人生最英勇的时刻。他没有搭上救生艇,坚持到巨轮沉没的最后时刻也不愿与同伴分离,他宁愿拼尽力气游泳也不愿借力于浮尸,在冰冷的海水中坚持着,并不确定救援是否会到来。最终他赢得了命运的眷顾。另一个是方荣山人生的开头。施万克“想象”了方荣山的少年时代:他喜欢读书,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一点与方荣山在美国只穿西装、打领带遥相呼应,代表一种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施万克通过这个细节,勾勒(想象)出人物对自我的期待。这种对人物精神的“想象”贯穿于作品中,又主要体现在方荣山身上。比如海难发生前在船舱中畅想未来,海难发生后在海里挣扎的思想活动,等等。“想象”体现的是作者对人物的理解,同时也是作者思想的投影。

其次,施万克极力讲述了方荣山一生为了梦想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少年时,方荣山想要读书,但家庭的贫困和社会环境逼迫他走向大海的旅途,夢想第一次破灭;方荣山在海难中幸存,但他到美国生活的梦想破灭,这是第二次失败;他坚持了下来,再次等待机会,终于在一九二〇年入境美国,不过离梦想仍然遥远;一九四三年《排华法案》废除,他也没能如愿成为美国公民,直到一九五六年才终于如愿以偿。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靠做餐馆服务生支持家乡亲人,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用施万克的话说,他“直面挑战”“从未放弃”,他的一生就是传奇和神话。

方荣山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但施万克“发掘”了他,也“塑造”了他,并为之赋予了崇高的精神意义。如果说“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时,西方人极力淡化海难灾难性的一面,突显“盎格鲁- 撒克逊”人英勇无畏的“骑士精神”;那么《六人》中,施万克则通过海难、排华运动、歧视、战争等方面突显了方荣山的坚韧、勇毅和决心。这也是《泰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的最后时刻所要讲述的精神。如果把方荣山成为美国公民的梦想比喻成奥德赛的“归家”过程,也可以看到其中一脉相承之处。

但是中国学者程巍则提供了一个看待“泰坦尼克号”海难不同的视角。他是从中国人的问题出发,探讨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污蔑在西方的思想根源及其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和文化背景,虽然,在面对的人物和问题上,他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漓江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与《六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处:澄清中国人受到的诬蔑;对西方报章恶意指控的谴责;解释事件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特别是排华问题;以及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所引述的材料,等等。且他们两人都受到卡梅隆电影的启发。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曾经拍摄了有关中国人在船上的镜头和在海里趴在木板上的片段,但一九九七年的版本中只采用了部分且观众难以觉察,到二〇一二年的3D增补版时又增加了一个明显的华人镜头。程巍在“后记”中提到,他在电影中捕捉到一闪而过的中国人,从而形成了他的问题意识。而施万克发现他要给英语国家读者讲述“海神号”时,读者会想到《泰坦尼克号》,后来兴趣便慢慢转移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再到“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问题。施万克的心路历程也表明,“泰坦尼克号”已经嵌入西方人的历史记忆,成为西方的文化符号。两者的不同也很明显,即在叙述的内涵和精神谱系上,《六人》与《泰坦尼克号》一脉相承。

程巍书中“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是西方的一个“他者”,折射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偏见。也因此,程巍在《六人》的纪录片中有三十几秒的镜头,展示了他从“种族主义想象”的角度解释“海难叙事”中对中国人的污蔑。程巍翻阅了大量的报章,分析了流传于报章中的“海难叙事”的时间线索、演变过程,发现那些自相矛盾、不切实际的对中国人的指控几乎都是“层累地造成”的。程巍的关注点在于,是哪些社会政治、思想背景导致了这些关于中国人的离奇的、破绽百出的侮辱性故事不断被述说、编造和大量流行。他认为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是多种因素合谋的结果,包括:英美两国政府及白星航运公司等直接利益集团将“海难叙事”往道德方面引导,这对幸存者的证言和叙述造成道德压力;新闻媒体中“美式新闻”的泛滥,大量对盎格鲁- 撒克逊英雄主义的宣扬和对华人的污蔑报道;契合了《排华法案》的实施;源于基督教的种族主义思想和英国人建构的“世界历史- 地理模式”对他民族的仇视;等等。而这些因素中,“种族主义想象”又是最关键的一环。程巍相信,那些宣称“目睹”了根本未曾发生的事件的西方人,正是“出于他们对华人的‘种族卑劣性的‘相信”。

但施万克显然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虽然在纪录片中引用了程巍的说法,但这毋宁说是为了澄清。因为施万克和他的团队通过复制C号折叠船得出结论:“没有人捏造事实,只是他们的视线和角度让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且幸存者小男孩弗兰克的说法也证明,是由于中国人蹲在船尾,身着黑色长外套和圆帽子,才被误当作女人。因此施万克认为对中国人的恶意指控是“出于愤怒、激动的情绪和无知”。基于以上两点,施万克说那些“充满恶意的谣言”“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和理性的评价”。这里,施万克实则隐晦地指出了程巍的评价是不理性的。但是,事实上《六人》所提供的证据也可以支撑程巍的论点。比如藏匿、假扮女人的行为原本发生在非中国人(如三名意大利、爱尔兰或英国男子扮成女人,菲利普·赞尼趁船员不注意躲进六号船座板下)身上,而偷渡原本应在白星航运公司公布乘客名单后自动澄清,但这些罪名却统统被加诸中国人身上。且施万克自己也说“藏匿船底与假扮女人是相互矛盾的”,“一个人得跟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才会相信这样一个完全荒谬的故事”。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出于愤怒、激动的情绪和无知”可以解释的。

由此,我们发现,程巍和施万克面对类似的材料,却是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折射出他们不同的出发点和立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旨在理清谣言产生、传播的机制,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础。程巍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除了澄清事实以外,还探讨了这个“丑闻”在中国的接受和演化。恰逢民国初立,新文化运动前夕,在没有辨伪的情况下,这一“丑闻”变成“国耻”,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一部分,参与了国民性批判话语。一方面,西方人借“他者”完成自身崇高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不但对这一事实没有质疑,反而接受了这种邪恶的形象,完成了自我矮化。这构成了强势文化的一种权力的单向输出,程巍的书就是要质疑这种单向蛮横的权力关系。程巍既要澄清当时的事实,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批判这种自我矮化的思想。

但“种族主义”没有成为施万克的核心关切,他在极力地,但很隐晦地澄清这个问题。《六人》既与以往的西方海难叙事构成对话关系,又与程巍的言说构成对话关系,由此体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的不同关注。在澄清了这一问题后,施万克自然地将主题引向了六人(主要是方荣山)的命运,让这部著作的核心旨趣悄然转变。方荣山的故事成为书中的主线,叙述视角从他小时候在江门的生活,到香港,再到美国的生活,方荣山一生的经历、命运和与命运抗争的图景逐渐向读者敞开。这一叙述在使人物形象逐渐丰满的同时,也将全书的重点落在了方荣山的“命运”问题上。因此,方荣山虽是一个中国人,但在《六人》中又变成一个“西方人”,一个追寻“美国梦”的新美国人,一个具有美国品质的华人。从这个角度,西方人巧妙地把中国人的故事讲成了西方人的故事;巧妙地把中国人的个人历史嵌入西方的大历史中,悄无声息地将中国人西方化。

综上所述,《六人》的主角虽是中国人,但无论故事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还是叙述中所要突显的精神品质,都表明《六人》仍然是西方式的故事。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将贫弱中国的子民当作“他者”,以衬托“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骑士精神”,一百年后这个“他者”成为这种“英雄主义”话语的一部分。由《六人》反观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历史,可以发现,种族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自我建构的一个副产品。我们不必过于纠缠这种种族主义话语,但需要意识到《六人》虽然采用的是纪录片这样的纪实体裁,却并非一个完全“客观”的描述。今天,我们既要重新认识西方,也需要能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用中国人的传统重新讲述有关“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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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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