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10 次 更新时间:2023-11-1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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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念申  

二0二二年,美国苹果电视(Apple TV)推出了讲述在日朝鲜移民经历的电视剧《弹子球游戏》,目前已播出第一季。本季的结尾,主人公顺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将自制泡菜用小车推着,顶着路人嫌恶的表情来到大阪的火车站。在嘈杂的人流中,她开始叫卖,声音从胆怯羞涩,到逐渐豪气万丈:“您吃过朝鲜泡菜(Kimchi)嗎”“请尝尝泡菜”“大阪最好吃的泡菜”“城里最好吃的泡菜”,直到最后那一句:“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摄影机的视角从顺子弱小的身躯上扬,直至鸟瞰着整个火车站地区。

《弹子球游戏》 (Pachinko ,又译《柏青哥》)是韩裔美籍作家李敏金(Min Jin Lee)发表于二0一七年的英文小说。小说聚焦于一家三代人,其时间线索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讲述了在日朝鲜移民的煎熬、忍耐与情感。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得到广泛好评,斩获多项奖励,许多国家很快出版了译本。电视剧则大致对应小说的第一部分“故乡”。

二十世纪初,朝鲜被日本殖民。在釜山的一处小渔村,主人公顺子和守寡的母亲以开旅店维持生计。她年少聪颖,但对男女情愫懵懂无知。被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朝鲜富商诱惑,顺子不慎怀孕。当得知富商在日本已有家室,无意娶她,她坚决拒绝当情妇。此时,从平壤来到釜山的牧师白以撒,因病滞留在顺子母亲的旅店,受到母女的悉心照料。得知顺子的不幸遭遇后,白以撒毅然决定娶顺子为妻,并带着她投奔在日本的哥哥一家。他们同哥哥一起,住在朝鲜劳工聚居的贫民窟。白以撒在劳工中传播左翼思想,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哥哥也丢失工作,一家人顿时生活无着。在这个情节设定下,火车站卖泡菜的场景出现了。它象征着人物命运的转折。

原著里,顺子卖泡菜的段落,和电视剧的处理稍有不同。中文译本如下:

……顺子看着他们(指她的儿子和嫂子)走远。他们一走出听力范围,顺子便大叫起来:“泡菜!美味的泡菜!泡菜!美味的泡菜!太美味了!美味的泡菜!”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熟悉,倒不是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声音,而是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她小时每次去市集的情形。一开始,她和爹爹一起去;后来,她长大了,便一个人去;再后来,她有了心上人,去市集都渴望吸引她心爱之人的目光。大婶们叫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现在,她也和她们一样了。“泡菜!泡菜!自家做的泡菜!亚野区最美味的泡菜!比你祖母做的更美味!好吃,太好吃了!”

电视剧以视觉形式着力延展了空间——火车站、城市、世界,小说中的卖泡菜场景则追溯了时间:她的童年、少年、青春,以及过去在朝鲜的生活。在小说中,时间/ 历史成为理解个人机遇最重要的舞台。李敏金在开篇就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她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历史辜负了我们,但没有关系。”

“在日朝鲜人”(zainichi)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在小说中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熟悉东亚近现代历史,尤其关注朝鲜离散群体的人来说,故事的背景和线索,或许并不陌生,但小说与电视剧从微观的视角,凝视一般历史学者不太会注意的小人物、个体生命和日常之物,更为生动和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命运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关系。

以顺子为代表的在日朝鲜人,和以在日朝鲜人为代表的“离散朝鲜人”群体,是观察东亚近现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视角。跳开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们需要了解发生离散的真实历史背景。十九到二十世纪,处于帝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是东亚最为动荡的社会之一。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挤压下,朝鲜半岛上的家庭和个人,离开故乡,不断流散到国外。其中最大的一群,跨过图们江和鸭绿江,定居在中国东北。他们最初是以朝鲜北部的两个贫困省份——咸镜道和平安道的灾民为主,本来是为求生,冒死垦种荒地。但恰好清政府在面对俄国地缘压力时,改变实行了两个多世纪的封禁政策,大力开发东北边疆,这批垦民便定居下来。在经历了从日俄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后,留下的朝鲜人成为东北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朝鲜族”。另外一群,沿陆路迁移到与朝鲜东北角接壤的俄罗斯,成为开发俄帝国新边疆——沿海州的主力之一。这些朝鲜移民及其后裔,在尝试融入俄罗斯社会的同时,也和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互通声息,保留了本民族文化。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与苏联敌对,斯大林担心在沿海州的朝鲜人为日本刺探情报,下令将他们整体迁移到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后代被称为“高丽人”。

李敏金着力表现的“在日朝鲜人”,很多是二十世纪前期,为填补日本本国劳动力缺失,而移居日本的。他们自己的土地,被日本殖民机构兼并,逐渐转移到在朝鲜的日本移民手中,他们则来到殖民者的国度,充当廉价劳动力,忍受着非人的社会歧视和资本剥削。电视剧中,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关东大地震情节。地震过后,在日朝鲜人被污蔑为投毒犯,遭私刑凌虐,成了灾民群体中的“毒药猫”。这段情节,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另外一小群条件稍好的移民,去到美国的夏威夷以及西海岸,成为所谓“亚裔美国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在美同胞”的数量,在朝鲜战争之后逐渐增加,主要来源于与美国建立冷战—后冷战同盟关系的韩国。出生于首尔的李敏金,就是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的。

名著《朝鲜战争的起源》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估计:大约有11% 的朝鲜人口,在“二战”结束前离开故土。这个数字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增加,据加拿大历史学家施恩德(Andre Schmid)总结,目前学界的估计是在13% 到20% 之间。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朝鲜,总人口的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包括男女老幼—都离开了故乡,飘散到世界各地。这在东亚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全球离散的朝鲜人群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命运遭遇各不相同。其中,有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沿海州从事武装抗日的战士,有在中国内地奔走联络的独立运动家,有去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民族主义者,也有数量众多的、加入到日本各类殖民机构中的“合作者”(所谓“韩奸”)。而即使是反日的独立运动人士,也有左翼、右翼、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想路径。也许其共同点,只在于对“朝鲜(韩)民族”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想象。但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形态,对这群“失国之族”(stateless nation)而言,是不明确的。这也导致,当国家终于“光复”,国家旋即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战后回到朝鲜半岛。此时的故国,却在美国的提议下被南北分割,分别由美苏占领。很快,冷战阴霾笼罩东亚,本来只作为临时受降分界线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成了两个对立阵营的分界线,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内化至半岛内部。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进一步强化了对峙。在冷战后期,三八线又成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国境线。家园南北分裂,认同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民族国家”,却是以对方为镜像,完成自身合法性的构建,直至今天。

需要注意的是,数量更多的移民,却并不是以上这些精英,而是像顺子一样普普通通的朝鲜人:在东北垦荒的农民、强征到日本的劳工、随日军侵略而流离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的“慰安妇”、被斯大林强行迁徙到中亚的定居者……他们颠沛的旅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以及通过家庭、家族、亲友、同鄉、同胞构筑起来的人的网络,跨越了东亚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边界,并且串联起一部完整的东亚近代史。

顺子和她的家庭,选择留在了日本,成为战后“在日朝鲜人”。和作为中国公民的“朝鲜族”不同,“在日”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群体,而是随着冷战对半岛的撕裂而撕裂。战后初期,大多数在日朝鲜人,认同北部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他们成立的组织“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接受朝鲜国家的资助,兴办朝鲜子弟学校,设立银行,出版刊物。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日朝之间的民间外交机构。他们或者无法、或者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也不愿加入韩国国籍,故在当地属无国籍人。在后冷战时代的日本社会,“总联”日益边缘化。而随着日韩建立邦交、冷战后经济政治天平朝南方倾斜,认同大韩民国的组织“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则获得了更多资源和人员,对日韩关系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韩日右翼势力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成为二0二二年安倍遇刺事件后,引发众多讨论的一大话题。

而无论是“总联”还是“民团”,在日朝鲜人经营的主要产业之一,都是弹子球游戏厅。因为在民众印象中,游戏厅总与操纵赌博、黑帮活动纠结不清,所以朝鲜人在这个产业的成功,又反过来加深了日本社会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据说李敏金最初打算以《祖国》为题出版这部小说,但她在访谈中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总是多多少少和弹子球游戏产业有联系,便改以现在的标题。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弹子球游戏是一种隐喻:在日朝鲜人永远处于一种“无法赢”的状态,不论庄家(祖国)是谁,他们都在忍耐不公的际遇,也包括“历史”对他们的不公。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朝鲜离散群体那样,各自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维系着与故乡以及群体之间的联系。“在美”“在日”“朝鲜族”“高丽人”群体,又在各自定居的国度,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在诸多领域成为引领者。从这个视角出发,二十世纪到当代的朝鲜移民群体研究,天然具备一种全球史意义。《弹子球游戏》全剧以韩语、日语和英语对话,恰好是这种跨越语言边界的全球性的生动体现。当然,因为原著中没有涉及朝鲜族或高丽人群体,所以这种全球性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美国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图景。即便如此,它的跨语际实践,仍值得赞扬。也因此,它所收获的关注、讨论与喜爱,超越了美国或者韩国。

而在历史实践中,朝鲜移民群体所跨越的,不但是语言边界,更是国族的边界——既是实体意义的,也是各种社会意义的。近现代的边界与国族,从来是相互塑成的。国家虽然主导了划界,但在边界因为被流动弥散的人群所跨越,因而需要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新的空间观念,也由此形成。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朝鲜边民越境开垦吉林边地,本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恰恰因为越境的朝鲜人或主动或被动纳入到新的国家之中,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才得以实现、丰富了自身。

主流的边界研究,会强调国界对于社会和家庭的分割及连接作用。但是从微观视角审视,有些时候,家庭、个人也在不断定义着国家边界的意义。比如中国朝鲜族群体,他们选择跨过还是不跨过边界,其实也塑造了中朝边界的某种社会性。个人、家庭、家族,在面对边界的时候,不是全然被动无助的,他们也有自己强烈的主观选择。人在边界面前的能动性,使得同样一条边界,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人物面前,呈现了更为复杂、灵活、多变的样貌。分割与连接,可以是由人的主动性塑造的。如果把对移民群体的认知,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个人和家庭的层面,就可发现:日常生活中,有活的历史,那常常是档案资料或者官方文献中不太会记录的“人间”场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琐事、细节,构成人类记忆网络中最深挚,也最生动的节点。就好像《弹子球游戏》中顺子来到火车站叫卖泡菜。

看到电视剧结尾的这一场景,我立刻联想到在沈阳的朝鲜族社区做田野调查时,看到的热闹非凡的朝鲜小菜市场,了解到的各色人物的经历。仍然健在的老一辈朝鲜族,很多人还记得自己或者长辈是乘坐火车,从朝鲜半岛来到东北的。城市朝鲜族社区的形成,与火车站相关——比如沈阳的西塔朝鲜族社区,就毗邻当年南满铁路奉天驿,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南站。这是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后来便逐渐积聚起一个小移民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后更扩大为城内最大的朝鲜族社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朝鲜族开始个体经营,他们和顺子一样,推着堆满朝鲜泡菜的小车,到他们当年落脚的车站附近叫卖。泡菜寄托了这些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未来的冀望。

和《阿里郎》、尚帽舞一样,泡菜大概早已成为朝鲜文化的全球性标记。在美国教书时,一位韩国学生告诉我,他每个月都要父母从韩国寄泡菜过来。他们这批小留学生,很少买本地韩国超市里卖的泡菜,因为吃不惯。似乎每个人,都只认自己妈妈做的味道。当时听到这个事,惊讶之余又觉得新鲜。

在沈阳西塔社区,当地最早的几幢民用住宅楼,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起来的。人们管它叫“平壤楼”,或是“平安楼”。据说那是市政府为了照顾朝鲜族同胞,仿照当时平壤的楼房样式建造的新式居民住宅。楼房三面围起,每家进门就有炕,完全按照朝鲜族生活习惯设计。最重要的,还有储存白菜的地窖。一到冬天,朝鲜族居民全家出动,买白菜,然后腌制泡菜。一个五口之家,一冬天要做两千多斤大白菜。长辈写下配料,儿孙们负责采买,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大量的辣椒、蒜、酒和白糖。虽然配料大致相似,但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味道也不太一样。那段日子,人手多的家庭最让人羡慕,干起活来又快又好,邻里之间也会互相帮忙,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泡菜腌制在大缸中,放入地窖。

很可惜,随着城市的扩建改造,这些烙有社会主义时代印记的老住宅已然不存,连图像资料都难以找到。我只能凭借访谈记录,想象那样的场景:男女老幼围在装满白菜的盆和缸子边忙碌,把红红的辣椒面抹在白色的菜叶子上,鲜艳又明亮。整个楼道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大蒜、辣椒和其他香料的味道。相同的忙碌在春天会再来一次,那时候冬储的泡菜吃完,各家各户都要赶紧把储菜的大缸拿出来清洗,否则味道就会很难散发干净。听老人们说,如果闻到谁家的缸有味儿,就说明那家人懒惰。这样的故事很微小,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它是中国城市朝鲜族重要的集体记忆,也深刻影响着朝鲜族身份的形成。

西塔位于今天沈阳市的核心地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娱乐消费区。但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侧面,隐藏着一条小巷,是所有朝鲜族,也包括汉族,都会去采买泡菜的地方。我每次去做田野调查,都会流连于此,这条拥挤的巷子里,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小吃和作料,有打糕、酱菜、花生,也有现磨的辣椒面、自制的米酒,以及冷面。巷子中永远混杂着泡菜、辣椒、桔梗、米酒……的浓郁的味道。朝鲜族朋友说,现在没时间自己做泡菜了,常常会到这里来买,至少味道比超市的正宗。

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社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活跃的商业氛围,吸引了大量外省朝鲜族、汉族前来寻找机会。也一度有多达数千名的韩国人,以及数量不小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长期居住。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曾着力以“北方小首尔”“韩国城”的品牌打造此社区。但是,它当然不是“韩国城”—这个带着鲜明后冷战和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称呼,抹杀了这个中国朝鲜族空间近百年来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其中,有那么多关于边界、故乡、家庭和邻里的故事,需要认真地讲述。

历史与生活,总是需要被书写才能被记忆。而历史学者们的书写,又总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我们都知道,传统意义的史料中,没有多少是关于普通人的生命,也没有多少记录着个体的生命体验。比如,哪些官方档案中,能有关于泡菜的记忆、意味,和它连接起的跨越边界的联结?我们当然可以使用口述史料—这也是我本人在写作时非常倚重的材料,可是当我们把口述内容转化成历史书写,又面临着很多困难的取舍,比如:什么样的内容才能成为有解释力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沦为琐碎、平淡的个人经验?如何表现这些微观事物的味道、质感,和凝聚在其中的厚重的生活体验?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个人的故事,他如何面对历史碎片化的批评?

在这方面,小说和影视作品,用某种程度的虚构,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真实,既突破了历史书写的樊篱,同时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借鉴,揭示出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弹子球游戏》中表现的离散朝鲜人的历程,就是一部真正打动人心的历史叙事。它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关注了所谓跨边界的边缘群体,而是把连贯的、从殖民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洪流,折射在细微的生活经驗上。泡菜,就是折射这种大时代、大背景的微小的棱镜。我希望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写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在那个时候,也许历史才不会“辜负我们”。

(《柏青哥》,[美]李敏金著,刘勇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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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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